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的民族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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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政治”似乎非常简单,摊开世界地图、听听国际新闻、到世界各地转转,“天下大势尽在掌握”的感觉似乎就油然而生了。然而,当我们真正对国际政治展开研究工作,深入一个一个具体的地区观察其地缘政治形势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我们身处的世界是非常复杂的、靠听听国际新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对外国的很多东西的认识还显得很不确切。举个例子来说,近日读了两本书,都提到一个人物:


俄国外交人士相信自己已经培养了一个对抗奥地利的防御集团,但是他们醒悟得太晚,没有发现巴尔干同盟攻击土耳其。法国数学家庞加莱说:“俄国想踩刹车,但发动引擎的其实就是她。”〔英〕马克·马佐尔:《巴尔干:被误解的“欧洲火药桶”》,刘会梁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第107页。


但在当年夏天访问圣彼得堡的法国总统、冷静的数学家普恩加莱警告俄国人说,巴尔干同盟不仅包含着与土耳其发生冲突的萌芽,而且也包含着与奥匈帝国冲突的萌芽,这阴暗地预示着未来的欧洲大战。阎京生、刘怡:《塞尔维亚的轮回:近世的南斯拉夫与战争》,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第43页。


以上两本书都提到了一位“数学家”,这是一种误解。这两本书中提到的人物应当是一个人,他就是曾三度出任法国总理并曾经在1913年至1920年担任法国总统的Raymond Poincaré,中文一般将其译为“普恩加莱”或“彭加莱”。他的亲兄弟Lucien Poincaré是一位物理学家。他的另一位同宗的兄弟Jules Henri Poincaré(一般译为“庞加莱”)才是著名的数学家。因此上述两本著作都是把作为政治家的Poincaré与作为数学家的同姓人物混淆了。

另外,前述后一书中还提到“当年夏天访问圣彼得堡的法国总统、冷静的数学家普恩加莱”,在1912年8月访问俄国时,普恩加莱的身份仍是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

由此可见,对国外的许多情况,我们掌握得并不准确。在本书中难免也存在这样的错误,希望读者带着批判的精神阅读本书。

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加深对世界的了解并形成中国自己的国际战略的过程。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英国、美国、俄国(苏联)、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崛起或开展对外殖民活动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对全球的研究程度、了解程度也在不断深入并且逐渐形成了本国成熟的国际战略。目前中国的“走出去”工作才刚刚起步,可以说,我国当前对国际事务、他国事务的了解、认知相对于美国等大国仍明显有所滞后。这种局面,乃是我国经济、政治实力的反映。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这种局面必然会发生改变。但是在此过程中,在对全球情况的研究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开展深入、有效的工作。

一个国家的崛起,离不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实业界和国内,我们需要这种精神;在社会科学领域,在对国外事务的研究中也需要这种精神。

相对而言,我国既有的国际政治研究工作对发达地区的研究要显得更加深入一些。这也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实力的反映,因为这些国家能够吸引中国的研究者。至于国际上的那些不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相关的研究条件比较有限,因此有关研究工作就显得相对比较滞后,中东欧就是这样一个地区。

“中东欧”一词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许多人尚较陌生。该词主要指欧洲的中东部,也就是除去苏联的欧洲部分之外的欧洲东部地区,这个地区包括两个地理单元,一个是“东中欧”,另一个是“东南欧”。

“东中欧”意为中欧的东部地区,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国。“东南欧”基本等同于巴尔干半岛。但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讲,巴尔干半岛上的希腊又被视作地中海国家。

本书所指的“东欧”在地理上即相当于今日之所谓“中东欧”。“东欧”这个称呼来源于冷战时期。在苏联未解体的时候,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等国家并不存在,因此夹在苏联和西欧之间的地区便被称为“东欧”。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地理位置上更靠东方的国家则被一些研究者称为“新东欧”。本书所要研究的是“老东欧”,即冷战时期的“东欧”(但不含东德),今天的所谓“中东欧”。

冷战无疑对“东欧”的形成、对东欧地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单元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在“二战”结束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之前,“东中欧”属于天主教文化圈,“东南欧”属于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圈,因此从文化上讲,“东欧”国家并不属于一类。但是从政治命运上讲,“东欧”国家又极其相似,因为它们都处在各自文化圈的边缘、处在强大政权的夹缝之中,受到大国的影响较大,自己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时间较短。在“二战”结束后,“东欧”国家增添了另一共同之处,那就是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在冷战之中和之后,提起东西方的划分,似乎“东方”一词是与社会主义相关联的,“西方”一词是与资本主义相关联的。然而在欧洲,东西方的划分早已有之。从古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两大派系开始,欧洲就已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了。但是东西方的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直到“二战”之前,德国和奥地利还是被视为中欧国家而非西欧国家,在“一战”中,同盟国即被称为“中部大国”(central powers)。到了“二战”后,德国、奥地利才主要被列为西方的一员(但是东德仍属于东方)。

东西方的对立在欧洲古已有之,但东方并非一直是落后的代名词。虽然在近代西欧地区率先出现了工业革命,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在东、西欧地区的实力对比中,两部分并没有质的区别,甚至有时东欧政权要更加强大,例如东罗马维持的时间比西罗马要长,在西欧地区遭遇日耳曼人入侵而四分五裂的时候,东罗马的文明曾显得比西欧地区高雅得多。匈牙利人、波兰人的国家也曾一度非常强大。因此可以说,直到近代工业革命以后,西欧才真正获得对东欧的优势地位。

在东、西欧实力发生转变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东欧成就了西欧。东欧地区更加接近亚欧大陆中部,在近代之前,来自亚洲的强大游牧部落的打击往往会落到东欧地区之上,例如匈牙利人、蒙古人、突厥人对欧洲的侵略最终都落到了东欧之上。而在这种过程中东欧则成了西欧的保护伞和防御墙,在东欧遭受侵略的时候,西欧地区则能保持发展。外族的入侵也造成了东欧地区的民族构成情况异常复杂。东欧地区的民族构成之复杂,也影响了这个地区的发展。

在近代之前,东欧地区的民族往往被大型的帝国政权所统治,最重要的有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帝国的统治使得东欧地区的民族难以形成自己的国家。在近代,东欧地区的主要民族为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这种努力亦给东欧民族带来了许多痛苦。本书就着眼于这样一个问题而展开论述。

本书原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仅作了少许改动,原题为《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性对民族国家的影响研究》。在此要感谢我的导师、北京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孔凡君教授,正是他给我命了这样一个题目。孔凡君教授对中东欧地区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以“孔寒冰”为笔名发表了大量关于中东欧研究的著作和文章。没有他的指导,本书也不可能出现。此外在我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欧盟为我提供了Erasmus奖学金,使我得以到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大学进行为期两个学期的留学,该大学正位于马其顿地区,马其顿地区是东欧地区民族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这次经历为我写作本书提供了极大的助益,在此对欧盟致以谢忱。

尽管如此,本书的局限性仍是明显的。有学者指出,“如同所有的推理方式一样,即便是最精心设计的实验和模型也有着巨大的局限性”。本书的“实验和模型”就是东欧地区主要的民族交叉分布现象对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发生了影响的案例。尽管本书所选取的案例都是东欧地区最明显、最典型的案例,但本书所揭示的民族分布状况与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之间的关系也仅仅是全部现实状况中的几个主要事例而已,这些都无法代表、涵盖所有现实情况。此外,我虽然到了巴尔干半岛,但并没有深入东欧地区的各个国家中去进行深入的实地研究;虽然与来自东欧各国的人士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但并没有广泛地了解东欧地区群众的普遍想法。而且我不懂得东欧地区的所有语言,难以获得全面的第一手资料,这就使得本书在某些问题上欠缺参考资料,对某些问题没有彻底研究清楚。加之我研究东欧问题的时间不长,积累不厚,对东欧地区的民族问题尚没能做到张口即来、如数家珍的程度,因此本书难免会有一些舛误之处,对此,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夏庆宇

乙未春日

于大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