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对中美两国的挑战

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2014年年中举行。这是中美两国新一届政府在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美国加州会晤后首次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也是在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持续动荡，全球治理问题不断涌现、中美关系再次经受考验的背景下中美间一次重要的全方位对话，为两国努力消除分歧、共同应对挑战提供了平台。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打开双边关系的大门，当时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是出于战略上相互有需要的考量，那么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压舱石”很大程度上就是全球化条件下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以及全球性挑战日益需要两国携手应对的现实。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失衡使“华盛顿共识”威信扫地，中美经济关系开始调整，两国都面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艰难进程，贸易投资作为两国关系主要的“压舱石”分量减轻。中美关系新的“压舱石”在哪里？面对全球问题成堆，中美两国如何合作应对，才能既有利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又能推动全球问题的解决和全球治理的改革？

目前全球治理的困境首先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主要支柱的全球贸易投资体系和货币体系已不能反映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速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预测，2014年中国和印度经济虽将放慢，但依然将分别增长7.8%和5.6%，而日本和美国则为2%和1.7%，英国和欧元区更是只有0.9%和负0.6%。虽然年底数据被调低，但大势未变。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几年超过50%。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严重、债务高企是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的共同泥淖。这样的困难仅靠“量化宽松”印钞票是解决不了的。只有转变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调整国际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全球经济体系包括货币体系，才能踏上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大道。二十国集团要真正发挥全球经济协调的主要平台作用，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调整在内的重大决定不能拖泥带水，需要尽快落实。还应该积极考虑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的谈判绕开中国更是难以自圆其说，难免有“重起炉灶、排挤中国”之嫌。

再看全球安全领域的治理，也是阴影重重。伊朗和朝鲜半岛核问题久拖不决使《核不扩散条约》面临严重挑战，核武器和核材料的扩散以及地区军事对抗冲突的风险增大。双边军事同盟有增无减。全球经济下滑但不少国家军费开支却持续上升。美国坚持在亚洲推行“再平衡战略”，已开始在西太平洋和东亚地区部署陆基和海基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尤其是与日本和韩国建立情报共享的反导体系，并在两国部署预警雷达，这有可能打破全球和地区战略均衡态势，产生一系列逆向互动，使大国关系更趋复杂、紧张，也使中美战略互信降低，猜忌增大。网络空间的纷争加剧。网络攻击使国际社会面临全新的严峻安全挑战，“新边疆”的新问题亟须各国通力合作，通过对话谈判，在双边和国际电信联盟等多边领域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和“行为准则”，而不是相互指责，做无谓的争斗。

全球经济持续低迷造成失业攀升、政府紧缩开支、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贫困人口增加，使中东、欧洲、拉美等地区不少国家面临社会严重动荡的危险乱象。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和新媒体铺天盖地涌现使社会动荡以几何级的速度传导，从突尼斯到埃及、叙利亚，从希腊到意大利、爱尔兰，从巴西到土耳其，几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政治不稳、社会动荡，而且其中往往年轻人占多数。这些动荡虽然是局部、地区的，并没有波及大国，但却是大国在涉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和地区安全，涉及核不扩散、气候变化等重大全球治理问题解决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也使围绕“保护责任”、“保护时的责任”等问题的争论趋于激烈。

毋庸置疑，中美是两个对世界事务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中美关系的发展自然也将对21世纪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际新秩序的形成发挥重大作用。中美领导人会晤和两国新一轮战略和经济对话已经向我们昭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迫在眉睫，时不我待。两国应该拓展战略视野，在积极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深入讨论和开展全球治理的全方位合作，在涉及两国共同利益的众多领域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增加两国在全球治理改革、在各自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这块新的“压舱石”的分量，使中美关系的大船在21世纪乘风破浪，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