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与“德国病”

社会福利市场经济自运行以来成绩显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显露出弊端。人们将其概括为五大核心问题，即收入和资产的不平衡、企业集中、“魔力四边形”目标难以完成、经济发展不稳定以及环保问题。而实践却告诉人们，问题远不止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德国经济发展虽有起伏，但大体仍在低增长中徘徊，特别在统一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将此归因于德国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的体制，并称之为“德国病”；欧洲人骂它是“欧洲病夫”，德国的经济学家博德（Thilo Bode）和博尔曼（Stefan Bollmann）也将德国称之为“病夫”，萨拉辛（Thilo Sarrazin）则在其名著中气愤地说：“德国正在自我除名，我们是怎么拿我们的国家来冒险的”, 著名经济学家辛恩（Hans-Werner Sinn）则大声喊道：“德国还有救吗？”之后他又写了一本继续为其辩护的《集市经济，德国：出口冠军还是副班长》。德国确实是病了，得的是“德国病”，还得了“统一病”。严格说来，这一病况直到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上台开始结构改革才有了明显的转机。

这一概念令德国人既感到羞愧，也感到愤慨，但在冷静思考之余，又感到不无道理。

一 “德国病”的症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全境一片废墟。然而只经过了短暂的低谷期，从这片废墟中便升腾起两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德国，于是世人便惊呼这是“金色的年代”、是“银色的年代”、是“经济奇迹”，并以此为据，声称“德国已经找到了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钥匙”。

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联邦德国就经历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1973～1974年石油价格暴涨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经济危机，联邦德国虽然受害不重，却也未能幸免；1979～1982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战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联邦德国亦是伤痕累累，最终导致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领导的社民党政府倒台。可以说联邦德国经济此后虽有起伏，但始终走不出低速增长的怪圈，原因何在？

美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问题出在体制上，出在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的体制上。1776年“国民经济学之父”斯密在《国富论》中深入阐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从而开创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先河。之后，经过200多年的沧海沉浮，从单一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已经派生出四大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即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日本的“政府指导型市场经济”、瑞典的“福利国家市场经济”和德国的“社会福利市场经济”。其中尤以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德国的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之间的争论最大，核心问题是社会福利应在经济发展中占何地位，国家应在经济发展中起何作用。

德国自1871年统一以来，经过不断的完善，逐渐建成了一套令世人为之瞠目的社会福利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艾哈德、缪勒-阿尔马克等人在德国经济学家欧肯领导的弗赖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继承重视社会福利的传统，扬弃美国在此领域的弊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给社会福利以重要地位，决定建立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经过60年的风风雨雨，该体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也暴露出很多问题，特别是从1969年社民党执政以来，社会福利急剧膨胀，严重制约了德国经济的发展，第一、二次石油危机又使德国经济再伤元气。1982年科尔（Helmut Kohl）政府上台后，原本想执行供给导向经济政策，削减高额福利费用，然而由于积重难返，也由于削减福利将影响芸芸众生的切身利益，更由于“德国统一”后东部经济嗷嗷待哺，于是不得不打消改革的初衷。结果是，福利费用有增无减，经济依然只能在低速中徘徊。1993年整个德国包括西部地区竟然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负增长（分别为-1.2%和-1.4%），从而招来了国内外一片更为激烈的批评，但多数人仍然抱住现行的福利体制不放。据统计，1994年67%的德国西部居民和85%的德国东部居民均表示反对触动现有的社会福利体制。

面对这一形势，德国媒体自然不甘寂寞。1997年，在“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之父”艾哈德100周年诞辰的日子，《新闻周刊》便组织力量就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一场民意调查，结果是十分令人悲哀的：这个一向让德国人引以为荣的经济体制，在1994年时尚能获得53%居民的“好感”，而到了1996年这一比例便大幅度下降，仅有40%；相反，对该经济体制不抱“好感”者却从23%升至29%。1990年德国统一时，东部地区的德国人中对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抱有“好感”者高达70%，不抱“好感”者只有5%，而到了1997年，前者下降到24%，后者则上升至41%。更令人悲哀的是，参加调查者认为，即便在10年以后，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也无法改变这一现状，经济形势必然是每况愈下。耐人寻味的倒是，人们普遍认为，10年前市场经济成分同社会福利成分几乎均衡，而在这10年中，前者的比重日益增大，后者的比重则日益减少。半数以上的人认为，10年后前者将明显超过后者。

结论很清楚，“德国病”病在体制上，病在德国实际执行的社会福利市场经济这一体制上。其症状如何？根据笔者的看法，主要表现为“五高、两低、一结构”，即高福利、高劳动成本（Arbeitskosten）、高国债、高税收、高失业、低投资率、低增长和结构问题。

福利的高低主要反映在国家的福利费率上，反映在国家支出的福利费用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从1871年引进福利体制开始到1970年为止的100年时间里，德国的福利费率从1%上升到30%左右。

如此高的福利费主要是用在支付高额工资附加费上。如1996年德国制造业中每个工人的年均劳动成本为86200马克，其中直接工资为47400马克，约占总成本的55%，工资附加费为38800马克，约占总成本的45%，是美国和日本的2.5倍。高额工资附加费必然导致高额的劳动成本。1998年德国每小时的劳动成本为23.03欧元，远远高出其他发达国家。面对如此高额的劳动成本，德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福利费的另一支出大户是养老金。由于人口日益老化和养老金的不断提高，德国面临严重的养老金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当德国提出动态养老金体制时，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平均不到10年，到1993年已上升到16年。同时，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的比例不断降低，而且还将进一步降低。1993年100个在职人员要供养36个退休人员。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Alexander Lewis）的理论，一国的资产状况会极大地影响该国的经济发展。而德国为了支付上述高额福利费用不得不大量举债，从而恶化了自己的资产状况，进而制约了经济的增长。1982年科尔接替施密特任联邦总理时联邦德国的国债（联邦、州和乡镇国债总计）为6000亿马克，到1998年政府更迭时，已上升到15000亿马克，每年需支付的利息为830亿马克，相当于整个税收的1/5，是联邦政府的第二大开支。1990年德国的全部债务（指总债务加上无担保的养老金负债）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3%，而美国仅为151%。

在资本主义世界，政府的财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前面谈到的借债，另一个则是征税、征捐。为了支付高额的福利费，国家不得不一再提高税率，例如1997年德国的税收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3%，德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为56%，企业税最高税率为59%，工商收入的最高税率为47%，公司留成利润的最高税率为43%，其起征税率为25.9%，这在发达国家均排在前列。例如同期美国的税收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7%，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仅为30%，企业税最高税率亦仅为30%（KPMG统计为40%）。高税率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挫伤了企业、个人的生产和投资积极性，迫使纳税大户外迁或将投资转向国外，也使偷税漏税和打黑工盛行。

众所周知，福利和就业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关系。长期以来，德国失业情况十分严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登记的失业人数已经三次越过400万大关。如果加上备用劳力，加上正在接受培训或改行培训的人员，德国的失业人数仍然超过700万，相当于1929～1932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时德国的失业人数。据1996年纽伦堡劳动市场和职业研究所统计，因失业造成的额外负担高达1590亿马克，人均40000马克。导致德国如此高失业率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是高福利。例如，当时德国的每个失业人员一般可以领到相当于本人失业前三个月平均工资67%的失业金或57%的失业救济。他们完全可以依此体面地生活下去，如果再能打点“黑工”，收入甚至不会低于就业时。因此他们并不渴望重新就业。一位经济学家不无感慨地对笔者说：“现在德国政府连雇佣失业者来清扫冬天积雪的本事都没有，大冬天的，谁愿意离开温暖的家，跑到这冰天雪地的世界里来。”

造成高失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工作岗位的过度保障——解聘保护。当年引进这一举措本是为了保护雇员免遭无端的解雇而失业。按照《解聘保护法》的规定，企业只有在下述三种情况下可以解雇职工：职工个人的原因，例如失去了劳动能力；职工的工作态度，例如不愿干活，或不愿好好干活；企业的原因，例如企业某一部门关闭或是倒闭。然而事与愿违，随着工作岗位保护措施日益加强和费用的不断提高，该举措也发生了异化。如今企业要解雇职工，就要花费一大笔解雇费，所以企业宁愿放弃扩大再生产，甚至减产也不愿去冒万一经营不善要解雇职工需支付高额费用的风险。于是就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从1973年到1998年德国就没有再净增过就业岗位。这说明，德国对解雇采取过分保护措施带来的不是失业的减少，而是失业的增多。美国则不同，它在同期创造了40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大大改善了自己的就业状况。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福利体制对私人储蓄、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的影响也很大，因而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很大。正是德国社会福利体制中的高福利、高税率、高成本和高额解聘费恶化了德国国内的投资环境，吓跑了众多的国内外投资者，造成外国资金不内流，本国资金向外流的尴尬局面。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低投资必然带来低增长。对比一下德国从1951年至今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我们就可得出相应的结论。1951年到1957年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不包括柏林和萨尔州。德国的16个州中有6个是双名，本书均采用简称，请见以下对照表）的增长率依次为9.7%、9.3%、8.9%、7.8%、12.1%、7.7%和6.1%。进入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到了90年代则大幅度下降，从1992年至1998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依次为1.9%、-1.0%、2.5%、1.7%、0.8%、1.9%和1.9%。回顾德国福利和增长的全过程，人们看到的是一条令人深思的轨迹：福利费用同增长幅度大体上成反比，福利费用的上升带来的并不是增长的提高，而是增长的下降。

现实是残酷的，尽管不少德国经济学家至今还不愿承认德国经济得过“德国病”，但也不得不长吁短叹地确认：德国经济曾跌入“社会福利国家陷阱”。

建立并发展社会福利保障本是一件大好事，但搞得过急、过多同样也会走向反面。当人们在赞美德国社会福利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在这方面德国在给世界提供了大量宝贵经验的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其沉痛的教训。显然，这一点对于正在进行福利体制改革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德国病”能治愈吗？

“病”和“死”是既有联系又不等同的一组矛盾。在这里谈“德国病”能否治愈同谈资本主义能否“长生不老”是全然不同的两个命题。资本主义由于它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必然是多“病”缠身，而且终究会因病入膏肓而“死亡”，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一生“病”就不能治愈，就注定会因此死亡。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数百年里，它已病过很多场，但大多得到了治愈，而且在近数十年内有了新的发展。讲清这一点既是向真理的回归，也是实事求是研究“德国病”能否治愈的前提。

应该说，德国经济得了病是个不争的事实，大凡具有正常理智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是很容易看清的。但看清是一回事，治疗却是另一回事。从看清到治疗到治愈不仅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路上潜伏着无数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这里涉及的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是芸芸众生赖以维持生计的福利问题，这对“一个党在台上，一个党在台下”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生死抉择”问题，因为只要一触动福利这一敏感问题，就会丢失选民，就会导致执政党倒台。施罗德算是吃了豹子胆，一上台就试图触动这一问题，结果一下子就丢掉了6个州、市的执政大权。如果不是联盟党不争气，自乱阵脚，施罗德早已不可能拥有当时的局面。今天提出这一论点既说明治疗“德国病”的难度，也说明治愈“德国病”的可能。

出路在改革，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出路在“转轨”，就是说，德国不仅东部有体制转轨问题，西部也有体制转轨问题。而“改革”和“转轨”虽说历来都是困难的，但又都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把握其根本的规律，那就是：能否达成社会的共识，包括各主要政党之间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共识。其实，当今德国政坛朝野两党之间对德国面临的问题看法基本类同，应对的措施也是相似的，只是因为党派之别，才相互攻击。但近年来人们已经看到了一种新的动向，即社民党不再像往常那样，一定要寻找“另一种选择”，而是敢于使用联盟党的方案，尽管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联盟党也采取了相应的“边批边放”的做法，与社民党适度相向而行。此外，历届联邦政府也加大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特别是工会和雇主协会之间在解决重大敏感问题上合作的力度，大力提倡“社会进行对话并达成共识的积极性和能力”, 而成立由政界、经济界和工会高层代表组成的“劳动、培训和竞争力联盟”则是一个突出而典型的范例。

能否坚持改革，能否坚持结构改革。从建国到1966年，德国经济合理而高速地运转，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人们几乎感觉不到结构问题的存在。1966～1967年的经济危机虽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却并没有真正让人们警醒。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问题日益严重，20世纪70年代人们已经明显感觉到结构需要改革，但碍于它的全局性和复杂性，历届政府几乎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地走走过场而已，于是结构问题日益严重。在投资消费、产业、金融、区域经济、国际收支、基础设施、教育、人口、所有制、劳动市场、人均收入等结构方面都出现了问题，必须大力进行改革。毋庸讳言，要进行这样的改革或转轨，社会上很快就会出现得益者或部分得益者、失益者或部分失益者。一定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改革初期也要使改革的整体得益者尽量多于改革的整体失益者。人们已经看到联邦政府在决定降低工资附加费的同时，降低起征税率，提高起征税额，提高子女津贴。在降低养老金保险时，则提高生态税来予以支持等。

能否逐步改变德国经济“五高、两低、一结构”的状况，特别是能否削减福利费用，尤其是工资附加费，是德国经济改革的关键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则一定要逐步削减劳动成本，降低税率，减少国债，抑制高失业率，以吸引投资，推动增长。

事情很清楚，联邦政府不仅看到了问题，而且已在着手解决问题，但受到德国现有政治、经济制度和自身矛盾的严重制约，这就要求联邦政府在某些领域必须取得突破。应该说，这一点施罗德政府和默克尔（Angela Merkel）政府至少是部分做到了。

1998年末施罗德上台后德国便开始进行结构改革。施罗德的《2010议程》同默克尔的“整固、改革与投资”三和弦结合，刚柔并济、相得益彰，使德国对内和对外经济都出现了转机，不仅迅速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羁绊，而且成了欧债危机中的中流砥柱。如今，尽管“德国病”的余毒仍远未除净，新难又接踵而至，但人们有理由相信，一旦德国真正实现了1+1等于2甚至大于2的时刻将是德国经济重整雄风之日。

三 如何看待德国的社会福利市场经济？

德国的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是许多德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们四处兜售，百般推崇，说其意义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是德国根本自由制度的核心要素。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德国的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呢？在这里必须要分清它的理论与实践，在实践中又要分清成功与失败。

（一）从理论上来说

它以“秩序自由主义”为指导，强调“秩序加自由”，强调宏观调控，这就限制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它主张“使所有雇员参与生产资料占有”，建立“股东社会”，其矛头直接对准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对准了产品的私人占有制；它强调福利，旨在缓和生产中人剥削人的关系。

因此对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来说，它无疑是一种改革。但它坚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不仅在理论上制造了目标冲突，也最终导致了它在关键改革中的失败。

（二）从实践上来看

它确实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对资本主义做出了一定的改革，因而缓和了社会矛盾，推动了德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经济奇迹。

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制约，这种改革是有限的，关键的改革是失败的，这表现在：德国至今还是一个私有制社会，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雇员的参资比率不到10%，离所谓的“使所有雇员参与生产资料占有”的目标还相距十万八千里；雇员收入的增长远低于雇主；如今认为德国经济关系是公平的德国人只占15%。人们对此不断提出尖锐的批评，强烈要求改变这种状况。

事实说明，不改变私有制，不消灭剥削，经济上的平等、人道是无法达到的，所谓股东社会、福利最佳、共同富裕也只能是空谈。

“以市场经济这一点而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具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如果把私有制的独特性质考虑在内，那么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而社会福利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说共同之处更多，就更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它们都是一种平等、自主、竞争和开放的经济运行方式，也是由国家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但两者之间在理论上也有不同，在实践上区别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