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大传统”与“小传统”：文明社会的模式

按照费孝通的计划，他最初期待与玛格丽特合作，将《乡土中国》一书修改扩充并翻译成英文，但最终的成果反而是此前没有成书的《中国士绅》被译为英文出版。我们不太清楚这一选择背后的具体缘由，但显然这是他们共同交流之后的结果。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雷德斐尔德的意见可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在1956年，雷德斐尔德出版了与《中国士绅》一书密切相关的《农民社会与文化》，正是在这本书里，雷德斐尔德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大传统、小传统”概念与文明社会的模式。

雷德斐尔德一生研究的逻辑是从乡土社会、社会变迁、农民社会再到文明比较研究，这也是雷德斐尔德学术思想的逐步演进。最初，雷德斐尔德仍然视其所调查的乡村社区为具备一定独立性与自给自足性质的“乡土社会”；在看到乡村社区的非同质性之后，雷德斐尔德开始从城乡连续统的视角来看乡村社区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看，在这一阶段，雷德斐尔德仍然将乡村社区类比于作为人类学传统研究对象的原始社会；到了农民研究阶段，雷德斐尔德将全世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及其社区作为同一种社会与文化范畴来进行把握与思考，强调这一类社会与文化只是更大社会与文化的一部分，即该乡村社会所处的文明及其社会的一部分，雷德斐尔德的学术探索也因此从最初的乡土社会研究上升到对世界各文明社会的比较研究层次。

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雷德斐尔德系统阐述了文明社会普遍性的构成模式。在雷德斐尔德看来，人类社会传统在脱离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会分化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两个部分。“大传统”是指由生活在城市中“善于思考”的精英所创造和持续生产的文化，这些精英在社会中占统治与支配地位；而“小传统”则是这个社会里处于乡间的、“不会思考”的大多数所创造和保持的文化。文明社会的这两个部分既缺一不可又相辅相成：“大传统”需要从“小传统”那里吸取营养，由居住在城镇里的社会精英将民间的知识转化上升为精英创造的知识，这类知识也因此被认为是“高雅”、“上流”甚至是“神圣”的；而最终，“大传统”又会通过一定途径对“小传统”发挥作用，塑造和改造相对“低等”、“世俗”、“乡土”、“民间”的“小传统”，社会也由此得以变迁与发展。因此，所谓的农民社会是“不完全社会”，农民社会的文化也不是自足和完整的，只是整体社会与文化的一半或一个侧面，甚至是受到贬损与轻视的侧面，但这种农民社会的文化又是该文明社会的基础。

显然，这一理论模式与费孝通的城乡关系和士绅理论有很大的相似性，甚至似乎脱胎于费孝通的观点。在费孝通的描述中，中国的士绅居住在城镇，在政治上充当皇权在地方的代理人，在地方则又成为地方自治团体的领导人，形成“双轨政治”；而在文化上，他们却过着诗词唱和、优雅的上层生活，与之相对的则是落后、闭塞、传统、土气、拒绝文字的“乡土中国”。也就是说，虽然费孝通没有明确提出文明社会内两种文化传统的概念，但只需要稍微引申，费孝通所说的士绅创造的文化就是雷德斐尔德的“大传统”，而“乡土中国”的文化就是“小传统”。尽管存在一些差异，但我们还是能看到雷德斐尔德的工作几乎就是在费孝通的工作基础之上对所有文明社会所做的更为普遍性的抽象与归纳。事实上，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雷德斐尔德很熟练地使用中国士绅的材料，对中国士绅的流动上升渠道及其社会生活的表述也与费孝通的描述一致。而在1953年雷德斐尔德给费孝通《中国士绅》所写的序言中，我们也能看出他对该书的重视以及对作者观点的充分肯定。这些都说明雷德斐尔德有关中国社会的工作很多受益于费孝通，后者也为雷德斐尔德的观点提供了直接支持。

不过，奇怪的是，《农民社会与文化》的引用书目中并没有《中国士绅》一书，也没有费孝通的其他任何著作。在有关中国的论述中，只是引用了哲学史家陈荣捷有关中国宗教的观点。陈荣捷认为应该把中国的宗教分为两家，“即‘老百姓信的宗教’和‘受过教育的人们信的宗教’”（芮德菲尔德，2013: 108）。同一时期，雷德斐尔德在其他著作中对费孝通的引用也不算太多，引用较多的是1953年出版的The Primitive World and Its Transformation一书，引用了费孝通的《江村经济》（Wilcox, 2008: 139）。

对于这一显然不合情理的事实，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雷德斐尔德在有意避免引用费孝通的著作，而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给后者带来麻烦。在《中国士绅》一书的序言中，雷德斐尔德声明自他们离开中国后就与费孝通断绝了联系，因此，“这本书的出版便没有他本人的任何参与。很明显，他知道，与西方人的交往会给他带来麻烦或者危险，他不再写信给我们，而我们也停止写信给他”（雷德斐尔德，2006: 14）。即便如此，《中国士绅》还是给当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费孝通带来了麻烦。1955年1月，惠特佛吉尔（Wittfogel）在英国《评比》（Encounter）上发表了对该书的书评，书评中列举了费孝通与新中国官方观点之间的种种差异，推测费孝通已受到整肃并失去思想与言论自由。那篇书评在该杂志上也引起了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的讨论，费孝通的老朋友杜佛尔（Dover）对惠特佛吉尔进行了反驳，后来又有安普森（Empson）的公开意见与惠特佛吉尔的答复，雷德斐尔德也因此发了一个声明。惠特佛吉尔的行为在当时给费孝通带来的困扰显而易见，于是费孝通在1955年9月写了《给英国〈评比〉杂志的一封信》予以回应（费孝通，1999b: 456～460），半年之后，又发表《老朋友之间的新认识》一文，借与老朋友马丁（Kingsley Martin）的交流全面解释他在新中国的处境（费孝通，1999b: 483～491）。

从时间上看，我们相信1956年《农民社会与文化》出版时，雷德斐尔德一定注意到，如果他在书中进一步引用费孝通的著作，会加速费孝通学术“流毒”的传播，从而给他带来可能的麻烦。因此，我们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处处见到他很随意地谈论《中国士绅》却并不注明出处。雷德斐尔德不得已隐去了费孝通的名字，但无论如何，“大传统、小传统”理论中显然有费孝通《中国士绅》的影子。

当然，两人观点也存在差异。费孝通虽然承认存在士绅文化与乡土文化之分，也认为中国士绅是城乡之间的桥梁，但对士绅的功能与作用总体上是否定的：从经济上，他认为士绅是食利者阶层，在生产上没有任何贡献；在文化上，他认为士绅掌控的只是规范性知识，士绅获取知识和权力也只是为了保护他的家人与维持他个人优雅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而无益于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与雷德斐尔德认为“大小传统”间存在彼此互惠的观点不同，费孝通认为士绅文化并没有让乡土文化受惠太多，更多的是对乡土文化的侵蚀与压榨。显然，费孝通的这一观点与该时期中国学者普遍感受到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受的挫折感有关。

在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共同从中国学术界消失，直到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学术界才迎来了他们的“归来”。他们“归来”的方式完全不同：对于去世多年的雷德斐尔德而言，“归来”的是他的学术思想；而费孝通的“归来”则是亲身参与并领导新时期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重建，获得了他个人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雷德斐尔德的思想理论与方法最开始是由一些海外华裔学者介绍进来的，他们在海外率先使用雷德斐尔德的概念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比较早的学者是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他在有关汉代循吏的研究中全面使用了雷德斐尔德“大传统、小传统”的理论框架。在余英时看来，雷德斐尔德的观点最核心的部分是：虽然“大传统、小传统”是复杂社会分立的两端，但“大传统”是以“小传统”为源头活水、经知识精英加工而成，而“大传统”一旦形成，也会以种种渠道流向“小传统”。汉代的循吏就承接起了将儒学“大传统”传播至民间“小传统”的责任。余英时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传统历两千年而持续存在，也正因为“大小传统”之间的顺畅沟通，中国文化大一统才能够历久不衰（余英时，1987: 129～216）。

真正让这一概念为大陆学界所熟知的还是中国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李亦园便应用雷德斐尔德的框架来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他认为中国文化中由士绅所创造和掌握的“大传统”与中国民间的“小传统”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有差异，但基本核心与价值是完全一致的。在他看来，这种基本的价值是“致中和”，是一种整体的均衡和谐的观念，具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自然的和谐，反映在中国人对风水命相的普遍信仰上；第二是人体作为有机体的平衡与和谐，反映在中医、气功等观念上；第三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反映在中国人对家庭伦理的一致性上。无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在这三个层面上都是共同的、一致的，而且相互影响、相互贯通。这也是中国文化既能在全球传播又能适应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李亦园试图通过雷德斐尔德的理论框架、结合中国社会与文化解释当时的两个重要议题：一是全球华人文化（杜维明将其称为“文化中国”）的内在统一性；二是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四小龙”的经济崛起（李亦园，2002: 225～240）。余英时与李亦园对雷德斐尔德的介绍也引用了同时期国内学者的观点和作品。著名文化史学者王元化（1998: 87～88）非常认同这一模式，并认为用这一模式来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非常有效，而国内也有大量学者跟进使用这一模式分析中国社会文化的不同层次与结构。事实上，近年来历史人类学领域围绕“标准化”、“正统化”等展开的研究与争论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在延续雷德斐尔德的模式，进而讨论中国社会的整体性与多样性（科大卫、刘志伟，2008）。

费孝通似乎是通过李亦园的表述来了解昔日老朋友雷德斐尔德的“大传统、小传统”理论的。1994年，李亦园在杭州召开的“中国文化：20世纪的回顾与21世纪的前瞻”研讨会上宣读《中国文化中小传统的再认识》一文，再次通过这两个概念来谈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在李亦园的演讲之后，凭借一贯的敏锐，费孝通马上认识到中国文字所扮演的关键作用，认为“方块字”通过文字与语音的分离使得中国文化能够超越民族与地域的限制，从而形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费孝通还进一步阐释了他对中国社会“大小传统”关系的理解，他认为“小传统”反映了民间的生活实践与愿望，这些民间的知识经过士大夫的选择与加工，结合统治阶级的需要编制成行为和思想规范，从而形成了“大传统”的“礼”；这些由文字书写并成为经典的“礼”又如何能依赖文字传播超越时空再影响到“俗”，费孝通认为“小传统”还存在“地上”与“地下”、显性与隐性的区别，因此，文化的这类传统也会一直保持在社会的各阶层里。至此，费孝通的阐述与他之前的观点有了很大的不同，他开始充分肯定“大传统”这类精英文化在中国社会历史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而离雷德斐尔德的观点越来越近，甚至比他表述得更为精到。

更有趣的是，费孝通的记忆也因此回到了50年前：

我在30年代抗战时期在西南后方进行农村调查时曾注意到这种在社会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知识分子，曾想作专题研究，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完成。以我记忆所及，我曾把这种人看成是城乡之间的桥梁。这种人就是历来被称作士绅的人物，他们一般和基层农民是有区别的，但存在着血缘关系，许多是农民出身或和农民保持着亲属关系，而另一方面又大多走出农村，住入乡镇和城市，成为具有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和统治阶级相互沟通，特别是科举时期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大多出于这种人。这种人长期以来被称为“士大夫”，士是指读书人，大夫是指当一官半职的人。在乡镇和城市里他们是头面人物，尽管没有官职，但是有社会名望，被称为绪绅先生。我曾根据初步的见解写成过一些文章，后来被译为英文，用China's Gentry的书名出版，在这本书里我曾表述过中国士绅在城乡间的桥梁作用。（费孝通，1996: 4～18）

也就是说，费孝通此时完全意识到了他的士绅研究与雷德斐尔德理论之间的关联性，他似乎也因此有些遗憾没有完成关于士绅的专题研究。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如果时间倒退回去，如果费孝通能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做自己满意的士绅研究，那境况又会如何呢？也许这样的假设没有太大意义，费孝通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也说他更多的是“开风气、育人才”，他对士绅的研究也的确开启了后来张仲礼等历史学家的系列相关研究，但我们似乎也可相信，作为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费孝通一定会有不同于历史学家的创见，而更接近于雷德斐尔德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