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的诗人研究 中国当代诗人论
归来的艾青与新时期的诗歌伦理
艾青在新时期初出版的《艾青诗选·自序》中曾说过这样几句话：
我今年六十八岁。按年龄说并不算老，但是，有许多年轻的朋友都死在我前面，而我却像一个核桃似的遗失在某个角落——活着过来了。
“活着过来了”这句话，出自一位历尽苦难、年近古稀的诗人的口中，该含有多少一言难尽的意蕴！从中不难体察到艾青二十多年来所遭受的精神的与身体的折磨，以及他在对抗这种折磨中展现的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亦可寻觅出他新时期诗歌创作的出发点与依据。
艾青的归来，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上是个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正是先有了艾青的诗集《归来的歌》，后来才形成了文学史上对一群有特殊经历与特殊成就的重要诗人和作家的称谓：“归来诗人”与“归来作家”。
归来的艾青带给诗坛的不只是惊喜，不只是振奋，也不只是那些广为传播的佳篇名句，更重要的是他对长期以来与主流意识形态纠结在一起的高度政治化的诗歌伦理的突破。
诗是人类从审美角度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伦理则是人类从道德方面把握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诗的创造是美的创造，伦理的追求是善的追求。诗与伦理都可以启迪人们的心灵，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从本质上讲，诗与善是相通的，唤起了美的情感，也就唤醒了善的觉悟，唤起了善的觉悟，就会自觉去追求一切美好的东西。
诗歌伦理追求的是美与善的统一，要求以诗的方式来呈现其伦理内涵。这种内涵是极为丰富的。但是在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年代，诗歌被政治所强暴，政治的伦理即是诗歌的伦理。一旦政治出现偏差，诗歌也会跟着迷失。艾青曾对“四人帮”统治时期的诗坛有这样的批判：“政治上的堕落带来了艺术上的堕落。政治成了标签，艺术就成了卖淫妇脸上的脂粉。文艺变成了篡党夺权者的吹鼓手，出现的不外是既空洞而又虚假的豪言壮语。在文化艺术的荒原上举行的打道场，是典型的宗教迷信与格杀勿论的混合。”复出的艾青是诗坛拨乱反正的领军人物。在新时期之初，他不仅多次在讲话中、文章中抨击了极左政治对诗歌的伤害与扼杀，而且用他的富有光彩的诗歌创作恢复了诗歌伦理的应有的内涵。
艾青有一颗渴望自由的心灵。早在1939年所写的《诗人论》中他就说道：
他们能向世界要求什么呢——
一支笔，天蓝的墨水，原稿纸；
而最主要的是发言的自由，——而这些常常得不到，因为任何暴君都知道：一个自由发言的，比一千个群众还可怕。
面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艾青尽力维护自己发言的自由，他在那个时代的诗，说出了他自己的，也是当时广大人民的心里话。但是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随着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随着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的风靡一时，艾青已经很难在诗歌中说真话了，因为已经不断有人在“规训”他、敲打他，直到“反右”风暴的来临，他彻底失去了说话的自由。也许正是这种对“自由发言”的渴望，艾青痛彻感悟到“说真话”的必要，他复出后的第一本诗集《归来的歌》的自序就叫《诗人必须说真话》。本来，“诗人必须说真话”这一命题，是平凡的真理，对于诗人来说，这是理所当然、无需讨论的。然而，面对多年来把诗歌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把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标准作为评价诗歌的唯一标准，面对到处泛滥的假、大、空诗风，强调诗人必须说真话，就成了诗坛拨乱反正的首要任务。艾青对诗坛中的那些“跟风”写作、失去自我的诗人予以尖锐的批评：“我们的世界是风云变幻的世界。这就使得‘诗人’手忙脚乱，像一个投机商似的奔走在市场上，虽然具有市侩的鬼精，也常常下错了赌注。……‘不倒翁’只能当玩具，却不宜作为做人的样板。”归来的艾青，敢于一吐胸中块垒，他归来后最好的作品，全是融入了他20余年的苦难体验，融入了他对那段历史的深刻的反思，说的都是真心话。
估价艾青复出以后的作品，需要放到他的同代人的创作中，才能有更准确的判断。粉碎“四人帮”以后，当众多诗人还是在浮泛地欢呼“英明领袖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时候，艾青的诗歌显出了独特的品质。这时的艾青，不再渴盼“救世主”，也不去造新的神，而是把眼光放在普通人的身上。在拨乱反正阶段，他最重要的诗作之一是《在浪尖上》。这首诗写的是“天安门事件”中的一个英雄，一个名叫韩志雄的普通工人。他的出场就彰显了平民气质：“我把你介绍给别人：‘这是一个英雄。’你却笑着否认：‘不是英雄，是韩志雄。'”诗人对这样一位极朴实、极平凡的工人倾注了深厚的爱。他写韩志雄因在天安门广场张贴反“四人帮”的诗歌被捕，用了极为冷静而客观的笔法：“这个青年工人被捕了，/地点是列宁像的下面，/时间是清明节前两天——夜晚十二点。”这看似平淡的叙事中，压抑着诗人强烈的激情。在革命导师的画像下面，一个青年工人被捕了，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诗人无需再做什么渲染，“四人帮”之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在这冷静而客观的叙述中显示出来了。韩志雄在时代的浪尖上以他的无惧无悔的行为成了英雄，艾青则以他在时代浪尖上的思考，彰显了一位诗人的锐敏的眼光与开阔的情怀。
“说真话”，这不仅是诗人创作原则的体现，也是对诗人良知提出的一项根本的要求，因而也是诗歌伦理最基本的内涵。然而坚守这样一种诗歌伦理并不容易：“因为说真话太危险了。说真话容易触犯权势者，说真话会招来严重的后果。说真话得到的惩罚是家破人亡。”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就是因为说了真话，才被“四人帮”的党羽迫害至死的。艾青在《听，有一个声音……》中，借张志新之口表达了真话的力量和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的大无畏的勇气：“只要我一开口/你们就要发抖/我的嘴喷出的是火/真理是永不熄灭的火”；“为了堵住我的嘴/不能向世界呼喊/你们下毒手了/杀鸡似的割断我的喉管……/我的喉管不是我个人的/我的喉管是属于人民的/我的喉管是属于共产党的/我的喉管是传播真理的无缝钢管。”应当说，这样的诗句不仅表达了张志新的精神境界，同时凝聚着诗人在苦难时代对“因言获罪”的思考，具有更为深广的思想内涵。在乍暖还寒的季节，艾青说真话的呼唤，他诗歌中直触时弊的勇气，就成了他所要坚守的最根本的诗歌伦理。
为了彰显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成果，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艾青新时期的诗歌比之早期作品有了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思”的品格的强化。艾青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人存在，故人思想。”“对世界，我们不仅在看着，而且在思考着，而且在发言着。”经过了“反右”，经过了“文革”，历尽了非常人所能承受的苦难，艾青对人生、对自然、对社会的思考更为深刻，更为冷隽，更为成熟了。反映在诗歌中，则是不断提升“思”的品格，不断趋向与哲学的融合。当然，艾青作为诗人，完全知道诗与哲学有着不同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他总是力求把“思”的内涵通过独特而坚实的意象而自然地展示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还是来自于艾青留法期间对于象征主义艺术的借鉴。不过他不是对象征主义的生吞活剥，而是排除了西方象征主义的神秘主义色彩，用硬朗的坚实的意象把诗人之“思”自然呈现出来。翻开他的《归来的歌》，一片《鱼化石》一下子映入读者的眼帘：
动作多么活泼，/精力多么旺盛，/在浪花里跳跃，/在大海里浮沉；//不幸遇到火山爆发，/也可能是地震，/你失去了自由，被埋进了灰尘；//过了多少亿年，地质勘探队员，/在岩层里发现你，依然栩栩如生。//但你是沉默的，/连叹息也没有，/鳞和鳍都完整，/却不能动弹；//你绝对的静止，/对外界毫无反应，看不见天和水，/听不见浪花的声音。……
目睹这片鱼化石，读者会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艾青作为一位渴望心灵自由与言论自由的诗人，在一场政治风暴中被打成另类，被剥夺了言说的自由与正常生存的权利，他内心的窒息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正是这种心态下，他偶然接触到一片鱼化石，主观的情愫一下子投射到这个客观的对应物身上，一首杰作就诞生了。而读者读到《鱼化石》的时候，就不再会把欣赏的重点放到那片具象的化石上，而是联系到既是艾青个人的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一方面，重新被发现的鱼化石“依然栩栩如生”，彰显着这些被埋没者的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鱼化石“是沉默的，连叹息也没有，/鳞鳍都完整，/却不能动弹”，则暗示了受难者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被窒息感。一片鱼化石凝聚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尽管诗歌的结尾，诗人换了一种高亢的调子唱道：“活着就要斗争，/在斗争中前进，/即使死亡，能量也要发挥干净”，但全诗的精华却不在这几句明白的说理，而在于用鱼化石象征了一代渴望自由的知识分子的遭际与命运。
《古罗马的大斗技场》是1979年6月间艾青访问意大利，参观了古罗马大斗技场后写出的。据当年陪同者的回忆：“在罗马我们是去了大斗技场。然而不巧的是，到达时正赶上下起小雨，因而并没能好好地参观。但这并不妨碍艾青写出脍炙人口的史诗。”艾青之所以能在一次不太细致的参观后写出《古罗马的大斗技场》，不仅是由于此前他研究过古罗马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他经历了太多的人斗人、人整人的血淋淋的场面，眼前的细雨蒙蒙中的大斗技场不过是触发他诗情的一个导火索。诗歌描绘了大斗技场中形形色色的人：作为被观赏对象的，注定要死的角斗士，作为帮闲的打手，作为观赏者的达官贵人……然而，逼真地再现当年大斗技场上发生的以观睹杀人为乐的场面，并不是艾青的目的。实际上，透过“斗技场的奴隶越紧张/看台上的人群越兴奋；/……看台上是金银首饰在闪光/斗场上是刀叉匕首在闪光”这样的场景，诗人的思维穿透了历史的时空，从刚开始公元纪元的古罗马，到20世纪的中国，类似的悲剧数不胜数。在艾青的眼里，大斗技场不再是罗马的一处文化遗址，而成了凝聚了多少奴隶鲜血的一种象征：“说起来多少有些荒唐——/在当今的世界上/依然有人保留了奴隶主的思想，/他们把全人类都看作奴役的对象/整个地球是一个最大的斗技场。”这样的警句凝聚了诗人对世界文明史的思考，堪与鲁迅《狂人日记》中“我从字里行间看出的是‘吃人’二字”相媲美。
《光的赞歌》是艾青在新时期的带有标志性的作品。从这首诗中，我们既能看到20世纪30年代的艾青在《太阳》《向太阳》等诗中呈现的对光明的追求与向往，又能看到经过多年的苦难的磨炼后，艾青回顾自己的一生，所发出的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艾青之思是诗人之思，是伴随着具体的意象进行的。早年的艾青以太阳象征着光明与希望，其基调是无畏的、欢快的。《光的赞歌》虽与40年前写的“太阳”有内在联系，但是这里写的光，其内涵要更为深邃、更有概括力了。这首诗写于1978年8月至12月，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引起热烈讨论的时候。这场讨论触发了艾青的诗情。他调动起几十年来对世界、对人生的观察与思考，浓缩为“光”这样一个特殊的意象，来作为真理的象征。“这是多么奇妙的物质/……不是固体、不是液体、不是气体/来无踪、去无影、浩渺无边/从不喧嚣、随遇而安/有力量而不剑拔弩张/它是无声的威严”。这正像真理，它是无形的，却是伟大的存在。相比早年歌咏“太阳”诗句充满了为理想而献身的热烈与单纯，《光的赞歌》则丰富多了。一方面，诗人在对光进行礼赞的同时，增加了对妄图遮蔽真理光芒的丑恶势力的鞭挞：“但是有人害怕光/有人对光满怀仇恨/因为所发出的针芒/刺痛了他们自私的眼睛”，“不少丑恶与无耻/隐藏在光的下面”，这正是诗人在经历了波折与苦难后所得出的教训，也是他对善良的人们的告诫。另一方面，诗人笔下光的来源也不再限于高空中的太阳，而且来自于人类自身：“然而，比一切都更宝贵的/是我们自己的锐利的目光/是我们先哲的智慧的光/这种光洞察一切、预见一切/可以透过肉体的躯壳/看见人的灵魂”。这表明，真理不是由别人恩赐的，而是要不断挣断思想上的枷锁，从人类实践中去寻求。正是基于这种反思，诗人歌唱道：“即使生命像露水一样短暂/即使是恒河岸边的一粒细沙/也能反映出比本身更大的光”，这里表现出来的对个体的尊重，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应当说是艾青晚年思想冲破牢笼后的一种飞跃。
艾青复出以后，在一次座谈会上谈过：“我所努力的对诗的要求是四个方面：朴素，有意识地避免用华丽词藻来掩盖空虚；单纯，以一个意象来表明一个感觉和观念；集中，以全部力量去完成自己所选择的主题；明快，不含糊其词，不写为人费解的思想，决不让读者误解和坠入云里雾中。”艾青新时期的诗歌创作是实践了他以上的主张的。艾青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一方面是他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诗歌主张的顺延与发展，同时也与艾青对于一个诗人的职责的体认有关。诗人深刻地认识到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何等深重的灾难：“‘四人帮’的罪恶是一百年也写不完的。写了这些经历，无非让后世的人得到教育：封建法西斯的统治再也不能重复了。……诗人首先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人。如果连一点正义感也没有，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倒真可以问一问：‘要这些人干什么？'”艾青亲身经历的国家的不幸和个人的苦难，他所保留的诗人的良知，他所意识到的诗人的职责，决定了他要把自己的经历和苦难、自己的反思迫不及待地告诉读者、告诉人民。这就是为什么他回归后的诗会有那样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思辨色彩，这也是他为什么强调“明快，不含糊其词，不写为人费解的思想”的原因。
时光的流逝是残酷的。当下，距艾青所处的拨乱反正的时代已过去了30年。许多年轻人没见过天安门广场的列宁像，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韩志雄是何许人，他们现在再读到《在浪尖上》那几句著名的呼唤：“一切政策必须落实，/一切冤案必须昭雪，/即使已经长眠地下的，/也要恢复他们的名誉！”自然也就很难再激起当年的共鸣。类似的针对现状的直白的议论，穿插在艾青这阶段的部分作品中，虽达到了鞭挞腐朽、张扬良知的目的，但也失去了让读者去发现与体味的意蕴。艾青在新时期的诗歌创作未能超越他20世纪30年代曾达到的高度，这在让我们为诗人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即如何把伦理的内涵通过诗的审美评价表现出来，把美与善统一起来，从而构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诗歌伦理。
2009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