第一章 俄国政党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 政党的概念和西方政党的产生

“党”这一概念源于拉丁文pars一词，原来的含义为“一部分”，后来表示由共同的思想和利益联合起来的人们的有组织的团体。政党是政治性质的组织，代表某个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的利益，联合这些阶级或阶层中最积极的代表人物去实现既定目标。政党是社会中阶级或阶层积极分子的正式组织，多数情况下以进行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权为目的；政党通常具有自己的纲领、章程和其他纲领性文件。纲领阐述政党的目标和任务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章程阐述党的结构、地方组织、中央领导机关和出版机关、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政党”概念和定义问题上最重要的是阶级原则，即每个政党都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代表某个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虽然现在有些政党宣布自己是超阶级的，具有全民性质、全人类性质，但是实际上它们仍然代表某一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

政党这种政治组织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政党的产生需要有相应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是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时期没有政党存在。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强化专制君主制度不仅剥夺被统治阶级的结社自由，也不允许本阶级的成员享有结社的权利。政党是在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在资本主义产生和确立的时代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雇佣劳动制。为建立和发展这种制度，资产阶级要求有平等地剥削劳动力的权利，即所谓的“自由”“平等”。这就要求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教神权制度，实行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这种保证剥削者享有民主的制度，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等机构采取普选的形式，还表现在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阶层和集团都有政党组织通过议会等机构参加国家管理、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主观条件是社会上的先进分子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历史经验表明，一个阶级（阶层、集团）的要求往往并不是由它们的直接代表首先意识到的，而是由其他阶级（阶层、集团）的代表、由那些同自己出身决裂的有教养的人首先意识到的，这就是知识分子。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他们成为党的组织者和领袖。

西方党派和政党组织的出现是同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同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同议会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最早出现的是资产阶级政党，并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如17世纪末英国国会中的辉格党和托利党（19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演变成保守党和自由党）;18世纪在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政党，并于19世纪演变成民主党（1828年）和共和党（1854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有吉伦特派、雅各宾派、斐扬派等。

西方政党活动的主要舞台是议会和市政机关。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争取选票，扩大政治影响，最终争取掌权。为此它们不惜采用各种手段：从提出崇高原则到进行蛊惑宣传，从诚实竞争到直接作弊或诽谤政治对手。各政党之间的尖锐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各阶级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斗争。列宁曾指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虽然这种竞争、斗争让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它最终促进了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社会、政治和民族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西方政党大都是公开活动，其许多机关刊物在本国社会生活中有很大影响。相对而言，政党的数量并不多，党的纪律也不特别严格，纲领和思想原则及内容非常广泛，弹性非常大。政党的面貌也受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即使是西方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面貌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党组织也有很大区别。

二 俄国政党的分类

俄国历史上曾存在许多形形色色的政党，正确地将它们分类是研究这些政党活动和相应时期历史进程的重要条件。一般情况下，研究人员根据政党的社会基础、政治纲领、战略和策略原则对其进行分类。在对政党进行分类时不仅要考虑政党的宗旨和任务，党的社会成分、战略、策略、宗教观，党对当代迫切问题（如土地、财政、工人、民族等问题）的看法，党的政治领导人（领袖）的政治行为动机，还必须考虑到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各政党之间的关系。

列宁和马尔托夫等政治活动家以及俄国许多政党史的研究学者对这个问题都非常重视。由于所依据的原则和标准不同出现了不同的分类法。

列宁认为分类的基础只有一个原则即阶级原则。早在1900年他就写道，确定对待各种政党的态度“只有根据对它们所作的科学分析，即阶级分析才能做到”。1912年他又写道，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指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是向人民解释“左右这个或那个政党的是哪些真正的切身利益，躲在这个或那个招牌下的是社会上哪些阶级”。列宁认为对于俄国政党来说，阶级原则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国内政治斗争乃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阶级原则还意味着客观上必然存在对立的政党、对立的思想和领袖。列宁在《俄国政党的分类尝试》一文中对俄国政党做了如下分类：“（1）黑帮；（2）十月党；（3）立宪民主党；（4）劳动派和（5）社会民主党。”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做了如下划分：觉悟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激进的或激化的小资产阶级（首先是农村小资产阶级）政党、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反动资产阶级政党。七八年后，列宁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和《俄国的政党》两部著作中又重复了这种分类。苏联史学界曾认为，列宁把所有政党分为四类：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地主君主派的。也有人把资产阶级政党分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和反动资产阶级政党。但是严格地讲，列宁没有做过这种划分，这种划分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归纳的。

马尔托夫对政党的分类有所不同，他把俄国政党划分为：反动保守派政党、温和保守派政党、自由民主派政党和革命派政党。他的分类法所依据的是政党对现存国家制度的态度。

苏联和俄罗斯史学界有时也按三个阵营来划分当时俄国的政党：执政党（地主君主派和资产阶级的保守派政党）；自由主义反政府派（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革命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政党。也有人根据合法的程度来划分：公开的、秘密的和半公开的政党。

近年来俄罗斯有些学者认为，阶级原则并不是俄国政党分类的唯一标准，还应该考虑到民族、道德伦理、宗教、地理等因素。政党分类的基础应该是诸因素的综合，每一个因素都起一定的作用。

但是就本书所研究的历史时期而言，尤其是就重点研究的俄国几个全国性政党而言，列宁的阶级原则无疑是科学的、正确的，因为这些政党明显带有阶级烙印，都明显代表某个特定的阶级或阶层。

三 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改革

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关于在俄国废除农奴制的诏书。沙皇政府由于害怕有可能爆发革命，希望通过改革使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列宁曾指出：“2月19日的法令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农奴制的（或封建制的）生产方式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这是一次“由农奴主实行的资产阶级的改革”。

那么改革的资产阶级内容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从前属于地主的农民被宣布为法律上的自由人，从奴隶状态变成有某种权利的人；地主已经不能再支配他们，干涉他们的私生活。农民还获得了一般公民权，可以以法人身份行动：签订合同、起诉、经商、务工、拥有动产和不动产。农民摆脱对地主的依附后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现在开始依附于城乡资本，这就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861年的改革是由国内统治阶级搞的，地主政府进行改革的目的是保存自己阶级的政治经济统治地位和自己的特权。因此“‘伟大改革’是农奴制的改革，而且不可能是别的改革，因为它是由农奴主实行的”。根据《1861年2月19日条例》，农民可通过赎买获得非常有限的土地，同时地主保留了“对从前其拥有的土地的所有权”。由于“解放”了的农民被迫“赎买”土地，赎金往往高出土地实际价格的四五倍。而且农民往往被迫迁到“沙地”上去，而地主得到的都是好的土地。地主的土地像楔子一样插在农民的土地中，从而使名门贵族们更容易盘剥农民。与此同时，农民并没有成为自己份地的所有者，他们购得的全部土地都是农民村社的财产。村社是全部份地的所有者，份地交给农民暂时使用或轮流使用。未经村社同意农民不能支配自己的份地，不能买卖或转让，农民想退出村社是极其困难的。沙皇政府把从封建时代继承下来的土地村社变成了管理改革后的农村的基础之一。统治阶级认为村社能够保证宗法制基础不被破坏，能够保护俄国免遭无家可归的、贫苦的无产者的侵犯。

改革后农民的生活并未得到多少改善，很多人不是没有牧场就是没有草地，不是没有森林就是没有饮马场。农民在“解放”以后也仍然是“卑微的”，仍然是纳税的贱民、平民。地主委派的长官可以对他们任意摆布、横征暴敛、鞭笞、殴打和凌辱。“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民象俄国的农民这样，在‘解放’之后还遭到这样的破产、陷于这样的贫困、受到这样的欺侮和这样的凌辱。”可是农奴制的崩溃震动了俄国全体人民，把他们从几百年的沉睡中唤醒，教会他们自己去寻找出路，自己去为争取完全的自由而斗争。

农奴制崩溃后，俄国封建生产关系逐渐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社会经济结构中发生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政治（国家和法律）制度发生相应的变化。沙皇政府为了保护贵族地主的权利和特权，在被迫在管理、司法、教育等方面进行资产阶级改革时，千方百计地使俄国专制警察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19世纪60～70年代废除农奴制度后，资产阶级改革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下进行的。“谁对‘伟大的解放’宁愿保持缄默而不愿说出愚蠢或虚伪的赞美之词，就判谁服苦役；谁对政府的自由主义赞不绝口，对进步的时代兴高采烈，就让谁来进行改革（对专制制度和对剥削阶级无害的改革）。”

资产阶级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地方自治改革、城市改革、司法改革、军事改革。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俄国的逐步确立，旧的行政管理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势在必行。欧洲所有国家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都伴随着人民参加地方管理。俄国改革前的地方管理是一种等级制地主阶级的和官吏官僚主义的管理。地主管理农民，贵族官吏保护地主对农民的无限统治权。沙皇政府同意实行地方自治和用资产阶级原则，即由民选机构来管理地方经济和政治生活是迫于形势压力。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也是为了在改革过程中尽量维护统治阶级和贵族集团的利益。

1864年1月1日（13日），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关于省和县地方自治机构条例》，开始进行地方自治改革。根据该条例建立由选举产生、拥有有限权力的省和县地方自治机关——地方自治会议及其执行机构即地方自治局。没有乡级地方自治机关，也没有全俄地方自治会议。省和县的地方自治机关每三年选举一次，受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选民分为三组：第一组选民是县里的土地占有者即拥有200俄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和拥有1.5万卢布以上不动产的人士，以及受拥有200俄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和僧侣委托、本身财产资格不足要求的小土地占有者；第二组选民是城市有产者，即年收入6000卢布以上的工商业者以及按城市大小拥有500～2000卢布不动产的人士；第三组选民是村社代表，其中主要是农民，地主、贵族和僧侣有时也以村社代表的身份参加这个选民组。按照这个办法进行选举，最大的资产阶级有1/3的票数（尽管属于这个阶级的居民还不到1%），中等的资产阶级拥有1/3票数（尽管属于这个阶级的居民可能只有10%），而所有其余人口也就是90%的居民总共只有1/3的票数。在县地方自治会议代表中，贵族和官吏几乎占1/2，加上资产阶级就几乎占2/3，而农民则只占1/3多一点。在选举省地方自治会议代表时（已经不是由居民直接选举而是由县地方自治机关选举），事先就保证了资产阶级占多数，而在资产阶级中又是土地占有者占多数。在省地方自治会议里，贵族和官吏已占4/5以上，而农民还不到1/10。在地方自治局里，地主的优势就更大了。从地方自治机关的捐税来看情况更加明朗。19世纪70年代末，在地方自治机关的税收中，每俄亩地主土地的赋税平均为6.2～6.5戈比，而每俄亩农民土地的赋税平均为13.9～14.8戈比；1897年，每俄亩官员土地的赋税为17.3戈比，而农民土地为21.8戈比。地方自治改革也像在农民改革中一样，旧秩序仍然占着上风，地方自治实际上仍旧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贵族自治。

另外一项地方自治改革是根据1870年颁布的《市政自治法规》进行的改革，城市建立杜马和自治局。在城市自治机构中保证富裕的资产阶级有大部分选举权，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完全无权参加选举。城市自治机关只负责解决一些经济问题，如城市规划、卫生保健和部分国民教育问题。市杜马的活动要受官吏的监督。市杜马选出的市长要经省长或内务部部长批准。虽然有种种限制，但地方自治制度还是给居民带来了一些福利，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1864年，沙皇政府进行了司法机关的改革，如建立代表各阶层的法院，确立公开的诉讼程序，法庭受理刑事案件须有陪审员参加，创立律师制度等。在实现资产阶级原则方面，司法改革总体上说是当时各项改革中最彻底的，不过它仍然带有农奴制的烙印。尤其在政治案件方面司法诉讼充满了专横和暴虐现象。

1874年，沙皇政府又进行了军事改革。克里木战争使沙皇政府明白了农奴制国家的军队很难战胜资产阶级国家的军队。军事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以代替旧的募兵制。服役期由25年逐渐缩短为6～7年，采取一些措施革新部队的装备，提高军官的训练水平。

此外，这一时期还进行了国民教育方面的改革。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要求有更多受过教育或识字的人，需要培养工业、农业、商业和国家及地方自治机关方面的专家，因此必须扩大国民教育的基础。但是政府在进行教育改革时是非常谨慎的，它害怕人民觉醒。

19世纪60～70年代资产阶级改革的意义在于，改革促进了俄罗斯国家制度的变化，用列宁的话说“这是俄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道路上迈出的一步”。“总之，60年代的整个‘改革时代’使农民仍旧贫困，受人欺压，愚昧无知，无论在法院还是在管理机关，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地方自治机关，农民都得听从地主-农奴主的摆布。”

四 俄国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及其特点

农奴制的废除和以后进行的资产阶级改革标志着俄国发生了变革。“结果一种社会形式被另一种社会形式所代替——农奴制被资本主义所代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划分仍然存在，还保留着农奴制的各种遗迹和残余，但是阶级划分基本上具有另一种形式。”

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一种进步，它使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摆脱了农奴制社会关系的束缚。在农奴制度废除后的20年时间里，俄国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加快，整个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资本主义在俄国的确立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浅耕犁与连枷、水磨与手工织布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犁与脱粒机、蒸汽磨与蒸汽织布机的俄国。”

废除农奴制后，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但是农业已经面临新的形势。正如列宁写的那样，土地关系“无论在地主的经济中或在农民的经济中，无论在‘村社’以外或以内，都正在按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地域的劳动分工和各部门在农产品生产方面的专业化扩大了国内市场。出现了一批专门的产粮区（中部黑土地区、乌克兰南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奶制品产区（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北部、中部工业省）和经济作物产区（乌克兰、西北地区）等。城市和城市居民的数量在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铁路和水路运输业的发展对扩大农产品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地方农业原料加工工业（酿酒、奶酪制造业等）也在发展。总体上讲，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粮食、经济作物收获产量的提高和播种面积的扩大。1881年，耕地面积比1860年扩大了14%，达到9400万俄亩。据俄国欧洲部分50个省的资料，1864～1866年，谷物和马铃薯的年收获量为2040万吨；1870～1879年，年收获量达到2810万吨。但是大多数粮食仍然留在农村（87%～89%）。从1864年到1882年，农业牲畜的数量增加11%。1861年改革前夕，粮食商品率不到5%，而到19世纪70年代末，粮食商品率已达到11%～13%。

地主经济适应资本主义新形势是经济的必然要求，但是这种适应是逐渐地、缓慢地实现的。其原因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尚未具备。需要有一个由惯于从事雇佣劳动的人们组成的阶级，需要用地主的农具和牲畜代替农民的农具和牲畜；需要把农业象其他各种工商企业那样，而不是象老爷们的事情那样组织起来。所有这些条件只能逐渐形成……不能一下子过渡到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旧的徭役经济制度只不过遭到了破坏，但是还没有彻底消灭。”此外主要的土地和农业用地仍然属于地主，根据《1861年2月19日条例》，地主仍掌握着牧场、森林、草场、饮马场等。农民没有这些土地就无法经营独立的经济，他们不得不向地主租种土地。这就使农民在经济上依附于地主，地主仍然有实行“超经济强制”的可能性。

19世纪60～70年代，大多数黑土省份的地主经济都是依靠所谓的工役制度发展的。所谓“工役制度就是用附近农民的农具和牲畜来耕种土地，其偿付形式并不改变这一制度的实质（不管是计件雇佣制下的货币偿付，对分制下的实物偿付，或是狭义工役制下的土地或各种农业用地偿付）。这一制度乃是徭役经济的直接残余。”

工役制度的推广严重阻碍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1861年改革后，一部分地主已经开始按资本主义制度经营，即“雇佣工人（年工、季节工、日工等等）用私有主的农具和牲畜来耕种土地”。

在实际生活中，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营方式在地主经济中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两种地主经济都比农民经济有更高的生产率和商品率。地主的农作物收获量更大，相当大一部分农作物投向农产品市场。

然而，不管地主采取什么经营方式，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是靠残酷掠夺农民向资本主义过渡。

这条“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并不是所有地主都走得很顺利。一部分人卖掉了自己的土地，1861～1880年，地主共卖出700多万俄亩土地，地主在土地所有者中的比例也由84%下降到77%。

农民经济向资本主义轨道的过渡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农民由于受1861年改革的掠夺，受苛捐杂税的压榨，受地主的残酷剥削，不能迅速适应新形势。农民中发生两极分化，一极是贫农，年复一年地增多；另一极是富农，他们掌握越来越多的土地、牲畜、工具，他们还逐渐成为农民村社中的统治者。这些“破落富农”不满足于只掠夺村社土地，还开始从那些破产的地主手中收买土地。仅20世纪60～70年代，就有500多万俄亩土地成了富农的私有财产。

改革后农民经济的发展充分表明，尽管大多数农民都在村社土地上劳动，但是“村社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和最牢固的基地”。1861年改革并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反而使他们的状况更加恶化。人民群众同时受着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压迫。

但是，总体上说，改革后的农业是发展了。国内国外市场的出现打破了封闭的自然经济性质。土地村社的稳定性被动摇了，农村居民的流动性增大，活动范围拓宽。但是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广泛发展还遇到很多障碍，主要障碍是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专制制度。

与此同时，农村社会两极分化的过程对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农民的分化为国内市场的扩大创造了条件。经济上强大起来的农村资产阶级不仅扩大了对日用品的需求，而且扩大了对农业机械、农村奢侈品和时髦用品的需求。农村贫民则不得不将自己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从事生产农民家庭必需品的副业（纺织粗布、制作毡靴）开始越来越不合算，贫农越来越多地到市场上购买廉价的印花布、靴子和其他用品。中农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货币大量涌入农村，农民家庭预算中的货币部分逐年增多。

农民社会两极分化过程的第二个结果是“农民本身的分化”，出现了劳动力市场，由农村贫民组成了一支工业劳动大军，他们被迫到外乡、到城市、到工厂去挣钱谋生。尽管受到农奴制残余的限制，离开农村的人仍逐年增多，从而使企业主可以获得廉价的劳动力。

资本主义大工业需要资本。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原始积累过程仍在继续。沙皇政府不断掠夺新的土地，向外扩张。借助国家的力量对农民实行剥削，用各种苛捐杂税对他们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压榨并将榨得的钱以政府贷款、官方订货、生产发展奖金的形式转到企业主手里。商业利润不断提高。赎金和土地租金使地主有可能获得大量金钱来过奢侈的生活和从事资本主义生产活动。

为国内工业和铁路建设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筹集资金的信贷制度发展迅速。19世纪70年代初，俄国国内已有39家私人银行、232家信用社和城市银行；1864年，这些金融机构和国家银行的存款（包括固定资本）已达2.78亿卢布；而到1879年，已经超过10亿卢布，亦即增加了2.5倍。国家银行开始吸纳小额储蓄，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从1860年到1880年，国外对俄国股份企业的投资从970万卢布增加到9770万卢布，增加9倍，占全部股份资本的近1/6。英、法、德等国的投资最多。

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一是小商品生产阶段，主要是农民小手工业生产；二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三是工厂（大机器18工业）阶段。列宁曾写道：“许多大厂主与最大的厂主本人曾经是小而又小的手工业者，他们经历了从‘人民生产’到‘资本主义’的一切阶段。也许这一事实，就是各种依次相连的工业形式之间有密切和直接联系的最突出表现之一。萨瓦·莫罗佐夫过去是农奴（1820年赎身），牧人，车夫，织工，手工业织工，他曾步行到莫斯科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包买主；后来成为小作坊主——分活站的主人——厂主。他死于1862年，当时他和他的许多儿子已有两个大工厂。在1890年，属于他的子孙的4个工厂中计有工人39000名，生产额达3500万卢布。”这是俄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形象写照。

工业的布局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业区（顿巴斯、巴库）。

1861年改革后的头几年，由于农奴获得解放，一些使用农奴劳动的部门工业生产有所下降。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大的工厂企业开始迅速增加。1866年，拥有100名以上工人的工厂有644家，1897年达到852家。工场手工业和手工生产在同工厂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并逐渐被大工业吞并。

工业发展的特点是生产集中加强、大工厂数量增加。到1880年，大企业（拥有100名以上的工人）总数增加近1/3，最大企业（拥有1000名以上工人）的数量增加近1倍（从1866年的42个增加到1879年的81个）。1860～1880年，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增长速度比英、法、德等国还高。工业的技术装备表明俄国正在发生工业革命。手工正在被机器所取代；机械、技术和生产工艺不断完善，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1860～1870年代俄国工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在工业发展、生产规模和居民人均产值方面，它还远远落后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特点主要反映在某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如纺织业、制糖业。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最为迅速，如1868年同1861年相比，生铁产量从1950万普特增加到2870万普特，钢产量从1240万普特增加到2120万普特，煤产量从2350万普特增加到21330万普特，石油产量从20万普特增加4040万普特。19世纪60～70年代，机器制造开始发展，机器制造业的产品增加了2倍。

大工厂工业发展的同时，运输业也发展起来，特别是铁路建设和船运事业迅速发展。铁路建设对工业和农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对于扩大和发展国内和国外市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就是说，俄国资本主义已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资本主义俄国的发展使它在经济上日益接近欧洲其他国家，保证了国内的相对稳定和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当然这一切都是为地主和资产阶级服务的。大生产在最主要的工业部门中确立起来。运输业的发展使产品的销售市场不断扩大。俄国在国际市场上向西方供应粮食和原料，向东方供应工业产品。它同欧洲最大国家（德、英、法）和亚洲国家（中国、伊朗等）的经济联系日益巩固和扩大。俄国已经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和工业危机也开始影响俄国，比如，1873年西欧、美国和俄国几乎同时爆发经济危机。

在欧洲国家中，俄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从1860年的7300万增加到1881年的1亿。俄国拥有极丰富的自然资源：肥沃的黑土地、煤炭、铁、石油、森林等。这些都需要投入劳动和资本进行开发。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时间较晚，没有彻底扫除封建主义的残余，这些妨碍了俄国的发展和建设，使俄国在经济上落后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些先进国家来说，沙皇俄国成了一个有利的市场和投资场所。俄国的重工业部门（采煤、冶金、机器制造）逐渐落入外国资本家之手。

俄国经济沿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迫使沙皇政府实行资产阶级经济政策。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关税制度、官方订货、贷款、奖励等）和财政政策（改善货币制度、借债、增加对人民的税收）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沙皇政府的经济政策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国家预算反映了经济矛盾和发展的不稳定性。到1880年代中期，用于弥补赤字的外债达到很大规模，按还债利息算，俄国在欧洲占第2位。俄国在经济上明显地依附于贷款国。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结构亦发生重大变化。拥有土地并掌握国家机构的贵族仍然是统治阶级。相当大一部分贵族在慢慢地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沙皇政府千方百计支持作为自己支柱的贵族阶级，从国库向他们提供贷款，帮助他们保持住在各级机关中的官职，让贵族掌握军队的各级指挥权。

但是改革后的20年时间里，拥有土地的贵族数量在急剧减少，已降到整个贵族阶层的一半左右。工业资产阶级成了俄国资产阶级的骨干，正是他们开始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1861年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并没有获得特权，但是他们获得了劳动力，可以剥削在法律上获得自由但失去财产的从前的农奴。资产阶级用无产阶级群众的血汗为自己创造了大量财富，增强了经济实力。沙皇政府不可能充分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它是一个贵族地主性质的政府。资产阶级只能“通过一群卖身求荣、横行霸道的官吏”影响政府，他们不可能公开发挥政治作用。但是专制政府维护资产阶级的财产利益，是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斗争的靠山。因此资产阶级不可能也不想成为专制制度的反对派，也不想同沙皇政府做斗争。正是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在后来阶级斗争中的作用。

到19世纪80年代初，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形成为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自发行动中锻炼了阶级觉悟，加深了对自己利益与企业主利益相矛盾的理解。但是，由于在沙皇制度下缺乏起码的政治条件，不久前刚刚离开农村的工人群众表现出了农民的局限性，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受到了限制。随着大机器工业的蓬勃发展，农民脱离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过程不断加快，出现了经常性的产业工人阶层。

由于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贫民，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来源。贫困的农民从农村跑到城市谋生，农村为工业提供了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和受过培训的人员。俄国中部各省很久以来就有发达的家庭手工业。纺织工匠、钳工、皮匠等许多人都是祖祖辈辈从事家庭手工业，他们都有一定技能。手工业者对于俄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1861～1879年，仅大企业和铁路部门的无产阶级人数就从70.6万人增加到93万人。废除农奴制以后，俄国一些民族地区也开始出现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工业造就的产业无产阶级同前资本主义形态的雇佣工人和手工业工人有根本区别，他们更团结、更有组织性。俄国无产阶级作为一股社会力量，最坚决、最彻底地参加了民主力量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

农民作为俄国主要劳动居民受着双重压迫——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农奴制残余的压迫，他们的两极分化在发展。农村不断把破产的农民抛向城市，抛向工业部门。经济上受压榨、政治上无权的农民逐渐成长为一股社会抗议力量。因此，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希望通过农民革命实现自己的近期任务。

俄国知识分子的人数也在不断增长，因为国家社会发展要求不断扩大各行业、各部门熟练工作者的人数。1860～1900年，在中等学校学习和毕业的人数达120万人，而在高等学校毕业的只有8.5万人。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出身于统治阶级，但是这一时期反映劳动群众情绪和利益的民主派知识分子人数开始增多，正是他们成为19世纪60～70年代革命运动的主要参与者。

五 自由主义思想的传入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俄国要早。尽管俄国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俄国不可能不受世界形势的影响。早在彼得一世时期，俄国就同西欧开始了频繁的往来。一部分俄国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在同西方交往过程中了解了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同时也认识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和落后性。沙皇政府竭尽全力维护专制政体和农奴制的稳定，使国内不受时代进步思潮的影响。尽管如此，俄国人民反对沙皇、地主阶级的专横并争取解放斗争的光荣传统仍不断发展。19世纪，俄国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等。解放运动推动了俄国的改革并最终导致1861年农奴制的废除。

在这一运动中，俄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两个流派：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主张实行英国式自由主义，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进行缓慢的改革，袭用资产阶级民主制，是拯救俄国的唯一办法。斯拉夫派赞成逐步解放农民，但同时又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他们提出了各个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统一由俄国沙皇政府保护的理论（泛斯拉夫主义）。斯拉夫派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和保守的贵族思想的大杂烩。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所推崇的是个人自由、人人平等、个人财产22不受侵犯和实行立宪民主。这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国家的理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由于俄国专制统治的传统，19世纪初的俄国不具备进行这种变革的阶级。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也与西欧不同，在资产阶级改良的速度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但是由于可以广泛利用外国经验和资本，国家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加快社会经济进步，俄国可以越过以往某些发展阶段，在国家的扶持下发展经济。正因为如此，俄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下子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私有制关系并没有在社会中充分扎下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是在专制国家的保护和控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同专制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国的资本家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他们只有在沙皇政府的保护下才能生存，他们的帝国主义胃口只有依靠专制制度的军事实力才能得到满足，他们是沙皇政府的宠儿，享受各种特权。所以，自由主义在俄国没有合适的土壤和牢固的根基，连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后来也宣称自己是“陛下的反对派”。他们只不过想依靠皇室的保护发展资本主义，对他们来说，最理想的政体是立宪君主制。这种状况决定了自由主义在俄国的命运以及后来俄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俄国政治舞台上的命运。

六 民粹主义与民粹派

俄国专制制度的统治激起了国内解放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专制制度的危机也加速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造的进程。但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资本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建立在私有制、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之上，它并没有解决对立的社会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自己的矛盾和腐朽性逐渐暴露出来。这使俄国先进知识分子非常失望，他们开始探索俄国社会改造的“特殊道路”。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这就是“农民社会主义”的理论，即民粹主义理论。

赫尔岑（1812～1870年）认为，俄国由于村社的存在，可以避免“资产阶级化”的惨剧，有了全体成员一律平等的、实行农民自治的村社，就能保证较为容易地、没有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在1851年写给法国历史学家23米希勒的信中说：“俄国人民的生活直到目前还没有超出村社的范围，他们只承认自己对村社及其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村社以外的一切，在他们（俄国人民）看来都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村社组织虽然被严重地动摇了，但它还是坚持反对政权的干预，村社组织能够顺利地维持到社会主义在欧洲发展起来的时候。这种情况对于俄国是极端重要的……从这一切您可以看到，村社没有被消灭，个人所有制没有粉碎村社所有制，这对俄国该是多么幸运的事。俄国人民置身于一切政治运动之外，置身于欧洲文明之外，这对他们该是多么幸运的事，因为这种文明毫无疑问会破坏掉村社。”赫尔岑认为“人同土地的关系”构成了俄国人民的特点，这一特点使俄国具有完全新的社会基础。由此得出结论：“俄国未来的农夫，会像法国未来的工人一样。”赫尔岑认为，俄国村社并不像斯拉夫派所想的那样是俄国不会发生革命的保证，相反，它是社会主义革命正好应该在俄国开始的证明。

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又发展了关于村社、关于农民社会主义的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已经消失、工人即无产者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成为社会思想家的。他强调指出，在俄国的条件下村社被保留下来，这是发展缓慢的标志、落后的标志（这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胜过赫尔岑观点的地方），但是在一定条件下，村社能够起积极的作用。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不是简单地由村社占有土地，而是要把这种占有同村社生产结合起来，从而使农业和工业融合在一起，这才能够开辟通往社会主义的最好道路。他曾写道：“我们没有经历原始公社和社会主义公社之间的中间时期，我们没有像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有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开始得比其他国家较迟，但却能够远为迅速地通过发展的全程。也可以说，它能够跨越过整个的时期。所以俄国也就可能越过资本主义时期而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时期。”

村社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特殊的尝试，即企望利用历史上已形成的人民生活的组织形式来一方面唤起农民进行革命，另一方面保持住村社内存在的平均主义原则，直到革命后实行新的、社会主义的原则。

这个思想成了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平民知识分子运动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俄国民粹主义的核心内容。民粹主义在当时影响了一大批平民知识分子。赫尔岑在他主办的《钟声》杂志上号召农民进行反抗专制制度的斗争，号召民主派青年开展革命活动。《钟声》杂志还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赫尔岑在向那些因参加学潮而被政府赶出大学的学生发出号召时写道：“你们听……从我们辽阔祖国的四面八方，从顿河和乌拉尔，从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到处都是哀声不断、怨声四起——这是在经过了可怕的令人厌倦的平静之后，孕育着暴风雨的、开始沸腾起来的大海波涛的最初怒吼。到民间去！走向人民！这就是你们这些因信仰科学而被驱逐的人应该去的地方。”在民粹主义思想的鼓舞和号召下，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投身到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

值得指出的是，民粹主义思想家还提出了自己的历史观。彼·拉·拉甫罗夫（1823～1900年）本是军事学院的教授，后来他成了民粹派著名理论家。他提出的历史观不仅影响了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也影响到后来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和策略。拉甫罗夫认为，创造历史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批判地思考的个人”，即知识分子。他认为历史本身毫无意义，赋予历史以意义的是研究历史的人，也就是历史学家本人。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又取决于他抱着什么目的和具有什么样的理想。拉甫罗夫说：“如果一个思想家相信自己的道德理想在目前或未来真正会实现，那么对他说来，为了实现这种理想而酝酿的那些事件就是全部历史的中心。”不言而喻，思想家不可能只限于对历史进行思考，他要努力把自己的理想落实到现实中，去影响历史进程。用拉甫罗夫的话来解释，就是“理想从个人的脑子里产生出来，然后从这个人的脑子传到另一些个人的脑子里去。它由于在质量上提高了这些个人的智力水平和道德水平，在数量上增加了这些个人的数目，因而不断有所发展。当这些个人意识到他们的思想一致并决心一致行动的时候，这理想就成为一股社会力量”。这样说来，创造历史的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那么大多数群众呢？“大多数人注定必须为了别人的利益而从事千篇一律的、令人厌倦的和无休无止的和平工作，没有闲暇来进行思考，因此始终不会发挥自己的巨大力量，来替自己争取到提高文化程度和过真正人的生活的权利。”

这显然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但也不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因为它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民粹主义不是从企业主阶级当中产生的学说，而是从感觉到自己受企业主压迫而不能摆脱企业主思维方式的那个阶级中产生的学说。它是那种“有文化的工头”的世界观、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因此民粹主义在历史上对工人和农民的吸引力并不大。

19世纪70年代中期，巴枯宁主义在民粹派中有很大影响。米·亚·巴枯宁（1814～1876年）原是一个贵族军官，后来走上了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道路。巴枯宁主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无政府主义学说。巴枯宁认为，国家是主要的而且就实质来讲是唯一的敌人，不管它的阶级属性如何。他否定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如同他否定利用现存政治设施一样，他认为这些东西只能给资产阶级带来好处。巴枯宁曾参加过第一国际，他在宣传社会革命口号时尽管也在复述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是他对社会革命的理解距马克思主义非常远。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革命就是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其中包括摧毁压迫者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即劳动人民自己的政权。在巴枯宁看来，革命就等于“全面破坏”和消灭社会制度的一切现存形式，用那些独立而分散的自治单位（团体）的总和来代替社会这个整体。这实际上是一种反动的空想，这是从人类在生产力、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方面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向后倒退。实现巴枯宁的理想不需要有革命先锋队领导的群众的自觉行动。“教导人民吗？这是愚蠢的。人民比我们更清楚他们需要什么。”群众的处境越坏，他们就越有能力和越有决心去消灭剥削制度。因此，在巴枯宁看来，流氓无产阶级即劳动人民中丧失阶级性的那些阶层是最积极的革命力量。

列宁说：“‘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改革后的发展也为在俄国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奠定了社会基础。但是这里的基础不同于西方，这里广大的小生产者是农民，农奴制给他们带来的苦难超过了资本主义。俄国的巴枯宁主义在这种条件下就带有农民革命民主派的色彩。巴枯宁的反国家的宣传听起来就好像是在号召人们消灭那令人痛恨的专制制度即沙皇帝国。政治节制的思想在民粹主义理论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政治”，即在现存制度范围内进行合法活动，遭到民主派青年的公然鄙视。由于所有的民粹派都认为自己最近的目的是进行农民社会主义革命以便同时消灭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所以他们在长时间内并不认为反对政府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有什么独立意义。巴枯宁主义加强了这一倾向，在理论上发展了这一倾向，并使这一倾向同人民经常准备起义的幻想结合在一起。巴枯宁想要青年相信，只要他们到民间去，“把所有农村中的优秀农民联合起来……把蓬勃发展的革命思想、意志和事业在各个村社之间加以沟通，那就足以使农民愤怒的零散爆发汇合成规模巨大的全俄范围的运动”。巴枯宁提出这一具体纲领，给急于干一番事业的青年平民知识分子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并且显然已成了促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因素。虽然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巴枯宁的“轻举妄动”和从事革命冒险的倾向，但是其影响并未彻底根除。尤其在后来的俄国革命进程中，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客观上仍然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19世纪60年代末，俄国民粹派小组遍布于各个大学，不仅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些城市，而且在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甚至在一些边疆区都出现了民粹派小组。他们在“到民间去”的活动中逐渐感觉到，必须把各个小组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于是，1870年诞生了一个民粹派的秘密团体，后来取名为“土地和自由社”。这个团体的纲领要求把全部土地转交给农民，并在那些用自己的劳动耕种土地的人们中间平均分配。纲领的政治理想表述得不够明确。土地自由派和过去一样主张所有村社实行充分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自治。土地自由派认为要在目前实现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想是不可能的，他们开始摆脱巴枯宁主义。

土地自由派在建立能够抵抗专制制度的革命组织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个革命组织的原则是遵守纪律、同志之间互相监督、集中制和秘密活动。他们在各地进行革命工作，企图发动农民起义来反对沙皇政府，他们还出版和传播革命书刊，参加19世纪70年代末彼得堡的一些罢工和游行示威。

由于对农村中的革命运动日益感到失望以及政府迫害的加剧，在“土地和自由社”内部出现分化，一派主张把恐怖活动作为同沙皇政府斗争的主要手段，另一派则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斗争策略。1879年8月，在“政治家”（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等）和“乡下佬”（格·瓦·普列汉诺夫、米·罗·波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等）之间发生了冲突，结果“土地和自由社”分裂成两个独立的组织：“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土地平分派坚持过去“土地和自由社”的纲领和策略并出版了《土地平分》杂志和《种子报》。后来土地平分派的一部分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捷依奇和伊格纳托夫转向马克思主义，于1883年成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民意党人（以热里雅鲍夫等人为首）主张推翻专制制度，该党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要求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民意党人继承民粹主义的传统，依旧认为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主张实行恐怖主义的策略，把暗杀沙皇政府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制度的主要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给予民意党人很高评价。马克思当时还认真阅读过民意党人的纲领。民意党人在解放斗争的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他们的功绩表现在对专制制度发动直接进攻，并为此目的试图把所有革命的和反政府的力量联合起来，利用普遍的不满情绪来打垮主要敌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俄国的情况。马克思曾指出，决定俄国未来的并不是村社，相反，村社本身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它所处的历28史环境”，要看这个环境是贵族资产阶级的俄国，还是革命民主派的俄国，是资产阶级的欧洲，还是社会主义的欧洲。俄国的民粹主义和民粹派是俄国革命斗争史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发展和作用受到了限制。但是他们仍然为推动俄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七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革命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那时，西欧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重要基础。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劳动人民关于公正社会的美好理想第一次获得了真实的内容，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是谴责资本主义社会，却看不到能够成为新生活创造者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不同，他们首先注意去阐明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他们研究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总结了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运动的经验，从而科学地证明：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造了剩余价值学说；在此基础上，他们利用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特征的思想，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共同劳动成果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使日益扩大的生产规模同居民有限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发生冲突，从而导致经济危机。危机使劳动群众的状况更加恶化：失业人数增加、工资下降、小私有者陷于破产。资本主义必然使劳动群众贫困化，但是与此同时，它又产生了自身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这一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和最坚决的反对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其他阶级不同，它丧失了对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任何所有权，它是为消灭剥削制度和社会不平等现象而斗争的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将组织起来，为推翻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

俄国革命民粹派十分敬重马克思，把他看作一位学者和革命家，并读过他的一些著作。但是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俄国现实。只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解放运动的代表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才成熟起来。这一时期，脱离了民粹派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格·瓦·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论家和宣传家。在革命民粹派中，他以对理论的严肃态度而出众。他成了一位公认的民粹主义运动理论家，在“土地和自由社”发生分裂后，他领导了“土地平分社”。他曾因从事革命活动而遭到沙皇当局的追捕，流亡到国外。在国外期间，他有机会认真而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普列汉诺夫与自己的志同道合者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等人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弃了民粹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普列汉诺夫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解了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这就使他能够以新的观点去看待俄国的斗争。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同志们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俄国避免不了资本主义阶段，因此工业无产阶级注定要成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

研究《共产党宣言》是普列汉诺夫思想发展的转折点。他曾写道：“关于我自己，我可以说，学习《共产党宣言》构成了我一生中的一个新时代。我被《宣言》所鼓舞，并立刻决定要把它译成俄文。”马克思曾为《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专门写了一篇序言。

普列汉诺夫等人曾试图说服民意党人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他决定和自己的志同道合者一起创立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劳动解放社”。“劳动解放社”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回俄国。如捷依奇翻译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 1886年，查苏利奇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 1885年，普列汉诺夫翻译了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1892年，他又翻译了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普列汉诺夫用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民粹主义的思想体系，第一次在俄国著作中准确地确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的概念。

如果说普列汉诺夫是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登上社会政治舞台的列宁则是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

列宁（1870～1924年）中学时代就因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秘密小组而被流放。他青年时期曾大量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进步知识分子的作品。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后立刻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变成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不仅研究和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且思考现实存在的迫切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找答案。1889～1893年乌里扬诺夫一家住在萨马拉时，列宁不顾警察的监视，认识了一些地方秘密小组的领导者。列宁曾在这些秘密小组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由于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还没有被翻译成俄文，列宁把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传给大家看。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的政治生活普遍活跃，民粹派也积极起来。这时大多数民粹派已经转到自由主义立场上，走上了同沙皇政府妥协的道路。自由主义民粹派虽然已不再否认俄国存在资本主义的事实，但却认为资本主义是政府用人工培育出来的，是在俄国土地上没有生根的“温室植物”。与此同时，他们企图使旧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适用于已经坚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的经济关系。为了驳斥民粹派的错误理论，论证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研究俄国的经济制度，揭示出各种经济形式，应当把俄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给以完备的说明，应当指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1894年，列宁发表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对民粹派的哲学观点和“民粹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策略、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进行批判。这部著作是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真正宣言。

民粹派观点的基础是主观社会学。他们否认社会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认为历史完全是由“有批判头脑的个人”的意志和愿望决定的。列宁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唯物主义并不否认和贬低个人的作用，因为历史正是由个人的行动、由人民群众这些真正的历史创造者的行动构成的。但是个人的力量不在于同历史必然性背道而驰，而在于根据已经成熟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行动。一个政党只有根据历史必然性并依靠先进阶级来进行活动，才能获得成功。

民粹派断言，既然资本主义闯进了农业，使农民群众遭到破产，那它就在缩小国内市场，消灭自己发展的基础。而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以销售商品的国外市场俄国又不拥有，这表明，资本主义在俄国只有死路一条。列宁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深入地研究了俄国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问题，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使农民遭到破产，而且还使他们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这一过程不是导致市场的缩小，而是促成市场的建立和扩大。自由主义民粹派是从小生产者的立场批评资本主义的，这就使他们看不到农民经济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的轨道。他们想用一切办法保存和永远保存小产生者，这在客观上是想保存资本主义的原始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是同最痛苦最残酷的剥削方法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剥削方法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建立革命组织的最大障碍。

列宁这一时期的著作对革命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在俄国革命中确立马克思主义起了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开始对进步舆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不能不考虑马克思主义日益发展的情况，尤其是工人阶级政党的形成过程比资产阶级快得多的情况。资产阶级思想家竭力想操纵工人运动，想利用马克思主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出现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政治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合法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做论证，在批判民粹派的同时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敏锐地看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认为宣扬“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一些巧妙伪装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列宁指出，在俄国“除了经过工人运动，是不能有别的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但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并不排除为争取民主改革和消灭所有一切农奴制残余而进行坚决的斗争，相反，它要求首先进行这样的斗争。在俄国所有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因为第一，无产阶级受到的政治压迫最厉害……第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列宁当时揭穿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假民主主义，以及它们为了阻挠工人运动而同专制制度相勾结的企图。

列宁不仅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而且积极准备建立无产阶级组织。1895年11月，列宁在彼得堡发起创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由彼得堡约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同年12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其领导核心成员有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1900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在国外创办了《火星报》。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许多文章，阐述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巨大作用。1902年，列宁发表了《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全面论述了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日益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