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文献研究

“侨学”巨擘虽仙逝，等身著述遗后学

——悼念周南京先生

广西民族大学 梁茂华

摘要 论文简要介绍周南京从印尼归侨到北京大学教授的成长经历，概述其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成就和贡献并归纳其主要学术观点：华侨华人称谓是科学的提法；华侨华人历史四阶段分期说；海外华人双重国籍主张错误说；海外华侨华人与所在国主流文化和民族融合说；经济矛盾是国外排华问题的根源说；不赞成“华人经济”与“大中华经济圈”的提法等。论文指出，周南京教授孜孜不倦、潜心治学的事业精神，科学严谨、独立思索的治学态度，为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一些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 周南京 华侨华人研究 悼念

一 引言

2016年5月19日晚，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我一如往常浏览中国新闻网华人新闻板块，发现一篇题为《中国侨史巨擘周南京逝世 用生命书写华侨全书》的新闻报道。惊悉周先生逝世噩耗，我内心不胜悲痛。

我与先生仅有一面之缘。曾记2010年秋，我的博导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所长于向东教授带我赴京公干，其间前往蓝旗营公寓周府拜谒先生。先生鸿学硕儒，蜚声海内外“侨学”界，然接人待物甚是和蔼可亲。先生与我师系故交。此次久别重逢，分外欣喜。寒暄过后，他们畅聊学术，谈论人生，展望“侨学”、侨务和侨社前景。及至中午，先生交代其夫人设家宴款待我师徒二人。宴后，先生慷慨将其毕生主要研究著述及诗文集数十册赠予我师徒二人。回郑州途中，于向东师对我说：“周教授待我师徒不薄，回校后你好好研习他所赠的著述，为其写一篇学术述评。”闻言，我甚惶恐。一则，自知才疏学浅，难以胜任；再则，周先生乃侨史巨擘，难以领会其学术精髓；三则，我从未写过此类文章，经验匮乏。然师命难为，我只能勉力而为。半载后，拟出初稿，经我师斧正润色，定稿为《不藉秋风声自远，披肝沥胆为“侨学”——周南京教授学术成就述评》一文，并投至《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幸而被采纳，刊于2011年末季。

2016年5月29日，华侨大学华侨华人文献中心主任、世界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联合会（WCILCOS）会刊《华侨华人文献学刊》副主编陈景熙先生向我发来邮件，邀约我将曾撰写过的关于周南京教授的学术述评进行增补后向《华侨华人文献学刊》投稿，以缅怀《华侨华人文献学刊》学术顾问周南京教授。我未敢推脱，勉力对原文进行增补更新，撰成此文以悼念先生。

二 辗转两地，负笈求学——周先生的生平

周南京先生，祖籍福建安溪，1933年6月10日生于荷属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荷属东印度）东爪哇谏义里（Kediri）县古拉（Gurah）镇殷富华侨之家，祖父拥有两家碾米厂，在玛琅市（Malang）普琼镇（Pujon）有一座别墅及大面积花园，种植各种花卉供应玛琅与泗水市场；父亲周谦益继承了一家碾米厂，并任毛草沙里中华总会主席。1942年3月日本军队侵占荷属东印度之前，先生曾在荷华学校读到小学三年级；日军占领后，荷华学校遭日本占领当局查封，先生被迫转学至中华学校（华文小学），从此逐渐掌握了中文。

周先生年少聪敏而好学，尤其喜欢学习各种语言，经常翻阅其父亲订阅的荷兰文和印尼文报纸。高中时，先生数理化成绩平平，但对文史课程和相关读物情有独钟。年龄稍长，先生阅读了多种印尼文和华文报刊，还每天坚持收听印尼电台和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

周先生在印尼属于第四代华侨。按一般规律，海外华侨第二代以后便与中华文化渐行渐远，更加偏向于居住国文化。在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之前，先生也只通晓印尼语和爪哇方言。通过学习中文，先生被博大精深的祖国文化所吸引。

1948年5月，年仅15岁的周先生只身回国，如愿以偿地来到遐迩闻名的厦门集美学校求学。然而，由于对中国时局变幻认识不清，先生于1949年10月厦门解放前夕乘坐最后一艘荷兰邮轮重返泗水。

在泗水中华中学读书期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通过各种媒体、书刊和师友思想交流等途径，先生对新中国的认识逐渐加深，并下定决心回到祖国继续求学。然而，回国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出生于殷富之家的华侨子弟，本可以去教育条件更好的美国、日本或澳大利亚留学，这是很多华侨子弟常走的首选，也是家长亲眷寄予他的期望。退一步，即使不到其他国家留学，因先生的大哥已在国内，父母则要求他能够留下来继承家业。面对外部的压力和尊亲的一再挽留，先生最终还是同一批热血华侨青年一样，选择了投向祖国的怀抱，回国深造，报效祖国。

最后，先生说服了父母，克服重重阻力，毫不犹豫地在荷属东印度移民当局“永远不再返回印尼”的保证书上签字，毅然决然地于1953年6月回到了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新中国，并愤然撕掉了荷属东印度政府颁发的荷兰文出生证。

回国后，先生发奋补习功课，于1953年10月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开始了未名湖畔的寒窗苦读。在此，先生得名师指点，畅游书海，晨诵夜读，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喜欢文史课程和各种读物的兴趣进一步得到发挥，加上良好的外文水平，为后来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1958年，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为学生讲授亚非拉近代史和东南亚史等课程，走上了辛苦枯燥而又充满希望与喜悦的漫长学术研究生涯。

先生毕生始终专注于学术研究，所任职衔也多与此有关：1982年至1991年5月，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主任。1991年5月至1998年10月，任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主任。1999年至2009年3月任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2009年3月以后改任顾问。先生还历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理事长、顾问，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北京大学龚诗贮基金主任等职。

2016年5月17日，周先生仙逝于北京，终年83岁。

三 醉心学术，硕果累累——周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

近半个世纪的耕耘，周先生先后著、译学术专著20多部，在东南亚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特别是华侨华人史等领域建树颇丰。在译著领域，先后出版了《近代亚洲史料选辑》（合作编译）、《印度尼西亚历史》、《黄仲涵财团》、《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问题资料汇编》（合作编译）、《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合作编译）、《政治漩涡中的华人》（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萧玉灿传》（萧忠仁著，林六顺译，周南京审校）和《在危机中觅生机》（李文正著，孔远志、林六顺译，周南京审校）等作品。这些大部头的译著不仅丰富了我国关于印度尼西亚历史研究的内容，而且为我们了解印尼华侨华人问题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先生的主要著述有：《外国历史常识》（近代部分）、《世界华侨华人词典》（主编）、《东南亚历史词典》（副主编）、《风雨同舟——东南亚华人问题》（论文集）、《风云变幻看世界——海外华人问题及其他》（论文集）、《巴人与印度尼西亚——纪念巴人（王任叔）诞辰100周年》（主编）、《黎萨尔与中国》（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共12卷，主编）、《华侨华人问题概论》（论文集）、《苏加诺·中国·印度尼西亚华人》（主编）、《境外华人国籍问题讨论辑》（主编）、《印度尼西亚华侨与华人研究》、《周南京有话说》、《菲律宾与菲华社会》、《脚印》（编著）、《努山塔拉华裔纵横》（编著）。此外，先生还整理了王任叔（巴人）遗稿《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印度尼西亚近代史》。这些著作涵盖面广，涉及了百科全书、词典、历史、华侨华人和国际关系等领域，颇受学界好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除了上述著述和译著之外，先生还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月刊》、《世界日报》（马尼拉）、《呼声月刊》（雅加达）等国内外著名报刊发表各种论文和杂稿百余篇。作为海外归侨学者，能够获得如此累累硕果，与先生年轻时选择回国求学不无关系，更与其醉心学术研究，严谨治学和淡泊名利有关。先生认为“史学研究不同于文学创作，……它需要长期的史料积累，需要详细地占有史料否则难以全面、系统而深刻地揭示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全过程或全貌，从而无法阐明历史的本质。”为了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1982年先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从北大历史系跳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东南亚研究所，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综观上述科研成果不难发现，先生的才学是多方面的，但客观地说先生在华侨华人领域的研究最见功力，是学界公认的权威专家之一。先生为何醉心于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呢？这还得从一次偶然的事情说起。1981年，泉州的一位先生写了篇题为《菲律宾华侨将军刘亨赙生平事迹考》的文章，投到《历史研究》杂志。该杂志主编严四光先生将稿件转给先生征求意见。先生认为该文有修改的基础，同意加以规范修改，补充《民报》及菲律宾的英文资料，并联合署名发表。从此，先生的学术兴趣急剧地转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这件事情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体现出一种必然性。在接受自由撰稿人林在森先生的采访时，先生坦承：“即使没有上述论文，我的华侨出身和对华侨历史的浓厚兴趣，迟早也会把我引向华侨华人研究，只是时间可能推迟而已。”

周先生之所以能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获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成为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翘楚，是主客观因素两方面相互影响的结果。在主观因素方面，先生曾多次说道：“为曾经抚养和培育我的华侨社会树碑立传，可以说是我的夙愿。”对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的浓烈兴趣，是促使先生乐此不疲、持续不断、由表及里地深入研究华侨华人问题取之不竭的动力源泉。先生通晓印尼语、英语、荷兰语和俄语等多门外语，这为先生获取更广泛的资料提供了有利的语言工具，也为先生与外国华侨华人研究学者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最令人佩服的是，先生拥有史学家“秉笔直书”的气概，敢于质疑一些所谓的“权威”观点，敢于探索真理。在客观因素方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自由氛围日益浓厚，华侨华人研究专家学者拥有了施展才华的历史舞台。另外，先生的很多研究项目都得到了菲律宾龚诗贮基金会的财政支持。如果没有龚氏的财政资助，先生任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就难以完成，起码不会这么快得到出版。先生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巨大成就还与其出生背景有关。作为华侨子弟，先生自幼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很多问题耳濡目染，感同身受。也正是由于这样特殊的出生背景和华侨生活经历，先生对华侨华人研究的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见解。先生能设身处地地为海外华侨华人着想，其著作和学术观点颇能反映广大海外侨胞的心声。

四 皓首穷经，苦心孤诣——周先生的“双子星”之作《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和《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1993年，周先生已进入花甲之年，《世界华侨华人词典》（以下简称《词典》）也于是年杀青。这是世界首部关于华侨华人的词典，洋洋洒洒200万余字，共收词目7000余条，范围囊括世界华人埠概况、历史地理、文物古迹、人物社团、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事件与重大活动、各种法律条约政策规定、报刊著作，以及专有名词等。作为《词典》的主编，该书凝结着先生的大量心血。《词典》的成功编写是中国侨史工作者的集体力作，也是先生学术生涯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界的一大盛事。《词典》一经付梓，海内外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赞誉。季羡林先生曾专门为《词典》作序，称它的出版“实在是空前的盛举”。海外及台湾著名学者麦礼谦、王赓武、张存武等也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高度赞赏《词典》对世界华侨华人研究的贡献。《词典》的出版还被评为1993年中国侨界十大新闻之一。

《词典》的编写成功，并未使周先生满足和止步不前，他心中怀有更为远大的奋斗目标。1993年年底，利用在汕头举办世界华侨华人经济研讨会的机会，他发起成立了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编委会，集结京、闽、粤、沪、琼、桂、港等地以及海外的华侨华人研究专家学者编纂一部12卷本的大型综合性工具书——《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以下简称《全书》）。先生与700余人的编纂团队经过10年皓首穷经和苦心孤诣，终于在2002年10月把12卷本的《全书》全部出版。《全书》是一部总字数超过1800万的鸿篇巨制，包括总论、人物、历史、社团政党、经济、教育科技、新闻出版、法律条例政策、社区民俗、文学艺术、著作学术、侨乡等分卷，几乎涵盖了华侨华人研究的所有方面。《全书》从1994年着手编纂到2002年全部出版，引起了海内外学界和相关传媒的广泛关注。在1999年7月11日《全书》前三卷首发式上，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海外版）、美国《世界日报》（洛杉矶版）等媒体给予了相关的报道。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称赞这部《全书》是“迄今为止研究华侨华人的权威之作”，是体现中国对华侨华人研究“最新、最高水平的大型工具书”。2001年，据上海龙脉华侨华人研究所汇集海内外100家华人社团的调查问卷，《全书》被评为“2001年度全球华人社会十大事件”之一。先生仙逝后，北京大学历史系原主任马克尧教授撰拟、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郝斌教授书写的挽联——“黄钟大吕经天纬地华侨全书传后世，发扬蹈厉激浊维清无隆豪气贯长虹”对先生藏山之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词典》和《全书》是周先生学术生涯的“双子星”之作，而《全书》更堪称其巅峰。先生及其带领的编纂团队，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寒暑十易，备尝艰辛，克服重重困难，才铸就了这部巨著。

第一，《全书》的编纂囊括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的各个领域，若没有详细的资料，就很难对许多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分析。有关华侨华人的资料浩如烟海，包括各种报刊、图片、会刊、纪念特刊、著作、文集、档案、回忆录、私家著述和资料汇编等，散见于各国图书馆、档案馆、研究机构及华侨华人社区的会馆、宗亲会、宗祠、寺庙和私人手中。任何团体或个人都无法详尽地收集和占有这些资料。周先生及其编纂团队中的很多学者是20世纪50年代的归国华侨，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广泛的海外关系网络最大限度地收集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作为主编，若非拥有惊人的毅力、坚强的信念和过人的学识，就无法对《全书》资料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严格把关，更遑论统稿付梓了。基于这些深刻的体会和自身浓浓的华侨情结，先生多年来一直呼吁政府有关部门认识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性，“在财力和人力上予以大力支持，建立大型现代化的华侨华人资料研究中心。”从某种意义来说，《全书》也是我国华侨华人研究资料的集大成之作，为该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财政困难是周先生和他的团队遇到的又一难题。众所周知，华侨华人对祖国的革命（尤其是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建设事业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而长期以来，我国对华侨华人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各种原因，《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经费支持。幸而先生及其率领的编纂团队得到了菲律宾龚诗贮基金会的独资赞助，才最终能够勉强展开编纂工作。虽然后来龚氏同意在原来预算24万美元的基础上追加赞助资金2万美元，并且从北京大学龚诗贮基金中拨出6万美元，但“2002年9月《全书》全部出齐时，编委会连举行完成仪式和出版座谈会的钱也无着落，只好借助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会开会之机，‘搭车’举行《全书》的完成仪式和座谈会”。

第三，编纂团队的组建是周先生面临的人事难题。《全书》属于民间科研项目，除侨乡卷是通过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按组织系统安排撰稿任务外，编委、分卷编委到全体撰稿人，都是编委会聘请或自愿参加的。团队的组成形式比较松散，容易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变动。但在先生的号召下，编纂团队还是云集了国内众多华侨华人研究的优秀学者。此外，他们还得到了吴文焕、麦礼谦、陈怀东、克劳婷·苏尔梦和刘宏等海外专家学者的鼎力相助。若非先生在学界的强大号召力，这样庞大的编纂团队是很难组建并让它顺利运作起来的。

第四，学术和理论探讨方面的难度也是周先生和编纂团队必须面对的问题。一般认为，海外华侨华人数量约3000万，其中的绝大多数都集中于东南亚各国。经过长期的发展，海外华侨已转变成华人，他们不但加入了所在国国籍，而且逐渐与土著居民融合，形成了新的社会群体。华侨华人问题历来成为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敏感问题。正确的理论指导对华侨华人研究至关重要，但华侨华人研究理论的提出，又往往受到各方面的批评或反对。经过多年潜心钻研，先生在华侨华人研究各相关领域都做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观点。

第五，《全书》编写没有行政人员配置，缺乏严谨的交接手续，使统稿工作变得非常艰难和复杂。周先生虽已最大限度地动员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无偿或义务性地担任资料整理及电脑输入等方面的工作，但许多工作还必须躬亲。即便如此，《全书》还是存在一些失误和遗漏。例如：有些稿件虽已有人编写，但没送达北京；有些写好的稿件在分卷主编出国前忘了移交；海内外学者沟通不够，使《全书》未能及时搜集到一些必要的信息等。为此，先生也多次讲过，编纂任何一套工具书永远是一项“遗憾的事业”。最让人感到无奈的是，原先签好出版协议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人事变动后，其指导思想、方针和经营策略均发生了变化，致使《全书》的出版一拖再拖，最终不得不下决定将它交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五 潜心“侨学”，痴迷探索——周先生在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上的理论建树

周先生在华侨华人研究方面更为突出的贡献是在理论层面的建树。在《全书·总论卷》里撰写题为《华侨华人问题概论》一文中，先生对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华侨华人称谓、华侨华人历史分期、双重国籍、中国与华侨华人的关系、排华、华侨华人与文化融合、华人经济与大中华经济圈、华侨华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华侨华人的历史选择和华侨华人研究等十个重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第一，华侨华人称谓是科学的提法，应该坚持。在中国史籍中，海外中国移民有多种称谓，如“唐人”、“华人”、“汉人”、“中华人”、“北人”、“北客”、“华民”、“华商”、“华工”等。而“华侨”这个称谓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广泛流传，并且终于成为海外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通称。在国外，华侨通常被翻译成“Overseas Chinese”、“Chinese Overseas”或“Chinese Abroad”。周先生认为，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以及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共识对华侨华人的称谓进行界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所谓定居，是指在外国已经获得该国政府允许的永久定居权，但又未加入居住国国籍者；它包括外国政府批准的合法定居，也包括外国政府认可的事实上的定居”，但不包括非法居留者。华人泛指具有中国血统者，今专指加入外国国籍华人的简称。“外籍华人原是华侨或华侨后裔，后已加入或取得居住国国籍者”，但不包括无国籍者。

与华侨华人相关的称谓还有华裔和华人裔群。周先生认为，华裔“泛指华侨在海外的后裔。华裔因血统纯度与所受教育或文化背景的歧义，而有不同类型”。对于近年在国际学术界流行的“华人裔群”（Chinese Diaspora）的称谓，先生认为，这是海外华人社会已经成为日益成熟的国际性社会群体、华人社团及其经济不断本地化和全球化发展、海外华人为了避免排华事件，适应居住国多元文化政策而寻求的一种含义广泛而又模糊、松散、没有政治色彩的称谓。华裔和华人裔群都是比较复杂的概念，学界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界定，值得关注和不断深入研究。

鉴于上述基本观点，周先生指出，华侨华人的称谓正确地反映了华侨华人历史的演变过程，也符合华侨华人的客观实际情况。华侨与华人已属于不同的概念，有明确的政治和法律界定，但二者有密切的历史、血缘、文化、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联系，不应该把它们模糊化。海内外关于华侨华人称谓问题存在意见分歧是正常的现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国外华人社会情况各异，阶层情况很复杂，因此在称谓问题上，不要一刀切，不要强求一律。我们作为中国人、属于中华民族和拥有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而感到无比自豪，但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的观念或提法。因为华人已属于不同的国家，我们不应该始终以中国、中华民族或中华文化为中心的传统观念来看待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和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

第二，华侨华人历史四阶段分期说。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根据不同的角度考察，对华侨华人历史分期问题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周先生通过深入研究，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古代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6世纪）、近代时期（17世纪至20世纪10年代）、现代时期（20世纪10年代至1955年）和当代时期（1955年至今）。这一分期说，既结合了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又反映了华侨华人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并进而揭示了华侨华人历史的本质和积极作用。他认为华侨华人的历史是一部和平移民、和平谋生和和平经商的历史，与西方人的殖民历史有根本的差别。华侨华人秉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异国他乡开天辟地，创建家园，其过程充满了艰辛和血泪。他们能够与所居住国人民友好相处，共同艰苦创业，并肩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对祖籍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华侨华人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向海外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三，海外华人双重国籍主张错误说。双重国籍问题是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极为敏感的问题，它不但关系到华侨华人本身的切身利益，还牵扯到中国与华侨华人所居住国的国际关系问题。1955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签订解决双重国籍条约。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是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的分水岭，对华侨社会的演变已经和正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影响。近年来，有不少人以“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和“新移民增多”等为由，主张恢复双重国籍。周先生认为，随着形势的变化，理论和政策总是需要更新或修改。但是，目前东南亚各国的国情和华人社会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致必须恢复双重国籍。在华人与所在国原住民之间民族偏见一时还难以消除的情况下，贸然恢复双重国籍，对海外华侨华人有百害而无一利，并且容易被国际反华势力作为借口，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基于上述分析，先生指出，华侨双重国籍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时，应该广泛征求华侨华人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土生华人代表人物的意见；目前提出恢复双重国籍的主张是非常错误的。

第四，海外华侨华人与所在国主流文化和民族融合说。海外3000多万华侨华人与祖籍国有密切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等方面的联系，也在逐步融入所在国主流文化和民族成分中。中国与华侨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向来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关注的焦点。对于一些诸如华侨华人是“中国独特机遇”、“中华民族重要宝库”，认为华侨华人在“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华侨）华人“再中国化”等似是而非的提法，周先生表露出深切的忧虑。周先生认为，这些提法在某些程度上表明，国内的一些学者是以“中国中心论”看待问题，有民族沙文主义的倾向。先生分析指出，华侨与华人虽人数众多，但也只是世界移民大军中的一部分而已，其他国家的移民也为他们的祖籍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并未因此享有独特的机遇。大部分华侨已经加入所在国国籍，变成了华人，变成了所在国的公民，因此将华侨华人均纳入“中华民族重要宝库”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和中国政府不赞成华侨持有双重国籍的基本政策相矛盾。它会使外国华人，特别是东南亚华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也使其他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感到担心和不快。基于上述分析，先生还认为，海外华人“再中国化论”缺乏根据，他们与所在国主流社会文化和民族融合才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和正确的历史选择。

第五，经济矛盾是国外排华问题根源说。周先生指出，“排华问题是国际排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应该从国际移民史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排华问题”。战后东南亚排华的根源是“……综合性的，即种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方式、道德价值观等因素都起了作用，而其中的经济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东南亚各国民族解放革命时期，软弱的资产阶级无力与掌握政治、经济大权的西方殖民者相抗衡。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和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他们掀起排华运动，把华侨华人作为替罪羊。排华运动是东南亚各国政府长期实行种族歧视与排华政策的必然结果。华人与所在国原住民之间缺乏沟通，民族偏见难以消除，极易受外界煽动，造成排华骚乱。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如果中外关系恶化，华侨华人往往会成为打击和迫害的对象。总之，排华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短期内还会继续存在。

第六，不赞成“华人经济”与“大中华经济圈”的提法。针对华人经济与大中华经济圈问题，周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先生认为，“华人经济”这个名词虽被海内外学术界所广泛采用，但是通过概念考察发现，这个提法缺乏科学根据。因为“经济”的概念“大部分都与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制度、各种经济活动、国民经济、具体经济部门等直接或间接有关，而没有涉及种族、民族或血缘关系问题，即没有白人经济、黑人经济、华人经济、犹太人经济、阿拉伯人经济等等提法”。华人的经济力量经常被国外人士有意无意地大肆渲染，称世界华人拥有极为庞大的资本。先生经过研究比较发现，这只不过是夸大之词罢了。况且，华人资本分属不同国家，是各国民族资本的组成部分，不能将它作为一个整体计算。华人之所以取得较大的经济成就，是华人所特有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家某些思想规范，以及诸多客观时空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至于大中华经济圈问题，先生认为，“如果 ‘大中华经济圈’指的是两岸三地，即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那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把 ‘海外华人的流通网络’也纳入并 ‘组合起来组成一个共同体’，认为东南亚是 ‘大中华’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一种危险的主张”。先生还着重指出，“华人的经济分别属于所在国经济，要与中国建立 ‘经济共同体’或 ‘共同市场’，只能由国家和政府之间谈判建立，而不能以种族、民族、血统或文化为基础由中国与海外华人单独建立”。东南亚各国是独立国家，不是“大中华”的组成部分。过分强调“民族认同感”和“血缘主义”，对中国和海外华侨华人都不妥当。

六 旨趣导向，求实献策——周先生关于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方法论

周先生之所以取得著述等身的研究成果，与其研究方法有莫大关系。个人旨趣导向是学术研究最好的导师。先生认为，“世界上要完成一件事情，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兴趣，激情，闯劲，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不仅以此鼓励同行和后学，而且一直以此自勉。先生认为研究要掌握详尽的史料，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尤其如此。但海外华侨华人史料浩如烟海，散见于各种领域。如何对史料系统梳理、去伪存真、统筹运用，事关研究成果的质量。协同合作是周先生极其重视的又一研究方法。先生认为，不少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以一己之力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对于具有特别重大学术意义的超大型科研项目，不但要求牵头人具有强大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而且要求他去维护团队的团结和激发学者们之间的协同合作精神。《全书》的成功问世就是生动的例证。学术之路往往充分艰辛和枯燥，但先生能始终如一专注于“侨学”研究，这得益于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治学模式。《自乐书屋诗文》、《周南京诗集》和《柳暗花明诗词集》等周氏诗文中均体现了这种治学理念和方法。

此外，在周先生看来，学术研究与社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既是华侨华人研究理论问题，又是方法论问题。有鉴于此，他曾向国家相关部委建言献策。例如，先生认为，中国主管部门应该重视华侨华人研究，并在物质、人力和精神等方面对它给予足够的支持和帮助。政府应该拨出足够的款项建立华侨华人博物馆和华侨华人资料研究中心；不应该只在需要时向华侨华人索取，平时对华侨华人研究和为他们树碑立传的事业表现冷漠。华侨华人学术研究自成体系，具有独立性，要妥善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我国侨务部门在制定政策时，若能与有关学者沟通，广泛征求海外侨界的意见，将会减少侨务工作中的差错和盲目性。先生还认为，中国和海外的华侨华人研究各有其强项和弱项，应该各自发挥优势，取长补短，共谋发展；华侨华人研究应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妥善处理“研究基地”与非“研究基地”的关系，发扬集体协作的团队精神。

七 结语

周南京教授在其不平凡的一生中，始终耿直做人、潜心学术，执教燕园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墨润不止，著述宏富，成果丰硕，不仅在东南亚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更有许多精深独到的见解，贡献良多，是我国乃至国际华侨华人研究界的著名学者。周先生毕生矢志不移地致力于华侨华人研究，其学术成就与影响，“侨学”界传于口，碑于心，无须赘言。先生曾说：“我愿成为学术上的筑路者，生命不息筑路不止，直到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如今，“侨学”巨擘虽仙逝，但其等身著述将永远嘉惠学林与后学！

泰山其秃，哲人其萎，斯人虽逝，英名长存！周先生一路走好！

附图

Mourn for Professor Zhou Nanjing

Liang Maohua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bstract: Professor Zhou Nanjing is a returned Chinese from Indonesia. He graduate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n 1958 and has since devoted himself to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His contributions include Dictionary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Overseas, numerous monographs and articles on overseas Chinese, and original theories regarding the defini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periodical division of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anti-Chinese bias in Southeast Asia. He has strongly opposed the ideas of dual-citizenship, re-sinification, and a pan-Chinese economic zone that have recently been popular among some scholars. His achievements are a towering monument in the field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Keywords: Zhou Nanjing;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Mourn

（责任编辑：张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