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领域的公民互信与组织构成:提升合法性和应责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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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社会领域及其自主性的生成

通过近4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已经不仅是一个在思想意识、经济性质、行政管理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而且是一个私有财产存量巨大、自愿结社成长快速、文化价值多元并存的开放社会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任剑涛:《社会的兴起: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问题》,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我们从经济之外的“社会”范畴来看,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因为行政体系不再直接统治“社会”,“文化领导权”对“社会”的行使也改换了方式,执政党及其各级政府才有各种“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急切努力,试图重建社会自主性不断增长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机制。

对于中国的“社会”变化,很多人表示失望,提出了各种批评,如人文主义失落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论、社会溃败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论,以及各种道德滑坡的批评。但是我们倾向于给予中国的“社会”变化以高度的肯定。我们认为,中国的社会是进步了,而不是退步了;其进步的幅度,我们固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但是只有通过社会科学的宏观理论进行总括,我们才能够对此得到完整的认识。任何社会都有其自身的问题。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具体的社会问题与宏观的社会进步。对于中国的社会,只有在学术上认识了它在宏观历史进程上的位置的前提下谈论它的问题才是合理的。中国的社会进步,是中国改革近40年来最重要的成就,或者说是中国改革近40年来各种成就在“社会”的汇总。

如何在学术上认识并表述中国的“社会”进步,是一个尚在探讨中的议题。一些学者尝试用“公民社会”来概括中国社会已经取得的积极方面高丙中、袁瑞军主编《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公民社会;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正在积极地走向公民社会王名主编《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197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但是,也有一些学者郑杭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或党政干部周本顺:《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之路》,《求是》2011年第10期。反对采用“公民社会”的范畴来给中国社会涂色,而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用“公民社会”来描述中国是不恰当的卜正民、傅尧乐编《国家与社会》,张晓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这些争议既源于作者的不同政治立场,也源于其观察的不同视角。从国家的视角来看,中国的行政权力依然强势,原有的意识形态还是每天出现在官方媒体中,这容易产生一种炫光,从而遮蔽往下发现新生的社会的眼光。但是,若从社会的视角来看,注意到社会中的各种增量现象,我们就能够看到政治(行政力量和意识形态)和经济(营利组织和支持性的体制)力量之外的另一个社会世界。

按照采用社会的总体理论来概括中国的“社会”进步的想法,我们尝试用区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个领域(部门)的理论来评估中国“社会”的状态,我们十分肯定地说,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不懈创新,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晰可辨的社会领域,其自主性已经达到令政治力量和经济部门不得不重视并多少有所尊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