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关于社会共识问题的研究路径与现状

我国重视社会共识的整合功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经历结构性变迁之后的必要抉择。随着社会转型，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价值冲突与社会矛盾逐渐凸显，党和政府及时做出了反应。从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重大战略，到十七大、十八大不断推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发展目标，并与之相应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以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等社会价值整合思想，体现了我国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创新。我国学术和理论界对社会共识问题的关注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国际上对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讨论；二是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共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讨论；三是学术界对价值共识、道德共识及政治共识的学理分析。

一 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的提出及意义

随着苏东剧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局面发生变化，寻求人类社会发展模式、道路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一方面，脱离实际强制性推广的斯大林模式证明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或发展模式的失败；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成为一些国家追捧的社会发展模式。在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外，各个国家有没有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或模式？20世纪末推出的“华盛顿共识”和21世纪初推出的“北京共识”的实践价值和意义在于，世界各国在反思冷战思维，寻求以市场机制为动力的发展道路和方法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求多元价值下相互尊重、包容和共赢的整合性社会发展理念。

“华盛顿共识”的概念最早由约翰·威廉森提出。1990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搞了数十年的拉美国家债务解决方案，已筋疲力尽，于是他为新兴经济体开出了一份效能清单，认为应该鼓励资本流动，同时走向透明化、私有化和自由化。这种学说很快以“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著称。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 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华盛顿共识”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集中体现，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它的诞生既是新古典自由主义几十年创立、发展、反复雕琢的必然结果，更是世界对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一种需求。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末恰逢社会主义在全球陷入困境之时，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迎来它们在全球扩张的最佳时机，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迎合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扩张需求，符合其思维方式。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方世界就政治经济理论与政策达成了一种共识，以“华盛顿共识”作为集中表述，“华盛顿共识”成为西方在那个年代价值观导向的风向标。然而，20世纪晚期，随着拉美经济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人们开始反思与新自由主义直接相关的经济政策和“华盛顿共识”的局限及失效。

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一个新的课题，它们都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20多年中年均增长率在9%以上，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经济总量一路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从第六大经济体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钢铁生产国、全球最大汽车产销国……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超过自我预期，也让世界有点不太适应。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它们自己的东西。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也势必会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密切关注。

“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概念是由外国学者米凯尔·伯恩斯坦（Michael S. Bernstarn）于2002年提出，本意是指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务实的中国经济政策。对中国模式的国际含义做出最为系统的阐述的海外学者则数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兼中国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调查论文《北京共识》。他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乔舒亚·库珀·雷默说：“我把中国的道路称为‘北京共识’，这是一种不由取悦于银行家的欲望推动，而是对公平的、优质的增长的更基本推动的发展模式——因为没有别的模式更能够使中国免于动荡。”雷默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

雷默发表《北京共识》的报告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随后2004年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英国《卫报》在《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墨西哥《每日报》在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中，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香港经济日报》在《“北京共识”：发展中国家的上位模式》一文中指出，“北京共识”的核心是按照国情，走自己的路。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北京共识”是帮助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工具，这是一种全球发展模式的力量在吸引其追随者，它吸引追随者的速度，几乎与美国模式速度一样快。

“北京共识”提出后立刻引发我国理论界广泛关注和讨论。2004年下半年《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记者采访了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俞可平教授，就关于“北京模式”或“中国模式”讨论的背景是什么、为何它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北京共识”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俞可平教授从全球化的现代国家治理视角，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北京共识”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他主张用“中国模式”来表达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之后我国学者对“北京共识”提出了不同理解与意见。有学者认为，“北京共识”是一种正在形成的“可能具有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优越性而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的，对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的共识”。也有的学者认为，“所谓 ‘北京共识’或 ‘中国模式’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也有学者认为，“北京共识”的提出，实质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视角，人们开始从更广泛的视角和更深的理论层面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之所以引起世界关注，不仅在于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和平崛起挑战了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固有发展模式，提出了一些新的发展观念和做法。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共同构成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等共识问题的提出、争论和反思，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上层建筑领域凝聚国家共识，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体系和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二 凝聚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价值观构建与探讨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集团基于自身的经济基础和利益诉求，对社会关系进行自觉反映而形成的思想观念系统，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伦理等价值观等。意识形态通过对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施加影响，从而为国家政权和统治提供合理性、正当性。一是在制度实施层面，意识形态传递着国家发展规划、实施目标等具可操作性的政策体系信息；二是在思想价值观念层面，意识形态表达着国家性质及其主流核心价值观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怎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上代表何种价值观，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内涵的核心价值，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在近年来的实践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战略举措，意义重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堪称“兴国之魂”。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6·25”重要讲话，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要求的准确把握，又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的深刻自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以下问题展开。一是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语境及其理论与现实意义。从学术界讨论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国内外双重压力。从国内看，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矛盾多发期，引发各种社会思潮激荡和利益冲突。从国际看，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国际格局变化和科技发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价值观输出”的需要。继承我们党在价值观建设方面形成的优秀思想传统，积极吸取国外思想建设的有益经验，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总之，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为了应对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各种挑战。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的界定，有学者认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居于统治和引导地位的社会价值体系，它能够有效地制约非核心、非主导的社会价值体系作用的发挥，能够保障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稳定和发展”。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学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内容之间的关系上，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如有学者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内容概括为“灵魂”、“主题”、“精髓”和“基础”。有学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内容依次定位为“导向性因素”、“目标性因素”、“思想支撑性、思想背景性因素”和“基础性因素”。有学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内容依次定位为“灵魂”、“旗帜”、“支柱”和“基础”。有学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内容依次定位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理论和前提性内容”、“实质性内容”、“民族性内容和时代性内容”和“规范性内容和操作性的切入点”。此外，还有学者从价值哲学维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进行了解读。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特征和功能。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目前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四方面体系说”。该观点主要依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概括，也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提法。其二，“五层同心圆体系说”。该观点认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就是核心价值观，它的层次由里向外分为伦理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社会生活价值观。它的边沿就是人们的日常物质生活。其三，“五维度体系说”。该观点认为应从价值指导、价值理想、价值取向、价值评价和价值创造等方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此外，还有“核心、保护层、反例和危机－转机说”。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特征的讨论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其一，“三特征说”。该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特征是：严整的逻辑结构和清晰的逻辑层次；具有广泛的涵盖性、包容性和适用性；具有很强的整合力、亲和力和感召力。也有学者认为，它的特征是普遍性与民族性、单元性与复合性、保护性与扩展性。其二，“四特征说”。该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特征是：鲜明的主导性，广泛的包容性，强烈的时代性，独特的民族性。其三，“五特征说”。该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政治性、先进性、时代性、民族性和适用性等特征。此外，还有“六特征说”和“相对与绝对统一说”等。在功能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规范功能、整合功能。还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指导功能、引领功能、整合功能、创新功能。另有学者认为，它有坚定理想信念、引领社会思潮、提供道德规范、激发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功能。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其间经过了一个广泛讨论、集中酝酿和理论概括的过程。事实上，从1994年开始就有学者陆续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核心价值观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代表着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体现着价值体系的基本价值倾向，统率着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观念。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我们民族长期秉承的反映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规律的根本原则和价值观念的理性集结体。它支撑着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的行为指向和行为准则，从更深层次影响着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中的思想方法与行为方式。陈先达认为，“每种社会制度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它是这个社会得以存在的精神支柱，是这个社会从产生到巩固的标志”。“一个社会的价值可以是多元的，但核心价值则是一元的，它是这个社会制度的主导价值，是该社会统治阶级的价值观。核心价值不一定是全社会的共同价值，但由于它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价值，因而可以而且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在不同程度上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

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后，一些学者和干部群众倡议在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提炼出更为简明扼要的核心价值观，以便于在广大群众中传播和践行。国家领导层面也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正如李长春所说：“在征求意见和起草调研过程中，一些同志建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概括，提出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件起草组进行深入调研，多方听取意见，委托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专题研究，梳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种表述。从调研的情况看，概括出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对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经过了一年多更深入调研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倡导的形式明确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个字、十二个范畴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看，我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前所未有的改革、发展和开放进程中，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纷繁复杂，迫切需要我们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从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看，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所谓核心价值观，是指集中体现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社会本质、发展方向，反映社会成员根本利益、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对社会发展进步起维系、推动作用的高度概括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集中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内在本质和发展方向，反映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对社会主义改革、建设、发展起维系、推动作用的高度概括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反映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根本特征，体现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维系社会发展前进的指导思想、价值目标、精神动力和道德准则等价值观念的有机整体。它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广大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也是我们国家的“兴国之魂”。当然，任何国家或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都需要实践发展和理论总结，经过较长历史过程，唯有如此该价值观才能逐渐被社会大众认同和接受。“现在的这种表述，既将我们现在倡导的理念鲜明地提了出来，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又为实践的发展留有充分余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形成。在当前认识不尽一致、观点不尽相同的情况下，这种表述是一种务实而明智的选择，可以避免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最大限度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强大合力。”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后，理论界迅速做出了热烈回应，在进行积极解读和宣传的同时，一些学者在讨论过程中也对现行的概括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探讨主要围绕着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两个概念及其关系的探讨。“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之间既是一种相互涵盖的关系，又是一种不断深化和依次推进的层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也处在交互作用的复杂的辩证关系之中。”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四种观点，即“不同论”、“等同论”、“相互包容论”和“区别联系论”。从现在的情况看，较多的学者倾向于第四种观点，主张二者有着既区别又联系的关系，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那些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要求，体现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的核心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总和，因而表现为一个巨大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提取其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并由此做出高度的凝练和抽象概括，因而表现为一些通俗易懂、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理念。

二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构与层次的讨论。2013年12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从国家奋斗目标、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个人道德准则三个层面解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也是从价值目标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次，对其他层次的价值理念具有统领作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也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是我们党矢志不渝、长期实践的核心价值理念；“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这一划分引起学界讨论，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韩震先生认为，十八大报告只是基于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以倡导的形式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念，并“没有从正面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他也明确表示，“不太同意现在报纸上有些文章分的三个层次，国家层次，社会层次，个体层次。国家层次和社会层次之间很难区分开，而且文明、和谐这两个更是社会的而不是国家的”。他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该与当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根本性质联系在一块，而不应该和一些一般意义上的道德理念联系在一块”。

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的科学内涵。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最热烈，分歧也最大。有学者统计，目前学界共提出了60多种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看法和表述，涉及90多个具体范畴（或判断）。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代表性的观点：对应论、要素论和结构论。“对应论”，就是主张我们所提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容上需要与某种东西形成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如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两者在本质和外延上都是一致的，相对应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具有四个方面体系性的价值观念。“要素论”，就是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由一个或多个要素组成。“要素论”主要有终极价值论、主导价值论和具体价值论三种形式。终极价值论是从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和追求这一高度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构论”，就是强调所提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按照严谨的逻辑关系整合而成的。“结构论”也有三种表达逻辑，其中一种是突出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与指向要体现马学（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体、西学（西方学说）为用、国学（中国古近代学说）为根。

左亚文先生认为，在十八大报告凝练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提炼出“自由、平等、民主、仁爱”八个字的核心价值观，其理由如下。其一，以社会层面的价值观为基础，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有机融合起来。国家与社会本来就是一体的，特别在价值观上，我们无法将其截然分割开来。至于个人层面的价值观，应通过扬弃一般价值规范而将其吸纳到社会价值观之中。其二，让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得到应有的体现。在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中“仁爱”是其核心的核心、精髓的精髓。其三，将政治价值观与道德价值观相结合，以政治价值观为主。其四，“自由、平等、民主、仁爱”这八个字是从二十四个字中进一步凝练出来的，并未脱离其现今的原本，不过是它的简明版、凝缩版。其五，八个字、四个范畴简明扼要，易于传播和践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中十分重要的课题，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理论热点。在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依据、现实基础、基本原则、基本思路、科学内涵等问题上，虽然理论界已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但远未能形成普遍的社会共识，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探讨和实践中进一步展开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正在形成差异性共识。2006年底以来，东南大学教授樊浩作为首席专家率领课题组，就当前我国社会思想、道德、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和规律问题进行大规模调查。综合分析各类调研信息发现，“当前我国社会思想呈现为以下 ‘一’与 ‘多’的特点和规律：社会思想的新共识正在形成，在意识形态观、意识形态态度、对 ‘改革开放问题’的判断三方面趋向于 ‘一’，但社会制度意识和主流意识形态主张趋向于 ‘多’；诸社会群体之间在生活感受、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看法、思想行为的影响因子三方面趋向于 ‘多’，但不同地区对于同类问题的思想主张趋向于 ‘一’”。

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认同，是建立新的意识形态或处理“多”与“一”的矛盾，建立主流价值观的直接而重要的心理与政治基础，总体上应沿着这个方向建立和发展中国的意识形态；第二，鉴于对思想观念变化期认识的高度一致，可以到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社会变化中寻找解释和解决当前诸社会意识形态难题的路径。

三 学术界对价值共识、道德共识及政治共识等问题的探讨

价值是现代人文科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生存实践中制约着人类一切愿望、行为的方法和目标，也是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深层原因。大部分学者认为，价值共识不等同于价值观，它以承认差异性为前提，是和而不同，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协调、互惠、通达。要达到这种状态，平等的交往沟通、理性对话和民主协商是根本的途径。从理论上梳理价值差异与价值共识以及如何达成价值共识等相关问题，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反观我国共识理论研究的历程，在借鉴西方理论基础上，有三个较为明显的研究路向。一是围绕共识的不同形态从本体论研究向认识论转向，即从探讨共识的本质、共识的可能性向如何理解、认识和达成共识发展。如学者们对价值共识、道德共识及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证。二是从共识的纯理论研究向中国实际问题发展，如试图从构建和谐社会视野，揭示马克思主义和谐论的承认、尊重、包容等价值观，或彰显共识论中和谐社会公共理性的规范原则。三是近年来关于“差异性社会”及其共识的差异性研究不断凸显凝聚，如对差异性社会概念及其政治价值观进行了讨论，提出“差异性社会”和“差异的正义”概念。樊浩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共识和文化冲突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研，指出我国公共领域存在许多共同话语，达成不少基本价值共识，并呈现政治、价值和道德共识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特征。从总体上看，学界对价值共识的讨论主要围绕如下几方面展开。一是什么是价值共识及达成价值共识的前提；二是达成价值共识的可能性；三是达成价值共识的原则和途径；四是普世价值有无等。

什么是差异性共识？差异性共识的价值前提、性质和类型以及怎样看待价值差异是近年来学者们探讨的重要问题。共识的本意是在承认差异性的前提下对某种思想、观点的理解和认同。人们达成一定社会共识是以建立在各种利益需求基础上的差异性价值为前提的。学者们提出，在考虑价值共识之前，应该区分价值共识的不同类型和性质。大部分学者认为，所谓“共识”是以价值差异为前提的。对价值共识的差异性及基本类型学者们也有不同观点。价值差异与共识是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客观存在，这种存在也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即表现为全球化与多元化共存、差异性与统一性并倡。对价值共识的差异性类型区分，胡敏中提出“两种基本类型说”。他认为价值共识存在两种基本价值类型：一是基于社会价值分化和差异而进行多元价值整合的价值共识，二是基于意识形态自上而下价值认同的核心价值共识。何玉兴认为，西方价值论研究中一般将价值分为三大层面，即宗教圣洁的“神圣价值”，科学、道德和艺术层面的价值（即“真、善、美”）和经济层面的“功利价值”。何怀宏认为在分析各种价值差异时，重要的是要寻找到具有普遍性、根本性的价值差异，即要找出“那些被人们挑出来认为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相当根深蒂固的”差异。他认为在诸多的价值差异中，文化差异是根本差异。

在对价值共识的基本态度上，大部分学者认为，在当代价值多元、价值差异和价值冲突表现非常突出的情况下，达成价值共识并寻求统一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当今世界愈是承认和尊重差异，也就愈是需要寻求共识。胡敏中认为，“人类既追求价值的差异、多元和个性，也追求价值的一致和统一；价值的多元和统一永远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既不能用价值的统一去消融价值的多元，也不能用价值的多元去对抗价值的统一，而是应该找到价值多元和统一的最佳结合界面”。何怀宏认为，“差异是事实，而共识也有某种客观的根据”。“人类在物质的、有形或形而下的方面越来越接近，越来越趋同；而在精神的、文化的、形而上的方面却越来越分离，越来越有一种求异的倾向”, “我同意一种根本性的共识，就其范围而言是一种政治领域内的共识，但就其性质而言，我认为也是一种道德共识。”

就如何才能达成价值共识，沈湘平提出“六条路径说”。一是意识形态的建构式灌输、教化与渗透途径。如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主要通过灌输、教化引领的方式进行宣传贯彻。二是价值的社会契约与法律途径。从西方近代启蒙政治哲学到现代宪政观念，都崇尚一种法律契约的思想。三是“重叠共识”的认同途径。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寻找重叠（交叉）共识理论认为，达致共识不能依靠某一种普遍完备性学说，因为它得不到多元社会中全体公民的认同；也不能凭借强大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心理力量来迫使他人认可。四是“视域融合”途径。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突破了一般解释学对文本的局限，凸显了人类自身面临的解释学处境。五是“合理交往”途径。这是哈贝马斯明确提出的一种路径，即通过人们合理的交往、沟通有可能走向一种理解和共识。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交往行为理论既是普遍的语用学，又是指导商谈或沟通的伦理学。六是“价值澄明”途径。这一共识路径认为，人人都有价值共识，只是被遮蔽了；人只要反求诸己、倾听自然之声、回到生活世界，就可以使共识的价值去蔽澄明。

陈仕平认为，价值共识可由“四种途径”达成，“通过社会价值观的排序确立共识、自由兼容彼此融合寻求共识、确定底线共识搁置矛盾和依托权威达成共识”。具体内容为：一是“社会价值观优先性与排序法”，即从社会整合角度确立价值观的优先性（或者序列），具体来说，应当实行一元法治价值整合，在一元法治精神基础之上，制度认同优先于道德认同，基准道德优先于价值信仰，世俗道德优先于神圣道德，以此突破社会认识悖论，形成一个可取的认识；二是“自由兼容，彼此尊重法”，即彼此协调，提倡在平等对话、自由讨论中寻求不同价值和谐相处的平衡点；三是“底线价值法”，即底线价值是一种人类之构成人类活动不可突破的底线原则，在一定层面，它的排斥性特别弱，而兼容性特别强；四是“权威强制法”，即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政党通常是通过意识形态对人们进行灌输、教化或渗透以形成统一思想，确立共同或者相似的思想观念。韩东屏提出达成价值共识的七种方法，即“金规则法”、“普遍法则立法法”、“价值判断可普遍化法”、“视域融合法”、“交往对话法”、“重叠共识法”和“权威抉择法”或“民主抉择法”。

第一，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讨论。陈先达认为，应首先区分普世价值与价值共识这两个最易混淆的概念。“价值共识可以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而普世价值是一种以抽象人性论为依据、以绝对的普遍性为方法的唯心主义价值观。”世上没有绝对的“普世价值”，这是因为抽象的共同价值的主体并不存在。陈先达认为，人类虽然不存在普世价值，但存在相对的、有条件的“价值共识”，我们不能否定人类的基本价值及可能达成的某种共识。

第二，关于政治共识的讨论。何怀宏认为，有多少种差异就有多少种共识，“就像有多种差异一样，也有多种范围内的共识”。共识应分为带有根本性、普遍性的共识或就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一致的权益性、狭义性共识。我们需要寻求一种具有政治伦理的价值共识，这种价值共识也是具有普遍性和恒久性的政治共识。韩大元认为，基于对宪法权威的信奉而形成的宪法共识是塑造社会生活的价值根据。在现代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宪法权威是宪法得到社会普遍认同、自觉遵守、有效维护的理由，宪法权威的价值具有普遍性，作为立国之本、治国之本、兴国之本的宪法权威共识体现了法律对公民与国家公权的约束力和规范力。陈先达认为，“价值共识的范围则可大可小，共识的程度可高可低”。陈文认为共识有高度和低度之分，基于根本利益或基本利益的价值共识是民主社会的基础，但只是“低度共识”，而通过程序共识建立的具有合法性基础的政治共识才是社会高度认同的共识。程序共识是实现价值共识的有力工具，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程序共识是解决多元利益冲突，形成道德共识的有力工具”。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构成了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公众在价值共识引导下对正当程序的一致认同，有助于形成形式上的合法性，成为裁决冲突的有力依据，进而有助于在多元利益诉求中寻求均衡。

第三，关于道德共识的讨论。甘绍平从西方应用伦理学视角分析了道德共识的形成机制，指出道德共识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既可以指程序，也可以指内容；既可以指决议，也可以延伸至支持此决议的理由。高昕认为，传统道德共识与现代道德共识最重要的区别是前者是未分化的强制性共识，而后者是承认分化和分歧的差异性共识，即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对待社会的道德原则上存在根本区别。甘小华对道德共识的分化与重建进行了论述。其主要观点是：①传统社会道德共识实质上具有意识形态性质；②社会结构变迁导致传统社会的道德共识分化，而道德共识的分化既具有社会解放的进步意义，又会产生道德相对主义和共识困境。③现代道德共识具有真理与价值、个性与共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现实性与理想性辩证统一的基本特征。现代道德共识的建构应遵循尊重性、有限性和开放性等基本原则。

四 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发展新理念、国际交往新共识

中国改革开放在困难与挑战中砥砺前行，3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2013年后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持续下行走势，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也普遍低于预期。2014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提新常态。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中，有三处提到新常态。12月9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首次阐述了新常态的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的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

“十三五”时期，中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全党必须在调查研究、从实际问题出发的基础上，分析差距，研究对策、统一思想，形成执政新共识。2015年5月至7月，习近平相继赴三省调研，并接连举行三场座谈会，听取18个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了中国在“十三五”期间需要补齐的“短板”，部署了需要取得“明显突破”的十大领域。同年9月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还专门主持会议部署“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启动工作。他强调，研究编制“十三五”规划，要远近结合，更加注重以解决长远问题的办法来应对当前挑战。既要以五年为主，衔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目标，又要考虑更长时期的远景发展。2015年7月20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的最大思想亮点，是一条贯穿《建议》全篇的思想红线，也是《建议》谋篇布局的鲜明逻辑线索。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的转变，有利于引领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过程中，持续推动了各方面理念特别是发展理念的突破和进步。比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三大执政理念；十八大以后，我们党提出“包容性增长理念”、“生态文明理念”、“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等。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完善了我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其中，“创新发展”揭示了如何激发新的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揭示了如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揭示了如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揭示了如何解决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揭示了如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五大发展理念的深刻历史背景是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以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新常态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这些都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的体现，都有利于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指好道、领好航。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在21世纪以来接力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逐步酝酿、到五中全会正式形成的。五大发展理念提出后，引起政治、理论和学术界的热烈回应和讨论。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施芝鸿先生认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相适应，同实现“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相契合，同人民群众在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的新期待相呼应，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我国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第一，五大发展理念深刻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第二，五大发展理念鲜明体现了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引领性；第三，五大发展理念突出体现了应对发展新矛盾、新挑战的现实针对性；第四，五大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的紧迫性。

有学者指出，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必然产物，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科学方法论的时代升华，也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当代社会发展思想借鉴的成果，并且也深深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之中。从思想谱系上看，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分析和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弘扬。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当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发生变化时，意味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将随之变革，不断地进行完善。从社会实践的源头来看，创新理念的提出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当代社会发展挑战的应对。基本制度相对稳定之后，创新成为生命力的来源，这实际上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

五大发展理念体现在我国国际交往关系中，就是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览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力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形成有利于世界各国发挥各自优势的发展新格局，这是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

2015年4月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答记者问中指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当代中国对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共识。王毅回顾国际交往原则的历史变化后指出，在民族国家产生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始终在探索着国家间相处之道。17、18世纪随着民族国家兴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诞生。它确立了主权平等等重要原则，开创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先河。但这一体系最终没能避免欧洲陷入群雄征战。19世纪“维也纳体系”应运而生，根据“均势原则”对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地缘政治版图重新做出安排，维持了欧洲较长时间的和平。但最终导致结盟对抗和军备竞赛，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70年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硝烟中，各国携手创建了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相应国际体系。这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巨大进步，为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建设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70年来世界总体保持了和平稳定，人类的发展事业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未得到完全遵守，国际关系中各种不公正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当今世界仍很不安宁，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局部动荡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王毅部长认为，今天我们有必要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才能更好地贯彻和落实《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才能更有效地维护和发展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近年来，有人提出“霸权稳定论”，主张打造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大国来统领国际事务；有人提出“全球治理论”，主张各国弱化主权，制定共同的规则来管理世界；有人提出“普世价值论”，主张推广某一种自认为“先进”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来一统天下。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重、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各国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以和平促进发展，以发展巩固和平。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不能把世界长期发展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各国要同心协力，妥善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谋求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全球治理关键在于发展治理，核心在于理念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