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岛

20世纪70年代初，当“文革”时期在知识青年中最有影响的诗人食指因精神分裂而一时沉寂的时候，一批更年青的歌者继他之后踏上了诗歌之路。他们忍受着寂寞，不懈地探索与追求，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在诗坛崭露头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是北岛。

北岛，本名赵振开。北岛这一笔名是他的一位诗友在70年代末为他起的。意味着他生活在北方，犹如一座冷峻而孤独的岛。想不到这个笔名竟如一句谶语，孤独成了他的人生道路上的摆脱不开的伴侣，冷峻成了他诗作的稳定风格。

北岛于1949年8月出生于北京。他自称“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职员，母亲是医生，他们在政治上基本随波逐流，虽在‘文化革命’中受过冲击，但还算是幸运的。”家庭从小给了他良好的教养。1966年他还在北京四中读书的时候卷入了“文革”。1969年他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当工人，曾到河北的山区开山放炮，在山洞里建发电厂。如同插队生活对白洋淀诗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建筑工人的生活对北岛的影响也是深入骨髓的：“我从1969年起，一共当了十一年的建筑工人，其中五年混凝土工，六年铁匠。除了占用我太多的读书时间外，我得感谢这一经历。首先是我真正交了一些工人朋友，深入中国的底层社会，这些是在学校根本得不到的。再就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所提倡的‘劳其筋骨，伤其肌肤’是绝对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在体力上对自己极限的挑战，就不太可能在别的方面走得太远。我也正是从当建筑工人起开始写作的。由于我周围的师傅多半不识字，造成了一种封闭的写作空间，一种绝对的孤独状态。这对一个作家的开始是很重要的。”

北岛是个极有个性的诗人，他冷静而多思。朋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木头”。他留给芒克的最初印象是：“两眼直视，眼珠子微凸，就像两颗石头子儿随时都可能弹射出去。”南方的一位诗人也曾这样描写北岛：“那年冬天极冷。我们聚在青年宫一间大屋子的角落上玩诗。一个陌生人像只大鸟突然闯进来，自称北岛。他身穿黑色的人造革夹克，抱着一只军人用的黄挎包，坐下后就一言不发，做出一种洗耳恭听的样子。我们却讨论不下去了，越坐越冷。北岛带来了北方的冷空气。……平时他太严肃，太深刻，话太少，显得神秘莫测。好几次晚上，他和我相对而坐，埋头抽烟，默默无语，然后突然起身告辞。”北岛的冷峻来自他的个性，同时也是来自他成长中遇到的那个非正常的时代。他的冷峻、刚强的声音，他所怀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他成了“文革”中灵魂被扭曲的一代年轻人的代言人。

北岛1970年底开始诗歌创作。提到北岛的诗，就不能不提到他于1978年底与芒克等一起创办的油印的文学刊物《今天》。可以说，北岛的文学生命是与《今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天》的办刊宗旨，集中体现在创刊号上刊登的《今天》编辑部的《致读者》中，里面有这样几段话：

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

“四五”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

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地了解自己的价值，从而避免可笑的妄自尊大或可悲的自暴自弃。

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

立足于今天，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强调人的存在的价值，强调精神的自由，这就是《今天》办刊的指导思想，并体现在稿件的取舍，刊物的编排以及《今天》所操办的一些文学活动之中。《今天》作为综合性文学刊物，发表过诗歌、小说、散文、随笔、评论、译文等，其中发表数量最多而且造成较大影响的当属诗歌。这也许与两位主编北岛与芒克都是诗人，而刊物周围又团结了一批优秀的诗人有关。30年后，北岛在回答“《今天》诗歌曾一度被称为‘朦胧诗’。如果作为一个群体来回顾，是不是有些可以称为共同倾向的东西”这一问题的时候，说：“‘朦胧诗’是官方的标签，那年头我们根本无权为自己申辩。严格地说，《今天》诗歌与其说是艺术流派，不如说是松散的文学团体。如果说有什么共同倾向的话，那就是对一统天下的主流话语的反抗，摆脱意识形态的限制，恢复诗歌的尊严。”

美国诗人庞德说过：“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北岛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见证人。“文革”对人格的践踏、对人性的扭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破四旧、批斗抄家、忆苦思甜、文攻武卫、上山下乡……不断上演的一幕幕闹剧，使当时的年轻人吃了苦头，长了见识，他们在艰难岁月的磨难下，一点点成熟起来。这些幼稚的孩子，当初怀着天真的愿望，自认为是投身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业，可是随着运动的进展，他们怀疑了，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他们由运动初期的迷狂与盲从状态清醒过来，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开始直面这光怪陆离的世界。他们对自然、对社会、对人自身开始进行探寻，并有了自己的答案。北岛的诗应当说是这一代年青人由迷信到怀疑，由狂热到清醒，由笃信到叛逆的心路历程的忠实记录。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他的代表作《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竟？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

这是诗人以挑战者的姿态，向人妖颠倒的世界发出的宣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一广为传诵的警句，高度洗练地概括了十年浩劫期间坏人横行无阻，好人备受迫害的荒谬的历史真相：卑鄙者由于卑鄙地出卖良知而畅通无阻，高尚者由于坚守高尚的节操而惨遭不幸。诗人在这里暗示我们，仅仅是对卑鄙者投以鄙视的目光或对高尚者进行热情的礼赞，是无力扭转那历史的荒谬的，只有勇于面对这一时代的荒谬与错位，付出做人的全部代价进行抗争，才能使高尚者受人钦敬、卑鄙者遭人唾弃的历史真实得以恢复。面对荒谬的世界，诗人高声地宣告：“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诗人不相信“天是蓝的”、不相信“雷的回声”，那是因为事物的外部形态可能欺骗我们的感官；诗人不相信“梦是假的”、不相信“死无报应”，则是因为茫茫的潜意识也来自人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积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命运也会受其内在规律的制约。因而在强烈的“我不相信”的告白的后面，并不是否定一切与怀疑一切，而有着诗人所向往、所肯定的东西：人的价值与人的尊严、人的生存应指向真善美、历史的发展有其不可抗拒的内在规律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人生信念，诗人才可能以一种挑战者的姿态，发出高度自信的抗争。诗人就这样在历史呈现新旧交替的时刻，以一个时代弄潮儿的形象，对于历史交给每个人的答卷，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

北岛是个有强烈使命感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位有独立的审美品格的诗人。他说：“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应当说，北岛在他的诗中是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的。

北岛的艺术世界是以象征为其主要特征的。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人，其作品之所以给人以朦胧绰约的感觉，从艺术上说，很大程度上在于象征手法的大量运用。就其艺术个性而言，应该说，北岛身上有很浓的浪漫主义气质。然而北岛不同于前代浪漫主义诗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是一泻无余地倾吐自己的情感，而是借助于象征体来暗示自己的情愫。在北岛的早期诗作中，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诗人主观情思的闪烁不定的对应物。比如《太阳城札记》中，以“飘/撕碎的纸屑”象征向往而难于得到的自由；以“红波浪/浸透孤独的桨”暗示在“文化大革命”的“红海洋”中被延误的一代人的青春；以“网”来隐喻陷入种种矛盾与纠葛中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再如《红帆船》：

如果大地早已冰封

就让我们面对着暖流

走向海

如果礁石是我们未来的形象

就让我们面对着海

走向落日

不，渴望燃烧

就是渴望化为灰烬

而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

你有飘散的长发

我有手臂，笔直地举起

这里，红帆船可视作年轻的生命的象征。而这种象征并不简单地是一种对应的关系，而是通过层层推进，在运动中展开：在大地冰封的严酷环境下，红帆船面对着暖流走向大海，暗示了一种昂扬的生命形态。面对大海走向落日，则渗透着一种生命的悲凉。“渴望燃烧/就是渴望化为灰烬”，凸显出献身的欲望，体现了生命的坚定。“只求静静地航行”，是经过生命的搏击后，所进入的一种平静而充实的心态。诗人就是通过这样层层深入的描绘，把红帆船这一象征意象的各个不同的侧面展现了出来，给人以深刻印象。

北岛早期作品，其象征体与诗人的主观情思间对应的痕迹相对说来还是比较明显的，细心的读者经过一番品味，不难寻觅到。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子的加大，西方现代主义各流派的作家作品大量被介绍过来，从而促使北岛的艺术观念产生了新的变化。这时候，北岛不再满足于单一的象征，而是从西方超现实主义那里引来火种，以一种新的态度把握艺术与人生。他说：

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另外，我还十分注重诗歌的容纳量、潜意识和瞬间感受的捕捉。

北岛的这种艺术主张充分体现在他80年代以后的创作中。他把象征基调与超现实的手法有机结合起来，使他的诗在朦胧的底色上更呈现了错综、奇诡、扑朔迷离的味道。像这首《触电》：

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我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当我和那些有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他们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我不敢再和别人握手

总是把手藏在背后

可当我祈祷

上苍，双手合十

一声惨叫

在我的内心深处

留下了烙印

握手是现代人表示友好的一种姿势，当然不会把谁烫伤。然而诗人偏在诗中写“我”与“无形的人”握手被烫伤，而“我”与另一些人握手，却又把别人烫伤。而当“我”双手合十祈祷时，却又在自己心中留下了烙印。诗人所描写的这些景象，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借助这些超现实的景象，诗人表现了他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一种理解。“我”与“无形的人”握手被烫伤，暗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隔膜，也正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所说的“他人即地狱”。“我”与“有形的人”握手却把别人烫伤，表现了诗人的忏悔，他愿意为自己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所犯下的罪过承担责任。可是当“我”祈祷上苍时，内心深处依然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这首诗用一种超现实的意象组合，表现了北岛精神的又一个侧面，他不仅勇于批判社会的黑暗，而且勇于解剖自身。

《履历》也是把象征与超现实的手法结合起来的产物。诗题《履历》顾名思义，应该是写诗人一段生活经历。但是诗人却摒弃了那种严肃的自述式写法，而是以一种荒诞不经的超现实的意象组合，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中个人迷信和造神运动的嘲讽与批判：

我弓起了脊背

自以为找到表达真理的

唯一方式，如同

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

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

胡子就长出来

纠缠着，像无数个世纪

这里把人想象成“弓起了脊背”的“烘烤着的鱼”，这样的一条鱼还想“梦见海洋”，这已活画出人性被扭曲的乖谬现实。而“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在尖利呼喊的瞬间便长出了胡子，通过这荒诞的虚拟，受过愚弄的一代年轻人的怨愤之情就显示出来了。此诗的结尾更是令人称奇：

当天地翻转过来

我被倒挂在

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

眺望

借助空间秩序的倒置，借助诗人自我形象的滑稽展示，暗示出那一人妖颠倒年代的荒诞不经。这首题为《履历》的诗，是在用漫画式手法展示被倒挂过一代的精神历程。

北岛有一首两行的诗，题为《艺术》：“亿万个辉煌的太阳/显现在打碎的镜子上”。这两行诗道出了北岛艺术创作的原则：把来自外部世界的意象打碎，按照诗人的主观情思重新组合。这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有某些相通之外。不过，北岛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诗，虽有鲜明的超现实主义色彩，但是与西方超现实主义诗人强调表现潜意识世界，表现梦境，强调完全排除意识控制的自动写作，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北岛借鉴超现实主义的某些艺术观念，借以突破事物的正常逻辑，超越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从而形成超人意外的奇思妙想。但是很明显，诗人从来就没有任意放纵自己的潜意识随意奔流，而是时刻有一个理性的自我在监控。因而在他的成熟作品中，瑰丽的想象与深邃的哲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在中国新时期诗歌发展史上，北岛是位有重要影响的诗人。这种影响可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北岛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歌者，他的直面现实的勇气、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觉醒者的先驱意识，他的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诗中凝结的一代人的痛苦经历与思考，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北岛在《宣告》中说：“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这个人，既不是“文革”期间高大全式的神圣化的人，也不是萎缩卑劣的人，而是正直善良的凡人：“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结局或开始》）。进入新时期的年轻人，需要听到一种新的声音，一种发自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声音。这种声音，他们在北岛的诗中听到了。

另一方面，北岛作为新时期现代主义诗风的开启者，为中国新诗的现代转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始终运行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轨道上。尽管20世纪30～40年代先后有象征主义和诸种现代主义的引入和实验，但无论就规模和影响而言，都远不能与新时期以来，由朦胧诗人掀起的诗歌现代化的潮流相比。“文革”期间，诗人食指的出现尽管对一代青年产生了深刻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心理层面上的。食指的诗基本没有脱去浪漫主义的基调。在《今天》派诸诗人中，应该说，只有北岛才是最早步入现代主义诗歌的轨道，并以其无可怀疑的现代诗歌的创作实绩开启了现代主义的诗风的。北岛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因素的出现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北岛的现代意识是他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里，荒诞丑恶的现实面前的自然领悟；另一方面，则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启迪。尽管非常有限，作为北京文学沙龙成员的北岛，在极为封闭的“文革”期间，仍然有可能接触到西方和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正是有赖于这种接触，在诗中追寻真理的北岛才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与传统有别的艺术境界。

需要指出的是，北岛尽管是朦胧诗派中最早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诗人，但是北岛的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诗却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诗歌有明显的不同。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曾对这二者做过比较：“现代诗从坡的时候起即被理解为‘纯诗’，照雨果·弗里德里希的说法，它是独立的，自成一格的，与其它事物无关，它首先是语言而不是对外物的描摹。然而这些定义都不适合北岛，因为北岛笔下或者以‘我’，或者以‘我们’为面目出现的抒情主体，都带有强烈的道德化倾向，都在追求人和社会的真理，在整理自己掩埋在文革中的经历，并对这段历史的本质进行着思考。”这表明，北岛是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而进行创作的，他从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中引入某些因子，只是为了丰富中国新诗的表现手段，而不是跟在西方现代派的后面亦步亦趋地去模仿。

北岛是个有多方面艺术才能的诗人。20世纪70年代曾写过小说，其代表作《波动》曾发表在1978年的《今天》上。80年代末以后，北岛主要生活在国外，除诗歌外，他还写出大量散文。北岛出国后的作品，中国大陆的读者接触的不多。2003年《诗探索》上曾开辟了“关于北岛”的专栏，发表了现旅居美国的诗人一平所写的《孤立之境——读北岛的诗》一文，对北岛去国后的作品有所涉及。另外还发表了唐晓渡所作的北岛访谈。在这篇访谈中，我觉得北岛有两段话值得重视。

一段是北岛在回答在国外漂泊的境遇对写作产生什么影响时说的：“我在海外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在外面漂泊久了，是否和母语疏远了？其实恰恰相反，我和母语的关系更近了，或更准确地说，是我和母语的关系改变了。对于一个在他乡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母语是惟一的现实。我曾在诗中写道：‘我在语言中漂流/死亡的乐器充满了冰’”。

另一段是在回答“你的创作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内在关联”时说的：“这些年在海外对传统的确有了新的领悟。传统就像血缘的召唤一样，是你在人生某一刻才会突然领悟到的。传统博大精深与个人的势单力薄，就像大风与孤帆一样，只有懂得风向的帆才能远行。而问题在于传统就像风的形成那样复杂，往往是可望不可及，可感不可知的。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与境界的重视，最终成为我们的财富（有时是通过曲折的方式，比如通过美国意象主义运动）。我在海外朗诵时，有时会觉得李白、杜甫、李煜就站在我后面。当我在听杰尔那蒂·艾基（Gennady Aygi）朗诵时，我似乎看到他背后站着帕斯捷尔那克和曼杰施塔姆，还有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尽管在风格上差异很大。这就是传统。我们要是有能耐，就应加入并丰富这一传统，否则我们就是败家子。”

从这两段话看出，北岛尽管出国多年，但他始终坚持母语写作，并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对比中对中国传统的诗学文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这对读者理解北岛出国以后的作品将不无助益。

由于北岛的特殊的文学经历和政治身份，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个如何全面看待北岛的作品，如何摆脱过于政治化的解读的问题。诚然，我们不能离开“文革”以来的中国的政治背景来理解北岛的诗，但是也不能泛政治化。欧阳江河在给海外出版的《北岛诗歌选读》所写的序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尽管对北岛的政治性阅读使北岛在西方世界迅速成名，但我还是坚持认为，仅仅将北岛视为一个政治诗人是不公正的。我不是说北岛的诗作中没有政治——在同时代的中国诗人中，北岛向来是以深具现实感和对抗性而著称的。——我只是想指出，用现实政治的立场去剥夺北岛作为一个诗人的立场是不公正的。我以为，西方读者阅读北岛带有显而易见的消费成份，他们需要通过对北岛诗作的政治性阅读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中国幻象”消费掉。换句话说，他们是带着头脑中固有的‘中国幻象’进入北岛作品的，而这个“中国幻象”乃是“前阅读”的产物。我之所以认为西方对北岛的误读是不公正的，正是基于对于这种消费性质的“前阅读”的质疑，因为它有可能取消真正意义上的个人阅读。尤其使人感到不安的是，北岛诗作中的个人性也会被连带着过滤掉。

我赞同欧阳江河的话，并且认为，多年来，由于北岛敏感的政治身份，对北岛的评价往往左右摇摆，大起大落。因此，不只是西方读者，中国读者同样也有个把北岛还原为一个诗人的问题，只有摆脱对北岛歌的泛政治化阅读，才有可能对北岛这一重要的诗人做出准确而公正的评价。

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