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村治研究:立场·观点·方法(2016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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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村治研究中的机制研究

贺雪峰

自2002年提出“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三大研究原则以来见徐勇、吴毅、贺雪峰等《村治研究中的共识与策略》,《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华中村治研究团队又形成了“三经一专”的学术训练模式,这个模式强调“经典、经验、学术团队和专业研究”四位一体。审视华中村治研究团队多年来的基本研究方法,其核心是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机制研究或机制分析方法。对于华中村治研究学人来讲,机制研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通过大量个案基础上的机制研究,形成研究者的经验质感,这是学术基本功训练;第二层是对实践中各类特定机制进行专业化研究。机制研究是中观研究,向下可以连接到丰富的经验,形成与经验之间的硬对话,向上则可抽象为一般化理论,从而形成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开始由引介西方经典转向理解中国经验,在此背景下,机制研究是一个较为恰当的切入中国经验同时又可能上升为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的操作方法。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在大量深入个案、进入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机制研究,形成真正切入中国实践的概念、理论,从而构建既能够解释中国经验又能够指导中国实践的社会科学。

当前美国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经过100多年的深入解剖和全面研究,美国社会科学已经形成对美国社会的理论共识,社会科学研究进入分工细密、注重细节、定量研究的阶段。用个比喻来说,美国社会科学已经过了刀劈斧砍阶段,进入到精雕细刻的时代,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已经打好,大厦已经搭建,精装修仍在继续,有几扇窗户还未来得及安装玻璃,也正在安装中。总之,美国社会科学不仅已经有了对美国经验甚至世界经验的深垦,而且有了与深垦之后美国经验相匹配的比较成熟的理论共识和研究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则大不相同,首先,中国社会结构仍然处在快速变动中。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3亿人口和5000年历史,是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不可能照搬照抄美国模式,理解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也不能照搬照抄美国理论。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本身的复杂性和变动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有一个对中国经验深入研究的阶段。

其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经历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引进西方理论的阶段,目前已经到了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实践的阶段。遗憾的是,在引进过程中形成了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盲目崇拜,忘记了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目的。

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目的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实践,理解中国实践并找到完善中国实践的办法。也正是在这样的中国实践研究中,逐步形成基于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的社会科学概念、理论和方法。西方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与中国不同,把西方理论尤其是当前正流行的运用于成熟美国社会的理论及方法运用到中国,反而可能得不到好的效果。

华中村治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成熟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鲜明的实践性,实践性的首要之处即在对中国经验的认识。认识中国经验深入中国实践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机制研究。

机制研究有两大目标,一是理解中国,为政策服务,为实践服务;二是打通经典与经验、本土与外来的藩篱,建立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原动力在于人,华中村治研究强调“经典、经验、学术团队、专业研究”四位一体的学术训练,强调在做专业研究之前,先要练好“经典与经验”的基本功。阅读经典,主要是阅读西方社会科学经典,尤其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经典著作。大变革时代必然伴随着大学问的产生,经典著作的优点是思考透彻,逻辑严密,具有强烈社会关怀。扎实的经典阅读过程即是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过程。进入经验、理解经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多数经验研究只是搜集材料,用理论的想象切割事实的逻辑,而不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由表及里、由外而内抓住经验的实践逻辑。华中村治研究的目标两重性决定了其经验研究的起点是搞清楚“经验与实践是什么”,而不是与西方对话。为此,华中村治学人尤其强调经验的训练,主张进行饱和的经验训练,具体来说,华中村治学人要求博士研究生必须在8~10个省、每省1~2个村进行驻村调研,且对每个村的调查时间不得低于15天。所有驻村调研都需是综合且深入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层面,重在理解农民生活的逻辑和村庄治理的逻辑。

从实践层面讲,华中村治研究中的机制研究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以理解村庄性质为目标的村治模式调查,第二步是以理解各类现象的实践机制为目标的专题研究。村治模式调查借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悬置理论判断和价值预设,以村庄为主位进行思考,通过深度访谈来理解经验的实践逻辑。村庄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村治模式调查的目的是理解农民生活的逻辑和村庄治理的逻辑。村治模式调查的现象要实、解释要巧,要在“村庄里面提问题、现象之间找关联”。村庄现象是由村庄中的“人”在交往中形成的,现象不是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循的,理解当地人的行动逻辑,搞清楚影响村庄治理的关键变量,通过合理想象与抽象提炼,可以逐步认识经验发生的内在机制。

理解和揭示村庄性质不是一次可以完成,长期、多点的村庄调查及机制分析,可以排除村庄特殊性和调查中的假象,不断发现新变量,建立新联系。要理解中国农村形态及影响因素,就要逐步提高抽象层次,以形成对中国农村的总体认识。需要说明的是,机制的抽象度越高,解释力越广泛,其对现象复杂性及生动性的描述就越弱。只要找到影响现象逻辑的层次性变量,对相关要素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就可以建立起宏观、中观、微观有机结合的机制研究。大量的、饱和式的调研,就可以将之前模糊的、混沌的、暧昧不清的经验变成由无数个具体机制一层一层搭建起来的整体,变成包含无数具体的抽象,这样就容易获得经验的质感。依据我们10多年的经验,经过大约200个工作日的村治模式调查的训练,就可以形成经验质感。

机制研究的第二步是分专题进行研究。村治模式调查是基础训练,只有经过大约200天的饱和经验训练,形成经验质感,才能在进行专题研究时不陷入理论陷阱和琐碎现象中,游刃有余地理解村庄内不同现象、不同要素的联系。影响现象的变量很多,要素关联机制也十分复杂,仅仅用统计学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则可能出现理论的自圆其说或解释的无穷无尽。原因很简单,现象的实践状态是多种机制汇聚的产物,简单的比对和讨论只能造成“多对一”的解释结果,难以从中找出主次机制,更难以发现新的解释逻辑。有了经验质感,就具备了将概念还原到经验的能力,就可以摆脱抽象概念思考的约束,就可以用包含经验复杂性和丰富性的概念进行思考,就能够从复杂实践中抽取关键要素,抓住关键环节,建立关键联系。专题研究也不能只搞一次性提炼。要建立对某类现象的有效解释,就要多调查,多发现,以村庄为本位,对经验各方面各层次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在不同地区形成的有所差异的经验机制的比较和分析,就容易去伪存真、有的放矢地建立起对经验的一般性解释,构建中层理论。专题研究需要有历史变迁的视野,需要有区域比较的视角,更需要有对中国的整体认识。专题研究的成功得益于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研究路径,得益于建立在饱和经验训练基础上形成的经验质感。

需要注意的是,以个案为基础的机制研究与个案研究有质的不同,在各个看似不相关现象之间建立联系,对一些看似不可理解的现象提供解释的努力,才是机制研究。个案可以包括很多不同类别、不同层面的机制,正是对个案发生机制进行完整而细致的把握,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才能具有思考的穿透领悟能力。在不同地区做个案调研的好处是,不同区域现象乃至机制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悖论”,向调查者提出了“为什么”,回答“为什么”的过程,就是将表面现象向更深刻和更一般性本质推进的过程,由此形成对经验与实践更深刻和更一般的理解。

华中村治研究团队一直在进行各个层面和各种类型的机制研究。这构成了前述“三经一专”中的专业研究。进行专业研究时,华中村治研究同人坚信“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三大研究原则。

当前华中村治研究团队所研究的机制涉及农业经济学、政治学、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等诸多方面,涉及的专题很多,其中形成了一些初步具有可积累性的机制研究专题,比如关于农民负担机制的研究,乡村治理机制的研究,上访机制的研究,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正在不断拓展中。

华中村治研究团队强调村治研究“三大原则”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科学必须有一个呼啸着走向田野的阶段,必须有一个真正地深入经验的阶段,要敢于大破大立,要有深入经验的能力。

第一,“田野的灵感”坚持从厚重经验中正确地提出问题,提出正确的问题。当前的经验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用西方理论的大词切割生动的中国经验,提出的学术问题只具有证明或证伪西方理论的客体意义,而不具有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意义。看似扎实的经验研究,因为缺乏对西方有色眼镜足够清醒的认识,使其难以跳出西方创设的话题范围,丧失了提出真问题的能力。强调来自田野的问题意识,强调研究中经验的第一性,就是要以感性经验为思考的基础,悬置学术命题和学术解释,跟着经验的逻辑往前走,不以理论逻辑代替经验逻辑。二是因为不知经验为何物,田野调查陷入琐碎的细节挖掘中,搜集的材料足够多却难以提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原因在于对中国社会缺少足够的价值关怀。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经验并不会自动呈现在研究者面前,而是需要研究者的问题提炼能力。研究者只有主动阐释对象,在经验调查中多问为什么,才能将杂乱的现象清晰化、学理化。此外,我们并不能穷尽对经验的绝对认识,经验是在发展变化的,研究者的认识水平也受时代影响。突出田野调查中的价值关怀,主要是提醒研究者,并不是言必称希腊,或者周公孔孟才是学术,只有端正心态,以理解现实中国为目标,才能真正从教条主义中走出来,挖掘经验机制的结构及问题。

第二,“野性的思维”有两个层次,一是在学术讨论上要大胆与深刻,这主要针对当前社会科学界出现的片面强调规范化的研究路径。经验研究是探索性研究,是从无知到有知的过程。既然是探索,只要能达到目标,任何方法都可以拿来使用。这里并不是说学术规范不好,而是不能陷入对形式和教条的刻板遵守,忘记了学术研究的本来面目。创新和发现才是学术的宗旨,当前中国的经验研究还很薄弱,要提出真问题、真解释,就不要怕思考的片面化,深刻的片面可能会达到深刻的正确,肤浅的正确永久都是肤浅。只有从无序中产生有序,从乱象中找出真相,从一点正确到逐步正确,才能达到深刻的全面。野性的思维就是不受低水平规范的约束。二是理解在中国的坚守与创新。中国是一个巨型社会,扎实的中国研究较少,中国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未形成。与欧美成熟的社会科学体系相比,当前中国社会科学正处在开创阶段,只要伟大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还在进行,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框架还未成熟,经验研究就不应过于规范化。只有让各种理论、方法参与进中国经验的认识上来,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在鱼目混珠、离经叛道、天马行空的学术争鸣中大浪淘沙,才能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幼稚走向成熟,这需要研究者的尊重与包容。过于强调规范和有序,只是低水平的重复,肤浅的全面会扼杀片面的深刻发现。强调野性的思维,就是要在提问题和解释问题时不持有谨小慎微的心态,而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不怕出错中勇于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必须经历一个混乱的阶段,一个革命时代,才能优胜劣汰,形成高水平的秩序。野性思维的核心是思想要开放。野性并非胡思乱想、更非胡言乱语,而是思考要有野性,要有爆发力。

第三,“直白的文风”核心是不要将表述变成问题,而是要用与我们研究相适合的文本来表述研究成果,直白的文风对应艰深的文风。学术要有规范,没有规范不成秩序,就难以传承和再生产。问题是,如果文风的艰深只是为维持低水平的不接地气的学术再生产,这种文风就是自说自话,终究会被淘汰。艰深文风针对两个问题,一是学术的专业化生产体系,二是学术讨论词与物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目前还处在低水平阶段,基于经验本身的规范化认识体系还没建立,有序的学术生产方式也没有形成,在经验研究中对艰深文风的迷信理应被破除。我们提倡直白的文风,主要是因为经验研究跨学科及原创性的特点。直白的文风有利于打破学术禁锢,有利于学术争鸣与创新。在朽木上精雕细刻,那不是严谨,而是糊涂!

文字是否能够实现词与物的对应,不取决于文风的直白或艰深,而取决于是否将机制呈现出来并进行很好的解释。我们认为,在中国社会科学强调发现和创造的初始阶段,用直白的文风说明经验逻辑,有利于无拘束地思考真问题。概念是否准确,理论是否正确,不取决于表述的规范程度,而取决于是否经得起实践检验。需要说明的是,直白的文风并不是随意性很强、主观性过重的表述,而是揭示和呈现经验逻辑的低成本方式。

经验研究的“三大原则”是为使中国社会科学成为有问题意识、有思考能力,是真正言之物、不断创新的,于现代化实践有益,于学术生产有效的学问。

机制分析并非研究方法的创新,而是一种基本的研究训练与研究实践。机制研究不是众多方法之中的一种,而是众多方法中的基础性方法。只有通过个案进入经验,通过机制研究的训练形成经验质感,才能真正有效地进入中国经验与实践中,准确提出问题,深刻分析问题,科学建构问题,最终形成对中国实践的社会科学层面的把握。

机制研究尤其对当前正处在形成主体性阶段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意义极大。这是一个正确提出问题的阶段,是争夺话语权的阶段,是正确分配研究资源的阶段。只有正确地提出了问题,才能有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建设的其他各项事务。

在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机制研究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性。

1.实践性

机制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实践性。当前,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为机制研究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场所,通过对中国经验和实践内在多层面的复杂的机制研究,建立起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再转而指导实践,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目标。

2.基础性

机制研究是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工程,具有基础性的特点。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机制研究是认识中国经验最终建立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工作,没有广泛而深入的机制研究,就很难开展规范严格的定量研究和其他研究。二是机制研究是研究者训练学术能力的基本方式,有助于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弊病,建立厚重的经验质感,获得良好的学术悟性和研究能力。

3.策略性

机制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策略性。具体来说,就是在机制研究中,有一个从经验中总结出机制,再回到更广泛的经验中验证修正机制,逐步完善机制的过程。一个好的机制研究要经过多次的在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循环往复、修正完善,逐步由表及里、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一项成熟的基于中国经验的机制研究就是一块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大厦的坚实的中层理论的基石。策略性使机制研究介于科学和艺术之间,具有科学和艺术的双重特征。

4.层次性

机制研究可以在各个层面开展。每个层面都有复杂程度不同、关联程度不同的各种类型的机制。一层一层地揭示中国实践的机制,再一层层地建构一个更加整体、更加一般和更加丰满的机制,是建立有中国主体性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

5.总体性

我们倡导并践行具有总体性的机制研究。机制研究是对经验内在规律的探究,经验本身是总体性的、非学科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则是学科化、专业化的,我们承认学科化的研究对不同面向机制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践行跨学科的总体性的机制研究。

6.开放性

机制研究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开放性是指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机制,并因此来揭示机制不同的面向。“机制”为开放多元的“机制研究”提供了可积累、可对话的学术交流平台,可以助推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因此,允许多元,允许异质性,是开展机制研究应当坚持的一个原则。

华中村治研究团队试图通过研究中国经验与实践中的丰富复杂多层面的机制来形成研究者的经验质感,又通过大量的专门研究来揭示中国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机制,以形成真正基于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这个努力正在进行中。我们希望,再有10年时间,华中村治学人可以在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上有所作为。

华中村治学人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工具是机制研究(或机制分析),广泛开展机制研究是当前一个时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我们因此愿意说,机制研究是实践社会学的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