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一带一路”战略

郑永年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期间提出。“一带”是传统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今天提出来具有不同的时空背景。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一带一路”中国必须搞；第二，中国有能力搞；第三，这个不好搞；第四，中国有信心能搞好。

一 “一带一路”必须搞

“一带一路”战略，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又是世界外部经济失衡的环境要求。

（一）中国的内在需求

“丝绸之路”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机部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中，改革是指对内，开放是指对外。开放，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早期的开放，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引进技术，还是出口钢铁等，20世纪80年代“大进大出”主要是面向发达国家。而现在，需要新形式的开放，因为中国缺乏新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现在是人均GDP为8016美元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提升为高等收入经济体。世界银行根据二战以后100多个国家的情况看，只有十几个国家规避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了高收入国家。

（二）外部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失衡，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为世界做些什么？中国现在的国际环境不好，西方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13亿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的水平，这个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做什么？这个问题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三个世界”，这个是世界上的大工程。这不是经济学，而是国际战略意义的表述。无论是国际的经济战略，还是中国本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必须走“一带一路”。

“两条腿一个圈”。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外交格局基本形成了，可以看作“两条腿一个圈”。第一条腿是和美国，第二条腿是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核心就是周边国家，这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地缘环境非常复杂。美国的地缘环境非常简单，北边是加拿大，南边是墨西哥，它们的经济非常依赖美国。而中国周边几十个国家，如何同它们更好地打交道，对中国而言有困难。这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国际大背景。

二 “一带一路”中国有能力搞

中国有能力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原因有三：一是中国资本过剩，二是中国产能过剩，三是中国技术过关。

美国有三大负担。第一大负担就是美国要做世界警察，是要花钱的。第二就是美国要搞联盟，和日本、菲律宾，都有负担。第三个负担就是民主。中东的“秩序”，例如埃及和伊拉克。但美国建立起来的不是美国想要的民主秩序。以色列政府基本上不相信美国了。美国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要重返亚洲，它以什么样的东西回报亚洲？二战以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是世界最强。但今天的美国除了军事上还是最强大的以外，其他方面都没有。

黎巴嫩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资本走向何处？美国政府没有影响力，资本还是走向自己该去的地方。美国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就是美国政府的TPP，当然中国不用担心。美国还是资本说了算，华尔街是不会听命于白宫的，这一点很明确。马克思认为“国家是资本主义的代理人”，现在跨国公司实际上是全球公司，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以美国没有能力做，欧洲更没有能力做。

（一）资本过剩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最成功的一点，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资本高度短缺的国家，转变为现在资本过剩的国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资本过剩怎么办？肯定要“走出去”。资本“走出去”是根本，政府只是支持力量，起到顺水推舟的作用，资本才是最伟大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也是资本推动的。

（二）产能过剩

中国的产能过剩。国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完备了，东部和中部都建设得差不多了，西部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发展。例如钢铁、水泥，这些过剩的产能去哪里？必须找到出路，这和西方以前一样，过剩的产能需要开辟新的市场，资本需要投资的空间。

（三）技术过关

“一带一路”除了传统的贸易投资以外，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除了像新加坡等少数的富裕国家外，其他都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贫困的国家。东南亚和中亚的国家都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过剩的产能、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技术都是这些国家所需要的。所以亚投行的成立，基础设施的建设，互联互通的建设，西方没钱，欧洲没钱，但中国有钱。中国的银行里有很多钱，但是中国大部分的钱不叫“资本”，叫“现金”。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和日本也在进行，所以人民币的价值不取决于中国本身。如何应对？中国要把庞大的现金，转化为资本“走出去”。中国有能力。

三 “一带一路”不好搞：诸多挑战

这个项目不好做，有很多挑战。三类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表现出不同态度，有支持的（发展中国家），有反对的（既得利益国家），也有持怀疑态度的（如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

（一）反对派

美国、日本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是反对中国的，它们认为中国对既得利益国家造成了威胁。中国改革开放基本上走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请进来”，中国开放国门和外面的世界基本上不冲突，把市场开放给国际资本。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国“讲接轨”，加入WTO。意味着中国改变自身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也不会产生冲突。第三阶段，从21世纪初开始，“走出去”意味着冲突和碰撞，无论是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还是美国及西方国家，“走进去”无疑要与其产生冲突，包括“一带一路”和亚投行。

（二）支持派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反对者，是比较支持中国的，因为它们需要发展，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现在西方的资本也不少，为什么不能去呢？原因就在于西方的政治阻碍了资本的流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有很多限制，例如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宗教等；西方在早期发展的时候从来不附加条件，在发展后期开始设置条件。这是鸡和蛋的关系，没有发展，何谈人权和自由？附加条件的设置使很多资本进入不了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特别希望能获得中国的资本。虽然中国也并不是毫无条件的，但不像西方那样有过分政治化的条件，所以它们非常支持中国。

（三）怀疑派

部分中间国家是抱怀疑态度的。一种是受到美国的压力，像韩国，其经济体与中国非常整合，但它也不好公开表态，因为美国是它的战略同盟。澳大利亚也是受美国的压力。而另一种，像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并不清楚中国的意图，抱有怀疑态度。当然这和中国做的工作不够也有关系，“一带一路”到现在也有一年多了，由于知识储备不足，具体方案也不明确。

这是三个类型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其他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因素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安全问题。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很多考量，现在是决策细节不够。“一带一路”做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很多国家而言是比较麻烦的。同越南协商修建云南到新加坡的高铁，越南质疑途经该国的真实目的。这不是一个经济规划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像菲律宾、越南和中国有领土主权纠纷问题，当中国修建基础设施时，它们会怀疑中国是否对其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包括斯里兰卡也是，科伦坡的港口让新加坡管理没有顾虑，因为新加坡国家小不会对其产生国家安全的问题，印度也不担心，但是中国一接手，情况就不同了。缅甸也是一样，大规模的项目，都用环保不合格来评估，所以建议发展绿色经济。

支持派国家的限制性因素。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欠发达，但是它们的政治比较不复杂。这些发展中国家，寻求不到政治上的支持力量。只有两种力量是国家性的力量，一种是宗教性力量，另一种就是军队。但是宗教力量统治国家没有合法性，所以埃及失败了。对这些国家来说，最有效的统治就是军人领导。泰国也是一样，好多政党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西方的整合力量，但现在也不行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面临分化国家的威胁。也有些发达国家在倡导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但非政府组织比政党更分化，根本找不到哪一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能主导国家的政治。

尽管这些国家经济不发达，政治也不民主，但它们的非政府组织很发达，即使反对党没有公开，实际上也是存在的。既然如此，西方就很容易影响这些国家，包括柬埔寨，洪森是很专制很集权的，但他的反对力量还在。

下一次颜色革命。越南也是一样，越南也是共产党统治，中国方面要借鉴越南的党内民主。下一次亚洲如果要发生颜色革命，是不是就是越南？越南是很麻烦的一个国家，因为它的高层是“四驾马车”：总书记、总理、国会、国家主席。它们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寡头，有些是“亲美国”的，有些是“亲中国”的。越南海外的反对派力量很强，国内反对派力量也强，领导人又不团结。

所以总体上，发展中国家是希望参与“一带一路”的，但真正落实起来也很麻烦。西方制度比较健全，是透明的体制，西方以国家安全为名，不让中国“出去”，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制度化程度非常低，并不透明。

四 有信心，“一带一路”能搞好

即使面临诸多问题，“一带一路”战略还是可以成功的。为什么有信心呢？首先是客观需要。世界是要发展的，发展还是主题，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国家、东南亚国家。新加坡是个富裕国家，但是总感觉很不安全，因为邻国都是贫穷国家。现在只有中国能帮助它们。中国是最强大的金砖国家，其他“四块砖”加起来，也没有中国“这一块砖”重。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中国才能这样做。

（一）自由贸易的“朝贡体系”

对于中国而言，应当探索新型的国际合作道路，中国提出了很多漂亮的口号，例如“睦邻共同体”。中国未来10年、20年会怎么样？中国的未来就要看中国的历史。中国以前比较成功的就是“朝贡体系”，应该给它平反。从梁启超先生开始，对它批评过多。但是“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一个自由贸易体系。英国打开中国大门靠的是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在朝贡经济之下，小国要打开中国的大门是要叩头的。那么大的国家，叩几个头就好了。英国人来了以后，主权国家觉得有失身份，其他国家都没有感觉叩几个头丢脸。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那么短时间内能做好，就是类似“朝贡体系”，是给东盟带来很大好处的。比如新加坡本身富裕起来了，如果邻国不富裕，它就没有安全感。中国要可持续发展的话，“富邻”是很重要的。中国富裕起来，其他国家没富裕，那谁购买中国的商品呢？只有当其他国家也富裕起来，可以大量购买中国的商品，中国才有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中国的文化精神是包容性的，这让中国更加自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非常开放的，中国是主体，“一带一路”可以成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而且要比它做得更好。实际上，“马歇尔计划”对复苏欧洲经济非常重要，没有“马歇尔计划”，西欧经济不会那么快复苏。但它是排他性的，不向东欧国家开放，才形成了后来的美苏冷战。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要做得非常开放，越开放越好。技术上如何安排，又要主导，又要人家来参与，这并不难。因为这是中国所需要的，并且开放还可以降低成本。

（三）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

中国可以向英国学习很多经验。中国改革开放“走出去”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要学习大国的经验，中国这方面大大欠缺，要谦虚，要开放。有些政府主导的资本，不仅仅向国外的企业开放，也要向中国的民营企业开放。中国的民营经济“走出去”非常快，很成规模。所以，政府如何搭台让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走出去”很重要。资本的构成也非常重要。

此外，中国要学习西方失败的教训，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不仅应当把“一带一路”打造成经济项目，更应当使其成为一个国际治理的项目，或者至少是一个区域治理的项目。现在的国际秩序，都是现代西方发展的结果。东亚的秩序，尤其是东南亚的秩序，完全是美国地缘政治延伸的产物，西方的秩序延伸到东亚。随着美国的衰落，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有所下降。中国崛起，影响力大了。

台湾曾探讨过国际空间的问题，欲寻求排除中国之外的国际空间。当今世界哪能找到除中国之外的国际空间呢？到处都有中国。所以台湾的生存发展，一定要看中国的地缘政治。以前台湾看美国，那是冷战的地缘政治延伸的结果。现在中国崛起了，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的一部分。新加坡就很聪明，把中国的国际空间看作自己的国际空间，寻求共赢。在中国，地缘政治的扩张，主要是以资本为前提。首先要考虑中国的区域秩序，甚至国际秩序，这个很重要，不是要实行帝国主义。国家成长起来，自然而然会成为秩序。首先是资本秩序，政治、战略的秩序紧随其后。这不是中国要实行帝国主义，如果自己“走出去”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其他的利益就建立不起来。中国实际上很聪明，并不反对这个秩序，而是加入这个秩序，顺着这个秩序往上爬……中国也不是要从现在的秩序中退出来，还是要和西方交往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会越来越大，同时也不要忽视自己的秩序。

国际关系里面有一个定律，如果不去追求利益，不把国家利益最大化，最后就会受到惩罚。中国要追求这样的道理。在中国，区域秩序做好了，对世界的国际秩序有很大贡献。“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秩序，“另一条腿”对发达国家也会硬起来。

硬力量才是硬道理。李光耀先生说过：这个世界，你不要管别人怎么看，只有你成功了，别人才向你叩头，世界才认可你。某种程度上，硬力量的软用就叫软力量。美国的航空母舰是软力量吗？所以软力量必须建立在硬力量之上。中国已经达到了大量的资本过剩的境况，要“走出去”，要建立资本秩序，国家必须有所作为。

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威胁。中国如果真正对这些国家有威胁，反而就没有威胁了。美国到处去威胁他国，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有威胁吗？中国还是要看看现实主义，为什么国际上不相信中国而相信美国？美国是行动主义导向的，有时候做错事，有时候做正确的事，有时候打胜仗，有时候打败仗，美国是敢说敢做，经过多次“考试”的。而中国却一次“考试”都没参加过，例如与越南的冲突，小冲突没问题。邓小平先生早就指出，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如果中国早30年开发，就什么威胁都没有了。

行动胜于言辞。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一个话语党，光说话不干事，而是应该成为行动党。有时候说得太多而做得太少，即便口号非常漂亮，但实际上找不到内容。随着资本出去了，国家也必须“走出去”。现在的结构有待改善，中国的资本和美国的资本、日本的资本，有什么区别呢？资本就是资本。这就是为什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英国就加入了。道理很简单：对什么都可以生气，但是不要对“钱”生气。只要自己有信心，就是可以做好的。中国总是不自信，钱就用得不好。

建立统一的领导架构。柬埔寨等周边国家认为，日本、韩国比较注重礼节；但是广西、云南（出访）要会见该国总理、部长，对象国很恼火，拿中国的钱，却不领情。所以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应该马上启动，中国的外交角色太多，国防部、外交部、商务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行政级别都差不多，谁也不听谁的，就稀里糊涂地出去了。所以国务院必须有一个领导架构负责“一带一路”计划。美国有一个国际发展署，中国必须由一个国内的领导架构来整合，否则国家利益出去就回不来。

而且中国的资本，一方面，要开拓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在海外赚的钱，如何让中国人民获益呢，这非常重要。尤其是国有企业，其内部很复杂，国企负责人到国外成立自己的公司，赚了钱就放在该公司，亏了钱就放在国有企业。企业“走出去”，要学习国外企业的税收制度，中国的“一带一路”要借鉴经验。

（四）呼吁有“智”的智库

现在智库都还没有超过习总书记的“五通”，都在论证习总书记的“五通”多么高明，但“一带一路”是远远超越“五通”的，是非常复杂的对象。当前的知识储备远远不足，例如，中国研究土耳其的文章只搜到两篇，还是关于19世纪土耳其现代化构成的文章。以前在北大求学，西语系是国家小语种人群，现在完全市场化了，没有人学小语种了，85%的人都研究中美关系，因为觉得有利可图。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那么大的国家，其高校应该培养一些人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习小语种的学生对东南亚了解吗？根本不了解，光靠几个外交官是不够的，好多外交官都是“屁股指挥脑袋”，尤其是中国的外交官，整天在大使馆里不出去。

美国不一样，尽管没有那么多智库，但美国各个大学都在研究小国，美国的企业在研究小国，他们的企业整天到新加坡了解情况。中国的企业刚刚开始，国有企业认为反正是国家的钱，输了就输了，无所谓；民营企业还处在土豪阶段的建设，它也不关心。企业不研究，大学不研究，政府官员不研究，那谁研究？研究非洲的，一辈子去两三次非洲就不错了。英国研究非洲的学者，至少一年有三个月在非洲泡着。

为什么要成立智库？因为中国的政策知识，远远赶不上中国的客观需要。中国30多年的实践发展太快了，制度建设远远跟不上实际的变化。制度建设的前提是知识先跟得上。所以年轻一代不要只盯着欧美大国，以后是亚太的世纪，要从中国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出发，选择以后的出路。知识先行，知行合一，知识是最重要的。目前所学的东西远远达不到现实的要求，现在全中国已有2500多个智库了，但是有“库”没“智”。建个“库”很容易，一百万、两百万马上建一个，但“智”太难了。要让“智”来引导“库”。媒体上都在大肆吹嘘中国智库怎么样，这个很不好。

国际政治是现实的，要了解这个世界。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很大，资本扩张得很厉害，中国现在无论是国家资本还是民间资本都扩张得很厉害，这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