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勿吉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东北古代有三大族系，即东胡、秽貊、肃慎，每一族系内在相同或不同时期又包含着若干部族或民族。如东胡族系内有契丹、鲜卑、室韦、蒙古；秽貊族系内有夫余、高句丽、沃沮；肃慎族系内有挹娄、勿吉－靺鞨等。按照传统的观点，同一族系内部各部族或民族彼此之语言、习俗等方面大体相同，而不同族系间则差异很大，界限分明。勿吉属肃慎族系，是该族系肃慎－挹娄一脉相承下来的，与另两系各族当有根本性不同。这样的实例确实有，如《魏书·勿吉传》载，勿吉“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勿吉人与其他族系语言不同，这一点颇符合传统观点。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史料，按照这一理论就很难理解了。如《新唐书·室韦传》载：“其语言，靺鞨也。”《太平寰宇记·室韦传》也载：“造酒、食、言语与靺鞨同。”既然靺鞨与勿吉是同音异译，则靺鞨就是勿吉。肃慎族系的勿吉怎么可能与东胡族系的室韦语言相同呢？况且，上文《魏书·勿吉传》中明确说勿吉人“言语独异”，与包括室韦在内的周边各族语言不同。是《魏书》错了还是《新唐书》、《太平寰宇记》等书错了？还有，《旧唐书·渤海传》称渤海“风俗与高丽及契丹同”。渤海的族属是肃慎族系的靺鞨，也可以说是勿吉，其风俗怎么能与秽貊族系的高句丽，以及东胡族系的契丹相同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勿吉－靺鞨的来源重新进行探讨。

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认为，“靺鞨（勿吉）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若干民族的总称”。中国也有学者认为，“靺鞨（勿吉）的原意是指秽貊的一部，以后才作为东北各部的统称，包括肃慎系在内。事实上，在唐代靺鞨这一泛称下，不仅包括秽貊、肃慎两系，还包括了其他一些族系”。这种观点解释了勿吉文化中为什么包含有其他族系的因素，但完全否定了勿吉的整体性，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笔者认为，三大族系的理论没有错，但族系间并非像过去认为的那样壁垒分明，民族部族间流动交融频繁，长此以往，结果就是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乃至于人种血统诸多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勿吉人的文化中有秽貊和东胡系的东西也就不足为怪了。现代考古学中的人类学方法证明了这一点。

在人类学上，整个东北大体都属于亚洲蒙古人种。亚洲蒙古人种下分东亚、北亚（又称西伯利亚）、东北亚、南亚四个亚种，而东北地区的古代民族都在前三种的范畴之内。人类学家对东北古代人骨材料进行了检测分析，发现分属三大族系的各民族或部族既各有特点，又相互联系。吉林地区的西团山和骚达沟应当是秽貊族系夫余族的早期遗存，其颅面特征为“偏长的中颅型、高颅型以及褊狭的中颅型，高而阔的面部，略宽的鼻型和较小的面部扁平度”，“具有东亚蒙古人种和北亚蒙古人种相结合的特点，而不同于通古斯近代组”。属于东胡族系的契丹族“颅骨上所体现出的短而阔并且有些偏低的颅型，宽阔而扁平的面形等特征与北亚蒙古人种更为接近”。属于肃慎族系的勿吉－靺鞨人“恰好处于西伯利亚和东亚两个人种类型之间的某种‘中介’位置上……古代靺鞨居民之种族成分上应属于西伯利亚人种成分占主导地位，同时又包括了部分东亚人因素的混血类型”。可见，三大族系的每一族系都具有两种以上的人种特征，都是民族融合的产物，而勿吉－靺鞨的这种融合特征更为显著。朱泓认为靺鞨（勿吉）族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是这样的：“早在远古的新石器时代，在后来靺鞨人生活的远东地区辽阔的土地上就居住着一些有东亚人种的高颅型因素的土著部族。后来，随着来自于贝加尔地区、东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上的各个部落的逐渐迁入，为该地区的居民注入了越来越多的低颅的西伯利亚人种成分，在这样的一幅种族大融合的历史背景下便形成了靺鞨人的种族类型。后来，靺鞨人的血缘基因逐渐渗入到远东地区的许多现代民族之中，只是由于各民族历史渊源的不同以及后来新的体质因素的不断加入，所以又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情况”。

文献资料也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了勿吉有多个来源，勿吉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多个其他民族或部族。

首先是秽貊族系的夫余族。勿吉强大起来后，对外发展势力。其一部向南发展，侵入夫余故地粟末水（今松花江上中游）地区，即《魏书·高句丽传》所谓“今夫余为勿吉所逐”。夫余最后在慕容鲜卑、勿吉、高句丽三方的打击下灭亡。其王率领王室迁入高句丽，但百姓还有很多留在了原地，他们与占领该地的勿吉人融合，就形成了勿吉的粟末部。有学者认为，粟末水之“粟末即是秽貊，音近而字异”。所以粟末勿吉（靺鞨）就是秽貊勿吉（靺鞨），恰好反映了勿吉－靺鞨的粟末部是秽貊族系的夫余与肃慎系的勿吉融合而成的实质。中原政权也了解粟末部与夫余有关系，所以隋封内附的粟末部首领突地稽为“夫余侯”。而《旧唐书·地理志》把粟末靺鞨记作涑沫靺鞨和浮渝（即夫余）靺鞨的原因也即此。

其次是沃沮。沃沮属秽貊族系，主要分布在今朝鲜咸镜南北道沿海地区，向北可能延伸到绥芬河中游东宁盆地一带，该地团结文化下层即被认为是沃沮文化。《后汉书》、《三国志》有《沃沮传》，说明汉代到三国时期沃沮的存在。但《魏书》中没有《沃沮传》，说明到南北朝时沃沮已经不存在了，其朝鲜半岛部分无疑为高句丽所占，绥芬河流域部分则明显是为勿吉所占（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将详述），这里的沃沮人当然融合到勿吉中去了。

最后是豆莫娄。豆莫娄又称北夫余，是夫余的一支或是夫余灭亡后遗民北走建立的，《魏书》、《北史》有传，但此后即从史籍中消失，说明它在南北朝到隋时为北扩的勿吉所亡，遗人与勿吉人融合，成了勿吉的黑水部。

在肃慎族系由挹娄向勿吉转化的过程中，鲜卑人的渗入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世纪末到3世纪，一部分鲜卑部落渗入到挹娄地区，二者逐渐融合在了一起。东汉时挹娄只是“好养猪，食其肉，衣其皮”, 未提有马，似乎挹娄人无养马的传统。到晋代则很明确，挹娄“有马不乘”, 这就是部分挹娄人与鲜卑人融合，受到鲜卑人影响的结果。沙弗库诺夫也指出：“远东上述部分地区（挹娄地区）养马业的开端，基本上与鲜卑部落向这里渗透的时间是相吻合的……鲜卑人的扩张具有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住在蒙古、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一些古代部落在民族成分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约从公元二世纪末，古代的通古斯－满洲和蒙古诸部落便泛居在这些地方。”朱泓认为，站在人种学的立场上，“沙弗库诺夫依据文献史料做出的上述分析和推论是令人信服的”。

此外，勿吉与其他周边民族或部族也可能有这样的融合，可能是其他族融入了勿吉，也可能是勿吉融入了其他族。总之，族系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互融合的事经常发生，没有哪一个族系或民族是绝对“纯种”的，勿吉也一样。

清楚了勿吉的多源性，上述不好理解的史料也就可以理解了。勿吉本来就是由肃慎族系内不尽相同的民族或部族构成的，又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或部落联盟，分布在广大地区内的不同的部分融合的对象不同，语言习俗等方面就会有一定的不同。有时这种不同还会比较明显。《魏书》说勿吉“言语独异”，指的只是与北魏政权发生联系，为北魏所知的那部分勿吉人的情况，最多也只是大部分勿吉人的情况，不可能是全部。《新唐书》、《太平寰宇记》关于东胡族系的室韦与靺鞨（勿吉）语言和习俗相同的记载，俄国学者沙弗库诺夫认为应当这样理解：“有一部分室韦人已经很密切地与姆克利人（即勿吉－靺鞨人）混杂在一起，甚至于改变了他们的语言。”这一见解很正确。

勿吉所处的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民族大迁徙、大动荡、大融合时期，整个民族格局改变了。东北也一样，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勿吉的强大与扩张。在这一过程中，勿吉改变了东北民族的旧格局，也通过民族融合改变了自己。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勿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是指肃慎族系中的一个民族或部族，广义的则是指南北朝时期由勿吉之名代称的整个肃慎族系。那么，勿吉的哪一部分是本来称为勿吉的民族或部族，即狭义的勿吉族呢？

《北史》、《通典》等史料载，勿吉有七部：粟末部、伯咄部、安车骨部、拂涅部、号室部、黑水部、白山部，狭义的勿吉必在这七部之中。这就要看哪一部的部名与勿吉相近、相关。张博泉先生认为伯咄、拂涅二部与勿吉有关。“伯咄，即后来莫颉府所在地，在今哈尔滨、五常间。拂涅部即后来拂涅州府所在地，在今依兰附近。莫颉即勿（读如没）吉、靺鞨，而拂涅《金史》作蒲聂，拂、蒲都是m变为f、p的结果，吉、羯转音为涅、聂，是由于n（舌上）与j同位，而互转的结果。他们的名称都是勿吉、靺羯的转音分为二部名。”公元318年，北魏的先世平文皇帝郁律“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我们知道，这一时期的鲜卑人占有了匈奴故地，即今蒙古草原地区，却没有把势力伸入到肃慎族系范围内，可见其所吞之“勿吉以西”皆非肃慎族系民族。那么勿吉就是肃慎族系最西端的民族，与张博泉所推定的哈尔滨、五常间（伯咄）相符（拂涅是否在依兰一带还须进一步探讨，但此时应与伯咄相去不太远），这样看来，伯咄与拂涅二部皆源于指代整个肃慎族系之前的勿吉，即狭义的勿吉。

关于狭义勿吉的来源，魏国忠认为《晋书·肃慎传》所载之“傉鸡”就是勿吉，并考证其来源如下：

关于这个“傉鸡”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著名的古籍《山海经·海外北经》即载：“海外自东北陬至西北陬者，无晵［一］之国，在长股东，为人无晵［（晋人）郭璞云：音启，或作綮。”毕源云：“《说文》无晵字，当为綮，或作启、继皆是……”］；同书《大荒北经》又载：“又有无肠之国，是任姓，无继子，食鱼。”“无继”也即“无启”。尽管《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尚有争议。但《海外》及《大荒》诸经成于战国或战国以前似无疑义，故可断言，无启或无继部在战国以前即已出现。那么，无启或无继在今何地？西汉时的古籍《淮南子·坠形训篇》载：“凡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夭民、肃慎民、白民、沃民……自东北至西北方有……无继民，雒棠武人在西北陬，”尽管《淮南子》同《山海经》所记诸部的方位有悖，但其中“无继民”与“肃慎民”、“白民”相去不远却是可以肯定的，故综合二书记载判断，“无继”之地大体上在汉以前我国东北地区东北边缘的滨海地带，也即后来史书所记载的挹娄人偏东部落的滨海之地，其经济生活的特点是“食鱼”，晋人郭璞为《山海经》“无启条”作注又称：“其人穴居，食土，无男女，死即薶（埋）”（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即以渔猎为生的土著部落，其生活特点是“穴居”、“死即埋之”，也颇与挹娄－勿吉人的“穴居”、“死，立埋之”、“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的习俗一同。故从其地理方位及生产生活方式来看，显与当时的肃慎之地邻近及生产生活特点接近，并与后来的挹娄－勿吉人的习俗大体雷同。因之，可以断言，“傉鸡”一称来自先秦时代的“无启”或“无继”部，当然，这也就是“勿吉”一称之所由来。

至于勿吉一称的含义，早在清末就有了正确的分析，认为出自满语窝集，即森林一词。比如曹廷杰在《艮维窝集、水源合考》中说：“其间有曰窝集者，盖大山老林之名……盖其人散居窝集之中，即以为部落之名也。至古人以此名国，尚不止沃沮一国，如元魏之勿吉国，隋唐之靺鞨国，唐之拂涅部，辽之屋惹国，皆即窝集二字，译写各异，其以老林为窝集，而因以名国，则数千年未有改也。”但是，有俄国学者否认此说，认为系“大河”、“巨水”之意，，作为部名则为大河部落或沿江部落之谓。勿吉确为沿江沿河而居之民，也确为善捕鱼之民，然放宽眼界，综合考量，还应以前说为是，勿吉就是窝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