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两型社会”与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基于发展经济学的考察

农业是不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源泉；农业是否有效率；在一个国家的现代转型进程中，农业处于一个什么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于这些问题的考察，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推移的表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则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表现，决定边界上的哪一点能最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生产的结果只会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而不会带来有损于人类的“负产品”。一个经济体如果发生了结果变化，就必须相应改变生产模式，使可能性曲线在工业轴上的移动比在农业轴上移动得更快。刘易斯（Lewis）、费景汉（Ranis）、拉尼斯（Fei）等人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传统，提出了在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发展理论，认为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工资率较高的非农部门持续扩张是经济发展的原因，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再配置是经济发展的途径，经济发展完成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进入“刘易斯拐点”后，农业劳动力不仅与非农业劳动力一样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而且由自然就业转变为市场配置，工资由制度性安排转变为边际生产力方程。在这里，“刘-费-拉尼斯模型”假设的劳动力是同质的，而且劳动力转移就业不具有择优特征。如果没有这些假设条件作为模型构建的前提，那么，对于农业发展方式的解释力就得质疑了。

20世纪60年代，农业在工业化中的重要性逐步为经济学家所认识，不少学者开始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正。针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缺陷，乔根森放弃了农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以及农业工资与工业工资均为固定的假设，建立了“乔根森模型”。他认为人口增长依赖于粮食供给，假设供给充足，人口增长率就会达到一个生理上的极大值，一旦粮食供给增长率超过了这个极大值，就会出现农业剩余。随着农业剩余的不断增加，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随之得到发展，农业剩余越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就越大。很显然，“乔根森模型”建立在人口增长由经济增长决定的假设条件下，无疑内化了人口因素，因为这样就始终不会出现剩余劳动力。一旦经济增长到允许人口增长达到顶峰的水平时，农业的剩余就会出现。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对粮食的需求是有限的，对工业品的需求则是无限的，一旦人均粮食产量超过了人口增长达到上限所需的水平时，农业劳动力就开始向工业部门不断转移，加快工业的发展进程。在乔根森模型中，劳动力资源在农业与工业部门之间的流动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结果，因而也更接近现实。而关于资本在农业中如何实现对劳动力的替代等，却未能提及。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斯顿和梅勒在1961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论文，代表了当时经济学界所能达到的认识程度，在论文中他们将农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以此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该文将农业的作用归于五个方面的贡献：劳动、资本、外汇、粮食和市场的贡献。这篇文章的观点多年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的认识与政策制定。由此可见，农业发展的目的是促进工业化进程。尽管如此，这些文献还是奠定了发展经济学关注农业在发展中作用的理论基础，使农业发展被视为工业化、经济结构调整和总增长的引擎的观念根植于理论深处。但是，这种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实践中遭到否定，在接下来的20年（1985～2005年）中，农业在经济发展中遭到了国际、国内政策的忽视，在获取公共投资上，农业被认为是缺乏竞争力的夕阳产业，没有投资价值，农业不再被认为是实现工业化的有效方式。对农业作为发展工具的重要性、对政府通过提供公共产品进行制度改革支持供给的认识的停滞不前，是2005年前后国际系列危机爆发的重要根源，世界为忽视农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作为对发展过程中忽视农业发展的反思，世界银行提出了以农业促发展的新模式。以农业促进发展是发展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近200年，特别是近50年来全球经济发展得失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观点，是发展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该理论的形成对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极大影响。

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源禀赋的改变与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客观上要求农业技术进步并引发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科克伦、约翰逊的“农业发展的扩散模型”认为，农业技术在部门之间的扩散与应用是价格诱导的结果；农业技术扩散方式包括技术的率先使用、跟进应用、被迫采用等方面；任何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应用都是循环进行、没有止境的。在约翰逊的“农业固定资产说”看来，高比例的农业固定资产投入是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内在机制。这一理论将农民采用新技术的过程分为“发觉—探讨—评价—试验—采纳”五个阶段，发现了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主要在农业部门之外，对于农业增长而言，技术进步是实现增长的主要动因，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一个外生变量。舒尔茨的“高收益投入模型”将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重新引入传统农业中去，认为农业的增长可以依靠增加农业投入、生产资料价值补贴和农产品价格保护、发放低利贷款、重视教育和技术普及来实现；其中农民能力的差别是所有要素中最重要的，从而强调了人力资本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重要性。速水佑次郎和拉坦的“诱致性技术创新与资源替代模型”将农业技术进步看作由相对要素价格变化引起的，认为在人口密度大而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土地资源比劳动力变得更稀缺，农业技术创新向替代土地的方向发展，生物技术的进步对提高土地生产率、土地利用率发挥重要作用。在一个人口密度小而非农业部门不断扩张的国家，劳动力比土地资源变得更稀缺，农业技术创新向替代劳动力的方向发展，机械化程度得到提高使人均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因此，对不同的资源禀赋状况实现不同的资源替代，对不同的农业发展水平采用不同的技术，来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这要根据具体的资源存量特征来决定。农业技术创新在人均耕地资源多的国家或地区，导向创造劳动力替代的新技术（如美国的机械化），人均耕地资源不足的地方则导向土地替代要素。梅勒的“农业发展阶段与资源互补模型”根据技术进步性质将农业发展过程分为技术停滞、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资本密集型技术进步三个阶段，认为资源投入的互补性要求农业生产增长的各种要素投入必须按比例增加，如果只增加一种要素投入而其他互补性生产要素没有相应增加的话，那么，所增加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就会降低，对农业总产出的提高就十分有限。这一理论意味着，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就必须依靠现代非农业部门的发展来实现。钱纳里的“结构转换增长模型”认为结构转换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农业资源的流出将导致农业份额下降，资源替换会改善农业质态和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因此，生产率增长和农业投入增加的共同作用导致农业产出的增长；经济结构的转变导致农业比重相对下降，在结构转化的晚期就会出现绝对的下降；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的相对量甚至绝对量的减少，会导致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的增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随着“以农业促进发展”这种新的发展模型的实践，农业发展方式将会在资源的可获得性、技术创新的源泉、技术进步与扩散的机制、政府的治理模式、国际社会对于农业发展的公共性投资的可置信承诺以及农业的组织方式上得以改变，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效率提高。此外，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新兴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并构成了新的农业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

对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在农业增长方式的名义下进行的，而发展经济学主要关注中国农业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土地流转、农业机械化以及农业集约化经营等方面。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出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对农业发展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劳动力流动的新经济学理论中，假定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劳动力市场、农村资本市场及农村风险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条件下，认为农民在农业生产时面临着资金流动性和风险双重约束。农民通过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而获得的收入不仅保障了家庭生活消费，而且推动了农业生产性投资，并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水平。Taylor等通过实证方法，定量考察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发现在耕种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农民每个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直接使农业收入下降，而每个务工者以汇款的形式为家庭提供资金间接使农业收入提高，因而一个劳动力外出务工将使每一个农户的农业收入减少。但并不是所有外出务工的汇款均能投入农业生产，只有灌溉设施条件较好、拥有农具量较多的农民才会用务工汇款来扩大经济作物生产或谷物生产，而灌溉设施条件不好、拥有农具量不多的农民则会因劳动力流失而导致农业产出大幅下降。劳动力外出务工带来的农业劳动力流失与非农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使农民粗放经营农业，但务工的汇款收入则可以帮助农民更多地施用农药、化肥等生产要素。也有学者发现，尽管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农户可以购买更多、更先进的生产资料，但汇款的流入导致了其他家庭人员的“偷懒”行为，南方水稻的双季稻种植改为单季稻种植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因此，如果外出务工汇款资金流入没有伴随相应的生产规模扩大，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将会导致生产过程中更大的资源浪费。白南生以四川和安徽调查所得资料做了实证研究，通过两省的调研数据论证了以下假说：（1）在现金很紧缺的地区，追加现金投入给农业生产带来的边际收益要高于追加劳动的边际收益，劳动力外出就业后带回的现金收入对农业生产的正面效应高于劳动力减少对农业生产的负面效应；（2）在现金不紧缺的地区，现金的绝对量并不太影响农业生产，追加现金投入对农业生产带来的边际收益并不明显，而追加劳动投入就显得更为重要，劳动力外出就业带来劳动力紧缺对农业生产的负面效应可能导致外出农户的农业生产不如非外出农户。由此可见，在劳动力外出的农户中存在着资金对劳动的替代。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初期，伴随着劳动力的流动没有出现相应的土地流转，因此，农业生产规模没有扩大，资金对劳动力的替代成为要素结构变化的主要形式。白南生在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研究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但为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发：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要素之间的替代往往导致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转移呈现明显的逆向淘汰趋势，有能力的农户逐渐搬离农村，进入非农产业部门，从而有可能使农业经济组织逐渐失去自生能力，使农业劳动力生产效率进一步下降。文化程度高低是影响农户是否外出务工的最主要因素，文化程度高的劳动力容易找到工作，教育有利于降低找工作的信息成本，使劳动力能较快发现和把握收益机会，应对诸如区域劳动力需求下降、产业结构调整等区域性不利冲击；年龄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另一个因素，年轻人有着对新事物更强的接受能力，身体健康；性别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男性较女性更具备冒险精神与风险偏好，传统习俗、文化以及企业的需求也成为劳动力选择性流动的原因。高素质的劳动力外迁对迁出地的影响，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Stark和Wang以及Kanbur和Rapoport在其文献中研究了高素质劳动力迁移对迁出地的影响，Kanbur和Rapoport还提供了一个研究迁入地与迁出地人力资本积累正反馈的分析模型。国内学者在论述劳动力转移的选择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逆向淘汰趋势导致了原本薄弱的农村人力资本受到更大损失，是城市对农村的又一次剥夺，并因此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持肯定意见的学者认为，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对农村居民家庭教育需求和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向效应。后一种观点尽管正确地认识到了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但其目的是更好地从农业中转移，从而进一步促进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中的逆向淘汰趋势。

在年龄与性别上，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主要是青壮年与男性，从而导致农业劳动力的老年化与女性化。由老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不利于谷物生产的提高，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关键是老龄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低于青壮年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后续培训，影响到劳动者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能否与先进的生产要素相结合。如果说传统农业依靠经验的传承与积累就能够胜任，那么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及其素质对农村结构转换的意义则越来越重要，它不仅影响农业劳动力能否顺利地从传统的、比较效益低的部门转移到比较效益高的部门，还直接影响到农业劳动力的生产决策、对新技术新信息的接受能力及其创收能力。老龄农业劳动力在采用新技术、接受新信息上处于弱势，特别是在新耕作技术、新品种、新生产资料等要素的利用上，如机耕、植保、施肥等上，主要沿袭传统的生产经验。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老龄劳动力因为综合素质不高，缺乏市场意识，对市场机会缺乏警觉，难以捕捉市场中的新信息，从而降低了农业生产中的企业家行为；此外，由于非农就业、外出打工收入明显高于农业生产收入，当家中有年轻劳动力在外就业时，有些老龄劳动力就将农业生产作为家庭“副业”，不愿意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由此可见，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的逆向淘汰趋势将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桎梏，是以投入为主的生产方式得以顽固持续发展的根源，也是资源消耗性、环境污染性农业继续存在的关键因素，同时也表明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已经陷入了非转不可的境地。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与“低素质化”，是劳动力市场竞争的结果，这种状况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提出了严峻挑战。为了应对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逆向淘汰趋势，一系列为降低农业强度的技术创新与新的农业生产要素被纳入了农业生产函数，例如农药、除草剂、化肥、转基因产品等；农业生产过程的“外包”组织创新也随之产生，例如植保服务、机耕服务等。许锦英、卢进认为，经过分工，一些有较高素质的农民和农机技术人员专门从事农机化服务经营，对于他们而言，农业机械将成为获取最大利润的基本手段，这种由分工而产生的生产要素新的组合方式，是内生于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的专业化组织，意味着农业发展方式的内在演变，但是这种以降低劳动强度为目标的技术创新大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郭剑雄等将劳动力流动、农业的规模经营、流动者教育以及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整合到一个模型中，认为引入迁移的择优性，“刘 -费 -拉尼斯”农业发展模型面临着难以获取预期结论的理论困境。现实中，这一困境却可能由于择优迁移的教育深化效应所孕育的新的发展机会的出现而被绕过。若满足农业劳动力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动态提高这一条件，迁移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目标，仍可在刘-费-拉尼斯农业发展模型给定的工业化、城市化及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上完成，关键是建立面向农村的“补偿性教育”制度，推动农业从业者人力资本的动态提高。

在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农户的逆向淘汰趋势，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组织的自生能力更低，其原因在于土地流转的成本太高，以至于不能通过资本扩张来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在一个资源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社会中，如果一种要素价格相对于其他要素价格上涨，将导致减少这种要素相对需求量的一系列技术变迁；那么，资源稀缺的约束就可以被相对丰富的要素所替代和相对稀缺要素的科技进步所破解。一个国家农业生产率和产出率迅速增长的获得能力，取决于对各种发展途径进行有效选择的能力。如果不能选择一条可以有效破解资源禀赋制约的途径，就会延缓农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国目前的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30%～50%,耕地密集型为主的大部分农产品（除水稻外）生产成本较高，其根本原因之一是中国种植业规模小、劳动力投入成本大。1996～2007年，除棉花和油料作物外，其他农产品的净收益均有所下降，有些农产品甚至出现了亏本。粮食生产远低于种植经济作物和外出打工的收益，并最终造成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大批粮田撂荒、粮食产量增长缓慢，甚至滑坡的严峻局面。尽管通过农业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活动，自2004年到2011年国内粮食产量连续8年增收，但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并没有提高，粮农分享增值收入偏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2010年全国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总量达到24223万人，使大片的农田荒芜，复种指数大幅下降，特别是一些地貌复杂、人口居住分散、土地田块凌乱、无法进行规模化的丘陵山区。究其原因，是现有生产方式条件下，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太低，不能吸附土地资源向粮食生产配置。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农地城市流转的选择价值和外部性”课题组在武汉洪山区对187个农户的调研，2009年农户采取“中稻-晚稻-油菜”的种植制度，每亩耕地的年纯收益为613元，种植水稻的利润率为0.5108，纯收益为261.11元/亩。很显然，水稻种植规模没有达到0.5公顷以上，小型农田种植的效率是很低的，种植户难以通过种植活动维持生活，兼业成为其必然的选择。因此，几年来，学术界和中国政府积极致力于推动土地使用权流转和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以实现规模经营，但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农地产权等制度约束，农地流转率一直很低，1999年农户平均转包出去的耕地仅为0.2亩，即只有2.52%的耕地发生了流转；2006年为4.57%; 2008年为8.6%。由此可见，土地流转规模与流转成本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变量，不但是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工具，而且是实现“两型农业”的重要条件。土地流转效率的关键是土地产权制度的有效性，它不但可以降低行为人之间的缔约成本，而且能够激励行为人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