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研究与社会学本土化的进路
一
自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建立之时，中国社会学者就一直自觉地进行着学科本土化的努力。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本土化的进路是明确的，那就是社区研究。社区研究成果之丰硕、影响之深远足以证明这条本土化进路的历史正确性。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社区研究尚未充分展开、社会学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才刚刚起步便被迫中断，遑论建立成熟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
社会学重建以来，“补课”这一兼具目的和手段双重性质的学科建设方式几乎塑造了当下中国社会学的基本精神气质和学科形貌，也就是说被我们当成“课”来“补”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几乎主宰了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进路和理论诉求。补课30年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社会学者对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和方法熟悉和掌握的程度或许已经达到空前的水平。但是，“补课”的心态在某种意义上也造成中国社会学者面对西方社会学的集体不自信，要么唯西方社会学是从，要么在本土研究与学科规范化国际化之间游移不定态度暧昧。与西方理论的大规模引介相比，我们再也没有贡献出一个类似“差序格局”这样具有共识性的本土社会学理论。
正是基于对这种状况的不满，社会学界对学科本土化的呼声又起。但总体看来，抽象层面的反思居多，像早期社区研究那样的本土化实践则很少。
二
在众多反思中，费孝通先生晚年对拓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思考无疑最振聋发聩。费老指出，社会学兼具科学性和人文性，而要突破其以科学性为主的传统界限，就要发掘和发展其人文性，要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历史、文化等基本问题，要注意培养深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发掘文化宝藏。他指出：“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因此，“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
正如费老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人的行动和中国社会运作中有许多用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论无法准确理解的东西，比如将心比心、言外之物等，在这一点上，似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更有优势。“理学讲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就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意义，它是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也就是说，费老提醒我们，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崭新的研究领域，而且蕴含着创造一种崭新方法论的可能性，尤其重要的是，后者或许是理解前者最合适的“武器”。
重新审视和发掘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已经成为许多本土化实践者的选择，或许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这种本土化进路虽然内部差异巨大，不过总体上仍可视为“发现自身”的学术努力，其共通之处在于在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找学术资源。这类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研究方法和理论资源仍来自社会科学经典理论
仅将本土的经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是不够的。在研究中最多见的是大量关于“人情”“面子”“关系”等所谓中国特有经验现象的研究，往往简单地比附于社会交换论、印象整饰论、社会资本理论等既有的社会学理论，至多是对现有理论做些修补，比如发现中国人的人情交往中情感因素比工具因素更重要，对中国人来说强关系比弱关系更重要，等等。这种研究的问题意识、理论预设、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都与本土无关，从本质上来说并非什么本土化，甚至不客气地说，许多连基本的研究水准都达不到。这些研究者根本没有搞清楚这些经验现象到底是什么，一味地区分交往中的工具性因素和情感性因素、争论强关系还是弱关系非但无助于理解人情、关系的实际运作，反倒徒增复杂性。
2．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人情面子和关系研究领域中，特别是在本土心理学研究，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中也出现一些类似做法。与前述套用西方经典理论解释本土经验现象不同，这类研究认为人情、面子等中国人的行为逻辑背后其实关联着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运作模式，其核心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几千年来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社会运作模式，这与西方社会是迥然不同的。比如，儒家的礼学思想形成了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重视关系的长久维系而非利益得失（这是社会交换论无法解释的），儒家的仁学思想形成了中国人伸缩性的自我观念，进而塑造了将个体和社会打通的社会关联模式（这不同于西方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等等。因此，理解中国人的行为逻辑和中国社会运作机制，就变成了解读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将儒家的经典表述转化为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进而建立本土的社会理论体系。一些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也从传统思想中汲取解释资源，比如从“气”这类本土词汇解释农民抗争行动中的伦理性，以此质疑西方权利话语在解释中国农民抗争行为上的缺陷等。这类研究似乎比直接套用西方理论要“高明”一些，他们毕竟自觉到西方理论的局限性，并且给出了更“本土”的解释。不过，用儒学话语解释本土现象是否真的就是本土化呢？更重要的，儒学思想是否就真的比西方理论更有解释力呢？在我看来，这种进路的研究已有将儒学思想教条化的危险，这与将西方理论教条化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儒学思想确实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建构，但其参与的方式、程度和影响还是一个需要社会科学加以研究的问题，直接将两者画上等号、用儒学思想替代对现代社会运作实践机制的考察恐怕太想当然了，这不是研究者应当采取的学术态度。另外，这种研究存在一个直接问题是，用“气”“礼”等概念解释中国人的行动和社会运作，非但没有将问题简单化，反而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因为熟知中国社会特点的人都知道，中国人对词语的使用往往是语境化的，也就是说，正确的顺序应当是用语境来理解词，而不是本末倒置，用词来理解语境。这样的话还不如不用的好，比如不用“气”这个词，进而不用借这个词掉书袋牵三扯四堆砌一套古书，我们同样可以很好地理解农民行动的逻辑，而且是更复杂更真实的逻辑，用了这个词以后，并没有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反倒屏蔽了我们的视野，或许气只是其中之一且较不重要的因素。
3．引入历史视野的研究
引入历史视野是强调不能割裂传统与现代的延续性，所谓“越研究中国现代社会，就越发现其背后牵连着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通过深入历史，将传统呈现出来，并通过学术研究将之传承下去”。这种进路与上述直接从传统思想中汲取理论资源不同之处在于，一些学者将历史作为一种与当下具有承续性的经验，是需要去解释、分析、研究的，而不是将历史思想当成可以直接拿来应用的资源。他们对待传统与现代的态度、将历史视野引入对现代社会的研究等观点都没有问题，重建社会学总体性的呼吁更是切中中国社会学研究碎片化、技术化的时弊。我的疑问是，正如这些学者所追求的，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研究传统中国是为了解释现代中国，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历史经验不过是手段、是工具，其目的在于理解当下经验，这就意味着研究者是带着对当下的认识返回历史现场的，这种认识构成了研究者的预设。这里潜藏的危险是，历史会变成研究者用其预设“任意”剪裁的材料，研究者所发现和解释的“历史”是被他们所发现和解释的“当下”选择出来的，无论是他们发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传承性还是变异性，都可能是他们“愿意”发现的。因此，如果缺乏对当下经验的厚重理解，就匆忙返回历史现场，最终可能既误解了历史又无助于理解当下。
三
费老对拓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反思已经发表10年了，一些本土化研究历时更长，但其成果并不令人满意。这些年，围绕费老的反思展开所谓再反思的人不在少数，但社会学的本土化似乎仍然没有走出新路，对待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态度和方式与费老的认识也相去甚远。笔者认为，目前还没有学者真正理解费老反思的真正意义，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把费老的反思绝对化了，将其从费老一生的学术发展脉络中割裂出来，似乎社会学的希望就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资源。他们忽略了一个极重要的前提：费老的反思是建立在他一生学术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他早年的社区研究。费老以及他那一代的社会学人在学术历程的初始阶段无一例外地接受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训练，他们对彼时的中国农村社会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这段重要的学术经历使他们无论是面对现实经验还是历史经验，都能够很好地进入，并具备了长期经验研究所形成的独特的学术领悟力（也就是经验质感）。费老本人去处理历史文化传统时，历史经验同现实经验一样都是鲜活的，如果是由缺乏经验研究训练的人去处理历史文化传统，那么历史经验就会变成死材料。因此，要想真正理解费老的反思必须将其放置在完整的学术经历中，尤其不能忽视经验研究的训练这个重要前提。二是把历史文化传统教条化了。费老一方面指出中国人的交往和中国社会中有许多用西方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无法准确理解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理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智慧，那就是实践性。实践性是什么？笔者认为，理学的实践性是要求研究者直接进入生活经验之中，研究的过程也应该是实践性的，经验不能变成研究的对象，而是研究本身。比如，要理解“将心比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就不是翻阅古书从孔子、朱熹那里寻找答案，而应该是直接到经验中观察体悟它的具体实践，如此才能真正消除横亘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二元对立，这才是费老所说的传统哲学所提供的方法论启示的真正意义所在。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面临将历史文化传统教条化的危险，把具有鲜明实践性、经验性的社会学研究变成训诂学，研究过程本应在生活实践中完成而变成皓首穷经的文献阅读，研究能力也变成了古文阅读水平，这是从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这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这两个方面其实可归为一点，那就是真正让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机地转化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资源，并不是机械地回到传统历史，反倒是应该重拾传统的实践性精神，在经验中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四
我们强调经验研究的实践性，强调实践社会学，关键不在于将实践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将研究本身也视为是实践性的。将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实践社会学仍然是在用成熟的学科化思维选择和解读经验，实践本身无法参与到真正意义上的学科重构之中。实践性的经验研究反对将经验对象化、客体化，而是将经验置于主体地位，让经验本身的实践逻辑显现出来，研究者的工作是发现和提炼这种逻辑。我们将发现和提炼经验自身逻辑的经验研究称为机制分析。
我们所说的机制分析至少在三个方面不同于以往一般意义上的机制分析。其一，机制是对经验自身逻辑的提炼，而非研究者设计好的若干要素的排列组合。其二，机制的发现不依赖于显性的事件，而是在大量深入的整体性经验调查中，逐步发现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显性事件固然有助于将相关要素及其相互关系集中暴露出来，但这种方式的暴露会因为偶然性的加入使研究者误读经验中日常性的真实逻辑，并且会被某些要素的剧烈呈现所迷惑，丧失对经验逻辑的整体性把握。最后，对机制的理解必须还原到其社会场域中，社会场域也不是事件牵连起来的局部的、暂时的、碎片化的关系，而是日常性、整体性和开放性的关系总和。
机制分析具有两个鲜明的品格，一是其实践性的研究方式，二是总体性的社会学视野。实践性的研究方式不排斥任何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该方法的唯一标准是其要有助于研究者完成这种实践性的研究，有助于研究者充分地浸泡到经验中去，有助于研究者保持对经验的高度敏感以及与经验的深度接触。总体性的社会学视野既是对经验本身的尊重，也是对古典社会学的回归。经验本身是非学科化的，当下的社会学却是严重学科化的，这种过度学科化的弊端已引起学者的不满与反思，并提出要回归古典社会学传统，重建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其实重建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并非难事，直面总体性经验本身要比返回历史简便得多。机制分析的这两个品格是相辅相成的，实践性的研究方式是建立总体性视野的基础，总体性视野则是研究过程实践性的保证。
真正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进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本土化中来，这种实践性的经验研究或许才是更恰当的方式。与其在抽象层面上思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与其回到文本中爬梳，倒不如重树中国古人做学问的实践精神，投身到经验中，毕竟传统是被现实生活选择着、传承着、改变着和创造着。我们在正确解读实践中的中国经验基础上，或许才能更加准确的解读传统，解读其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