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劳动力迁移决策及其影响效应研究：新迁移经济学视角

第一节 劳动力迁移理论争论与发展

（一）劳动力迁移：乐观还是悲观

近年来，劳动力迁移是否对输出地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成为一个持续不断且很难达成共识的争论（De Haas, 2010）。这一争论大致可分为两种完全相反的理论观点。一种观点是迁移乐观主义（Migration Optimism），也称为平衡增长论（Balanced Growth）。这种观点认为迁移对劳务输出地经济发展有积极效应，可以推动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经济平衡发展。另一种观点是迁移悲观主义（Migration Pessimism），也称为不对称发展论（Asymmetric Development）。这种观点认为迁移对劳务输出地经济发展不仅没有积极作用，而且掠夺了劳务输出地的优质劳动力资源，导致劳务输出地与输入地发展差距被进一步拉开。

迁移乐观主义早期以发展经济学派和新古典主义学派为主，他们的研究主要关注国内城乡移民，认为迁移是实现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一种形式，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部门流入城市工业部门是经济发展进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Lewis, 1954; Ranis and Fei, 1961; Todaro, 1969; Harris and Todaro, 1970）。不过，这些研究并没有考虑迁移对劳务输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而随着国际移民的兴起，移民汇款急速增加，这些汇款在推动收入重新分配、经济发展与减少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作用甚至要强于政府发展项目或者救助项目，这使得劳务输出地政府也开始重新审视移民活动，把移民视为潜在的投资者和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学者也开始关注汇款对劳务输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的研究主要以国际移民为对象，认为国际移民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迁移（或者汇款）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主要工具之一（Alonso, 2011）。这主要体现在：（1）通过移民输出，劳务输出国可以获得一定的汇款收入，这些汇款对劳务输出国收入分配和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影响远强于其他发展方式（Keely and Tran, 1989），而这些硬通货（汇款）对于资本奇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Kapur, 2005）；（2）移民一旦回流，可能给劳务输出地带来大量的创业投资，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Black and Castaldo, 2009）；（3）移民可以带回或者传递在迁移进程中形成的新思维、新知识以及创业理念等，加速现代工业文明在劳务输出地的空间扩散（De Haas, 2010）。

迁移悲观主义以循环累积因果论和结构主义观点为代表，他们认为迁移完全是为劳务输入地提供廉价外来劳动力，而剥夺了劳务输出地的优质劳动力资源，最终必然弱化劳务输出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智力外流（Brain Drain），即迁移会导致不可控制的技能劳动力流失。一般来讲，移民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拥有一定的技能，而且大部分在当地已经获得就业机会，他们大多思维灵活开放且具有创业精神（Zachariah et al., 2001）。这些技能劳动力和专业人才的输出，对劳务输出国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较大（Adams and Richard, 2003; Docquier et al., 2007）。而在城乡迁移方面，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地区，这种劳动力流失（Lost Labor）也会对当地生产产生负效应，甚至会形成严重的农业劳动力短缺，弱化农业生产（Rubenstein, 1992）。更致命的是，迁移者大部分是青壮年劳动力，而这些人是农业技术革新最有力的推动者，一旦流失，农业生产技术更新活动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2）汇款依赖。Lipton（1980）指出，移民家庭90%的汇款被用在日常消费上，而且大部分用在显示地位或者身份的消费品上，如高档宴席、婚礼、葬礼以及奢华住房建设等。Entzinger（1985）也指出，更多的汇款可能被用在炫耀性消费方面，如进口商品等，而没有被投入生产中，这只会加深对迁移的依赖，最终弱化输出地的生产活动。

（二）劳动力迁移理论新发展：新迁移经济学

新迁移经济学（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NELM）的基本观点由Stark（1991）及Stark and Bloom（1985）提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家庭为了克服资金约束或者农业收入不确定性风险而进行的劳动供给联合决策。新迁移经济学主要强调四个方面。

第一，迁移决策不是个体独立做出的最优化决策，而是由更大单元的相关群体“农户或家庭”做出的联合决策。与新古典主义模型不同，新迁移经济学认为个人效用最大化不再是迁移的唯一动因，而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在迁移和非迁移工作之间的配置是为了使家庭风险最小化以及减轻由于各种市场不完善对家庭经济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家庭期望效用最大化（De Haas, 2010; Taylor, 1999）。

第二，迁移的目的是实现家庭风险分担和自我融资。家庭经济行为的目标不仅仅是追求收入最大化，最小化风险或者分散收入风险也是家庭决策的主要组成部分（Stark and Levhari, 1982）。特别是农业生产的高风险属性也使得农户把输出移民看作一种收入来源多元化策略，以分散农业生产风险（Stark and Katz, 1986）。同时，输出移民也可以获得汇款等收入支持，这往往是农户投资新农业生产技术的决定性因素（Taylor and Yunez-Naude, 1999）。

第三，欠发达地区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迁移发生的主导因素。新迁移经济学强调的是市场的不完全性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劳动力市场扭曲诱发迁移。因为在欠发达地区，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不完善甚至基本没有，农户很难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融资和风险分担，他们只能通过一个或者多个家庭成员迁移的方式来实现自我融资和自我保险（Taylor and Wyatt, 1996）。

第四，家庭隐性契约提供了激励约束机制。外出的家庭成员和选择留在家乡的其他家庭成员之间会建立一种隐性契约，即输出家庭承担初期的迁移成本。作为回报，一旦移民在迁移地劳动力市场立足，他们会通过汇款为输出家庭经济活动提供流动性资金（Stark, 1991）。相互的利他行为强化了这种隐性契约，如移民在输入地也会面临失业等，他们也需要来自输出家庭的支持，这将促使他们自发地维护这个隐性契约（Hagen-Zanker, 2008）。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研究假设上，新迁移经济学更强调家庭联合决策和劳务输出地市场的不完全性，这与新古典主义（强调工资差异）、结构主义（强调人力资本流失）明显不同。在研究内容上，新迁移经济学显然也有别于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侧重于探讨迁移影响的宏观效应，而新迁移经济学首次把迁移的决定因素与迁移的影响效应结合起来（Taylor and Fletcher, 2001），更强调从微观家庭视角探讨劳动力迁移对输出家庭经济活动的影响效应，特别是迁移对农户生产、投资等活动的影响，这为进一步分析迁移对劳务输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迁移的政策干预等提供了新的视角（Taylor and Martin,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