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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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清时期的医病纠纷

明清时期,特别是16~18世纪,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新的时代思潮也在逐渐萌动、发展。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来看,对中国近世社会进行宏观论述与专题讨论的论著、文章所在多有。如在中国近世社会的总论上,有日本学者岸本美绪的《发展还是波动?——中国“近世”社会的宏观形象》(《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36期,2006年12月),探讨社会结构的论文则可参见赵毅、刘晓东《传统向现代的萌动》(《东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1期),关乎中国近世思想萌动与社会变迁的著作如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等。许多学者甚至将18世纪作为中国“前近代”或“近世”社会的开端,关于“近世”一词,目前学界尚无明确界定。最早曾由日本学者提出,专指宋元明清这一历史时期。近年来,在探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起源时,中国与西方的研究者也在使用这一概念,一般指明代中后期至民国初年这一段时间,大体相当于西方学者所谓的“Late Imperial China”。从中去追寻中国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发展的“现代性”。尽管这种划分时代的方式,以及对中国历史上的现代性进行探索的做法,并不能赢得所有学人的普遍认同,比如,夏明方教授近年来便撰有多篇文章,对学界关于中国18世纪的“现代性建构”提出反思与批判,参见氏著《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史林》2006年第6期;《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十八世纪中国的“思想现代性”——“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之二》,《清史研究》2007年第3期。但至少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还是不能不将思维的触角上溯到这一时期。

对民国时期医病关系的研究便是如此。从现有研究来看,民国时期的医病关系已非常紧张,并由此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至今。参见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第194页。这样的一种状况,无疑使多数国人“潜意识”中对传统社会医病关系的“美好”平添了几分憧憬。特别是时下多数医史著作通过“选精”“集粹”“选精”“集粹”指的是后人有意将前人的某些嘉言懿行专门编辑成册,进而起到教育后人的目的。这种做法,尽管不失其教育意义,但如果从史学的角度来看,显然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在当前的医学界,类似做法有很多。如为了凸显古代名医的高尚医德,有意将古代名医关于倡扬医德的言论辑成一册,像何兆雄主编的《中国医德史》(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88)、王治民主编的《历代医德论述选译》(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杨贵琦主编的《医德要览》(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辛洪波主编的《医者仁心》(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等,都明显有着这种痕迹。的做法,对中国古代名医的嘉言懿行大加赞美与倡扬,更是加深了人们对传统社会医病关系相对融洽的印象。其实,无论是对传统时期医病关系“想当然”的良好感觉,还是医史学界“选精”“集粹”的研究方法,恐怕都缺乏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换句话说,民国时期医病关系的紧张,实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若穷本溯源,我们还是非常有必要对明清时期的医病关系作一番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