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在世界范围内得以迅速扩张，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逐渐凸显。FDI在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着东道国的产业安全。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意义

一 研究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吸引了大量的FDI。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6575家，同比增长11.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813.5亿元（约合1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6.4%。其中，东盟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154家，同比增长5.2%；实际投入外资金额78.6亿美元，同比增长20.6%。欧盟28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772家，同比增长11.9%；实际投入外资金额71.1亿美元，同比增长3.8%。“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2164家，同比增长18.3%；实际投入外资金额84.6亿美元，同比增长23.8%。长江经济带区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1974家，同比增长7.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19.9亿美元，同比下降4.6%。

2015年，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投入外资总额为1186.3亿美元，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94%，同比增长5.4%。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或地区依次为：中国香港（926.7亿美元）、新加坡（69.7亿美元）、中国台湾（44.1亿美元）、韩国（40.4亿美元）、日本（32.1亿美元）、美国（25.9亿美元）、德国（15.6亿美元）、法国（12.2亿美元）、英国（10.8亿美元）和中国澳门（8.9亿美元），具体情况见图1-1。

利用FDI能够弥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缺口，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但是，随着FDI引入金额的逐渐增加，由此带来的产业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如在品牌、市场、技术等方面FDI对中国产业安全的负面影响（祝年贵，2003）；加大了中国调整产业结构的难度，同时对国内企业造成了市场挤占、技术控制等不利影响（黄志勇、王玉宝，2004）；过度的外资涌入在宏观经济安全、产业控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不利于中国的产业安全（袁海霞，2007）。由此可见，FDI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给中国的产业安全也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研究FDI对中国产业安全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二 研究意义

FDI的大量引入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程惠芳，2002），但同时，也可能对中国的产业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本书从两个角度分析了FDI对产业安全的影响，依据评价指标体系，可分为对产业生存环境、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外资控制力以及产业对外依存度的影响；依据产业经济学理论框架，可分为对产业组织安全的影响、对产业结构安全的影响、对产业布局安全的影响和对产业政策安全的影响。此外，本书还综合采用了定性分析、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时间序列分析以及因子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采用多个视角和多种方法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对目前中国产业安全的现状进行较为全面且准确的把握，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另一方面，有助于丰富、深化FDI对产业安全影响的研究内容。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FDI与产业安全的研究，按照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通过案例分析来研究FDI对产业安全的影响；第二类是通过设计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来分析FDI对产业安全的影响；第三类是运用计量方法就FDI对产业安全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按照视角，大多研究以产业经济学理论框架为基准进行分析。

本书主要从评价指标和产业经济学理论框架两个角度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基于产业安全评价指标，梳理了FDI与产业生存环境、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外资控制力以及产业对外依存度之间的关系；基于产业经济学理论框架，梳理了FDI与产业组织安全、产业结构安全、产业布局安全和产业政策安全之间的关系。

一 基于评价指标的FDI与产业安全

（一）FDI与产业生存环境

产业生存环境是产业安全的基础，也是产业安全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产业生存环境主要包括金融环境、劳动要素环境、资源与生态环境及政策环境四个方面（李孟刚，2013；何庆凤、刘德弟，2010；徐洁香，2007）。基于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本部分主要分析FDI与劳动要素环境之间的关系。劳动要素环境主要包括劳动力素质（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工资）两个指标，因此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综述。

在FDI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方面，任志成（2007）在研究FDI促进劳动力技能升级的作用机制时发现FDI促进了中国劳动力技能升级和市场的发育，并且劳动力技能的升级是与FDI的知识技术外溢同步进行的。因此FDI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些研究者的研究也确实证明如此。Ramasamy和Yeung（2010）运用1988～2007年相关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FDI、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发现，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是吸引FDI的主要原因，劳动生产率不是吸引FDI的主要因素。在沿海省份，FDI的流入提高了当地的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Tanna（2009）运用2000～2004年75个国家56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数据研究FDI对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时发现，短期内FDI阻碍了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长期来看却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张前荣（2009）利用1999～2007年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FDI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内资工业部门工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和增长方式的影响时，重点探讨了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表明，FDI能与各地区的贸易、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对内资工业部门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促进内资工业部门产出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辛永容、陈圻和肖俊哲（2009）以1980～2007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FDI等相关数据为基础，对FDI与劳动生产率进行单位根检验、Jonhamson协整分析和因果检验，然后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结果表明FDI与劳动生产率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和协整关系；无论是从长期均衡还是从短期变动来看，FDI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都是正向的，且在长期内，FDI对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有着较为显著的作用。孟亮和宣国良（2005）采用中国纺织行业最新统计数据，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FDI对中国纺织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外资本和中国港澳台资本对中国纺织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均有促进作用，且中国港澳台资本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大于国外资本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并且随着引入资本垄断程度的提高，其对国内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越来越不显著。但总体来说，FDI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纺织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但也有研究表明FDI可能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建初、范方志和周剑（2005）在研究FDI对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时将数据分为三资工业企业数据和全部国有及非国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两组，FDI也分成港澳台资和不包括港澳台资的外资两个部分。所以，共使用了四组数据代入计量方程。四组数据的计量结果中，有三组显示FDI对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负面作用，唯一有正效应的是外资对“三资”企业的影响，但数值很小。这表明FDI的引入对中国产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有微弱的阻碍作用。这可能是因为FDI的投向很有可能是有产业导向的，并且FDI的作用在不同产业中的作用方向不一致，总体考察时会造成互相抵消的结果。

在FDI对工资的影响方面，很多研究认为FDI的增加会提高整体的工资水平，但FDI的流入在不同行业与地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会进一步加大中国现有工资差距过大的问题。宣烨和赵曙东（2005）以经济发达、FDI规模较大的江苏省为样本，采用实证方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FDI的区域分布不均衡是地区间工资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FDI的工资效应主要表现在对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提高上，并且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扩散了FDI的工资效应。毛日昇（2012）利用中国1999～2007年441个四位码工业行业数据，考察FDI对中国内资行业的工资“外溢效应”时，从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以及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供给方式对工资的直接影响和通过影响生产率外溢方式对工资的间接影响两个方面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DI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通过两种方式对中国内资行业工资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孙楚仁、文娟和朱钟棣（2008）利用1994～2003年基于地区层面（中国28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对外资与中国工资差异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开放度是不同地区间工资差异的影响因素，并且随着地区外资数量的增加，外资对地区工资差距的影响也逐渐增强。范言慧、郑建明和李哲（2009）利用2000年各省份的横截面数据，对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中FDI所占比重与该省份内外商投资企业工资与国有企业工资差距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不同的结论。结果表明，2000年，FDI的密集度与各省份的工资差距存在一种倒U形关系，即在吸收FDI较少与较多的省份内，FDI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都比较小；在吸收外资规模居中的省份内，FDI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却比较大。由此进一步提出外资企业与当地国内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在各地区的差异是导致这种倒U形关系出现的重要原因，西部部分地区FDI的低效率和东部部分地区FDI的技术溢出都使内资与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较小，进而使工资差距缩小，并且技术溢出越显著的地区，内资与外资企业间的工资差距也越小。也有研究认为，外资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如许建伟和郭其友（2016）认为，从总体上来看，FDI在拉动经济增长和缓解就业压力方面的效应显著，但对中国的工资效应不显著。

关于外资与内资对工资的影响程度，不同的研究给出了不同的结论。李雪辉和许罗丹（2002）利用1984～2001年中国FDI集中地区的宏观数据，在Feemtra和Hanson的外购理论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FDI通过提高中国外资集中地区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提高了整体的工资水平。但是，由于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市场条件和劳动力市场结构，FDI对不同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也不相同。总体来说，与FDI对工资的影响相比，国内资本对工资的影响相差不大，甚至已经超过FDI对工资的贡献。黄旭平和张明之（2007）运用非平稳面板数据研究FDI对国内工资的影响时，发现FDI、在岗职工数、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和工资水平存在面板协整关系；运用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法的结果表明FDI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对工资产生影响，不同省份的FDI对工资的影响方向也不同；在岗职工人数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对工资的影响比较显著，且国内固定投资与工资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是提升国内工资水平的主要因素。吉缅周（2007）利用广东、广西两省份2001～2004年制造业27个子行业的数据对FDI进入与当地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发现外资公司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上升不但会提高该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而且影响程度与当地的技术吸收、转化能力呈正相关关系。研究还发现资本数量对工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取决于资本数量增加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此外，研究并没有发现外国资本数量和本国资本数量对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异。

但是，依照同样的研究方法，产业的选取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王燕飞和曾国平（2006）运用Jonhamson协整分析的方法研究FDI与就业结构变动的关系时发现，FDI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是不同的，FDI促进了第二产业就业，促进了就业人口非农化，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但FDI对第三产业的影响非常有限，不利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和升级。李夏玲（2013）通过将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划分的15个服务行业进行归类，用灰色关联方法分析三类服务行业利用FDI与江苏省服务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时发现，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利用FDI与江苏省服务业发展的关联度较大，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利用FDI与江苏省服务业发展的关联度不大，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利用FDI与江苏省服务业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关联。龚晓莺和甘梅霞（2007）运用投入产出法就FDI对中国十类工业行业就业的诱发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引进资金密集型产业的FDI会扩大就业，但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FDI并不一定是扩大就业的最优决策，相反可能会使外资企业资本、技术优势的外溢效应得不到充分利用，不能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蔡宏波、刘杜若和张明志（2015）发现外资显著提高了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对非技能劳动力的影响不显著；外资显著提升了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对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影响不显著。

（二）FDI与产业国际竞争力

国外关于FDI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合作出版的《国际竞争力报告》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其设计的国际竞争力评价的原则、方法以及指标体系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肯定。Rugman和Waverman（1991）通过选取加拿大1974～1990年的国际直接投资（包括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建立了一个由国家优势和企业特别优势组成的模型，经过实证分析得出了加拿大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形成主要得益于美国、西欧以及日本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结论，在理论层面把波特的国家“钻石模型”上升到了国际层面。

国内关于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始于1989年原国家体改委与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开展的合作研究，于1996年出版了《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最早从产业层次上研究国际竞争力的是金培（1997），其提出国际竞争力的实现指标及因素指标对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后裴长洪（1998）对产业竞争力来源、分析方法进行了探讨，从分工体系、产业成长、国际市场机会的获得等方面，考察了FDI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杨丹辉（2004）对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及其竞争策略和市场行为的新趋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就FDI对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进行更为具体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FDI对东道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吕政（2005）认为，总体而言，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一个相当复杂、不断深化的过程。部分研究持积极态度，如杨亚琴（2001）从利用外资推动上海传统工业改造、利用外资加速上海高科技产业发展、利用外资促进上海工业企业制度变革三个层面实证分析了利用外资对上海工业竞争力提升的积极效应；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叶耀明和戚列静（2002）认为FDI增强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改善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张慧（2014）认为包括服务业FDI在内的诸多因素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部分研究持比较消极的态度，如蒋瑛和谭新生（2004）研究发现，虽然FDI对发展中国家的外贸竞争力具有正面效应，但是中国吸引的FDI并未使中国的外贸竞争力得以真正提高，建议中国利用FDI和外贸发展应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王洪庆（2005）利用2001年、2002年、2003年中国工业行业的数据，采用加权回归的方法，检验了FDI影响中国外贸竞争力的机制，结果表明，这一机制源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活动、研发活动和与内资企业的竞争；张娟和刘钻石（2009）基于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中国外贸竞争力、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实际汇率的月度数据，实证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中国外贸竞争力、FDI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三者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但是，中国的引资政策和汇率形成机制未能有效提高外贸竞争力，中国外贸竞争力并不影响实际利用外资的水平；曾琳琳（2011）通过研究中国FDI的流向，认为中国FDI主要流向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这不仅没有改善其贸易条件，而且通过各种途径使这些部门的贸易条件恶化；张倩、竺杏月和张华（2015）认为FDI的相对规模和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之间具有较为显著且长期的均衡关系，吸收外资必须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才能产生正面影响，否则就会带来负面影响。

（三）FDI与产业外资控制力

产业外资控制力是指外资对东道国产业的控制能力及对东道国产业控制力的削弱能力和由此影响产业安全的程度，其实质是外资产业控制力和东道国产业控制力两种力量的对决能力（李孟刚，2006）。这主要表现在FDI对东道国产业的市场控制、股权控制、技术控制、品牌控制、经营决策权控制等方面。景玉琴（2006）从直接投资领域和进口领域分析了FDI对中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在直接投资领域，外商通过技术控制、品牌控制、股权控制甚至并购等手段影响中国产业安全，使民族产业很难获得发展的空间；在进口领域，外商主要通过培育战略产业、扩大成熟产业的市场占有率以及打击新型的产业等方式影响中国产业安全。曹秋菊（2010）在阐述FDI影响中国产业安全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从FDI对行业和市场的控制、FDI对品牌的控制、FDI对技术的控制及外商投向导致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加剧几个方面论述FDI对中国产业安全的负面影响并给出了增强产业安全的相应对策。卜伟（2011）使用了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及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阐述了中国产业外资控制现状及中国产业外资控制的内部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维护中国产业安全的对策。

大量研究针对的是一些具体产业的外资控制力。卜伟（2011）利用1998～2008年的相关统计数据，选取外资市场控制率、外资股权控制率、外资技术控制率和主要企业受外资控制率4个指标，从产业控制力角度考察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安全问题。刘兵权和王耀中（2010）发现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互动关系，他们通过构造一个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数理模型，发现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与高端制造业发展是正相关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能够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所以，他们基于这种发现建议中国进一步放开服务业，加强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刘兵权、王耀中和文凤华（2011）又以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与高端制造业发展两个变量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在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国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可以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但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并不是一直保持这种与高端制造业的正相关，达到一定数量后，其对高端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同时，他们的分析指出中国目前在利用外资方面的产业安全意识不强，政府相关部门要提高产业安全意识，正确处理开放、发展与产业安全之间的关系。尹华和刘琴琴（2011）探讨了FDI的进入对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比1998年至2008年各年统计数据，利用FDI对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相关产业状况和竞争状况产生影响的理论进行分析，发现内资研发投入、内资的产业集中度、外资资本投入、国内对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需求量、中国半导体硅单晶生产额和外资企业销售量占产业销售总量这六个因素对中国该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很大影响。赵振全和王天骄（2011）通过分析汽车产业FDI与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了外资对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方面的正负影响。文章分别选取1992～2007年中国汽车产业的国内专利授权数量（PT）和汽车产业外资投资额（FDI）作为中国汽车自主创新能力指标和外资投入指标。对中国汽车产业中FDI与自主创新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承认FDI对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具有积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促进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措施。王清（2011）从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投资领域分析外资对中国汽车行业的影响；李泳（2016）发现，FDI对中国农业控制力与农业FDI企业平均规模、全要素生产率和贸易条件之间存在稳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弱化外资控制力需要着力改善农产品贸易条件，增加外资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也需要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约束外商在农业领域的不正当并购及扩张行为。

（四）FDI与产业对外依存度

产业对外依存评价指标又包括产业进口对外依存度、产业出口对外依存度、产业资本对外依存度、产业技术对外依存度（何维达、潘玉璋、李冬梅，2007；景玉琴，2006）。

产业进口对外依存度和产业出口对外依存度共同组成了贸易对外依存度，贸易对外依存度是研究相对比较成熟的。有些研究认为中国贸易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一部分因为中国贸易对外依存度计算上存在问题。许统生（2003）根据贸易形式、经济规模和汇率这三者对传统比率法进行系数调整。沈利生（2003）认为经济活动既受内需的影响，又受外需的影响，所以在计算贸易对外依存度时要以总活动替代GDP来测算。影响产业进出口对外依存度的因素有很多，许统生（2003）认为影响贸易对外依存度的因素主要有三个：贸易形式、经济规模和汇率。郑春燕（2008）通过实证分析，最后得出实际汇率的变动对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影响方向是一致的。王华和梁峰（2013）通过引入虚拟变量，发现在2006年及以前，FDI的引入能够提高江苏省进出口对外依存度，2006年以后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FDI对进出口对外依存度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产业资本对外依存度反映了国内产业生存对国外资本的依赖程度，不同文献对产业资本对外依存度的计算方法也不尽相同。何维达和何昌（2002）认为产业资本对外依存度可以用当年年末国内产业国外资本存量与产业总资本存量之比来衡量。何维达、李冬梅和张远德（2007）认为，产业资本对外依存度可以用FDI流量占当年固定资本形成的比例和FDI存量占当年GDP的比例来衡量。

技术对外依存度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的五项创新国家指标之一，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来技术的依赖程度。根据测算角度的不同，技术对外依存度的测算主要可分为三种方法。一是从对外技术贸易角度测算，用技术贸易收支比表示或技术贸易专业化系数（TSC）表示，顺差时为正数，逆差时为负数，顺差越大，表明技术竞争力越高。但是由于中国主要是技术引进，很少涉及技术出口，所以这种方法在中国运用并不普遍。二是用一国购买的国外技术交易额占该国GDP的比重方面进行测算。三是用技术引进经费占支出的比重来表示技术对外依存度，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技术引进经费与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经费之比越低，越表明该国的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和技术竞争力较强；反之，则较弱（马虎兆、唐家龙、李春成，2007）。罗亚非和蔡乾龙（2008）通过加入引进技术转化吸收率来测算有效对外技术依存度。但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对外技术依存度的测算仅仅以对外国的贸易为基础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应扩大为以对外资的依存为基础，计算口径既包括中国对外国的技术贸易，也应包括在华外资企业和研究机构的R&D经费支出（张赤东、郭铁成，2012）。

二 基于产业经济学理论框架的FDI与产业安全

（一）FDI与产业组织安全

“产业组织安全”由李孟刚（2006）依据产业经济学理论框架提出，即产业组织安全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持续增长、产业内企业处于有效竞争的状态，这里的有效竞争是指建立在一定企业数量和企业规模基础上的竞争，可以引致企业获利和规模经济的双重效率（李孟刚，2006）。他认为在开放经济中，产业组织安全也指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组织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有效抵御外国经济侵袭及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等，影响产业组织安全的因素包括市场集中度、行业规模的经济性、东道国政府的行政壁垒及跨国公司的策略行为四个方面。安全的产业组织会使生产要素不断由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附加值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流动。一方面，新的企业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使企业感到很强的竞争压力，具备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能力，不断改进产品和工艺过程、开发新技术、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动力；另一方面，企业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使一国企业和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规模竞争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优势地位。与此相对应的是产业组织的非安全态势。当一国或地区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失衡的时候，民族产业缺乏竞争力甚至被外资所控制，此时，可以说产业组织处于非安全的运行态势（李孟刚，2010）。

目前，直接从FDI出发研究其对东道国产业组织安全影响的成型理论相对较少，但与产业组织相关的基础研究并不薄弱，只是因为这些研究是从更宽泛的视野研究生产集中给组织内部竞争带来的影响，没有把讨论的出发点局限在FDI上。SCP理论中，市场绩效包括利润、产品质量、技术进步等多方面，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都会对市场绩效产生影响，因此，很多学者将对绩效的研究融入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中。

基于市场结构的层面，李太勇（1999）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分别论述了FDI对中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他认为短期FDI加强了竞争，降低了市场集中度。跨国公司进入之后，在较长时间内对中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具体结果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一是，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规模、持续增长的能力以及在东道国市场其他竞争者的数量和规模。二是，东道国本地的厂商对跨国公司进入的反应。三是，跨国公司进入时所带来的新产品在初期会形成垄断，但是长期的结果取决于是否有更多的跨国公司或贸易品的进入以及当地厂商的技术开发能力和模仿学习的能力。四是，取决于跨国公司相对本地厂商的市场绩效以及对当地厂商长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影响。江小涓（2002）曾以汽车、无线通信设备和洗涤用品三个制造类产业为例对大量外资投资是否会导致垄断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江小涓认为外资公司进入中国之初确有市场垄断的愿望和行为，但随着进口，多家外资公司进入和国内企业的成长等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形成，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为逐渐发生了变化，如产品价格下调和先进技术转移的加快等，因此只要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和国内改革，被少数外资公司垄断的可能性就很小。吴定玉（2004）通过实证研究，认为FDI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汽车产业市场集中度和进入壁垒，但不会导致垄断。曾慧（2008）认为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因进入阶段而异，FDI进入初期导致市场集中度降低，进入一个阶段后导致市场集中度提高。曾光、王选华和廖上胜（2014）考察了FDI技术外溢对中国制造业市场结构产生的影响，并建议政府在做引资决策时，对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应重点考虑引进技术基础好、创新能力强的大型跨国公司。

基于市场行为的层面，大多研究是从跨国公司的技术引进研发及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这两个方向研究的。在技术引进方面，江小涓（2002）通过对127家外资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调研发现，绝大多数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了母公司先进的或比较先进的技术，这些技术多数填补了国内空白。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外资公司加大了在中国的研发投资力度，这些研发以适应性为主，主要是出于开拓中国市场与制造基地配套，同时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科研能力和人才等方面的因素考虑（江小涓，2004）。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技术外溢的研究也有完全不同的结论，如赵国庆和张中元（2008）对高科技产业的5个行业28个子行业研究后得出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来自人力资本积累而非科技创新投入，FDI技术“外溢效应”对技术进步也产生不利影响，三资企业中的技术进步基本上来自FDI技术“外溢效应”而不是来自科技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源的积累。在外资投资行为方面，王允贵（1998）和张纪康（1999）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为了保证自身利润最大化，必然会利用其优势控制中国国内产业，形成市场垄断；王洛林和江小涓（2000）及赵楠（2004）等则认为，随着东道国国内同类竞争者的形成以及多家跨国公司的进入，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上不仅难以形成垄断，而且会加强东道国市场上的竞争。雷辉和徐长生（2006）以汽车产业为例，认为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和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汽车产业进入了市场竞争阶段，由于跨国公司产品产量的大幅提高并且凭借其产品质量和品牌优势，大量挤占了原本由中小企业占有的市场，随着劣势的国内企业被淘汰，中国汽车产业在规模优势竞争的基础上，市场集中度提高，具有达到有效竞争的趋势。冼国明和欧志斌（2009）认为跨国并购可能损害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可能垄断中国稀缺资源，危害国家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赵晓峰、郭飞和卢进勇（2016）发现，外资通过技术示范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内资企业的研发支出，同时，外资通过产品市场竞争效应和要素市场竞争效应削弱了民企的研发投资意愿和研发投资能力，使其减少研发支出，但外资对国企研发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市场绩效的层面，由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很多关于市场绩效的研究都是基于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或两者结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张海洋（2005）从R&D的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入手，提出在控制自主R&D的情况下，外资活动对内资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主要原因是内资部门较低的R&D吸收能力抑制了生产率的增长。蒋殿春和张宇（2006）考察了高新技术产业中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和技术创新活动，发现一个行业的内、外资部门技术水平差异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存在负相关关系，技术差异的扩大会给国内企业的学习模仿行为带来更多的困难，会对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产生一定的阻碍。范承泽、胡一帆和郑红亮（2008）通过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FDI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自主研发投入的补充和替代作用，并依据世界银行对中国公司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随其引进的外商投资数量的增多而减少，但行业层面的FDI对该行业中外商投资较多的企业的研发投入起到了更大的积极作用。综合这两方面的结果，提出FDI对中国国内研发投入的净作用是负的。赵国庆和张中元（2008）以高技术产业为例，提出FDI对中国技术进步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其影响范围还仅局限在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中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与科技进步是负相关的。宋娟（2011）通过对汽车产业市场结构的分析，认为外资的进入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对汽车产业的市场结构有一定的改善作用，提高了汽车产业的资源配置率，使利润率有所提高。但是，外资在汽车产业中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弱，自主研发能力仍然没有得到提高。

（二）FDI与产业结构安全

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大多属于实证研究类型，如黄庆波和范厚明（2010），方燕和高静（2010），姜茜和李荣林（2010），俞树毅和房裕（2015），陈明和魏作磊（2016）。另有少数研究是通过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和综述来进行的，如阚大学（2010）和石卫星（2015）。

方燕和高静（2010）利用因果关系检验、协整关系检验、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模型）等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FDI结构与中国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FDI在产业结构中的合理配置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作用，但现阶段FDI在中国产业结构中的配置不尽合理。除利用纵向分析外，黄庆波和范厚明（2010）采用了国际比较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在分析中国、印度、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外贸依存度演化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并对中国如何发挥对外贸易的作用提出政策建议。除就FDI对产业结构的单向影响来进行研究外，另有学者对FDI与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来进行测度，如姜茜和李荣林（2010）。姜茜和李荣林（2010）将短期流量指标和长期存量指标引入计量分析模型，并利用Eviews软件分析了FDI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以及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外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显著，且FDI存量促进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石卫星（2015）以江苏省为例，从理论上分析了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最后得出江苏省FDI的来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平衡的结论，认为政府应着力优化投资环境、加强FDI的产业导向、提高农业利用FDI的数量和质量、鼓励外资进入第三产业等。俞树毅和房裕（2015）借助面板数据变截距模型考察了FDI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发现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积极效应，但也拉大了产业结构偏差。陈明和魏作磊（2016）构建计量模型验证了中国2005～2012年服务业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三）FDI与产业布局安全

有关产业布局优化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产业布局存在的问题，提出产业布局优化的对策建议；二是基于产业集聚效应视角的产业布局优化研究。基于产业布局存在问题的研究，曹颖（2005）认为产业布局优化不仅要注重经济资源，而且应从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合理进行产业布局；梁隆斌和伏润民（2008）认为，东、中、西部地区应以资源禀赋为基础，优化各个地区的产业布局；冯艳芳（2009）以辽宁经济带为例，认为各沿海城市存在产业结构趋同、受利益驱动过度竞争、区域经济一体化流于形式以及招商引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等问题，提出要完善管理体制和协调机制，发展重点产业，合理引导外资，构建生态产业带和循环经济带等优化产业布局的对策建议；李寒（2011）以贵阳市为例，认为其产业布局规划缺乏宏观性和系统性，且政府主导现象严重，因此，贵阳市要统筹规划、以实际需要进行产业布局，实现产业的合理布局。基于产业集聚效应的研究，刘斯康和王水嫩（2003）认为要以产业集聚的要求来规划产业布局，使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协调发展。王向阳（2009）对布局优化、集中度提高与产业竞争力提升三者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得出在产业布局优化过程中，应将产业集中度提高和竞争力提升作为布局优化的重要内容。张小平、邓晓卫和焦军彩（2011）认为产业集聚能够整合区域产业资源、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使产业布局得以优化。

关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一部分是基于传统影响因素的分析；另一部分是基于产业聚集理论的分析。基于传统影响因素分析的文献（卜伟、孙通通，2007；孙江永，2008；徐康宁、陈健，2008；张云飞，2015；谢黎、宋一弘，2015），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普遍认为，GDP、人均GDP、劳动力成本、第三产业产值、累计FDI、运输能力、科技水平、资源禀赋、地方政府行为等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基于产业聚集理论分析的文献中，很多研究以产业聚集理论为基础，对某一区域或某一具体产业FDI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Wheeler & Mody（1992）将聚集经济定义为基础设施质量、工业化水平和利用外资水平等的函数，得出聚集经济和市场规模决定了美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区位选择；朱英明（2002）通过对长三角地区15个地级市的不同产业部门进行因子分析，得出外资产业部门聚集最多的地区，通过分析FDI在长三角地区的分布情况，解释了地区间经济和收入的差异；何兴强和王利霞（2008）基于“第三国效应”理论，通过回归模型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以及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得出周边城市的FDI增量可以增加某城市的FDI流入量，对产业布局产生影响。谢孟军和陈室谷（2015）发现台企集聚和亚企集聚对台湾投资者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外企集聚的影响不显著，台企的投资行为遵循序列选择原则，即投资者首先对区域进行选择，然后再对选择区域的省份进行选择。

FDI除了进行区位选择之外，还会进行产业选择，FDI的产业选择主要受到东道国产业政策及外资产业选择趋势的影响。王艳辉和毕莹（2006）针对沈阳市吸引外资的现状和问题，确定了鼓励FDI重点投资的产业；赵楠（2007）通过分析FDI转向服务业的内在动因，认为FDI产业选择的必然趋势是转向服务业；秦小玲和董有德（2007）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转型，FDI越来越多地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总之，FDI的产业选择受东道国产业政策和FDI产业选择趋势的双重影响，FDI产业选择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实际需求的变化。

关于FDI对产业布局影响的研究，冼国明和文东伟（2016）认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FDI和对外贸易对中国产业布局的影响和产业集聚的推动作用变得更加强大和显著；赵燕（2010）运用定性分析方法认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外资在数量和产业上分布的差异性造成了各个地区人均资本存量和制度软环境的差异。同时，该文以重合产业转移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西部地区合理承接东部地区转出产业的可行性和适用性，认为西部地区合理承接东部地区转出产业可以削弱外资分布的不均衡性带来的地区差异。

（四）FDI与产业政策安全

专门研究利用FDI对产业政策影响的文献较少，针对性较强的有刘重力和李慰（2011）的研究，他们从一个扩展的第三国模型出发分析了“国民待遇原则”和“非国民待遇原则”两种情况下外资接受国产业政策的制定，研究发现：如果给予外资国民待遇，政府应该对企业征税以降低企业间竞争强度，同时获得一定税收收入；如果不给予外资国民待遇，政府应该对企业进行补贴，使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较为多数的文献研究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李永和刘鹃（2004）通过动态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加入WTO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福利水平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同时存在中国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强化趋势，需要进行产业政策干预以保证产业结构的升级；董华（2008）认为产业政策理论依据的现实选择是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产业政策的目标是提高产业竞争力；赵晓明和韩小威（2008）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空间的影响，认为国际产业在转移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可能会使特定国家原有产业政策失效；产业政策要与战略性贸易政策融合，构成政策整体；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并做到二者的互相协调。

从产业政策实施结果的角度看，产业政策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角度来分析。这方面的研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研究角度。有些学者将博弈论的方法运用于对产业政策效果的分析中：比如吴昌南（2003）、张许颖（2004）和史铭鑫（2005）等运用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等方法，通过支付矩阵的方式确定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产业政策调整博弈模型，得出各方行动结果，确定产业政策有效性受到的影响，政策失效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各个行为主体利益差异，而且没有健全的产业政策实施机制。还有学者利用产业政策评价方面的知识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做了研究：江小涓（1996）在分析美日等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基础上全面评价了产业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卢凤君等（1999）的研究超出了定性描述，借鉴管理学的过程控制思想，在构建产业政策评估机理的基础上探索了改善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途径；朱少洪和全毅（2002）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出发，总结了产业政策成功实施的一般条件；韩小威（2006）从产业政策的指导和执行两个环节构建了有效产业政策的框架，分析了制约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主要因素。

总而言之，现有关于FDI与产业安全的研究大都是针对某一个产业或产业安全的某一个层面来进行的，研究的范围比较有限。本书同时从评价指标和产业经济学理论框架两个角度出发，以理论分析为基础，搜集大量现实数据，采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深刻地、多角度地、全方位地分析FDI对中国产业安全的影响。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定性分析、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时间序列分析以及因子分析等研究方法。

在FDI对中国劳动要素环境的影响分析部分，首先，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从整体和行业两个角度量化且直观地分析FDI对行业整体、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影响，并找出FDI对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影响途径。其次，通过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三种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进行对比，具体分析FDI对劳动要素环境的影响。

在FDI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部分，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主要是通过书籍以及从CNKI、维普、相关网站等获得的电子资料等）。首先，定性分析FDI、产业安全以及产业国际竞争力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借鉴现有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合适的指标进行定量分析；最后，以美国、日本和印度三个国家为例，得出对中国的启示。

在FDI对产业控制力的影响分析部分，首先，使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现状、中国高端制造业利用FDI的现状等。其次，计算了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外资市场控制率、外资技术控制率和外资总资产控制率，并使用熵权法和加乘混合法建立了综合评价模型对产业外资控制力进行了综合评价。最后，对计算出的指标在时间维度上进行了纵向比较和行业维度的横向比较。

在FDI对产业对外依存度的影响分析部分，首先，采用Jonhamson协整分析方法，分别建立以出口对外依存度、FDI、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以及进口对外依存度、FDI、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内生变量的回归模型。其次，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FDI与产业对外依存度的因果关系。最后，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来研究长期及短期FDI带来的影响。

在FDI对产业组织安全的影响分析部分，首先，市场集中度系数、FDI在研发费用方面的投入、利润率等方面的定量计算来分析FDI对中国产业组织安全的影响。其次，在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三方面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加入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在FDI对产业结构安全的影响分析部分，首先，通过定量分析FDI在中国第一、二、三产业以及重要产业（如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的投资比重，并与中国在第一、二、三产业以及相应重要产业投资比重的时间序列进行比较，来判断外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安全的影响。其次，通过对时间序列进行Jonhamson协整分析，来研究FDI对三次产业结构的具体影响。

在FDI对产业布局安全的影响分析部分，首先，用FDI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布的时间序列进行定量分析。其次，定性分析FDI对中国产业布局区位化的影响，同时嵌以案例分析。最后，通过因子分析来判断目前FDI在各省细分行业的分布情况是否达到了各省资源的优势配置。

在FDI对产业政策安全的影响分析部分，首先，定性分析了外资对中国产业决策权完整性、产业决策的及时性和产业决策的正确性的影响，这里主要用了国内的纵向比较和与外国的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其次，选取一个特殊事件——FDI对大豆产业政策安全的影响进行系统性分析，并加入一个简短的对比案例——巴西转基因大豆产业政策的失败，得出一般化的结论。

以上分析所需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8），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等，相关产业协会及其网站，以及商务部网站、中国投资指南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等。其中，《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8）（及以后更新的数据库）主要用于分析中国产业外资重要企业控制情况。

第四节 创新点

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视角创新。通过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分析整理可知，大多研究通常是从产业安全的一个或其中几个方面对个别产业进行分析，研究范围比较有限。本书则是从评价指标和产业经济学理论框架两个角度分析了FDI对中国全部产业以及个别产业的影响。基于产业安全评价指标，分析了FDI对中国产业生存环境、国际竞争力、外资控制力以及对外依存度的影响；基于产业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了FDI对中国产业组织安全、产业结构安全、产业布局安全和产业政策安全的影响。通过扩大研究视角，可以更为深刻地、多角度地、全方位地分析FDI对中国产业安全的影响。

第五节 本书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本书共分九章，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如下。

第二章，FDI对中国劳动要素环境的影响。首先，确定了衡量劳动要素环境的指标，即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其次，分别分析了FDI对其二者的影响机理；最后，通过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了FDI对不同类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具体影响方向和程度，并进行了比较。

第三章，FDI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首先，分析了能够衡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并选择其中较为常用的两个指标（国际市场占有率和贸易竞争力指数）代入中国的数据进行了计算；其次，以美国、日本和印度三国为例进行分析，得到了利用外资与维护产业竞争力的国际经验。

第四章，FDI对中国产业控制力的影响。本章主要以中国高端制造业为例来分析中国的产业控制力。首先，分析了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和利用FDI的现状；其次，构建了一级指标为外资市场控制率、技术控制率和总资产控制率的产业外资控制力评价体系；最后，基于该评价体系分析了中国高端制造业总体以及具体产业的产业外资控制力。

第五章，FDI对中国产业对外依存度的影响。首先，对产业对外依存度进行了界定，即产业对外依存度主要包括进出口、资本以及技术对外依存度；其次，依次采用Jonhamson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FDI对中国产业进出口对外依存度的具体影响；最后，分析了FDI对中国产业资本以及技术对外依存度的影响。

第六章，FDI对中国产业组织安全的影响。首先，分析了产业组织与产业组织安全的具体含义；其次，通过计算不同的指标，分别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角度分析了FDI对中国产业组织安全的影响。

第七章，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安全的影响。首先，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以及引进FDI的产业结构现状；其次，分析了在引进FDI背景下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最后，通过对时间序列进行Jonhamson协整分析，研究了FDI对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

第八章，FDI对中国产业布局安全的影响。首先，分析了中国产业布局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其次，阐述了影响FDI区位分布的因素（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以及FDI在中国区位分布的特征；再次，分别分析了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优势资源；最后，通过因子分析来判断目前FDI在各省细分行业的分布情况是否达到了各省资源的优势配置。

第九章，FDI对中国产业政策安全的影响。首先，分析了产业政策安全的影响因素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其次，通过定性分析，从五个方面研究了FDI对中国产业政策安全的影响；再次，以经济学模型为切入点，对FDI与产业政策安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最后，选取一个特殊事件——FDI对大豆产业政策安全的影响进行系统性分析，并加入一个简短的对比案例——巴西转基因大豆产业政策的失败，得出一般化的结论。

其中，第二章至第五章的内容基于产业安全的评价指标，第六章至第九章的内容基于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书总体结构见图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