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月刊》与华人

——跨“境”书写的意义与作用

华社研究中心 吴小保

摘要 马来亚或马来西亚的国语运动，是一个由官方与民间参与，把马来语列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文的运动。1956年成立的国家语文局，就是为了推动国语政策。本文以国家语文局于1957年出版的《语文月刊》为例，探讨从1957年至1969年，华裔作者在跨入马来人创办的刊物中投稿的意义与作用。本文指出，在国语运动初期，跨“境”书写有两个意义，即“展示”与跨文化对话。两者对国语运动的推行都非常重要。

关键词 国语运动 国家语文局 华裔马来文作家《语文月刊》

一 国语运动的多重性与华裔马来语书写

马来亚或马来西亚的国语运动，指的是一个由民间与政府参与，争取马来语为国语且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语言运动。若从语言政策角度看，国语运动基本上可分成两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的“相对温和路线”，当时政府并未积极履行宪法与教育法令的规定，至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土著主义政策”的出现而转向“激进路线”。

国语运动，主要是在二战后，通过左翼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推动而开始。1947年，多个马来政治团体，如青年觉醒团（Angkatan Pemuda Insaf）、妇女醒觉团（Angkatan Wanita Sedar）等组成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其十大主张之一是争取马来语作为独立国的官方语。随后人民力量中心与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ll－Malaya Council of Joint Action）联合提呈《1947年马来亚人民宪章》，亦提出马来语作为官方语言的要求。然而，1948年英殖民当局颁布紧急状态法令，瓦解了这一跨族群结盟的反殖民运动。

在此之后，许多原在马来左翼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或支持者，纷纷转投或创办其他非政治性的组织，如语言或文学团体，继续其反殖民斗争。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五十世代”（Angkatan Sasterawan 50），是当中的佼佼者。在“五十世代”的努力下，马来语言与文化界首次聚集起来，分别于1952年、1954年与1956年举办了三次马来语文大会（Kongres Bahasa dan Persuratan Melayu Malaya）。大会牵涉各种有关语言与文学的议题，当中最核心也最关键的，就是建设马来语为现代语言、列马来语为国语，以及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马来语文团体代表了马来群众的政治愿望，对当时自治政府的施政起了重要的影响，不得不考虑接受他们的诉求，例如，成立国家语文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由此来看，马来民族主义者推动的国语运动，随着马来亚的自治、独立，逐渐地整合进国家体制内，逐步地体制化、官僚化，并因此掌握了大量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资源。国家语文局成立后，旋即着手各种语言建设、推广的工作，包括出版、举办活动、研究等。

然而，必须说明的是，尽管马来民族主义者的部分诉求纳入了建国议程，但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盟政府，基本上对马来语是否能够胜任国语的角色，并没有多大信心。因此，在1967年国语法案提呈时，对英语以及其他族群的语言，作出相当程度的退让。例如，根据该草案第四条，最高元首若觉得有必要，可准许英语在任何官方用途中使用。诸如此类的条款，被马来民族主义者认为是在挑战“马来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地位。因此，1967年3月3日，马来民族主义者在国家语文局文化厅举办群众大会，120个马来语文团体共2000名出席者，强烈抗议政府，并认为该法案宣布了宪法第152条（规定马来语为国语）的死亡。然而，该法案仍在一片抗议声中通过。因此，尽管马来民族主义者的语言运动被“建制化”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但马来民族主义者与国家/公共权力的关系仍然存在着张力。

另外，马来民族主义者推动的国语运动，不仅仅追求列马来语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言，更追求统一国内多源流教育为单一源流教育，亦即所有学校必须统一以国语为教学媒介语。在此情况下，其他源流教育，例如华文教育，不得不动员起来，捍卫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兴起了华教运动。华教运动基本上并不反对列马来语为国语，而仅仅不认同马来语取得国语地位后导致其他语言的边缘化。从林连玉时代起，华社为了捍卫华文学校与华人公民权，萌生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的念头，而此构想转为一个目标清晰的运动，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沈慕羽领导的华语官化运动。因此，可以这么说，华教运动实际上是认同马来民族主义者主导的国语运动当中的一部分主张，即规定马来语为国语，但坚定地反对马来语为唯一官方语，与此相关的，反对统一国内多源流为单一源流的教育政策。易言之，华教运动其实与国语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基本上是因应马来民族主义者支配下的国语运动而崛起的反抗运动。一如国语运动的体制化、官僚化而有国家语文局，华教运动在抗争过程中不断地组织化，却被排拒在国家体制之外，而在民间以体制化与官僚化的形式成立董教总机构。

无论如何，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国语运动，所牵涉的不只围绕国家/公共权力、马来民族主义者与华教运动这三个建制化、官僚化的力量，还包括许多不同的圈子。例如，在华教运动之外，就有一批精通马来语与华语的华社知识分子，他们主要以南洋大学为运作中心。当时部分的南大生，响应时代的号召，在就学时以及毕业后，在华社积极地推广与建设马来语。此外，亦有不少华裔书商，如上海书局、世界书局等，投资国语的出版业。这个主要由华裔知识分子与资本家联合起来推动的“华社的学习国语运动”，有别于“马来社会的国语运动”，其中在于前者同时认同于华语与马来语，也因此其所参与的语言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双语过程的国语运动。例如，在向华社推广国语时，通过翻译进行的华巫文化交流，同时在丰富华语与马来语的文化内涵。相对于此，马来语民族主义者的国语运动，则主要巩固马来语地位与建设马来语，因此基本上是一个单一语言的运动。无论如何，这个主要由华裔知识分子与资本家形成的文化圈子，并未采取一种体制化/官僚化的组织形式去推动其文化任务。因此，相对于政府、国家语文局与董教总的体制化、官僚化形式，这一批投身国语运动的双语知识分子所形成的文化圈子，基本上是一种“非体制化”的形式。

在上述的“体制化”与“非体制化”（形成文化圈子，未被“官僚化”）之外，其实还有许多不同的个别情况，例如高度认同马来语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言，并且认同政府关闭其他源流学校的华人，其实大有人在。而这些人的意见，往往与主流华社不一致。

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国语运动，大体上就是在上述的多重性中，牵涉着各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场域中推行，而马来语也在此崎岖的过程中逐渐地扩散到其他族群，成为跨族群的通用语言。掌握马来语的非马来人，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涉足马来语书写领域，马来语成为他们从事文学、评论与学术的书写语言。易言之，此时马来语对于他们而言，已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上的沟通语言，还是知识的语言。以文学创作与研究为例，自50年代初就出现了不少华裔作家（penulis keturunan Cina），如廖建裕、廖裕芳、吴天才（Goh Then Chye）; 60年代起则有更多人冒出来，包括吴信答（Goh Sin Tub）、陈顺安（Amir Tan）等；70年代之后则加入萧招麟（Siow Siew Sing）、林天英（Lim Swee Tin）、郑宝福（Cheng Poh Hock）、吴彼德（Peter Augustine Goh）、李国七（Lee Keok Chih）、杨谦来（Jong Chian Lai）等等，尽管此一书写队伍并未壮大如华裔华文书写（如马华文学），但它自独立以来不曾中断。

华裔马来文书写尽管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而有文化经验上的差异，从而在其中形成了多样化的身份认同，这一点与马华文学有明显差别，后者基本上集体地继承了华教运动的抗争经验。相反的，华裔马来文书写，很难说已经形成一个结构上稳定的书写传统。由于相对地多元与复杂的身份背景，例如居住社区、宗教、教育等，不同华裔马来语作家继承了不同的文化与历史经验，其书写的面貌、关怀与自我认同，有明显的区别。从某个角度来看，华裔马来文书写在文化认同上的差异，或多或少也跟上述国语运动的多重性有关。譬如，受南大生文化圈子影响者，认同于华巫双语，而有像吴天才般，同时运用华巫双语书写与翻译。然而，对许多认同单一语言政策的人，自小只接受马来文教育，基本上不谙中文，如林天英、杨谦来等，其作品则展现出“另一种华人性”（或马来人属性），并无明确的中国情结，乃至与主流华社的身份认同不一致。无论如何，这些华裔作家的作品，从整体上来看，相对于马华文学而言，严重缺乏对国家、公共权力等的批判，特别是就其从“马来文化霸权”角度，作出深层的反思与批评而言，是非常不足的。

以上梳理了国语运动的多重性，以及后来它与华裔马来语作家的关联。以下，本文想要回到国语运动的初期，探讨华人参与马来语书写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述，国语运动以马来民族主义者为核心，其外围环绕着各种不同意识形态或文化圈子，后者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介入国语运动，在此过程中各自都有自己的“主场”。比如，国家语文局出版的《语文月刊》就是马来民族主义者的“主场”，这是他们的语言民族主义的工具，一方面用来建设马来语，另一方面则从事意识形态的工作。就后者而言，不利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基本上只能以被批评的形式由他人转述，无法直接呈现在刊物中。然而，此“主场”却是由多元族群组成的，有部分文章作者是非马来人。因此，本文尝试探讨华人跨入马来人“主场”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跨“境”书写的意义与作用。本文以《语文月刊》为例，分析从1957年创刊至1969年，即国语运动第一阶段，曾经刊登过的华裔作者的文章。

二 国家语文局的语言民族主义

19世纪20年代，第一份马来语杂志Bustanul Ariffin出版，此后陆续登场的是Taman Pungatuan（1848）, Pengutip Segala Remah Pungutuan（1851）, Cermin Mata（1858）等。这些杂志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由西方传教士编印，其目的是向马来人宣扬基督教。至19世纪末，第一份马来语报刊才出版，这是一份由印裔穆斯林创办的报纸，Jawi Peranakkan，该报纸以爪夷文书写。19世纪90年代，峇峇华人开始涉足马来语报业，首创出版以罗马字母书写的马来语刊物Surat Khabar Peranakan（1894），以后又陆续出版各种报刊，如Bintang Timor（1895）等。

19世纪期间所出版的报刊，全由非马来人创办、拥有或经营，这主要是因为当时马来社会缺乏经济能力以及相关的印刷技术。但也反映出，马来语报刊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族群参与的公共领域。然而，必须说明的是，当时的马来语与20世纪50年代国语运动以来的马来语不能直接相提并论。首先，在当时大部分印刷品都使用爪夷文，即一种借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马来文的书写系统；只有极少部分，这主要是峇峇华人经营的印刷品，是使用今日通行（且被规定为官方书写字体）的马来语所使用的罗马字母书写系统。换言之，当时社会通行着两种不同的书写系统，而爪夷文是主流。其次，即便当日峇峇华人已开始使用罗马字母书写马来语，但其语言与今日通行的马来语有相当大的差别。峇峇马来语是一个由市场马来语（bahasa pasar）或皮钦马来语（bahasa Melayu pijin）发展而来的语言。皮钦马来语不属于任何族群，因为它仅仅运用于商贸，而未在家庭内使用。然而，由于华巫混血家庭的缘故，皮钦马来语在峇峇华人家庭中代代传承下去，成为克里奥语（bahasa Kreol）。峇峇马来语缺乏规范性，高度掺杂各种其他语言词汇与语法，拼写系统也没有得到统一，因此同一个字在不同的作者手中往往有不同的串法。峇峇华人就是使用这样的峇峇马来语，书写、翻译与出版大量的文学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华人早在19世纪前后已经活跃于马来语书写领域，但必须把峇峇马来语书写与现代马来语书写置于不同的历史脉络来看待。本文所谈的华裔马来语书写，指的是后者，尽管这一批书写者所使用的现代马来语，不多不少受过一些峇峇马来语的影响，但他们所处的历史语境（民族国家建构时代），乃至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在多代人的努力下，不断地系统化），与峇峇马来语是不一样的。

踏入20世纪初，随着中东宗教复兴运动的影响，开始出现提倡伊斯兰宗教的杂志，如Khizanah Al-Ulum（1904）、Al-Imam（1906）等，这些倡导更为纯正的伊斯兰教义的杂志，与旧传统的派别对立，形成了少壮派（Kaum Muda）与元老派（Kaum Tua）之间的竞争。这是马来人现代政治思潮的起源，但他们并无反殖民意识，而仅仅强调透过正信宗教来解决族人的困境。随着教育的普及化、经济低迷以及殖民地政治冲突等因素，马来民族主义于20世纪30年代左右崛起，这进一步带来马来书报业的发展。二战结束后，马来杂志与报业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教育进一步普遍化以及政治思潮的影响、广告业的勃兴等因素，逐渐地发展起来。根据Hamedi Mohd Adnan的统计，从1900年至二战前，共出现120种马来语杂志与56种报纸。而在战后，从1945年至1957年的短短12年间，创办了145种杂志以及46种报纸，当中以娱乐杂志占大宗，其他则包括政治、文学、文化等，故又称此为“民族主义与娱乐疯狂”（Nasionalisme dan Kegilaan pada Hiburan）时期。随后，1958年至1969年，则共创办126种杂志，Hamedi称此为“独立建设与国家政策”（Pengisian Kemerdekaan dan Polisi Kerajaan）时期，国家机构开始有规模地涉足出版业。本文所讨论的《语文月刊》，就在此时期由国家语文局创办。

国家语文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于1956年创立于柔佛，本附属于教育部，1957年搬迁到吉隆坡。《1959国家语文局法令》授予国家语文局更大的自主性，能够自订工作方针。国家语文局的创立，是为了发展与推广作为国语的马来语，工作包括统一马来语的拼写法、读音与外来借词，此外也涉及出版业，包括文学著作、杂志、教科书、一般读物等。国家语文局创立之初，马来语尽管被列为国语，但在一般人眼中，其地位仍然低下，往往不被看好能够扮演好国语角色。当时的总监纳西尔（Syed Nasir Ismail）即坦言：“当国家语文局创立时，它马上面临两个糟糕与令人难过的局面：第一，在大众观感中，马来语水平低落。第二，作为国语、官方语与知识语，马来语尚有不足之处。”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纳西尔表示，在他领导下的国家语文局，扛起两项任务。第一，必须把马来语建设为现代语文（bahasa Moden），使之成为政府与民众在处理各种公务上的重要语言。第二，使之成为学校里的教学媒介语。实际上，这是50年代以来马来民族主义者的语言追求。只不过，从过去的在公共权力体制之外的争取，如今则交由体制内的人推动。

《语文月刊》就是在上述情况下出版的。《语文月刊》是国家语文局出版的第一个杂志，创刊于1957年9月，也就是马来亚联合邦于该年8月31日独立之后。《语文月刊》的口号是“守护语言是民族的灵魂的理念”（Mendokong Chita2 Bahasa Jiwa Bangsa），主编是著名的马来作家克里斯玛（Keris Mas）。从创刊号至70年代，《语文月刊》是一份综合语言、文学与文化的杂志，在往后《语文月刊》则转型成为由语言学家主导的一份语言刊物，所发表的都是以语言学专业角度撰写的文章。本文所讨论的时限，正好在《语文月刊》专业化为语言学刊物之前，因此讨论的文章，内容不仅限于语言学，也包括文学、翻译、文化译介等。

为推广与建设马来语，国家语文局在创办《语文月刊》之后，陆续创办了更多杂志，如《社会月刊》（Dewan Masharakat）（1963）、《学生月刊》（Dewan Pelajar）（1967）、《文学月刊》（Dewan Sastra）（1971）、《文化月刊》（Dewan Budaya）（1979）等，成为国内最大的出版单位，其出版品往往以配合国家政策为主——其实也是马来民族主义者的理念对国家政策施压的产物。比方说于1971年创办的《文学月刊》，如同《语文月刊》，顶着“国家”的大帽子。克里斯玛在申述《文学月刊》的目标与任务时，就指出：《文学月刊》除了要提高创作水平、增设投稿园地，同时也在寻找“国家身份”。《文学月刊》通过报道文坛动态、提供发表园地、刊登评论等，塑造文学的国家身份，创造一个多元族群认同的国家文学（马来语文学）。

由上述来看，马来语杂志从早期由非马来人发展以来，随着马来人的政治意识的觉醒、经济条件的改善、教育普及化以及技术的转移，马来语杂志成为语言民族主义的工具之一。随着国家独立，新兴国家接纳马来民族主义的部分斗争理念，通过体制化与官僚化的国家语文局，创办各种刊物推动马来语作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的语言运动，并且随着局势的需求，把马来语建设为现代语言，并推广到各个族群社会中，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跨族群的共通语、知识语以及界定国族身份的国语。

然而，一如前述所言，国语运动牵涉各方不同势力，例如华教运动就不认同马来语为唯一官方语言，并且也反对统一多源流学校为单一源流学校。又比方说，不少精英认为马来语水平低下，无法胜任国语责任，而推崇在精英之间更为强势的英语。因此，《语文月刊》在创刊初期，面对各方质疑与障碍。下文先讨论《语文月刊》如何应对这些质疑，又如何借助非马来人（包括华人在内）的声音，来反驳这些质疑，扫除障碍。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华裔作家在此过程中尽管在一开始被《语文月刊》置于一个特定的发声位置，但并不表示他们丧失了主体能动性，相反的，在整个国语运动中，他们并非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

三 展示与宣誓：意识形态的建构

《语文月刊》创刊时，获得了时任马来亚联合邦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与教育部部长阿都拉萨的献辞，前者提到，此刊物的出版，是联合邦政府又一项落实马来语为国语的努力。尽管获得官方的支持，但马来语作为国语，在当时仍然面对艰巨的挑战，除了必须提升马来语的水平，《语文月刊》还得面对各方对马来语的质疑。而在此过程中，马来民族主义者的“被殖民”经验不断地被召唤，特别是把马来语的落后，归咎于殖民主义的侵略。例如，国家语文局总监纳西尔在创刊号指出：一个语言的水平高或低、进步或落伍，与一个民族的地位有关，而马来语在过去虽曾高度发达，但随着一个又一个马来王朝落入殖民者手中，马来语失去了它原有的活力。纳西尔表示，《语文月刊》的出版一方面是要提供园地给专家学者，发表他们对语言与文学的见解与研究，另一方面，也希望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工具，以落实“语言是民族的灵魂”的理念。综合以上，这是一份由国家/公共权力与马来民族主义者合力支配下，去推行国语政策的综合性刊物，而此国语运动实际上是反殖民运动的延伸，在国家独立后，成为去殖民化工程的一部分。其去殖民化有两个重点：第一，语言建设；第二，意识形态建设。

《语文月刊》创刊后，一方面着手建设马来语，另一方面撰文回应各种不利于马来语的指控。例如，1958年6月，发表一篇文章批评道：“……国语在我国的地位是最崇高的，而外来语——无论它是多么的完满、进步——依然是外来语，我们仅仅因为某些特定的因素而需要它罢了。”该文进一步指出，国语除了作为工具，也与自我身份有关，而外来语（特别是英语）则仅仅作为工具，与自身无关联。在1959年8月发文批评人们盲目崇拜英语。即便到了1965年，《语文月刊》仍不时回应不同的质疑。

1960年2月，配合该年度的国语周，《语文月刊》策划了一个特辑，收录12篇非马来裔作者的文章，分享他们对国语的看法、学习马来语的经验等。当中共有10篇文章的作者是华裔，其中一位作者投两篇稿，故共有9位作者。以下是这些华裔作者的资料整理（见表1）。

从表1来看，绝大部分作者都是教师，其中以英校为多，华校次之。其他则分别是华团会馆的会长、学生等。以下先分析这10篇文章的呈现形式，再讨论其内容，最后说明华裔作者在此特辑中的意义与功能。

从呈现形式看，相对于《语文月刊》在处理一般文章时，仅注明作者名字以及简单的简介，这一特辑，除了注明作者名字，在正文开始之前，还附上相当详尽的个人传记，例如Goh Peng Joo：

我在1940年7月5日于槟城出世。我的父亲在1943年因为那场发生在我国与日本之间的残酷战争而逝世。我的母亲离开了我，在1951年3月19日回去中国大陆。从此我被本地著名的善心人士Lan Geok Swee领养。我在此无亲无故，也没有与我母亲有任何联系。

我在St Xavier's Institution英校就读，并在1956年通过了Cambridge School Certificate考试。我在1957年开始学习马来语，在1958年通过Cambridge School Certificate的马来文考试。如今，我在槟城的Pykett Methodist School任教。

除此之外，该特辑的文章还附上个人人头照（并非所有人提供照片，因此部分文章未附上照片）。整体上而言，这样的设计让人有一种强调“这是真人真事”之感。易言之，这很可能是为了加强“其文”的真实性，而必须使“其人”的身份曝光。如此一来，华裔作者的现身说法，才具有“真实性”的说服力。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在这10篇文章中，所呈现出来的，对国语、国民教育、国家文化等观点，有一些人是与主流华社不一致的，反之非常符合《语文月刊》的斗争目标。

在这10篇文章中，整体来说，有一些彼此一致的想法。比方说，大部分文章的作者，都针对如何推广国语发表个人意见，例如增加马来语读物、加建图书馆、提高教师素质等。此外，他们也认同，学习国语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无论如何，在这些一致性之外，存在各种零散的观点，难以简单概括，当中有几篇文章值得引述。

Kwok Yim Weng，根据《语文月刊》提供的资料，此人于1960年担任槟城番禺会馆会长（彼时58岁）。他自1955年开始自学马来语。他在文中分享，在1955年时，要学习国语不如1960年般方便，在多年苦读之后，他终于掌握马来语，并认为自己如今可谓“真正的马来人之子”（anak Melayu yang tulin）。Kwok不仅自学马来语，还说服番禺会馆，在1958年成立一个国语委员会，开办国语课程、举办马来语文化活动等。1969年9月6日，国语委员会举办“马来之夜”（Malam Melayu）庆祝成立一周年纪念。现场除了提供马来糕点，也安排各种马来文化表演。有趣的是，相关表演糅杂了华巫文化元素，把华语歌曲填入马来歌词。Kwok Yim Weng的记述，让读者了解，在国语运动推行过程中，部分传统华人会馆所扮演的角色。

另一篇是Lim Ah Chiang写的文章。资料显示，他曾在华校求学，1960年时他在新山的一所师训学校就读。针对如何推广国语，他在文中提出许多意见，包括增加广播电台的国语时段、增设图书馆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若干年后，当学生的国语水平提高了，国民型学校的教学媒介语应该替换成国语。这一观点，很显然的，与华教运动的主张相悖。

S. L. Su，中华维新小学的老师，自学马来语四年。他的文章提出了一个以马来文化为主干，其他文化如华人、印度人、欧洲人则为旁支的国民文化。这种等级分明的国民文化，很显然地，也与当时主流华社的意愿相悖。

总体而言，在此特辑中的华裔作者，他们对国语、国民教育、国家文化的观点不尽然一致，但基本上是肯定并认同马来语为国语，并且在某个程度上，一部分人的观点，甚至与主流华社是相冲突的，却与《语文月刊》立场相一致。从这个角度来看，华裔作者在国语运动中，尤其是这份由国家语文局出版的《语文月刊》中，他们存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关于这一点，且进一步检视《语文月刊》刊登这批文章的目的。纳西尔在该期《语文月刊》指出：“出现这一批非马来裔写作人，而且他们并非来自马来语领域的专家，这显示了，在我国国民中，已有不少人有了国民的醒觉。”

从纳西尔的这段话看，华裔作者对于《语文月刊》而言，毫无疑问地，在此特辑中带有“成果展”的意义。在多年奋斗之后，马来语终于扩散到非马来裔，且是语言专业以外的广大群众中了，这个“成果”将成为他们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另外，这些“有了国民的醒觉”的华裔作者（当中主要是来自英校的教师），他们学习马来语的历程、认同马来语作为国语、如何推广马来语的建言等，他们的这种存在本身，以及他们的现身述说，都在反驳各种对马来语的质疑。易言之，借用非马来裔作者的现身述说，驳斥那些不认同国语政策的顽固分子：你们当中已有人醒觉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华裔作者无疑给《语文月刊》提供了一个方便：当马来语正被建构为跨族共通语时，非马来裔作者或华裔作者的参与就提供了“展示”的作用。

但是，该“非马来裔”特辑，并非仅对国家语文局有“展示”的作用。与此同时，对于华裔作者而言，亦具有“宣誓”的意义。在国家独立初期，华人刚刚完成国家认同转向，忠诚仍受质疑。因此，宣誓对国家的效忠，就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在当时，学习国语、爱国语、推广国语，就是其中一个爱国主义的表现方式。例如，特辑中的一位华裔作者Tay Hock Tai就表示：“我们等待了许久，终于在去年11月11日，得到有关国家语文局举办国语周的确认答案。因此，我们必须很欢心地响应这个号召，特别是非马来人，因为这么做可被视为是对国家的效忠。”

从上述来看，华人跨“境”书写，在《语文月刊》的“非马来裔”特辑中，一方面对于马来民族主义者而言，是展示“成果”以论证马来语为各族群共有的国语之命题的成立。另一方面，对于华人而言，则是宣誓“爱国”，以证明其身土不二。

四 跨文化的对话：马来语文化与知识的建设

在上述特辑中，对《语文月刊》而言，其最主要的目的与意义无疑是“展示”。而对于华人来说，则是“宣誓”。然而，无论是“展示”或“宣誓”，都是政治行为，都属于意识形态的印证，置于国语运动的多重性脉络来看，它并未促成不同意识形态上的对话与思辨，乃至它基本上对文化与知识的建设也没太直接的贡献。它不过是用来证明一个已被预先设定的议程的正当性。然而，从整体来看，华裔作者在《语文月刊》中的作用与意义，并非仅止于“展示”与“宣誓”。相反地，他们有其他积极面向的表现，对建设马来语文化作出贡献。以下分述之。

根据统计，华裔作者第一次出现在《语文月刊》就是上述的“非马来裔”特辑，从那时起至1970年之前，共刊登了42篇华裔作者的文章（见附录）。在这42篇文章中，有5个人是发表超过1篇文章的，分别是Goh Peng Joo（2篇）、S. L. Su（2篇）、Chew Hock Tong（5篇）、Tan Ta Sen（4篇）和Liaw Yock Fang（14篇）。在这些作者当中，以Tan Ta Sen（陈达生）和Liaw Yock Fang（廖裕芳）的文章最具学术水平。

陈达生与廖裕芳两人都曾是南大学生。南洋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是华社学习马来语运动的中心。陈达生于1960年毕业于南大，之后获得印尼政府奖学金，到国立印尼大学升学，攻读马来与印尼研究，并在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新加坡义安学院、国立东南亚研究院以及南大讲师、研究员与助理教授，著有《苦尽甘来》（翻译）（1961）、《印尼文化论文集》（1977）、《同义词与反义词词典》（与廖建裕合编）（1978）、《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2008）等。至于廖裕芳，自1957年南大现代语言学系毕业后，1960年获得奖学金到国立印尼大学攻读印尼语文文学副博士课程。1976年，获得荷兰莱登大学博士学位。从20世纪60年代起，先后在南大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其重要著作如《马来古典文学史》（Sejarah Kesusasteraan Melayu Klasik）、《文学批评概论》（Ikhtisar Kritik Sastra）等。

陈达生的文章集中发表在1966～1967年，其中三篇处理语言的课题，运用语言学理论，分析语言的功能、起源与发展等。第四篇文章则是一篇剧评，讨论印尼剧作家Utuy Tatang Sontani的作品 Manusia Kota（城市人类）。

至于廖裕芳，从1963年开始在《语文月刊》发表文章，从其文章轨迹看，起初着重于马来/印尼文学的研究，如从1966年12月开始，发表系列文章介绍印尼诗人，其中包括Toto Sudarto Bakhtiar、S. W. Rendra、Ajip Rosidi、Kirjomulyo、Subagio Sastrowardojo等，足见他对印尼诗坛的了解。印尼诗人系列结束后，自1967年7月起，廖裕芳又以系列文章探讨马来文语法，尝试响应马来文专家哲伯（Pendeta Za' ba）在20世纪50年代的呼吁：启动马来文语法的重建计划。廖裕芳运用了他所熟悉的语言学理论，例如当时盛行的转换生成语言学（Teori Tata －bahasa Transformasi/ Transformation Grammar）重构马来文语法，并批评哲伯所建构的旧马来文语法的不足。

陈达生与廖建裕的文章，主要表现在他们在马来语、马来/印尼文学的领域上，尝试与马来学术界的对话。其他作者，则表现在跨文化方面的对话。例如，Chew Hock Tong（周福堂）批评A. Samad Said小说笔下的华裔角色，犯了一些错误，例如按华人习俗不可能出现的名字称呼。此外，Sheu Lee Sing撰文介绍中国诗歌, Hoong Ah Kong尝试比较马来班顿（Pantun Melayu）与《诗经》, Takusui Lie则尝试介绍客家山歌, Mei Jing（梅井）讨论华巫语之间的流动，等等。

以上，华裔作者在《语文月刊》中，通过“对话”对马来语的知识与文化建设作出贡献。本文所谓的对话，指的是如何促进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不同意见与想法的交换，并希望透过此交换，提升某个意见或想法的层次。因此，对话强调的是沟通，通过公开的交谈、思辨，寻找真理或共识。就此而言，《语文月刊》无疑提供了一个跨文化的对话空间。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一如本文开头时曾提到的，华裔马来文学对“国家”、 “公共权力”、“马来文化霸权”缺乏批判性，这个判断其实也适用于《语文月刊》中的华裔作者身上，亦即，“马来语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的意识形态，从不曾被《语文月刊》中的华裔作者所质疑与挑战。换言之，置于多重性的国语运动的脉络中来看，华裔作者跨“境”到马来民族主义者的“主场”，即《语文月刊》，其实并未促成任何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意义的“对话”。他们的跨“境”仅仅体现在，绕过意识形态对话之后的跨文化与知识的对话。无论如何，以现有的资料，我们无从判断究竟华裔作者的“异见”的缺席，是因为华裔作者基于特定因素而选择不谈，或正巧所有投稿的作者都不认同这些所谓的“异见”，还是《语文月刊》内部设定限制，拒绝刊登“异见”。

五 小结

本文以国家语文局出版的《语文月刊》为考察个案，特别就该刊物中的华裔作者在1970年之前的文章作出分析，回答了跨“境”书写的意义与作用，即展示/宣誓与跨文化对话。

首先，在国语运动初期，华裔作者跨“境”到《语文月刊》，具有展示与宣誓双重意义，但这两者最重要的作用都不是促进“对话”，无论是知识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它仅仅在于以形式的方式合理化某个已内定的命题。因此，1960年2月，《语文月刊》策划的“非马来裔”特辑，其最大的作用，就在于透过“展示”来合理化与正当化马来语作为跨族群通用语的命题。“展示”意义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语运动初期，马来语普遍不被看好，尤其是其语言内部的各种条件，如语法、语音、词汇等方面的不足，遭到其他人的否定。在这样的形势下，非马来裔或华裔作者，对于马来民族主义者而言就具有了“展示”的作用，借此否定那些认为马来语不值得拥戴的声音。另外，“非马来裔”特辑，对于华人而言，则是一个“宣誓”爱国的平台，在华人忠诚受到质疑的当时，通过使用国语、爱国语等方式说服其他人，华人对斯土的忠心。

至于跨文化对话，则是指跨越族群边界，形成一种有效对话，促进知识的发展。它对知识有着增长的正面意义。然而，正如本文指出的，华裔作者在《语文月刊》中的对话，虽然对知识增进作出重要贡献，但从另一个面向看，似乎缺乏了对国家/公共权力/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批判。换言之，在意识形态方面，并没有“对话”，只有前述提到的“展示/宣誓”的印证。然而，基于缺乏更进一步的资料，我们无法确定地说，《语文月刊》是否对对话机制做了什么限定。但把这样的现象，链接到本文开头时提起的华裔马来文学作家对国家/公共权力等的批判性的缺席，似乎暗示着有些什么一脉相承的问题。无论如何，就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对此作出更进一步的解答。

Dewan Bahasa and Ethnic Chinese
—The Functions of Cross“Territory”Writings

Goh Siew Poh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Abatract: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in Malaya（or Malaysia）promotes the Malay as national language and the only official language.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DBP）was established in 1956, it was one of the efforts by government and Malay nationalist to implement the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DBP published its first monthly magazine Dewan Bahasa in September, 1957. This paper focuses on Chinese writers who had published their articles on Dewan Bahasa from 1957 until 1969. It was found that prior to the beginning of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the publication of works by Chinese writers on the Malay magazine entails two functions: to display the result of the movement and to achieve intercultural dialogue. Both contributed to the national movement.

Keywords: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Chinese Malay Writers; Dewan Bahasa

（责任编辑：张路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