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信者为医？药开多了是过度医疗，开少了是水平不行。

待患如亲？给治好了是“涌泉相报”，治不好是“拔刀相向”。

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它路。横批：不要学医。

当今中国社会干扰医疗秩序和伤害医生的“医闹”和“医暴”事件的频发，不仅激起了医病双方尤其是医生群体的集体焦虑，也又一次为往往以戏谑和调侃来缓解焦虑的民间智慧找到了出口，以上所录的就是诸多“段子”中随便摘录的两则。面对这一颇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媒体也纷纷给予了“深度关注”。比如《南方周末》在一篇题为《中国医疗暴力史》的文章中，对当前医暴事件频发、医疗纠纷日渐严重等现象及其根源做了深度报道，该文虽然名之为暴力史，但实际谈的基本都是当前的社会问题，不过在开头还是通过历史的对比展现了该问题在当下的严重性。

历史上，医生社会地位颇高，《文正公愿为良医》中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一说。上世纪80年代，医患关系亦相当和睦。权威调查显示，1991年，全国百家大医院共发生医患纠纷232件，1998年上升至1400件，而2003年仅北京就有5000件。

文中关于历史上医生的社会地位的判断，不过是作者随意的想象，并不符合基本的专业认知，不过见诸记载的医疗纠纷不断增多，则应是不争的事实。立足现实，对于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源，我们固然可以给出国家和社会医疗投入不足、整个社会缺乏基本的信任感和整体社会矛盾较深等一系列相对深刻的解释，但就像《中国医疗暴力史》一文所提示的，医患纠纷和医疗暴力是有历史的。既然它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若缺乏历史观照，相关的分析自然也就难以完善。上述文章虽然还缺乏历史的深度，但多少也展现出希望从历史的维度来认识该问题的意愿。这样的意愿，相信可能是很多关注并有意探究社会问题的媒体人或研究者都有的，但往往囿于可资参考的文献有限或过于专业而浅尝辄止。

出现这样的遗憾，至少不无历史学提供的专业知识不足方面的责任，这无疑值得专业历史研究者省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疾病医疗问题并不在现代历史学关注的范围之内。20世纪末以来，虽然史学界的中国医疗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整体上的薄弱仍显而易见。尽管如此，现有的研究也已颇具说服力地向学界展示了这一研究的价值与活力。诚然，历史研究自有其内在规范和价值，决不能秉持完全实用主义的态度，但也肯定不可能只是为个人发思古之幽情，关注现实和回应时代的关切与需求，毫无疑问，乃是历史学和每一个历史研究者不可回避的责任。面对医患纠纷日益严重这一社会问题，历史学理应做出自己的回应。

在这样的情势下，马金生博士推出他思考和钻研多年的力作《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可谓恰逢其时。该著的出版，不仅向世人呈现了一份真正从历史的维度对现实医病纠纷做出阐释的良好答卷，而且必将为那些希望从历史、社会和医学等多方面来综合思考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和媒体人提供可资参考的重要资源。它的价值，我相信一定会溢出历史学本身，成为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

当然，这样说，绝不是说这一著作在学术性和学术贡献上无甚可表。实际上，我认为该著是目前中国医疗史领域一部非常值得称道的力作。通读全稿，其优长和价值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拥有良好的学术训练和宏阔的学术视野，探究民国的医患纠纷，并没有将眼光仅仅局限于近代甚或民国，而是能将这一现象置于中国近世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来加以认识和理解，专章探讨明清时期的医病纠纷情况，并对相关历史现象做了合情合理的解说，从而大大增强了该书的历史纵深感。同时，在横向方面，也没有就中国论中国，而尽可能地将其研究置于国际学术发展的脉络中来展开，将现代世界医疗模式的转变纳入到对民国时期医讼凸显的思考中。不仅如此，作者还能从制度史、医疗卫生史和法制史等多个角度来对民国时期医患纠纷做出探讨。

其次，该著是一部将其研究建立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并扎实推进已有研究之作。该著无疑可以归入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之列，对于国内该研究的兴起和发展的学术脉络，作者有相当全面和系统的了解和把握，并对其他领域，比如法制史的相关研究，也有很好的掌握，这使得该研究能够坚实地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并进一步展开。对于目前一些非常重要的相关研究，比如龙伟《民国医事纠纷研究（1927～1949）》，作者也有很好的概括，并能对其不足之处做出实事求是的批评。在此基础上，通过较为扎实细致的资料搜集和爬梳，对近代医病纠纷由沉寂到凸显的历史脉络及其成因做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说，提出民国时期医讼案件的凸显，并不像前人研究所指出的是民国司法体系不成熟所致，而恰恰是现代司法制度的出现以及司法资源的增加，促成了医讼案件的大幅增加。

最后，该著借由作者良好的历史感和研究能力，对民国期间医讼案件大量增加这一历史现象做出了具有创新性和说服力的阐释，作者没有简单地据此认为其反映了当时医患关系的恶化，而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将其放在近代以来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中综合地加以探究，通过从法制建设、医疗卫生制度演变和公共传媒的发展等方面的考察，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和权力关系。从中，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体会到，医生与病人的矛盾冲突是一种天然的存在，是任何存在医疗行为的社会中都不可避免的，但其表现方式、激烈程度则受社会文化和医疗模式等诸多因素影响而多有不同。民国时期所谓医讼的凸显，既有医病关系冲突的社会现实因素，也不乏媒体助推等文化建构的成分，同时还是医生与病人、中医与西医、司法机构与律师以及国家与社会等诸多权力利益博弈的结果。

这样一些建立在较为坚实的史料基础上的论述，相信无论对于我们观察历史的演进还是认识现实的医病纠纷都会大有裨益。金生博士这一成果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不过相较于博士论文，显然已扎实深入很多，修改增加的篇幅当在一半以上。最近这些年，金生不时有相关论文刊发于国内重要刊物上，现在又有力作问世，可谓成果丰硕。他的这些成绩，即使作为历史学领域专业的研究者，大概也已值得称道了，但实际上，他并非供职于高校和历史方面的研究机构，这些成果几乎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着实令人惊叹！不过以我对金生十多年的了解，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从大学期间授课和担任其学年论文的指导教师开始，我就对他的踏实、勤奋和执着有了深刻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位有追求、肯干事的有志青年，假以时日，必当有很好的成绩。大学毕业后，他离开南开前往北京求学、任职，但我们仍保持着交往，对他学术上的追求和发展也一直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后来的交往，更加深了我当初的印象。该著的出版，我想只是金生阶段性的成果，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成果和成绩贡献于学林和社会。

国内的医疗史研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到了由“新”所带来的红利日渐消退的瓶颈期，如果这时我们不能不断贡献出能引起学界和社会关注的力作，其未来的发展必然会后继乏力。现在，金生积十余年之功而完成的力作的问世，对于中国医疗史研究来说，无疑是个利好。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作为“新史学”一分子的医疗史，理应在引入新理念、实践新方法、探究新问题和展现新气象等方面扮演起先行者的角色，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唯有如此，才能推动这一研究的持续发展，才能使这一研究更好地嘉惠学林和社会。显而易见，着眼于医疗史未来的发展，我们决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绩、研究模式和方法，而必须勇于追求超越自我，不断真正地展现这一研究的新意。我谨以此期许于自己，也更期许于金生等更年轻的学界同仁。

是为序。

余新忠

2016年8月23日于津门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