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差异性共识的社会整合功能与实现方式

社会共识正如大海中的航标，它能导引航船把持方向乘风破浪，而不致因航向不清自卸功力，在观念的旋涡里纠缠打转。尤其在利益分化、主体多元的社会格局中，社会共识就是社会黏合剂、价值定盘星、关系稳定阀、发展推进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胡锦涛同志的论述：社会秩序只有成为全体社会成员高度认同、自觉遵守、共同维护的价值规范，才能真正牢固稳定。

一 差异性共识的社会整合功能

社会共识所内含的“团体意识”和“共同意识”具有价值整合功能。人类社会早期的这种“团体意识”往往通过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伦理道德等传统规范和意识形态体现出来，是人类传统同质性社会秩序的精神凝聚力。法国知识社会学大师涂尔干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关注社会统一性的“团体意识”及其整合功能。卢卡斯认为，道德伦理的社会整合性是涂尔干著述的中心和终结。这种通过传统力量统治的社会联系和统一性，被涂尔干称为一种同质性社会的“机械的团结”。涂尔干通过对澳大利亚原始部落中的图腾崇拜研究，说明一种共同意识对于社会秩序建立的必要性。社会“团体意识”和“团体表象”既是他解释宗教起源的钥匙，也是他知识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涂尔干认为，一切感受来自个体经验，一切理性并非与生俱来的、超验的，而是属于“团体表象”，来自“团体意识”，并产生于团体生活之中。他认为澳大利亚民族的团结不是来自共同的血统和习俗，而是来自共同的名称、标志、仪式，即共同的图腾崇拜。取消了民族的象征物——图腾，民族就不能存在。宗教象征以其突出的神圣色彩加强个人对社会的隶属关系。社会对于个人，就像神对于其崇拜者一样，没有了这种至高的神圣性，便不可能有社会生活。他分析了原始宗教中的多种仪式，认为宗教不是要给人们一种对于物质世界的描述，而是服务于社会，发挥着维系社会、使之一体化的功能。他指出，不仅原始社会需要宗教的这种功能，“社会生活在其每一方面，在其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要靠一个大的象征体系才成为可能”。图腾是民族的标志、旗帜，图腾原则就是一种民族共识。人们崇拜图腾实际上是崇拜他们所属的那个团体，图腾是团体的象征，犹如国旗之于近代国家。“神圣性”历来是解释宗教的关键，而宗教的神圣来自社会，它不过是被实体化、人格化了的团体力量，即道德力量。他认为，这种社会意识的力量以一种心理方式作用于个人，迫使人们服从它，甚至违背人们的自然倾向。在传统社会人们深感这种力量的客观性、强制性，同时又是需要依赖的力量。人们敬畏这种力量，但又不能充分理解其性质和来源，便萌发了某些观念来象征这些力量，这些观念就是宗教。这些神圣象征物（即宗教）的功能不仅在于帮助人们感到社会实体的存在，更在于维系社会，促进其整合。

涂尔干认为，传统力量统治的社会靠“机械的团结”来维系。特别是在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同一团体的成员采取同样的谋生手段，保持同样的习俗，崇拜同一图腾，这种共同性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同属一个集体，而不会离心。这种团体基本上是从“相似性”中生成的社会，即所谓“同质”的社会。该团体的首要任务就是使成员尊重团体的信仰和各种习俗传统，即维护共同意识，维持一致性和社会行为的统一性。这些均产生于团体生活，不是源于个人的心理机制。在完全孤独的个人生存中，为了生理需要的满足，凭感觉就足够了，并不形成时间、空间等概念。在动物式的个体生活中，客观的时空并未消失，但它们不可能把握作为一种思维范畴的时空概念。只有团体生活才需要形成概念、范畴和类别。涂尔干并不否认“范畴”和“概念”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只是强调没有团体生活就不可能也不需要认识这些客观实在。因此他认为，一种道德思想不可以简化为一种功利目的，理性不可以简化为个人经验。具体而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活动领域之中，政治拥有首要的地位，经济和文化领域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均从属于政治领域，从而形成了一种以政治领域为中心，经济和文化领域均被动依附于它的“机械的团结”状态。同样，在传统社会，在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与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关系上，公共的政治权力对个人“私人生活”进行绝对的统治，“私人生活”完全没有自己独立存在的空间而只能被动接受“公共生活”的主宰。而这表现在宗教上就是以“至善论”为基础的宗教权威性支配；在社会意识和思想领域则是以哲学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追求一元论、绝对统一的普世价值。

二 差异性社会共识的实现方式

社会共识是一种基本的社会认同，强调共同体共同的情感、共同的价值、共同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呼唤思想解放，倡导互利共赢，追求包容共享，体现了社会进步和现代文明。然而，在价值多元、观念解放的思想领域，寻找并确认13亿中国人能够同舟共济、携手前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共识更为迫切。对差异性共识实现方式或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1）以差异性存在为达成共识的前提。共识虽意味着“同意、一致”，但共识不是现成的、强制性的统一指令，而是以社会发展的差异性或认识事物的差异性为前提的“和而不同”。这种差异包括社会阶层的分化、利益的多元、价值选择的多样、意见的分歧等多样性特质，即人们达成共识之前存在不同意见。“共识不是直接裸露的、某种现成的存在，它是需要人们去积极澄清或追求而 ‘形成’、‘达致’的结果。”

（2）以公共规范性为达成共识的基础，即人们达成的共识内容、目标、价值等都包含着社会主体间性和共同体性的一些公共原则和公共性问题，公共利益、公共意识和公共价值是人们达成共识的基础。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必然存在关涉彼此利益的一些公共物品、公共价值或公共关系等问题，如社会的基本制度是否公正、基本权利是否正当、基本价值是否合理等。所以，社会共识往往内含着自由、平等等基本价值和公共规范性诉求。“‘共’依赖于 ‘非共’, ‘共’应该更多地理解为 ‘公共’，这同时也意味着 ‘共识’的主体是平等的、多元的，共识存在于主体之间。”

（3）以合理性交往为达成共识的途径，即共识的达成需要主体之间进行理性的沟通、理解，互相尊重、包容、选择、认同。因为共识是以差异性、公共性为前提和基础的，共识目标的达成不仅需要主体理性沟通、理解、认同，甚至需要通过投票、协商等民主程序的抉择而达成。所以，“共识是指经过同意而来的社会和文化的统一，特别是在社会整体和社会集团中的人们，彼此之间透过竞争和协商出来的集体性同意”。

（4）以具体历史性为理解和达成社会共识的背景。社会共识与普世价值不同，社会共识的达成体现着社会实践的具体历史性。即使有些带有根本性、主导性或原则性的价值共识，虽具有普遍性特征，但并非无条件的、抽象的、普世的。“共识自身不是凝固的，它不仅可以拥有多副面孔，而且可以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一方面，形成共识的各方可能依据自己的文化背景或生活世界进行不同的表述，另一方面，已达成的共识可能扩大、加深，也可能相反。”

（5）以复杂性、多样性统一为理解不同共识的层次和结构性特征。共识本身具有不同的层次、类型和结构，如价值共识、政治共识、道德共识等；也可以区分为根本性共识、权宜性共识；还可以根据共识各自要求的一致程度不同区分为“基本的社会共识”“对政治运行的程序共识”和“对政府的政策性共识”三个层次。

三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凝聚差异性社会共识

在国家核心价值与社会大众价值之间寻求公共性，凝聚共识，仍是当前社会差异性共识实现的主要途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及如何通过其“社会主义性”去整合人类性和民族性这一根本问题上，理论界仍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这种矛盾现象的背后存在三个分歧点：一是从价值内容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社会主义特性和人类性的有机统一；二是从价值主体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规范国家和规范公民的内在一致；三是从价值基础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历史统一。从国家发展与社会建设的核心政治共识看，社会主义的价值共识不断经历着历史变迁与现实发展的转换，如在社会发展理念上从五六十年代的“多快好省、赶英超美”到八九十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发展是硬道理”，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从“构建和谐社会”到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思想的图景有如大地开化、河流解冻，既有核心价值大江奔腾，也有各种观念小河潺潺；既有积极向上的清渠，也不乏道德滑坡的浊流。从过去“一个声音喊到底”，到现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社会思潮汹涌澎湃，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充满空前的活力，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在于，多元的思想让共识难以达成，增添了分歧；多变的观念使方位难以辨析，人们多了几分迷茫。一些社会关系的失调，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思想观念失序、社会心态失衡，而这种失序与失衡，往往又突出表现为社会共识的缺乏。从现实社会问题看，离开“用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的共识，难免“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缺乏正义诚信的共识，一些人逐渐成为街头不敢拾遗的冷漠看客；背离科学发展的共识，就会有“没有强拆就没有发展”思维下的暴力拆迁；忽视科学理性的共识，谣言就会插上无形之翼鼓动抢购食盐的人群……社会共识是和谐社会必须有的共同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维护和遵守这些行为规范，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作正确的道德选择。没有公共认同的文化价值，构建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不但能弘扬社会正气、优化社会风气和维护社会稳定，而且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励中华儿女朝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为我国社会进步、国家发展、人民幸福提供巨大推动力。

总之，社会共识是一种建立在共同利益、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公共理性精神的表现。人与人之间、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不仅存在差异，而且具有相互联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人类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公共性和在公共性基础上寻求共识，在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认同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任何一种社会状态的生成都与时代的公共理性紧紧相连，一个和谐社会的构建除了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外，更需要公共理性以达成社会沟通、理解的共识。人们只有在思想或观念上形成共识，才可能在行为上和谐一致，进而才能促成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