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与中美关系的前景及世界政治的未来
郑永年
近日，中国官方改变了其以往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的消极态度，表现出非常积极的姿态，表示要对TPP作综合评估，对参加TPP的谈判持开放态度。同时，美国方面也似乎改变了以往不明确的态度，表示在一定的前提下欢迎中国加入TPP谈判。如果中国开始TPP谈判，中美两国之间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可以说，中美两国目前这种态度的转变，无论对双方关系还是对整个世界经济局势而言，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
一 TPP并非美国创始
甚至可以说，早期开始的时候，TPP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美国的跨太平洋的贸易集团。但一旦美国加入，TPP就完全变了样，演变成为美国“重返亚洲”的关键一步。而美国的“重返亚洲”显然和中国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东盟（亚细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后，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和东盟关系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中美两国在东盟的平衡局面，开始向有利于中国的态势发展。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和东盟发展关系，并没有任何要排斥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意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和韩国各自在东盟区域和中国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中国、日本和韩国各自和东盟形成了“10 +1”机制。美国在东盟经济影响力的“消退”，主要还是美国本身的因素，而非中国或者其他因素。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国家。这应当说是美国霸权的顶峰，其影响力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当时，除了欧盟，没有任何国家能同美国竞争。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出现了巨大的国际权力空间。而欧盟和美国同属西方阵营，并不构成真正的竞争关系。可惜的是，美国在成为唯一的霸权国之后，其权力缺失制约，开始犯重大的战略错误。美国想“终结历史”，通过把西方式民主自由推广到全世界，从制度上确立美国一霸天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武力开路，发动“海湾战争”，在南欧拓展民主空间。“9·11”恐怖主义事件之后，美国又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全世界范围的反恐战争。
不管怎么说，美国的这种战略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给中国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面临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经济改革和发展上，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一心一意谋发展”。内部经济发展不仅为外资提供了投资机会，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资本开始“走出去”。亚洲尤其是东盟成为中国投资的一个重点。尽管美国在东盟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发展势头很难和中国相比。实际上，冷战之后，美国和东盟之间发展和深化关系缺少实质性的动力。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西方对亚洲经济发展持非常悲观的态度。但十年之后，也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变成了现实。现在，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位居第三，印度正在崛起，东盟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也非常好。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亚洲一直会维持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地位，这就决定了美国的战略西移。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包括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在这两个层面，美国的确摆出了一种要“围堵”中国的姿态。军事上，美国“重返亚洲”针对中国的目标是不言而喻的。除了中国，本区域没有一个国家的军力，可以对美国的军事存在构成任何意义上的挑战，更不用说是威胁了。日本、澳大利亚等是美国的正式盟友，印度是其准盟友。并且，美国为其军事“重返亚洲”论证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围绕着南海的亚洲安全问题。经济层面上，美国显然要通过TPP的高标准，尤其是一些具体的条款（例如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来制约中国。
美国这样做，中国也是这样理解的。从一开始，中国方面的主流判断是：TPP是美国围堵中国的经济手段。TPP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类似冷战期间的战略性贸易。既然TPP被视为要“围堵”中国，很容易理解中国方面对TPP的忧虑，甚至“敌视”。
那为什么中美双方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里既有美国的因素，也有中国的因素。
就美国方面来说，在TPP上，面临着很多问题。第一，因为TPP针对中国，导致其战略意味过重。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任何贸易集团，无论是国际性的还是区域性的，如果缺少了中国，其有效性就会成为大问题。另外，在亚洲区域，经济活动已经区域化，形成了亚洲生产链条。这里已经不存在“中国制造”的问题，一个产品的各个零部件为亚洲各经济体所生产，中国只是最后的组装工厂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意在排斥中国的贸易集团如何发展，又会有什么意义。
第二，因为战略意图过重，如果按照其原先的高标准，TPP实际上很难具有操作性。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差异实在太大，它们如何能够消化加入TPP的代价？就连经济发达的日本，在一些关键领域如农业也是困难重重。所有这些国家加入TPP的动机，主要是其所想象的来自中国的压力或者“威胁”，因此其战略意义远远多于经济意义。
第三，TPP的高标准也意味着其过于理想化。如果实现，TPP将是人类经济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自由贸易集团，很多参与国必然要失去诸多方面的经济主权。所以，如果不考虑中国因素，所有这些经济体都不会（也不能）失去如此多的经济主权。很显然在TPP的谈判中，各个经济体都在力争尽可能多地保护自己的经济主权。
因此，很容易理解，自谈判开始之后，TPP的内容一直在变化。尽管现在还不知道最后的结局如何，截至目前，TPP已经不再是原来设想的TPP了。要从理想转化为可行性，参与TPP谈判的各国必然要做诸多的妥协，这就决定了TPP必然要降低条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态度必然趋向务实。
同时，在此期间，中国方面对TPP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胡锦涛等执政后期，中国对美国提出了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试图走出传统上霸权竞争的大国关系模式，从而保证世界和平。习近平新领导层不仅接过了这一概念，而且一再加以强调，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显得自信心不足，美国及其盟友做什么，都被有关方面视为针对中国的“阴谋”。现在，新领导层决意要改变这种缺少自信的局面，对TPP态度的急剧变化就是这种“自信”的表现形式之一。
再者，经过一段时间，中国也已经意识到，针对TPP，中国是可以沉着应对的，实在没有必要感到惊慌。这主要是因为前面所讨论的，在TPP作为一种理想和最终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或者说，中国意识到，TPP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它不会完全按照美国的计划来实现。说到底，即使TPP最终产生了，也不见得能够实现当初美国所设想的“围堵”中国的目标。所以，中国不用怕。
二 参与TPP才会具有话语权
中国更意识到，正因为TPP是个动态过程，中国可以，也必须积极参与到这个过程去。参与进去了，才不会被孤立，才会具有话语权。经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和加入这个组织后的经验，中国对此应当具备充分的自信心。
实际上，中国变得不怕TPP，其本身也是有底线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高速经济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但如果在今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能够达到中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有望很快超越美国，并且有望成为世界少数几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如果有意愿，中国自己也可以组织自己的贸易集团来抗衡美国的TPP集团。
即使是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TPP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另外一个贸易集团，双方也绝对不会放弃对方的巨大市场，两大经济集团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仍然会继续，甚至会增加。就是说，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那种关系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的新格局。对这一点，中美两国都有深刻的认识。
全球化所产生的经济互相依赖关系是国际和平的重要保障。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各国之间很难再采用冷战时期所使用的“遏制”和“围堵”战略。政治人物因为各种因素会诉诸冷战的方法，但现在已经变化，冷战方法在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中国今天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自从30多年前中国打开自己的大门，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开始，这种大国关系已经在成型了。
很显然，近30多年来的全球化，已经形成了和传统贸易方式全然不同的国际和区域经济秩序。在一战和二战之前，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是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人们所生产的可以称之为“主权产品”，国家间的贸易就是“我生产的产品和你生产的产品之间的交换”。这种贸易对国家间冲突的制约非常有限。但现在的局面是互相依赖，“我生产的产品中有你的利益，你生产的产品中有我的利益”。这种格局意味着国家的经济主权边界已经变得非常模糊，甚至消失。一旦两个互相依赖的经济体之间发生冲突，双方都会成为牺牲品。
如果“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中美两大国和平共处共赢，这种互相依赖关系无疑在促成这样一种共赢关系的实现。对中国来说，这样一种关系是其改革开放、加入现存世界秩序的自然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美国和西方所领导的大多数组织，成为这些组织的一部分，西方难以孤立中国，中国也难以脱离西方。这种关系是参与式的，就是说中美两国都在参与对方的发展。这种关系的形成表明冷战已经不可能。
这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现实。这种现实要求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要放弃冷战思维，根据现实调整两国关系。中美两国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存关系，驱动着两国对TPP态度的变化，也引导着它们今后关系的发展。政治因素不时会影响两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但如果双方不能在经济关系和政治需要上做到平衡，不仅会损害他国的利益，更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利益会引导中美两国做出理性的选择。
三 TPP与世界政治的未来
有关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尤其是美国和日本谈判的任何进展，经常会成为本区域人们关切的问题。
人们一直把TPP作为一种国际贸易和投资形式，一种比世界贸易组织（WTO）更高标准的形式。因此，人们总是算计着加入TPP能够为国家带来多少经济收益，如果被排除在TPP之外，国家又会损失多少经济收益。再者，人们也注意到了TPP所隐含着的地缘政治和战略考量。像越南、马来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被包括在内，而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则处于TPP之外。这里的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的考量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也不难理解，中国不仅要担忧TPP所带来的经济贸易影响，而且更要注意其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
其实，人们可以从更深层次来思考TPP这样的贸易投资形式，会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从非经济的角度来看，TPP是什么？它的实现会对当地社会带来什么影响？跳出简单的投资贸易方式，人们不难发现，形成中的TPP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资本运作方式，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资本运作方式。可以预见，一旦成功运行，TPP意味着一个新型资本帝国的形成。这个资本帝国和现在的资本全球化不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资本帝国，也是超越民族国家、不受民族国家影响或者有能力逃避民族国家影响的资本帝国。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源于西方，自西方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尽管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传统上也有些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但资本从未形成过一个自主的制度。从西方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来看，简单地说，资本已经走过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现在要步入第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统一市场的形成阶段；第二阶段是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阶段；第三阶段则是今天的资本帝国阶段。就资本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来说，在第一阶段，资本依靠政权力量而形成统一的国家市场；在第二阶段，资本依然依靠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扩张；而现在的第三阶段，资本则试图建立自己的帝国，趋向于超越民族国家、脱离民族国家的控制。
在每一个阶段，资本运作方式的变化会深刻影响资本和政治的关系，从而影响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第一阶段，也就是西欧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资本和国家力量互相支持。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就不再存在统一的政治力量。城市国家自下而上产生，而统治城市的则是商人。国王需要扩张其统治地域，而资本需要扩张其市场，两者具有高度一致的目标。资本出钱，帮助国王统一国家，同时也依靠政治力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市场。民族国家统一市场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
在第二阶段，资本在国内市场开始饱和，过剩的资本需要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这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形成。帝国主义强调的往往是资本和商品的输出，和对非西方世界的资源的掠夺和劳动力的剥削。作为帝国主义核心的殖民地主义，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直接统治。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西方自由主义一直相信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但历史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帝国主义往往动用国家的力量，用枪炮打开非西方世界的大门。
随着反殖民地运动的崛起，西方资本对非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开始“文明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最终形成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些国际组织都是西方资本和本国政府协调的产物，意在协调西方资本的行动。这些组织的形成，一方面使西方资本更加有效地扩展到非西方国家，得到更安全的制度性保护；另一方面使资本的行为更加具有软性，即“文明”。很显然，在这个阶段，西方主权国家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资本现在进入第三阶段，主要的特征是去资本“主权国家化”，实现资本本身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形成不受主权国家控制的资本帝国。资本帝国的形成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如同从前的全球化，这波全球化也是资本促进的，主权国家在背后支持。形成这波资本全球化的原因，除了资本逐利的本质之外，至少还有如下一系列因素。
其一是西方大众民主对本国资本的影响。二战之后，随着大众民主化时代的到来，选票决定政治权力，西方福利得到了快速的扩张。福利的扩张表明对资本的高税收，而高税收意味着资本必须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牺牲）和低收益。正如一些观察家早已指出的，通过全球化，资本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
其二是资本通过全球化逃避本国的规制。二战以来，西方普遍形成了规制型政府，对资本的运作进行各种形式的详细规制。对资本的规制也就是节制，有效地限制了资本的运作空间。这导致资本很大的不满。20世纪80年代英国和美国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的核心，就是给企业（资本）“松绑”，即大大减少甚至取消对企业的规制（de-regulation）。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新自由主义减低经济规制是直接关联的。
其三是工业资本主义转型成为金融资本主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资本需要主权空间，具有主权国家边界，但金融资本则没有边界，或者不需要民族国家这个边界。西方金融经济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经济脱离实体经济，本身成为一个自主的经济系统。而包括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内的高技术发展，更强化了金融资本超越主权国家的能力。金融资本也就是今天资本帝国的核心。金融资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要把所有的事物货币化，并且能够在全球内流动。
今天的资本帝国对主权国家和社会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资本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如果把一个社会的权力分成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只有资本是可以流动的，而政治和社会是不可流动的。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它有能力脱离本国政治和社会的控制。从前人们说是跨国企业，但今天的跨国企业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全球企业，独立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控制。很多全球性企业不仅经济规模可以和很多国家的经济规模相比拟，而且也很难说该企业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受哪一个国家控制。例如华尔街是自主的，美国政府很难主导华尔街。华尔街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除了拯救华尔街之外，又做了什么呢？尽管深处危机，但华尔街投资银行总裁仍然享受天价的工资和奖金。很少有政府可以对庞大的资本说什么、做什么，但资本反过来则是可以绑架政府的。
其次，国家政治的“中央化”和“国际化”。政治本来就是地方的，尤其在民主国家。不过，在资本帝国的情况下，国家政治尤其是行政当局的关切越来越“中央”或者“国际”化，即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事情。这是全球化所致。在经济全球化下，政府和资本是一对矛盾。全球化是一个既不可避免也是各国都想加入的进程。因为加入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的进入，和资本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政府如果不能善待资本，资本就会跑掉，而导致国家的发展问题。这使各国政府必须关切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问题，而往往和本国地方政治脱节。这在欧盟内部的表现尤其明显，各成员国往往忽视本国内部的问题，而过度关切欧盟甚至国际问题。
最后，与第二点紧密相关的便是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因为执政党过于注重中央和国际层面的事务，国内的地方事务经常被忽视。这次英国的选举所体现的变化很能说明这个趋势。传统的保守党和工党是整合英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两大支柱，但现在都开始衰落。而政治的地方性质并没有改变，保守党和工党的衰落，导致了两个主张“地方独立”的地方政党崛起，一个是主张苏格兰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政党（苏格兰民族党），另一个是主张英国脱离欧盟的政党（英国独立党）。尽管保守党继续执政，但其国内政治版图的碎片化很难改变。保守党仍然必须履行国内大规模分权、举行脱离欧盟公投的承诺。其他欧洲社会也都有类似的政治情势。希腊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是一个主权国家和一个超主权组织之间的矛盾。
美国的黑人种族问题由来已久，但经济全球化在恶化着这种情况。全球化使美国内部的收入极端不平等，黑人的经济弱势地位凸显。黑人的愤怒表明对整个体制的不信任。实际上，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在扶持资本进行全球化，对国内事务的关切远不如对国际事务的关切。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之后，想进行一项只涉及3000万人的医疗保障改革，却不了了之。和地方政治的脱节，已经使西方政治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这对西方政治产生长远的影响。
在资本的巨大推动下，美国政府在大力推动TPP。TPP如果形成，必然能够为美国的资本带来巨大的利益，但其能够为美国人民带来同样巨大的利益吗？从过去数十年全球化的经验来说，答案几乎是否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激进化成为必然。美国已经取消了政治捐款的限制。从长远来看，现在“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便会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一元一票”的民主。尽管美国社会表面上是多元的，具有多元的媒体，但多元背后都是由资本操纵，普通人除了在不同的资本之间进行选择之外，并无任何权利。有美国政治家早就指出，美国民主是富豪的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在考量TPP这样的贸易投资组织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必须考量其所包含的巨大的社会政治风险，尤其是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治理结构问题，否则，一旦资本帝国掌控一切，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也越来越难以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