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克思现在还是对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就了这样一种局面：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主义便存在。只能废弃你的对手才能废弃你自己。但问题就在于，资本主义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活跃。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和生命力。

大多当今的马克思批判者并不质疑这一共存性。但他们宣称，当下的资本主义系统相对马克思所在的世界完全今非昔比，因此他的理念对于当今世界不再有任何意义。在深入讨论这一论点之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本人曾精准地提醒了那个他挑战的系统会如何彻底改变。更何况马克思本人也预测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工人和白领的迅速增多。

多数的社会理论通常假定普遍真理和永恒规律，并断定探寻普遍真理和永恒规律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理论家比马克思更反对永恒性和非历史性这类说法。在晚年写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提过，他不曾掌握历史或其他任何领域的“万能钥匙”。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嘲笑那些只知道为存在规定普遍真理的哲学家们，而他的目标——让哲学和政治“重返人间”——也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提出。

“历史”并不仅仅意味着“过去”，而是意味着“作为过去结果的现在”，意味着“站在现在来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换言之，马克思拒绝永恒“真理”的话语。我们不妨来考量一下，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在任何一种程度上都构成了对传统知识的颠覆。在马克思此前的数千年，“历史”早已被概念化为对过去的研究，而对马克思而言，历史研究工作不过是构成他政治工作的背景。一旦清楚了这一点，马克思对非历史性和永恒性拒绝的重大意义就将清楚地显露出来。

马克思不同于以往哲学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拒绝任何一种形式，包括他自己理论的永恒真理化。马克思认为，那些追逐永恒真理的活动——不论如何将自身打扮成为学术性研究——通常都是唯心主义的。所以，马克思明确否认自己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他同样否认自己是一个18世纪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手推磨绝不会“给予”人类一个社会，蒸汽机同样也不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宣布了他的“新”唯物主义，并且赞扬了唯心主义在对人类经验总结中“能动性”和不可避免的历史性方面的积极发展。如果说因果性对马克思是有意义的，那么其仅仅是借助于人类活动而产生的。

在马克思视野中，马克思的理论绝非一个关于永恒的、“科学”的原则大纲或者基于某些外部框架的实证假设；马克思的理论始终适应历史，因为那种追求永恒性认识的理论——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保证的恰恰相反——无法参与到政治中去。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观始终是政治化的，并且指向行动，而非“科学”和“解释”的工艺品。

其实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理解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种错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现象，这五种现象影响颇深，危害极大，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象，给社会主义实践带来了挫折。

第一，误解马克思主义。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主要体现在：从当代哲学思维方式倒退到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认为马克思只是一个近代思想家，而不是一个当代思想家；把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只注重历史必然性而不注重人的主体性的“经济决定论者”；一些学者无视马克思主义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只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宏大叙事”，缺少细致入微的“微观分析”，对日常生活世界关注不够，因而马克思主义很“空”，以此来贬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只重视价值判断的伦理学家。其实这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本来，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学说，却被一些人误解为狭隘的宗派主义学说。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针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存在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马克思曾愤然说道：“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仔细分析起来，马克思主义被误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同具体语境割裂开来。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马克思曾解释：“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其实，认为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找到不变的、现成的定义或答案，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第二，肢解马克思主义。“为我所用”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合”理论形象。在西方，“肢解”马克思主义的突出例证，就是制造所谓“恩格斯反对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反对老年马克思”“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等谬论。把原本是一个完整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肢解”为“多元”马克思主义，这严重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其实，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工人阶级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理论指南，它是完整的有机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因此，割裂这个体系，肢解马克思主义，便成为一些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本来，在马克思那里，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内在统一的，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思想方法”，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分析框架”，而科学社会主义则主要是“现实结论”，三部分共同服务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为了适应客观的学科分类体系之需要，马克思主义被人为地分割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彼此独立的学科。从此，学术研究因“分工”而“分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者虽“鸡犬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本来，在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形态”、“学术形态”和“政治形态”也是内在统一的。然而，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却把三个形态割裂开来，要么过于注重其“政治形态”或“学理形态”，而忽视其“大众形态”；要么只注重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而把“人”的问题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因而对其中的人权、人的主体性、人道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重视不够。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形态”得以倡导，但未能真正实现；“学术形态”强劲，但疏离大众和政治倾向较为明显；“政治形态”突出，但需进一步赢得学理支持与大众认同。针对“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有学者主张“完整地”、“总体性”和“整体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第三，曲解马克思主义。一些人把马克思当时的“个别具体结论”当成“一般抽象公式”到处简单套用；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当时具体问题的结论当作教条盲目信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为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一些人用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中挂马克思主义招牌，贩卖非马克思主义的私货；一些西方马克思学者炮制出“两个马克思”，把马克思主义阐释成一种“新宗教”或“人道主义”。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是无意的话，那么“曲解”马克思主义则是有意为之。马克思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出版后，就曾遭到普遍曲解；1867年杜林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也有曲解；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也说，“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长的土壤。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们大多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和革命批判本质，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最终导致理论与实践、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的分离和对立。关于此，恩格斯在晚年曾做过自我批评：“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针对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马克思、恩格斯同形形色色的曲解者进行论战，积极从正面阐发自己的理论，从而把“消极的批判”转变为“积极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论战性论著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四，消解马克思主义。如果说“误解”“曲解”出于独断论，那么“消解”则出于怀疑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一些人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能解决当前问题了、没有生命力了；一些人从“历史虚无主义”出发，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告别革命论”和共产主义“渺茫论”；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如布热津斯基宣称“共产主义将最终消亡”、海尔布隆纳宣称“资本主义获得了最终胜利”、福山宣称“历史终结了”等。批评家先生们宣布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得出的结论过时了，但他们却拿不出任何新的东西来代替它们，仅仅限于一方面空洞地和枯燥地重复‘批判’这个名词。

其实，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暂时进入低潮，并不等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走向“终结”；失败的不是全部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对待社会主义的错误方式；破产的也不是整个马克思主义，而是某种僵化和教条式的赝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因此说它过时了、失败了、没有生命力了是根本错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邓小平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时曾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主张推进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可见，自我批判和自我革命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变革和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特质和内在动力源。

第五，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得不够细致深入，未能完全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把握不到位，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的“源”与“流”、“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未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学说（如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注重对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的经验观察和描述，它是前提，然后才是“改变世界”的学说；未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较为注重对“宏观世界”的研究，对“微观世界”研究得不够，因而“宏观研究”有余而“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不足；未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较为注重对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的分析，而对资产阶级的强势以及资本主义的自我批判、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能力研究不够；未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张扬人的主体性，而对实践主体研究不够；只看到“两个必然”的客观规律性，而对“两个决不会”的时间和客观条件研究不够。由此，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化、神圣化和僵化了，既对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注重不够，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时代化、微观化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注重、消化和吸收不够。现在有些人没有仔细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基本特征缺乏深入透彻的理解，或者虽然读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但是没有真正读懂、没有把握精髓、没有消化吸收，由此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不了解、不理解或理解不到位。改革开放38年来，实践唯物主义、主体性哲学、人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生存哲学等，均是对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修正和补充。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作为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关键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否则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不打自倒”。如今，不仅要走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爱之欲其生”和“恶之欲其死”的情绪化态度，更为根本的是要使人们的思想和态度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增强马克思主义吸引力和生命力的前提。

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前提。实际上，对一种科学理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不是人们主观随意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科学理论本性。

第一，马克思的本性是关注实践和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深奥，是很朴实的道理。马克思坚决反对纯粹的抽象思辨，而是面向“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把资本控制社会、资本奴役劳动当作“总问题”。马克思主义本性中具有强烈的大众关怀和人本情怀，不仅提升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地位，而且认为人民大众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正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现代无产阶级才第一次具有阶级意识，从此大众不再作为“沉默的大多数”，而是成为“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发展的主体。正如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历史功绩时所指出的：“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哲学研究的不是抽象的概念、范畴，而是感性的、现实的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物背后被遮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不是乌托邦空想，而是社会公正问题。其实，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这三部分共同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最终实现“人类解放”做理论论证的。

第二，马克思不是远离人民大众的一种纯粹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理论，而是为人民大众立言并为人民大众提供“现世智慧”和“政治代言”的。自中学时代起，马克思就立志选择“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确立了为人类服务的“事业观”。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多篇论文，对民众的需要、利益和诉求给予关注，积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大众的利益进行辩护，确立了关注时代问题的“学术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人民大众所拥护。科学的理论只有被人民大众掌握后，才会得到实现并转变为现实的物质力量；理论不关心人民大众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自然会被人民大众边缘化。由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应把纯粹学术性当作自己专业水准的唯一追求，而应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

第三，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主要包括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和社会结构分析方法等。就研究方法而言，主要是从现象去探求本质，从过程去揭示规律；就叙述方法而论，主要是用本质去阐释现象，用规律去说明过程。马克思主义不是包医百病的“药方”，不是到处可以套用的“公式”和随处任意粘贴的“标签”，而是坚持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科学方法与价值方法的统一。所谓科学方法，是指从客观的角度，通过经验和实证的分析揭示客观规律的方法。所谓价值方法，是指从人的角度考察问题的方法，即考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的意义。

科学方法与价值方法的统一内在要求：在理论张力方面注重“现有”与“应有”的统一；在历史观方面注重人的历史活动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在主体方面注重“主体能动性”与“客观制约性”的统一；在思维方式上注重“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统一。实际上，“马克思始终是以严谨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是随意演绎社会历史发展，因而所作出的分析和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经得住推敲的，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尽管在新的形势下有的需要修正和发展”。

第四，马克思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一理论品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能够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乌托邦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之所以是科学，主要在于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和历史的人出发，不是从“空想”出发，而是从“实践”出发。马克思主义不是自我欣赏、自我封闭、停滞僵化的学说，而是既注重自我批判、又强调与时俱进、具有开放性和不断对自己从前的信仰和理论进行自我清算以达到自我完善的学说。这种理论品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要接受来自不同时代、实践和理论的批评。马克思曾说：“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同时马克思也是善于质疑的人，“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马克思对待前人的理论，尊重而不迷信；对待同时代人的理论，吸收而不忽视；对待自己的理论，珍惜而不固守。正是这种科学态度，最终促成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品格。

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既是以往历史经验的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提升自身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解的准确性、增强时代的敏感性、加强自身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理论的丰富中自我完善，在理论的发展中应对挑战，在理论的创新中增强生命力。

第一，“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纠正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中国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就必须关注现实、关注人民、关注时代，处理好哲学与政治、哲学与大众、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基础上，善于吸纳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而不是用它的个别结论，去分析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正本清源，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理清它的源与流、基本价值和当代价值。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停留在“书本”上，禁锢在“书斋”里，而应努力为时立言、为民立命、为国献策。反思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陷入“边缘化”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的“哲学家们日益严重地沉溺于小格局的文本解读及其诠释技法之中，在学术化的口号中远离了现实生活，使哲学在书斋中更加思辨化、碎片化和个人化”。

第二，“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其达到时代和实践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并能破解当代中国问题、解释当今世界。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的学说体系，也包括其继承者对它的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与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于其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于其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不是套语和标签、大话空话，而是进一步研究问题的方法、思路与眼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不能丢，但是要“讲新话”。马克思主义要想在当代的中国有所作为，就必须关怀“人民大众”、关心“时事政治”、关注“中国问题”，走“大众形态”、“政治形态”和“学术形态”相统一的发展之路。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就是要对中国经验和世界经验进行科学的概括总结，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的汲取，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和富于创造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提高理论思维水平，才能更加深刻地把握当代世界的本质特征、深层规律和发展趋向，也才能更加深刻地把握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现实问题和未来走向。

第三，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本性：让百姓听得懂，记得住，信得着，用得上。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尊重群众，尊重实践，根据时代和实践变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核心是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关键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能迷失方向，不能丧失为时代立言、为大众立命的使命，不能丧失对当今时代的理解、批判、建设和引导的愿望和能力；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是要做到理论同实践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拿来主义与独立自主相结合。在理论上，应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体现“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也才能从根本上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然而这一胸怀、视野和未来指向正是伊格尔顿所达不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