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兰日旭教授的新著《中外金融组织变迁：基于市场-技术-组织的视角》，我有幸作为第一读者，禁不住有隐藏于心的感悟要发，而部分疑惑得释，此实乃一大快事、幸事。虽说尚有不少问题未解，即便是已回答的问题亦有待深入的可能与必要。然则，我不得不说，学海无涯，探索永无止境，欲得功德圆满，绝非易事。正为此，人类前进的脚步永远不会停留。
我想作者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正在做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空前伟业。为实现百年来我们的前辈先人振兴中华，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应有的贡献。作为中华儿女，无论他身处何方何位，从事何种职业有何身份，在这一点上都是一个样的，当为之拼搏奋进，添砖加瓦，尽自己那份绵薄之力。古训有云：“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治国》）就是告诫我们不能守旧、封闭，要创新、发展，才能跟上时代潮流，并引领潮流前进；同时还要尊重环境背景条件，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符合民情民俗、社会需要。躺在已有的功劳簿上，无所作为，只知啃老，吃老本，群众不答应，社会亦将不得安定。已取得的成绩只能说明过去，绝不能代表未来；取得的成绩再大，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夫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思进取，不进则退，不能与时俱进，只能变得落后，且被动挨打，迟早为时代所遗弃。
作者试图给我们解答的是，在创新、发展的历程中，往往令人困惑、疑虑的是，我们的路究竟该怎么走，事该怎么办。正所谓“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管子·形势》）。我们常说，知古通今，以古鉴今。可真要做到博古通今，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学用结合得好，或者说格物致知，经时济世，修身治国平天下，又实非易事。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以“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此与西方之简单以求知识为做学问的目标相区别。即此，治史同样有多元的问题，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或寄希望于明王圣召、贤相圣人，或是追求三民主义，再到新民主主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及为何建设？其金融路径、特征又该怎样……不一而足。而今科学发展愈益深入、愈益细分化，我们的教学科研工作亦需随之愈益深入细微，乃至交叉。就拿我们治史来说，先是读通史，后来读制度史、思想史，再读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而今更有了金融史、金融思想史。这种考察研究就不只局限于本国，而且涉及国外，乃至全球；不只当代、近代，还要涵盖中世纪和古代，追本穷源，还要进行它们之间的比较。这种研究涉猎历史学、金融学、钱币学、考古学、哲学、文献学，乃至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古文字学等相关学科知识，需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绝非“短平快”所能及的。
当然，研究就须求实。要想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从中寻求规律、经验和教训，其所产生的背景条件、组织和职能、性质和作用、历史意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画卷，有真相，有假象，有表象与实质，有主流与支流，有全局与局部，有共性与特质……在情况如此复杂，文献史料浩如烟海的情况下，如何抉择撷取？既要有板凳宁坐十年冷的精神，又要有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先进得当方法与工具；既要掌握充分翔实的史料，以防主观片面，又要努力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借鉴外国先进理论为我所用；既要防止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穿靴戴帽，借以装饰自己，吓唬别人，硬贴在论史或结论中，甚至不惜削足适履，又要防止拿西方的理论框架或模型，观点方法不管不顾地生硬地搬来套用到中国，进行分析，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是中国化、发展地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种简单粗暴地“以论代史”，是不费力、图省事的廉价拍卖行径，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与亵渎。不掌握史料，就不可能做到“论从史出”。即便能蒙混一时，绝不可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洗礼；历史更不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后人可以从不同角度方位，以不同方法理论对她进行编撰或评价，但不可妄自美化或丑化她，更不能随心所欲地编排或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什么来，甚至抹杀掉什么，这样做的恶果及遭报之深刻，有如覆水难收，不可估量。
当然，今日之经济理论、金融理论，同样需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下功夫去研读，把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对历史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坚守与捍卫、领悟与应用、发展与中国化。而当前的现实是，近现代的发达经济，无论是工业革命还是信息革命都是源自西方，以之为背景建立起来的，随之而来的五花八门的各种理论、学说、流派所构筑的是非标准、理论框架、概念规律、制度范畴、模型公式，自然无一不以欧美为典范，直接移植、嫁接或强加给后发展中国家。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创造过璀璨文明的古老国家，就其金融制度与金融理论而言，有其独特的传统与概念，自己的发展路径与规律，诚如爱因斯坦，这位20世纪的科学巨星，曾对中西方的不同发展道路提出自己的感受：“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西方科学发展的两大基础：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引者注），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就是说，西方四大方法支柱为形式逻辑、系统实验法、元素分析法和定量分解法，但在中国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或手段，采取完全独立的创新形式，跨学科综合、知行综合的方法，打破单学科局限，打破文理、人文与自然科学间的鸿沟，打破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隔膜，实现综合创新的伟大举动。爱因斯坦的论述似是仅就中西自然科学而言，其实完全适用于中西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金融学。而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面对金融改革、金融网络、网络金融的突兀崛起，正令世人拭目以待，可不急于下结论，做创新，这样的做法不等于说我们的态度就不积极。
选题，本是科研工作的首要大事，本当放在起始来谈，我都将其殿后，也为其重要，作为压轴。选题的方法或原则，可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眼光，不同的理解与不同的思路。我以为，做史学方面的课题，首先是要看能不能做，此所谓能否，基本取决于文献史料的准备程度，政治、经济、金融史方面有无相关数据以资佐证。条件成熟的则可以即刻着手去做，条件不具备，题目再好，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打无准备之仗，不凑热闹，不赶时髦，这是治史人的良知所在。其次是看需不需要做。挖掘历史，以史为镜，也有个轻重缓急的问题，选择最急需的短板来补，缺什么补什么，不跟风，不强拉硬扯，不做应景文章。有人讲，热衷于“趋时”，往往容易“过时”，此话不假。做学问，本非应景之事，亦非媒体之及时报道，治史是做学问中最能考验、衡量一个人治学态度的试金石。治史人需要外部环境的宽松、家人的包容，最最重要的则是战胜自我，自我意识中最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耐得住不为他人理解，以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这是题外话，不多说。当然，选题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性的。属原创性，一定要稳扎稳打，“十年磨一剑”，皓首穷经，在所不惜的。一类是普及性的。属通俗性，也一定不以成说束缚自己，要力求文字准确、生动、鲜明，注意防止以偏概全，观点鲜明，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再次是治史人的心智兴趣所在。我以为，如自己不愿做，硬去做，做的效果一定不佳，最多也就是个事倍功半；如其想做，必定全身心地投入，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想方设法，义无反顾，开动脑筋，义不容辞地往最佳境界登攀。当然，此中的志趣心向，与大的方向，即时代潮流、国家发展、民族需求、人民利益并行不悖。如有抵牾，无疑当自觉进行调整，这种调整能力的培养与磨炼，是新时代史学工作者的修养所在。
做课题先确定题目，有了问题，不囿于成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随着研读的深入而渐趋深入，且渐趋佳境。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逐渐地认识、理解、强化自己分析、判断的准确、深刻程度，有时可能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只要再坚持一下，苦挣一把，便能切中肯綮，“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倘若一眼识破，一看即穿，那还研究什么？研究就是要先解本人之惑，再解世人之惑。研究本来就是以苦为乐、苦中作乐的差事，在研讨中，只要不是恶意攻讦，我以为则不必有对有错之淆，看法可能有高下深浅之别，无论什么人都应以平等的身份参与，以期达到相互交流、相互启示、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相互促进，以体现独立的思考、民主的学风精神。结论可能有正负之不同，既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对历史上的人、事、思想都是一个样。经验可以给人以启示，其实教训可能给人的启迪思索，其意义或远胜于前者。
兰教授的新作中，有一段写道：“（现代经济的）西方国家打破了原有世界渐进发展的秩序，人为地把全球各国和地区划分为‘城市’与 ‘农村’或 ‘文明’与 ‘野蛮’的对立格局，并按其需求把现代金融组织等人为地移植或嫁接到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完全改变了以前金融组织变迁中相对独立发展的变迁秩序，人为地呈现出分化与统一的发展态势。”这作为近一二百年来世界金融组织变迁模式的描述，大致不差，依此发展下去，绝不会为西方设计得那般如意，世界上的事物发展变化，总是物极必反，我相信是不会错的。
读者若想深入有所了解，请静下心来，读罢此书，尚可进一步关注中央财经大学“中外经济比较研究”系列著作，包括徐华的《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信贷风控的制度与文化》，路乾的《美国银行业开放史：从权利限制到权利开放》，伏霖的《经济转型与金融组织变迁：日本经验的中国镜鉴》，孙菁蔚的《欧洲金融组织变迁：兼论中欧金融组织比较》，孙建华的《近代日本在华之交易所》，肖翔的《中苏（俄）银行体制的历史演变：从大一统到市场化》，马金华的《英国金融组织变迁》，徐华、徐学慎的《中国企业的资本结构、公司治理和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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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序。
姚遂
2016年5月26日于中财大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