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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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汪晖曾经指出，苏东剧变后的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在人口构成和地域范围上大致保持着20世纪帝国格局的政治共同体”。就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如何理解中国的问题，汪晖提出了“跨体系社会”的概念，并以此作为分析和解释近代以来中国变迁的基本框架。他指出，跨体系社会“是指包含着不同文明、宗教、族群和其他体系的人类共同体，或者说，是指包含着不同文明、族群、宗教、语言和其他体系的社会网络”。由此，汪晖认为，“文明国家”的概念比“民族国家”的概念更能反映当代中国的历史真实和现代状态，而且，以“文明国家”的概念来观照现实，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诸如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琉球问题等的复杂性，并据此找到切实有效的应对方略。无独有偶，张维为在探讨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时，为概括和总结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与中国崛起不同于以往大国崛起的特点，也提出了“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张维为指出，当代中国的崛起之所以是一种“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原因在于“四超”和“四特”，“四超”是指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是指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和独特的经济。汪晖和张维为提出“文明国家”概念的基本立场和学术视角固然存在差异，但“文明国家”的概念的确毫无疑义地反映了中国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状况，也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不同于其他“民族国家”的本质特点。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8；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三联书店，2014；张维为《中国震撼》，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张维为《中国超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其崛起不但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而且对当今世界产生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然而，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但需要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的支撑，而且需要政治、文化、思想等软力量作用的发挥。尤其是，面对21世纪全球化进程加速和“互联网革命”所带来的权力扩散“权力扩散”是国际关系学界不少学者对当前和未来世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概括总结时的用语，意指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的扩散，权力从大国向普通国家、从国家向非国家网络的扩散。这种扩散不但会深刻影响当今的国际政治格局，而且会深刻影响当今世界不同类型文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前途命运。参见〔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洪漫、于卉芹、何卫宁译，新华出版社，2012；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全球趋势2030——变换的世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时事出版社，2013。、信息社会和文化多元，中国迫切需要在保持硬实力稳步增强的同时实现软力量的快速提升，从而一方面树立自身的外部形象、有效纾解中国崛起给外部世界带来的紧张和焦虑，另一方面实现对内部力量的整合和对自身不断崛起这一事实的合理解释，为实现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提供持续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在此过程中，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及其认同显然担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那么，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具有怎样的内在构成？主流文化认同在国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两千多年的文明积淀对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认同有着何种程度的影响？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及其认同？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究，不但充满了因迎接智识挑战而带来的兴奋与快乐，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立足特定的现实基点，并由此出发，在阐释和继承过去的基础上，回应当下的种种关切，进而不断开拓对未来的想象空间。戴茂堂、周海春、江畅等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展现了当前我国社会公众对主流价值文化认同的差异及其矛盾，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主流文化认同危机。参见戴茂堂、周海春、江畅等《我国主流价值文化及其构建调查（调查报告集）》，人民出版社，2014。事实上，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的确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主流文化认同面临着严峻挑战。正是这种客观存在的主流文化认同危机，构成本研究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动力。

进一步的，本书之所以将主流文化认同作为研究的核心，首先是因为自近代以来直到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急剧变化和动荡的过程中，传统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经历了“去主流化”的痛苦历程。而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传统的儒家文化重新在21世纪的中国社会焕发光彩，大有重新占据文化主流地位的趋势。其次，新时期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复兴伴随着中国对现代性持续不懈的追求，其不但无法回避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红色文化的印记，而且始终与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相互缠绕、纠结不清。再次，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固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带来了社会和环境等诸多问题，这一方面引发了对西方现代性模式的文化反思，另一方面也让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缺失及其认同危机得到了具体呈现。最后，中国硬实力的快速增长引发了外部世界的种种猜疑、提防甚至是遏制等反制性反应。作为一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国家，如何向外部世界阐释自己，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进而实现文化的外部崛起也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迫切任务。

因此，要实现中国文化的外部崛起，“要确立一种国际价值，内部的文化崛起是关键。外部文化的崛起只是内部文化崛起的外延而已。内部的核心价值必然要影响到外部世界”。郑永年：《为中国辩护》，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第86页。这就需要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内部整合与自信、自觉。简言之，历时性维度的文化传承和创新与共时性维度的文化反思和建设构成本书的研究基点。也正是从这一研究基点出发，本书试图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内在构成及其基本理念进行分析和阐释，对认同这一关涉主流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行辩证与剖析，从而为作为大国崛起之根本的中国文化的崛起提供一个方向性的想象空间。

二 研究意义

一是有助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国家文化利益的安全。而这种国家文化利益主要是指文化心理、民族精神、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等层面的，能够反映国家个性特点的内容。这些内容是无形的，往往通过文学、艺术、影视、建筑、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和社会行为倾向等有形的载体和方式体现出来。主流文化表现文化心理，体现民族精神，反映价值理念，形塑意识形态。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状况。因此，深化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认识，强化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认同，有助于保护我国的国家文化利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二是有助于锻造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强汲取-高发展”“强汲取-高发展”是许瑶运用发展型国家理论，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经济奇迹背后的独特政治经济关系特质的凝练和总结。尽管许瑶阐释了“强汲取-高发展”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结构性特点，并论证了其合理性，但她也尖锐指出了此种发展方式带来的问题及其不可持续性，基于此，她倡导由“强汲取-高发展”向“中发展-低福利”方向的转型。参见许瑶《中国转型时期的国家形态：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14。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面对新时期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需要激发中国精神、依靠中国力量。中国主流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演绎中国话语，展示中国形象，反映中国精神，彰显中国力量，因此，对中国主流文化的认同能够充分提升中国故事的影响力，扩大中国话语的感召力，增强中国形象的亲和力，推动中国精神的凝练和锻造，实现中国力量的汇聚与迸发，从而充分激发全民族的建设热情和创造活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是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中国对外开放广度、深度的提升和现代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在让中国越来越全面地融入世界的同时，也让世界越来越全面地认识中国。中国究竟向世界展现出何种形象，对世界产生何种影响不但受到充斥世界的“中国制造”的影响，而且越来越取决于这些“中国制造”背后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道德素养等文化力量的作用。构筑中国当代主流文化、强化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认同能够在增强文化自觉的同时，更好地向世界阐释自身，增进文化间的对话和交流，进而推动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和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四是能够推动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当今世界，“更自由的贸易、科技的普及以及媒介遍及全球的触角，已将不同的价值观统统塞进一个共同的公共广场”，“未来的冲突将是媒介造就的全球公共广场上相互博弈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美〕奈森·嘉戴尔斯、迈克·麦德沃：《全球媒体时代的软实力之争》，何明智译，中信出版社，2010，第144页。这种无形的较量主要通过不同文化产品间的竞争体现出来。而文化产业则是这种较量的前沿阵地。一国的文化产业能否发展壮大，固然受文化体制、产业政策、投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但更为根本的因素则是文化产业对本国主流文化的认知、感受、理解和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认同、亲和与灵活巧妙的展现和运用。因此，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阐明和认同，能够避免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过度的“文化泛化”“文化泛化”是指日常生活中事无巨细，都假文化之名的现象，如武术文化、音乐文化、汽车文化、旅游文化、书法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广告文化、服饰文化等，这种事无巨细都冠以文化之名的现象，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文化的彻底泛滥和庸俗化。文化泛化容易导致对文化的表浅理解，造成对文化内涵的忽视和遮蔽，对真正的文化发展和建设具有明显的消极影响。，深化和凝练文化产业的价值内涵，提升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从而推动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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