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基于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考察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观察，经济发展（增长）方式是基于既有要素的自我选择。但是，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又证明不同的经济组织方式及其发展方式呈现不同的经济绩效，从而导致富裕与贫困的差别。20世纪40、50年代以前，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被经济理论界视为同一概念，很少使用经济发展一词。发展与增长分离的关键是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已经没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区别，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既不存在城乡一体化建设问题，也没有制度转轨问题，其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增加国民经济的产出，以实现国家的富裕。在经济学中，最早而又最系统地研究经济发展的是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他提出著名的“斯密定理”，他认为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当时英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亚当·斯密观察到分工、组织与协调等制度问题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虽然已接近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但亚当·斯密更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没有意识到转变方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忽略了发展方式转变这个重大问题。随着经济学的演变，发展方式转变被进一步掩盖了。在古典经济学的另外两个代表人物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研究中，注重人口、资本以及资源等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没有重视分工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因而只得出了长期内一国人均收入将会收敛到其静态的均衡水平的结论。这一结论影响了后来的很多学者，其中包括20世纪的罗马俱乐部，以及《谁来养活中国》的作者莱斯特·布朗。这些研究只看到资源的稀缺性，没有意识到人类知识积累的巨大能动性，没有意识到知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变量，“这个基于知识积累的经济增长（发展）的内生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它认为通过学习能够获得的知识是由经济进步引起的，变革是经济刺激的产物，经济刺激是指专利或仅仅是某个新事物的优势带来的至少是暂时性的经济利润的可能性，从而引起一国规模报酬的递增”。新古典增长理论倾向于寻找数学关系，忽视了分工、制度、组织等因素，因此，在其分析框架中只重视资源禀赋的变化、技术进步的程度而忽略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基于经济人理性假设的结果。亚当·斯密指出，“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之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因此，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个人利益是普遍的、唯一不变的人类动机，经济人“理性”体现于是否在利己的动机下，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去追逐和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新古典经济学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进一步认为，市场竞争代表着“适者生存”，最大化行为是类似于自然界中得以生存和繁衍的“适者”的有效行为。以最优的方式组织生产是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内在逻辑，由于“完全信息”内含于理性之中，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微观经济主体的必然选择。所以，无论是经济增长方式，还是经济发展方式，在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将农业发展（增长）方式转变视为农户在既有条件下所作的理性选择，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农业经济发展中试图将其内生化所作出的一种努力。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中的农民行为是理性的，以其经验对可用资源进行了最优配置，对经济上的有利刺激也会有积极且及时的反应。农民之贫穷，是因为在多数贫穷国家中缺乏足够的能让农民作出反应的经济机会和技术机会。要使贫穷国家的农民把传统农业作为经济增长的生产性资源，关键是投资。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质量。要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就必须有学校教育、在职训练、卫生保健及人口流动方面的投资，才能形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决定着加快经济增长的进程。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趋势是不均衡的，需要具有处理这种不均衡趋势的能力。在引进新技术调整生产过程的同时，要不断改变生产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动的社会需求结构。为此，经济管理者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及时应对这种挑战。以舒尔茨为代表的将投入作为改变农户约束条件的论断，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突破，但还是未能将农业发展方式纳入其理论分析框架。在舒尔茨探索农业增长的源泉并将阿伦·扬的报酬递增理论引入农业发展理论后，成功地将农业增长方式纳入新古典经济学范畴，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这是因为，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来实现报酬递增，似乎是一种超过正常经济学的追求。报酬递减是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共识，阿伦·扬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中重新发掘了斯密的分工理论，提出了“递增报酬的实现取决于分工的进化”，“不仅分工取决于市场的大小，市场的大小同样取决于分工”等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著名的扬格定理的主要内容。根据报酬递减理论，舒尔茨认为农业的报酬递增源于专业化，通过专业的人力资本获得回报。如种植玉米的农户不再生产玉米之外的农产品，也不育种，而是去购买适合本地区种植的优质品种，因而使专业化程度得到提高，这是产量递增的主要原因。所以，专业化分工是农业集约化生产的前提，专业化生产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

但是，报酬递增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中是不存在的，因为无论哪种报酬递增都意味着存在某种失衡。而一旦发生失衡，就具有了在资源重新配置中获利的机会；发现机会并及时从中获利的是企业家。因此，舒尔茨将企业家与专业化分工纳入一般均衡理论来构建农业发展模型，并以报酬递增来解构农业增长方式的改变，但这个目标却没有实现。这是因为舒尔茨与马歇尔等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把企业家看作一种生产要素，认为只有企业家才存在着有价值的服务，存在着供给与需求函数，存在着一个企业家市场。因此，把作为要素的“企业家才能”和教育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企业家才是可以投资的。不难看到，舒尔茨对“企业家”的判断完全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下进行的。舒尔茨也许意识到了这一局限性，他指出：“由于遗漏经济增长过程中发生失衡现象的本质，以及忽视了企业家在处理这些失衡现象时所作贡献的经济价值，增长经济学出现了两大缺陷。”为了弥补这两大缺陷，舒尔茨肯定了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所作出的贡献，认为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熊彼特试图糅合“均衡”与“创造性破坏”这两个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水火不容的概念，但在试图将企业家行为纳入新古典框架时失败了。所以，要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中构建转变发展方式的理论框架，就必须赋予其新的内容，使之既可以分析动态问题，又可以分析经济活动中的累积问题。这将意味着经济学的一场革命。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下，大量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文献没有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来处理，经济发展方式的地位在这些文献中被忽视了。林毅夫的系列研究成果是研究中国早期农业发展的经典文献。他通过一系列的经验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林毅夫的研究还表明，在1965～1987年的中国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现代农业投入要素的增加所占的比重占总增长的40.8%（其中化肥占2/3），另外43.06%的增长是由制度变革所引起的；技术进步与价格变化的影响非常小，不足2%。在对制度效应的分析中，尽管林毅夫比较了集体农作与家庭农场的经济组织方式，却认为这两种方式是农户在最大化利益下的自我选择，忽略了农业增长（发展）方式的选择。McMillan等人利用典型的Dennison—Solow增长核算法所做的研究表明，1979年以后的农业增长的2/3源于农业体制改革，大约22%归因于价格刺激效应。黄季焜等对水稻生产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1978～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水稻生产增长的制度贡献为34%。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农民的就业途径不断拓展，所带来的连锁效应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和资源的机会成本逐步上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农业增长的制度激励作用不断降低。温思美基于广东1978～1994年的数据研究了广东农业增长的源泉。他认为在此期间，要素投入的增长是广东农业增长的主要动力，且现代投入要素的作用更为明显，并且有上升的趋势。在农业生产率增长中，制度创新的贡献超过2/3，其余1/3为技术进步的贡献。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制度创新的作用已经没有改革初期那样突出，而技术进步的贡献日益凸显。常向阳和姚华锋认为：中国不同地区在农业技术采用上存在差异；其中要素禀赋对技术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农业技术选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表现在增加机械投入以及单位耕地面积的劳动力投入量和化肥的投入量方面。周波和于冷利用江西省11个村连续5年固定跟踪观察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静态和动态影响效应以及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农户生产经营特征、社会经济和自然等方面的因素后，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申红芳等以全国14个省42个“水稻科技入户示范县”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为研究对象，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考核激励机制的现状及其对推广人员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水稻科技入户示范县”已逐渐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考核激励机制，这一考核激励机制对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行为和绩效产生了积极作用。

可以看到，温思美等学者在早期的研究中，注意到了制度变化的稳定性与技术进步的连续性在农业增长中的作用，涉及农业发展方式问题，但没有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来分析。在后来的研究中，温思美等人通过对广东顺德的农业现代化研究，结合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将土地流转、产业结构转变、市场培育以及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与技术推广扩散体系整合起来，尝试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文献中，最早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纳入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的一个理论创新。蔡昉则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认为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而土地相对稀缺的国家，而农业中粮食生产恰恰具有使用较少劳动与较多土地的特点。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使劳动力剩余与耕地资源短缺的现象日益突出，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随之迅速降低，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农业资源将会从粮食生产配置到经济作物的生产中，从而使农业产业结构发生演变。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因此，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最好的分析工具不是均衡分析，而是动态分析。梳理当代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文献，可以获得更多的有关转变发展方式的经济学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