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马克思的绝对与相对

一 马克思（主义）是高峰，不是顶峰

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制高点，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可谓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座思想奇峰、理论高峰。马克思（主义）永远流淌在人类认识历史的滚滚长河之中，没有终点，没有尽头，没有顶峰。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不是“单向度的学说”，直面“问题”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马克思主义一旦丧失反思的向度和批判的精神，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然而，在当今的学术界，存在两种倾向：一是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学术凸显”的旗帜下过上了“与世无争”的学术生活；二是一部分人虽然自觉地意识到了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责任和历史使命，时刻关注着中国的现实，但这种认识实际上是把马克思思想工具化了，介入现实的方式单一，不是为现实做“注解”，就是为现实做“辩护”。

所谓“注解”，就是注解和论证给定的东西或既定的事实，缺乏一种敢于超越当下、前瞻未来、引领时代的宏大气魄和理性追求。当然，“注解”是必要的，但却不是足够的；“注解”仅仅是理论研究的一方面，而非其全部。停留于“注解”或者给“注解”做“注解”的层面往往导致马克思主义在对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所作为，在为“迷失方向的大众”提供实践智慧方面无能为力，在引领时代发展方面力不从心。所谓“辩护”，就是单纯地为现实唱赞歌，缺乏直面生活、干预现实的批判精神。当然，“辩护”是必要的，却不是充分的。停留于“辩护”或“辩解”层面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魅力的消退而丧失大众的支持，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功能的弱化，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旁落。

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大体应遵循以下两条原则。

一是“注解”与“前导”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是“我在思”，既要“思入文本的深处”，更要“思入时代的深处”，从被动干预现实转向主动引导现实。马克思主义应该像“高卢雄鸡”一样在黎明到来之前啼鸣报晓。毛泽东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既不能停留在对“经典”的注解层面，也不能停留在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注解层面，尽管这样的“注解”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更为重要的不是“注解”而是“引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注重“为时代立言”——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核心理念；“为生民立命”——为当下人的诗意生存提供引导与启蒙；“为社会立法”——为建构理性的市民社会结构提供理性法则；“为未来立向”——为引领中国的未来发展确立方向。总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以“哲学的方式”来关注现实，否则，马克思主义就有可能沦为工具性的“肯定性思维”，以此方式来关注现实，并不会真正有助于现实的跃迁和进步。遗憾的是，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仅仅注重注解论证，醉心于自我直观，擅长于象牙塔式的寻章摘句，热衷于自由清静的窃窃私语，满足于脱离实际的高蹈论列，沉浸于生造术语的孤芳自赏，游荡于抽象思辨的概念王国，其结果是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马克思主义却“失语”了，这与其说是被“边缘化”，还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放逐”。

二是“批判”与“辩护”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不是“单向度”的理论，不是价值中立的学说，不是毫无锋芒的“学术”，就其本性来说，它锋芒毕露。面对不合理的现实，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终其一生一直在追问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探讨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价值中立”是实证崇拜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紧箍咒”。它使我们的哲学“保持了哲学的语词而丢掉了哲学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应该保持建构、批判、反思与超越的本性，既要为合理的现实作辩护，也要对不合理的现实展开批判，在批判中建构，在建构中批判，辩护与批判之间应该始终保持合理的张力。从我国当下的实际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建构与辩护的功能发挥得比较好，而批判与反思现实的功能则发挥得不好。如果我们的理论研究长期对“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只忙于在概念和范畴上这样推导，那么“发展”和“创造”出来的理论是很难有世界话语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