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元末的政治文化态势

元代制度设计的先天缺陷，在元末暴露无遗。顺帝本欲有为而推行的“至正新政”，终因无力改善制度之先天不足而虎头蛇尾。元中期实行的“延祐开科”，既没能充分调动汉族士大夫的政治热情，也未能选拔一批像样的人才。金戈铁马的大元王朝江河日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一 “至正新政”的失败

较之此前的大一统王朝相比，元朝的最大的特点是，它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王朝，儒化最浅。这一特点衍生出两个相辅相成的现象：一是地域之广阔、武功之强盛、文化之包容，远胜此前历朝；二是统治时间之短暂、君主更迭之频繁、国家体制中士人精神之缺失，又远不及后来的清王朝。这种现象的形成，根源在于元朝独特的文化政策、政治品性及统治方略。

就文化政策来说，元代最大的特点是不重儒学。在统治初期，如果说因时间关系及心理适应过程而对儒学不加理睬，这尚能理解。但终元之世，儒学始终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流于表面。因此，元代政权性质始终被定格在军事化、贵族化上。这种政权性质衍生出独特的统治方略：种族歧视、不重科举、独崇吏治。

先说种族歧视。元代按其征服地区的先后，将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与民族歧视政策。其中汉人与南人都指汉族群体，前者是原金朝统治下的民众，后者是原南宋统治下的民众，只是汉人比南人早归附几十年，地位略高于南人。种族歧视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核心资源分配不均。从中央到地方，重要部门的长官始终由蒙古人、色目人把持，汉人、南人难以进入核心层。有元一代，仅危素一人，由南人入相，官至参知政事。“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百年之间，子孙有所凭藉矣。”二是汉人尊严被践踏。且不说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之间的不对等，同为汉族群体的汉人与南人之间，南人的尊严也备受摧残。《元史》中记载了一则关于虞集和元明善的故事：

二人初相得甚，至京师，乃复不能相下。董士选之自中台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门外，士选曰：“伯生以教导为职，当早还，复初宜更送我。”集还，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选下马入邸舍中，为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饮，乃举酒属明善曰：“士选以功臣子，出入台省，无补国家，惟求得佳士数人，为朝廷用之。如复初与伯生，他日必皆光显，然恐不免为人构间。复初中原人，仕必当道；伯生南人，将为复初摧折。今为我饮此酒，慎勿如是。”

元明善是汉人（河北大名），虞集是南人（祖籍四川，侨居江西）。虞集在元代中期名满文坛，董士选尚担心其遭到身为汉人的元明善的摧折，饮酒劝戒，足见南人地位之低。虞集作为南人中有政治身份者尚且如此，南人中普通文士之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再说不重科举和独崇吏治。因为不重儒学，元廷一度废弃了唐宋以来中国最重要的选官制度——科举。虽然科举取士也未见得尽善尽美，但相比之下，至少可以保证两点：一是形式上的公正，至少避开了“察举”、“荐举”中过多的人为因素；二是把学识、道德作为选拔理想人才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把德与才联系起来。元廷废科举而崇吏治，则带来了诸多问题：一是选吏方式不公正，存有严重种族歧视倾向；二是对吏的管理缺乏约束。很多有识之士早已看到了“重吏轻儒”的弊端：“为政者吏始专之。于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略，志在用世之士，不由是无以入官。”“士大夫有欲进取立功名者，皆强颜色，昏旦往候于门，媚说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迂者之所不能为也。”

当然，在以人治而非法治为主导的时代，其制度缺陷尚能通过有为之君的魄力和能力加以修复。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到忽必烈建号“大元”，元代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忽必烈不但开创了大一统的局面，而且起用大批儒士，打造出“至元盛世”（1264～1294）气象。时人推崇该时期为治世之典范：“未有宏大之量，包海宇、混南北，视鲸波万里犹一堠，龙伯九渊犹一舍，凌驾溟渤，责成岁功，久之无虞，如我朝世祖皇帝也。”但是靠个人能力来决定国家走势，一旦君主出了问题，其制度缺陷就会立即暴露。如果说元代前几位开创之君尚能靠个人能力掌控制度的不完备，那么后期君主便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

元王朝制度之先天不足首先体现在最高权力的转移上。儒家在最高权力的交接上有一套完整的体系——“长幼有分”、“嫡庶有别”。但是元代统治者不愿接受儒家的这套规则，而实行以部盟为主导的“推荐制”，其决定因素在于部盟力量的强弱，因此必然出现因力量差异而带来的斗争。从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到至顺四年（1333）顺帝登基，短短不到二十年，元代九易其主，可以想象当时朝政之不稳、人心之动摇。

至顺四年（1333），顺帝妥帖睦尔即位于上都。他在统治的前期尚雄心勃勃，后至元六年（1340），“二月己亥，黜中书大丞相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冬十月，以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十二月，复科举取士制”。后至元七年（1341），他改元“至正”，诏曰：

朕惟帝王之道，德莫大于克孝，治莫大于得贤。朕早历多难，入绍大统，仰思祖宗付托之重，战兢惕励，于兹八年。慨念皇考，久劳于外，甫即大命，四海觖望，夙夜追慕，不忘于怀……夫三公论道，以辅予德，二相总政，以弼予治，其以至元七年为至正元年，与天下更始。

这就是历史上的“至正更始”，史称“更化”、“新政”。“新政”伊始，顺帝也做了不少实事。至正元年（1341）正月，“命脱脱领经筵事”,“免天下税粮五分”；六月，“改旧奎章阁为宣文阁”。至正二年（1342），三月，“亲试进士七十八人，赐拜住、陈祖仁及第，其余出身有差”。至正五年（1345），辽、金、宋三史告成，当阿图鲁、帖木儿塔识、太平等人在宣文阁进呈时，顺帝说：“史书所系甚重，非儒士汎作文字也……朕与卿等皆当取前代善恶为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

然顺帝终非有为之君。“新政”未推行几年，他便斗志尽丧，一反登基时的克勤克俭。面对天灾人祸，他不但不安抚民心，反而在至正十年、十一年间实行两项措施：征发十余万民工疏浚黄河故道，变乱钞法致使物价腾涌，史称“治河”、“变钞”，导致民变四起。《元史》载：“（至正十一年五月）辛亥，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面对红巾起义后天下大乱之局势，顺帝不但未能“扶大厦于将倾”，反日渐沉沦：

帝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以宫女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为十六天魔，首垂发数辫，戴象牙佛冠，身被缨络、大红绡金长短裙、金杂袄、云肩、合袖天衣、绶带鞋袜，各执加巴刺般之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又宫女一十一人，练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乐用龙笛、头管、小鼓、筝、、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以宦者长安迭不花管领，遇宫中赞佛，则按舞奏乐，宫官受秘密戒者得入，余不得预。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最高统治者如此荒淫堕落，必然会导致层层官吏腐败不堪，加之元朝官吏体制本身就缺乏士人精神，于是元末官场堪称中国历代最黑暗时期。叶子奇在《草木子》中记载：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句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

腐败也从各级政府机关延续到军营，早期的蒙元军队素以骁勇善战著称，席卷欧亚，所向无敌，然而短短几十年里，他们就面目全非了：“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军队腐败的直接后果便是不堪征战，朱元璋于至正二十六年晓谕元朝降将时就指出：“元军云集，其老将旧臣虽有握兵之权，皆无戡乱之略，师行之地，甚于群盗，致使中原板荡，城郭丘墟，十有余年，祸乱极矣。”

从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起义爆发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灭亡，十七年的时间，各地群雄纷纷起问鼎之心：朱元璋在浙东、张士诚在吴中、陈友谅在江汉、方国珍在温庆台地区、明玉珍在蜀中、陈友定在福建等，各自拥兵自重，割据自雄，中华大地干戈遍地。翻检时人记载，血腥气扑面而来：

九州封豕食人肉，旌旗遍野尘沙黄。金城汤池尽瓦砾，往往白骨堆秋霜。新魂旧鬼相间哭，哭声落日连穹苍。赤者为狐黑者乌，北风其凉雨雪雱。凤凰高飞避矰缴，梧桐不复生朝阳。

何况十年来，无岁无干戈。黄尘迷道路，白骨被陂陀。原田自膴膴，孰种麦与禾。遗黎转茕茕，短褐不至踝。

客来为说淮南事，白骨如山草不生。翻覆几回云雨手，登临无限古今情。长街竟日人烟绝，小市通宵鬼火明。欲省先茔归未得，悬河老泪若为倾。

“宁为太平犬，不为乱离人”，有太多的士人在战乱中或死里逃生，或播迁避难。杨维桢（1296～1370），晚年自称：“予自壬辰（至正十二年，1352）兵兴来，遭罹死地者凡四五。”高启诗曰：“人情恋故乡，谁乐远为客。我行不得已，实为丧乱迫。凄凄顾丘陇，悄悄别亲戚。不去畏忧虞，欲去念离隔。虽有妻子从，我恨终不释。出门未忍发，惆怅至日夕。”和许多仓皇奔走的逃难者相比，高启的遭际还算幸运，至少能从容地挈家移居而不至于家破人亡，但从诗中不难感受到纷飞战火下笼罩在诗人心头的愁云惨雾。

宋濂（1310～1381），战乱前一直生活在金华，“曾未几何，金华陷于兵，士大夫蝼蚁走。唯流子里为乐土，亟挈妻孥避焉。流子里隶诸暨，地在嵊之东南，仅数舍即至。濂时苦心多畏，而土著居民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未尽坠，辄翳行林坳，钞其囊橐物，甚者或至杀人”。流落窜伏于草莽之间，提心吊胆，兢兢度日。

短短的几十年间，元朝由大一统的盛世逐渐败象尽显。“眼见它起高楼，眼见它楼塌了”，造成这一悲剧之根本在于，它因不重视儒学而采用的一系列急功近利的手段与措施。前几代有为之君尚能通过个人之雄才大略控制局面，而后继者却只能自食其果了。

二 “延祐科举”与理学升降

蒙古人因不受儒学礼仪之约束，得以彻底发挥其征服力，武功之盛为历代所不及。但又因不重儒学，导致其未能守住开创之局面。由此可见儒学治国之两面性：长于守成，短于开创。

中国儒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先秦时期形成经典、两汉时期解释经典、宋明时期在解释经典中再次形成经典。儒学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崇尚“内圣”，其根本目的是为统治者选拔理想的人才。而统治者要想实现这一目的，一是要“选”；二是“怎么选”。在“选”上，唐宋时期形成了“科举取士”，但在“怎么选”上，一度出现争议。这集中体现在科举与理学之间的制度化链接上。

唐宋时期，儒学大昌，在与科举的结合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的文官制度，或曰“斯文”传统。但科举和理学的结合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先说理学之发展。理学自北宋二程创立之后，屡遭毁禁，直到南宋末年，才得到朝廷的认可。嘉定二年（1209），宁宗赞扬朱熹“集诸儒之粹”，“有功于斯文”，称其为“孟子以来不多有”的儒学大师，追谥其曰文。嘉定五年（1212），宁宗批准国子司业刘爚将《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二书立于学官的要求。嘉定八年（1215），谥张栻曰“宣”，次年，谥吕祖谦为“成”。嘉定十三年（1220），追谥周敦颐为“元”、程颢为“诚”、程颐为“正”。宝庆三年（1227），理宗下诏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淳祐元年（1241），他又下诏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寻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可以说，理学在理宗时代获得了全面解禁，并且逐渐成为官方学术。

入元前后，经过赵复、姚枢、杨惟中、郝经、许衡、刘因等一批儒者的大力推广，前后呼应，理学在社会中越发普及。经过了世祖时代的积淀和酝酿，“以儒治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至大德间，“公卿大夫，下而一邑一乡之士，例皆讲读”。

再说元代的科举。梳理元代科举的发展，首先要从太宗窝阔台说起。1238年，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太宗允许科举考试，史称“戊戌选试”：“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为免奴者四之一。”但这算不上一场严格意义的科举考试，只是为了解除许多士人奴隶身份所采用的权变之计。即便如此，也遭到很多蒙古贵族的反对，“凡言科举者，闻者莫不笑其迂阔以为不急之务”。而在汉人看来，科举必须实行：“岂有煌煌大元，土地如此其广，人民如此其繁，官吏如此其众，专取人于此，求其所谓经济之学，治安之策，果有耶无耶？愚所不知也。为今之计，莫急于科举。”他们不断进言进策：

世祖至元初年，有旨命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十一年十一月，裕宗在东宫时，省臣复启，谓“去年奉旨行科举，令将翰林老臣等所议程式以闻”。奉令旨，准蒙古进士科及汉人进士科，参酌时宜，以立制度。事未施行。至二十一年九月，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言，十一月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帝曰：“将若之何？”对曰：“惟贡举取士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则用心为学矣。”帝可其奏。继而许衡亦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

可见，世祖时期，实行科举的呼声越来越高，尽管没有得到落实，但给后来的“延祐科举”打下了思想基础。历经成宗（1295～1308）、武宗（1308～1312）两朝，到了仁宗皇庆二年（1313），中书省上奏仁宗，希望在更定旧制的基础上重开科举。仁宗不但批准了这个建议，而且同年颁布了考试程式：

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

《四书》《诗》用朱子注，《书》用蔡《传》，《易》以程子《易传》与朱子《本义》，《春秋》兼用三传与胡《传》，《礼》用古注。除了《礼记》外，所有经义基本都是程朱一系。这标志着程朱理学已经取代了其他学术思想，在学术界取得了支配地位。

科举考试和程朱理学是形式与内容或者说手段与目的之关系。科举是选拔人才的形式和手段，而程朱理学则赋予这种考试的标准，或者说对人才素养的要求和规定。二者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给朝廷提供合格理想的人才。所以，把程朱理学纳入科举考试的范围，这既符合儒学内在理路的发展，也是历史选择的必然。如果这种链接得当，本应取得双赢效果：一是可以打破元代独崇吏治的局面，二是能促进学术本身的发展。但实际上，这两种期待都以失败告终。

种族歧视贯穿在科举的实施过程中，其直接结果是，一是选拔人才力度不大，如苏天爵说：“夫科场取士，三年止得百人，今吏属出身，一日不知其几。”二是选拔标准不公正。在考试过程中，汉人受限于诸多规矩，即使考中进士，也不得为御史、宪司官、尚书等要职，大量的汉人依然被排斥在科举之外。如余阙说：“延祐中，仁皇初设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胜道，是可惜也。夫士惟不得用于世，则多致力于文字之间，以为不朽。而文辞者，有幸有不幸者。至于老而无所用矣，而其文又遂泯不显，是又可哀也。”余阙是色目人，以科举入仕。由于其性格之耿介，加之与南方文人相处友善，故以愤激之情为南士鸣不公。大量的南方文人对此更是心存不满，徐一夔说：“胜国之制，取士必以门地，杂流次之，科目又次之。不幸楚产之士，又遭阴废，故夫里闾之间，虽有夷齐之廉，曾闵之孝，亦仅克施为一家之政，终不使之有位以行其道，而士亦以是不能有誉于天下后世，不亦可悲也夫！”有人甚至认为科举只是粉饰太平的举措，如叶子奇说：“仕途自木华黎王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台外，其余多是吏员。至于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

另一方面，虽然“延祐科举”把程朱理学作为考核人才的主要依据，但并没有促进学术的发展。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富意味的现象：理学在南宋时期虽未获得官方保证，但其学理却不断深化，“延祐科举”给予理学以制度化的保障，其学理却日渐庸俗。可见，科举并非保证理学前进的根本因素。

理学极盛于宋。在其产生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条在于，唐宋时期中国选拔人才的标准发生转型。随着科举的大规模普及，到了宋代，选拔人才的标准不再靠军功、门第，而是靠知识、修养、道德，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至此始彻底衰歇。而理学不仅仅讲求外在的伦理规范，还关注人的修养、境界。理学的产生，确定了儒学“内圣外王”的合一。综观中国历代文人，以宋、明两代最负责任感，以“家国天下”为己任，这与宋明时期理学的昌盛息息相关。换言之，理学的昌盛发达，本源于士人家国责任的担当和希圣希贤的道德认证。而在元代，由于种族歧视的问题，士人尊严扫地，科举流于形式。士人缺少发挥才学的平台，起初无力承担责任，随着信心的沦丧，后来是不愿意承担责任。元代文人参加科举，多出于利益的驱动，而不愿意在道德修养上下太多功夫。而极少人依然信奉理学，也只是出于独善其身的需要。

“延祐科举”所采经义，一以程朱为准绳。但是为了应对科举，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科举讲义性质的著述。陈栎记载，延祐二年会试一结束，他就“获睹书坊所刊会试程文，内有程录程试，该载圣旨内一欸”。这种类似科举讲义的“程式之式”，在“延祐科举”以后大量涌现，如胡炳文的《四书通》、张存中的《四书通证》、袁俊翁的《四书疑节》、王充耘的《四书经疑贯通》、詹道传的《四书纂笺》等，这些书籍都是“科举之学”的产物。如《四库全书总目》对元人陈悦道《书义断法》的评语：

书首冠以“科场备用”四字，盖亦当时坊本，为科举经义而设者也。其书不全载经文，仅摘录其可以命题者载之，逐句诠解，各标举作文之窾要，盖王充耘《书义矜式》，如今之墨程，而此书则如今之讲章……书末原附《作文要诀》一卷，为新安倪士毅所辑，分“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则。又“作文诀”数则，尚具见当日程式。

此书不但逐句诠释了科举经义，还备有“作文要诀”，足可作为科举士人“临时抱佛脚”的备考工具书，再如元人朱祖义的《尚书句解》，“是书专为启迪幼学而设，故多宗蔡义，不复考证旧文，于训诂名物之间，亦罕所引据”。为了应对考试，这类书籍把“奥义繁衍”的程朱理学简单化、程式化、快餐化甚至庸俗化，成了当时士人获取功名的应急教材，既没有对程朱理学在学理上进行有效的阐释，在学术上的也没有创见发明。这类科举讲义的大量涌现，扼杀了真正有志于学术的士人的积极性，由于其对理学解释随意，致使理学本意尽失，在人们心中虚伪不堪。

因此，“延祐科举”虽独尊程朱理学，但只能标志理学在形式上的胜利。从表面上看，程朱理学定为一说，程朱著作在市面上和举子中广为流传，结束了自北宋以来思想界经无定说、各言其是的混乱局面。但从深层次的学理分析，理学只是暂时成为士子猎取功名、醉心场屋的动力，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反而走向呆板僵化，庸俗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