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如图1-2所示，如果把目光放在2006年之前，则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不再是“中部崛起，河南塌陷”而是河南引领中部地区发展。1999～2006年正是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不断加速拉大的时期，但是河南省在此期间的表现可圈可点，经济增速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平均增速，其人均GDP全国排名也由第20位上升至第16位。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的比较更可说明问题：1999～2006年河南省以人均GDP表示的经济增速分别较湖北高4.64%、较安徽高3.92%、较江西高2.62%、较湖南高2.45%。然而在2006～2014年，河南省年均增速分别较湖北低3.47%、较安徽低2.93%、较湖南低2.72%、较江西低2.02%。为什么2006年之前河南省经济增速显著高于湖北、湖南等四省份，而此后却与上述省份的经济增速差距越拉越大呢？这一问题，早在2010年河南省委、省政府酝酿并组织讨论中原经济区规划如何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时，不少与会专家讨论河南在中部六省中的“塌陷”问题时就提出相应观点，代表性观点有如下几个：①中央以及相关部门对河南省的发展不重视或重视程度不够，具体体现有两点，一是投入少，财政收入支出均位列全国倒数，教育投入特别是高等教育投入更是全国最少，二是周边省份都已有了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唯独河南省没有；②河南的创新性思维不够，一是官员的创新性思维不够，二是企业的创新思维不够；③民营经济发展滞后；④农业比重高，以及农村人口多，城市化水平低等。
由于上述观点多见于新闻报道，人们无从得知形成上述观点的因果逻辑，也不清楚其逻辑的关键假说是否通过了经验检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上述观点成立，我们就难以理解2006年前后河南经济增速与其他省份呈现的巨大反差。笔者试图查阅专业期刊寻求答案，然而并未找到针对2006年前后中部六省经济增速呈现如此反差现象进行研究的文献。省际经济增速差异问题是一个比单纯研究单个省份经济增长更为复杂的问题，很难通过一个或几个因素省份之间的横向对比得出省际差距增大或缩小的结论。毫无疑问，中部各省经济分化的现象在河南学术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对于关注河南省经济发展的学者则需要厘清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
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2006年前后中部各省经济增长绩效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为了进一步厘清该问题，考虑到第二、第三产业影响因素的差异，笔者把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速差距按产业进行分解，并分别考察了1999～2006年与2006～2013年河南省与中部地区工业、第三产业增速差异情况：1999～2006年，河南省工业年均增速较中部地区快4.34%，第三产业增速较中部地区快0.92%; 2006～2013年，河南省工业年均增速较中部地区慢3.12%；河南省第三产业年均增速在此期间较中部地区慢1.13%，较全国慢1.3%（见图1-3）。由此可见，正是2006年前后中部六省工业增速的巨大反差导致了经济增速差距的拉大。同时河南省第三产业增速也较中部地区其他省份放缓，进一步拉大经济增速差距。
图1-3 1999～2006年及2006～2013年中部各省工业及三产年均增速
观察图1-3不难发现，2006～2013年较1999～2006年，湖北、安徽、湖南、江西四省的年均工业增速均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上述四省2006～2013年工业增速较之前分别增长了2.46倍、2.26倍、1.5倍和1.2倍。反观河南省，其工业增速2006年之后较之前有所下降。但如果对比河南省与全国工业增速：河南省工业增速在1999年以来一直高于全国增速，即使2006年之后河南省工业增速较之前有所放缓，也仍然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中部六省工业增速差距的拉大，主要体现为湖北、湖南等四省工业“突然”加速发展导致。2005年以来，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由59.84%下降为50.19%，而中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则分别由17.46%、13.86%上升为21.64%、19.33%。对上述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产业的空间布局在各省份间发生了重新配置，即产业空间重构，而且只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少数省份之间进行；或者可把这种现象理解为：一国内不同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常以集聚—扩散—再集聚的方式进行（梁琦，2005）。但如果把2005年以来中国工业空间格局的变化理解为产业再集聚现象，就难以理解河南省在工业规模远大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的情况下，为何没有成为产业再集聚的中心。毕竟从整体上看，2006年之前河南省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工业规模、第三产业规模都大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而且经济增速也领先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按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的推论，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往往会成为制造业的集聚中心，为何在中国产业空间重构以来，河南省工业增速反而滞后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
本书关注的第二个现象：1999～2006年，河南省第三产业与中部地区增速相当，河南较中部地区略高1个百分点，但2006年之后增速差距开始拉大。众多基于中国数据对第三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三产业发展主要受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江小涓、李辉，2004；顾乃华，2011）。对比中部六省城镇化率，河南省城镇化率的确最低：2014年为45.2%，分别较全国和中部地区城镇化率低9.57个、4.68个百分点。但问题是1999年以来，河南省城镇化速度快于全国和中部地区：1999年河南省城镇化率分别较中国和中部地区低13.02个和6.53个百分点，而且2006年之后，河南省城镇化速度较全国和中部地区进一步提升。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河南省在城镇化速度快于全国和中部地区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增速反而相对滞后了呢？考虑到中国城镇人口的统计范畴既包括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又包括全国近2万个建制镇常住人口的情况，而且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常住人口规模一般在1万人左右，其居住、生产、生活条件与面临的问题更加接近于农村地区（王小鲁，2010）。如果河南省城镇化率的提升主要由小城镇常住人口增长导致，那就不难理解上述情况。而结果却恰恰相反，2005年以来河南省城镇常住人口的增长约50%源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加，而全国整体上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量不及城镇人口增量的23%。
理论上关注和研究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城镇化水平，主要是因为城镇化水平代表着一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集聚程度和规模，越富裕的国家经济集聚程度越高，集聚规模越大。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集聚更易促进分工的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世界银行，2009; Ciccone, 2002; Henderson et al., 2001；范剑勇，2006；陈良文、杨开忠等，2008）。也正是分工水平的不断深化才促进了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当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以第二产业为服务对象，生产性服务的一半以上投入第二产业中（程大中，2008；李江帆、曾国军，2003）。梳理回顾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也不难发现，乡镇企业所创造的生产总值的75%都属于工业企业，只有不足20%源于第三产业活动。此外，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第三产业占全国比重为67.75%，高于其GDP占全国63.87%的比重，远高于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29.54%的比重，也印证了第三产业发展依赖于城市和经济集聚规模。基于上述考虑，本书考察了全国、中部地区以及各省城市经济发展情况。发现自1996年以来，河南省城市经济占全省比重一直在30%左右徘徊，而同期全国以及中部地区城市经济比重都有了大幅度提升，截至2013年全国城市经济比重为63.87%，中部地区（河南省除外）为47.73%。河南省经济活动没有像全国多数省份一样向城市集聚，而主要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区域。显然河南省未向城市集聚的经济空间结构影响了河南省第三产业发展，那么为什么河南省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
本书关注的第三个现象：2004年之后，河南省城镇化速度开始超越全国城镇化速度，河南省与全国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也开始逐渐缩小，而且与全国多数省份不同，河南省城镇人口的增长约50%源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长，但河南省经济活动并未像多数省份一样向城市集聚。无论怎样解读城镇化的内涵与外延都无法改变经济集聚引致人口集聚这一城镇化应有之义。近十年来河南省经济与人口的空间变化似乎与之相“背离”。城市与城市之外其他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造成人口持续向城市流动的主要推力。2004年以来，河南省城市常住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的比重由不足20%上升至2014年的25%。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河南省城市GDP占全省的比重仍然在30%左右，与十年前基本相当。如果未来河南省经济活动仍然不向城市集聚，那么当前河南省大中城市扮演主导角色的城镇模式必将难以为继。未来河南省城镇化将以何种方式推进？政府又应发挥何种作用？
因此，本书针对2006年以来河南省经济增速与湖北、湖南等省份差距不断拉大现象的研究，分解为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一是产业空间重构：2005年中国工业空间重构以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究竟哪些产业在哪些省份发生了空间重构现象，为什么同处中部地区，河南省与其他四省工业增速2006年前后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二是与之类似地，在经济集聚上为何也呈现显著的省别差异：在全国经济活动总体上向城市不断集聚的同时，经济集聚趋势在河南、河北等少数省份却相对较弱，在某些尺度的衡量上甚至止步？为表述方便，笔者将后一问题称为“经济非集聚”问题。此外，本书还将就河南省城镇化、经济结构等与全国多数省份呈现显著差异的问题进行讨论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