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之阐述

社会工作是一门应用社会科学，也是一种制度化的助人方法与职业，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经过近50年的发展，经历了非专业化、初步专业化、高度专业化等过程而具备了专业价值、伦理操守、系统理论、实践技巧，从而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和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的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普遍抱有一种专业理想主义倾向，寄希望于以社会工作应对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因此纷纷效仿欧美国家兴办社会工作教育、设置社会工作机构、开展社会工作服务。随着“进口”的社会工作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不亲和”现象，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开始质疑西方社会工作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适切性，从而提出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概念。自此，本土化也成为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为了能进一步从宏观上把握当前国际社会工作相关领域的研究脉搏，我们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大致提出三个问题：何为本土化；为何本土化；如何本土化。以这三个问题为导引，分别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内涵、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论辩、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策略等方面进行阐释。

一 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内涵

本土化（indigenization）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并非我国本土原生词语。英国《牛津辞典》将“本土”定义为“一直生长在某地的人或植物，意指本体和原生”；中国《语言大典》将“本土化”定义为“使之具有本土特征或适应本土条件和实际的行为过程”；中国港台学界为了凸显其地域原生性，也将indigenization译作“本色化”。社会工作本土化于1971年在联合国第五次社会工作训练的国际性调查中被首次提出，当时提出此概念的目的主要是质疑欧美社会工作理论应用于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适切性。

以此为开端，社会工作本土化开始成为学术界备受关注的议题，各国学者也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对其内涵进行了阐释，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美国学者詹姆斯·梅志里（James Midgley）、澳大利亚学者Meal Gray、中国香港学者吴水丽、中国大陆学者王思斌等。其中，梅志里认为，本土化主要指合适性，其意思是指专业社工的角色必须适切不同国家的需要和社会工作教育必须适切社会工作在实务上的需求。由于梅志里教授提出此概念旨在反对欧美的专业帝国主义，因此其本土化主要指社会工作模式和教育从欧美发达国家进入第三世界国家后应与当地实际相契合。Meal Gray认为，本土化主要由两股潮流组成，一股发生于发展中国家，如亚洲、非洲和南美洲，主要指欧美社会工作进入这些国家后需要一个本土化过程，另一股发生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主要指以白人为主导和中心的社会工作对于土著和印第安人在教育和实践方面的本土化。Gray教授拓宽了本土化的研究范域，改变了以往定势的“本土化即是由一国到另一国的现象”，提出即使一国之内也存在中心向边缘的本土化问题。加拿大学者Graham等人也将一国之内的地理和区域性因素引入本土化研究领域。Meal Gray教授为了进一步丰富本土化的内涵，将本土化和本土知识、本土化和原住民社会工作做了连接和分析，她认为，本土化最初源起于质疑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模式在世界各国的普遍适用性，本土化既是多样性与专业化对抗的结果，也是西方模式对于非西方社会境遇不能完全奏效的产物。这就需要我们对潜在的本土文化和习俗保持一种敏感性，因此，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含义应延伸到发展和形成一种基于本地文化、能真实反映当地人行为和实践的知识。不仅如此，本土化亦不能忽视原住民社会工作，原住民社会工作主要是与专业社会工作相对而言的，它虽不具有普遍性和制度化特质，却是一种在特殊的文化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特有的工作经验和实践。此外，中国香港学者吴水丽也认为，不能孤立地理解本土化的内涵，应将本土化（indigenization）和本地化（localization）、观念重建化（reconcepualization）、土生化（authentization）和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等概念结合起来理解。学者梁镗烈将此进一步阐释为：本土化一般是指用本地的文化理解舶来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工作技巧，从而建立适合本地情况的社会工作；本地化强调做社会工作的人员都要是本地人，所使用的文献信息是用本地语写成的；观念重建的着重点在于意识形态的研究，特别强调通过“意识化”使我们发觉外来的社会工作背后的一套意识形态与本地的不同，从而达致社会工作植根于本土的目标；土生化强调要基于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征创造或建立一个适应本地社会、文化和经济特征的社会工作模式；处境化则注重从一个动态的角度去理解本地所具有的文化、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因素（当中包含本地独特的处境和普遍要共同面对的处境），从而建立一套合乎本土需要的社会工作体系。王思斌是较早提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应与本土性社会工作结合起来理解，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是指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这是一套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政治体系）进入中国，同其相互影响进而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和发挥功能的过程；而本土性社会工作主要指那些生长于本土的，与本土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有效的、制度化的助人模式。由此可见，王思斌所指的本土化主要是本土性社会工作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融合过程。

综上可知，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一个冗杂而又模糊的概念，其内涵也会随着时空的变换而变化，融会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将从四个层面对其进行归纳整理，使其更为明晰，如图1所示。首先，本土化的产生形式主要是强势和中心区域导向弱势和边陲区域，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主要有两种形式：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化和发达国家原住民的本土化；从狭义上讲，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本文主要着重于狭义层面的本土化。其次，本土化产生的前提必须是发展社会工作的两种境遇存在差异，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再次，本土化的内容主要包含社会工作制度、社会工作理论和模式、社会工作理念和教育等方面的本土化。最后，本土化的概念主要包括专业社会工作、本土背景知识、原住民社会工作、本土性社会工作和本土境遇化等。

图1 社会工作本土化内涵

二 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论辩

社会工作本土化在学界一直具有争议性，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如何看待社会工作专业价值、守则、理论模式和实务技巧等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围绕此焦点形成了三种不同倾向的观点：其一，淡化本土化，主张构建一种国际性的普适社会工作；其二，强调本土化，认为全球社会工作不仅是专业帝国主义扩张的结果，也是主流社会和权力主体建构的结果，其实质是美国化；其三，超越国际化和本土化的争论，倡导社会工作文化自觉与自省，在国际化、本土化和文化帝国主义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三种论辩对于深刻认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内涵与缘由有着积极意义。

首先，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们并不完全否定本土化，而是主张社会工作的发展应顺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构建一种国际性的社会工作，更确切地说，“思考全球化，行动地区化”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Lyons认为，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也是社会福利的全球化，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世界社会网络格局已经逐步形成，跨地域、民族和文化的互动交流日益频繁，在这样一种境遇中，Gray和Fook提出探索一种灵活而有弹性的普适性社会工作框架是可能的，在这种框架中既允许差别化，同时又包含问责制及快速响应和连接机制。其主要理据有几方面：其一，我们正迈向一个全球化的福利时代，社会工作倡导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民社会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并逐步演绎为一种全球认同的普适性价值；其二，全球社会逐步呈现瑞泽尔所说的“麦当劳化”，西方文化日益成为主导并改造和形塑着世界各国的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被总揽到消费文化中，逐步趋同化；其三，当前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共同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贫困、犯罪、失业、妇女歧视、少数民族发展、政治参与、医疗、教育、养老等，这些问题需要各国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其四，随着社会工作的发展，世界上多数国家基本建立了社会工作制度，开设了社会工作教育，各种国际性社会工作组织也相继成立，如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国际社会工作学院联盟等。这些组织的会员单位遍布全球，它们不仅是各国平等参与、交流协作、寻求支持的平台，也成为各国定义专业概念、制定专业伦理、规范专业操守的重要领地，这些为超越国家元素的界限，探索一种跨地域和跨文化的国际社会工作模式提供了可能性。此外，面对社会工作本土化论者强调的社会问题和人们的需要应在本土文化情境中解决，支持普适社会工作的学者们认为，这是一种空洞的说辞，文化是流动性的，文化认同更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甚至特定的文化也存在内部的变化和发展。本土化应在国际社会工作框架范围内具体讨论，过分强调本土化的论调往往成为各国政客忽视提高民众人权与福祉的托词和借口。

其次，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反对全球化和文化帝国主义，倡导地方知识和文化多元主义，其倡导者和拥护者甚众，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詹姆斯·梅志里。梅志里于1981年出版《专业帝国主义：社会工作在第三世界国家》（Professional Imperialism: 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d，其核心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是西方“专业帝国主义”的产物，众多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模式的生搬硬套，限制了其专业的相干性及效用。梅志里在书中列举了大量事实阐述其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应对国内的社会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模仿西方创办了社会工作学院开展社会工作教育，其学生按照西方社会工作守则培养，使用相同的教材、阅读相同的杂志、学习同样的理论和实务方法，使用同样的方式处理社会问题。此外，国际专业组织通过举办会议、出版期刊、学术交流等推动国际社会工作的发展，同样的工作模式被鼓吹应用在具有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国家中。事实上，梅志里认为西方的社会工作价值与方法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存在很大的差异，一方面，社会工作的方法形成于19世纪的欧洲，反映了优越的欧洲和北美文化价值与政治意识，作为其价值伦理的个人主义、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无限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社工的境遇与当事人的需求与西方也有很大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社工只有很少的公共和个人资源可以利用，他们薪酬较低，生活拮据，而且要面对大量的个案工作，并没有足够的时间与当事人建立关系。与西方社会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当事人更需要物质上的援助，他们大部分是贫困、失业、无家可归、健康受威胁和饥饿的人，依靠咨询和辅导的西方社会工作对此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借此，Adair呼吁在第三世界发展一个新的领域，即社会工作本土化，这样才有可能从社会工作舶来地独立出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解决问题，并提供本土的培训和专业教科书。以此为基点，社会工作本土化开始成为学者不断探索的议题，迄今，已经突破了狭隘的本土化的不只局限于发展中国家，也涵盖了发达国家乃至全球范围的互动与交流。

最后，近年来，支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趋于增多，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Meal Gray和Kristin M. Ferguson。面对普适社会工作和专业帝国主义及其本土化的争论，Gray主张可以进一步深入展开讨论，从而达到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在关键性问题上消除分歧。由于文化差异是双方论辩的焦点，所以Gray认为对文化的概念进行重新考量是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保持普适性和避免专业帝国主义的重要途径，Gray引用Dean和Parekh等人的观点阐述，我们一般所指的文化都是被主流政治权力所建构的，当我们使用文化概念代表一个国家和人民时，我们有意地忽视除了所谓的主流文化还存在少数族群文化。事实上，文化是一个灵活多变的实体，离不开历史、政治、宗教、社会和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塑造，即使是同一文化内部也存在变化和不同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讲，文化也是群体与群体或者个体与个体之间持续互动、协商、建构与再建构的产物。因此，Gray呼吁西方社工与第三世界社工加强交流与对话，通过对话与社会互动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在这种新的文化中社工至少可以学到新的理念、价值和自己文化中所没有的东西。本土社会工作也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工作的重要构成，而并非将西方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传教士的圣经模板向世界各地传播。此外，社工也要学会与自己的文化对话，认识到自己文化与异域文化的相同和差异，要有一个谦虚好奇的态度，始终做一个学习者，而不是不断强调自己的专家身份。Ferguson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不仅要摆脱专业帝国主义的束缚，也要超越本土化和再概念化的局限。他强调通过跨文化和地域的合作与交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多方位的技术模型。Ferguson提出构建模型的依据是Mayadas和Elliott于1997年提出的社会工作交流模型图。如表1所示，我们知道，不能用一种静态的视角审视社会工作的发展，也不能将社会工作看作一种普适性价值或者文化帝国主义，因为社会工作的发展经历了若干阶段，每一个阶段的价值、模式和互动情形不尽相同。按照Mayadas和Elliott的观点，西方的专业帝国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化主要产生在第二和第三阶段，这两个阶段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文化殖民倾向。而现阶段，即第四阶段，随着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盛行，各种民族和文化交流趋于紧密，社会工作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国，而是逐步形成一种全球互动的态势，不仅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有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也有影响。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需要全球的对话与合作，共同探索一种具有国际视野的符合本土并超越本土的全方位社会工作模型。

表1 国际社会工作交流四阶段模型图

注：图表引自Kristin M. Ferguson, “Beyond Indigenization and Reconceptualization:Towards a Global, Multidirectional Mode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48（5）（2005）: 519－535.

三 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策略

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策略复杂多样，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本土化的策略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社会工作本土化一般都遵循引进、批判质疑、改造、扎根本土等逻辑路径。中国台湾学者曾提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三种模式：跨国模式、批判质疑模式和扎根模式。跨国模式主要指批判盲目应用西方理论，强调本土学者基于本地研究而提出的主流观点；批判质疑模式主要聚焦于社会文化的差异，反对西方的社会科学帝国主义；扎根模式强调扎根本土研究的重要性，要求学者发展与本土相关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程序。借此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策略，从总体上讲，发展中国家在本土化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一种警惕，一方面要自觉抵御欧美专业殖民化的扩散，另一方面也要警惕自身的自我专业殖民化倾向。我们一般可从六个步骤推进本土化策略。第一步，建立本国发展社会工作的基础，包括构建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工作哲学基础、理论基础和工作操守等。其中哲学基础可从本国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当中寻求资源；理论基础可从本国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和政治学当中找寻资源；而工作操守则可由专家学者、社工和受众共同参与制定。第二步，基于本国实际明确提出社会工作服务的范畴与策略。众所周知，西方社会保障机制相对健全，西方社工拥有较多的资源，他们主要的工作是运用微观技术处理个体情绪、心理、精神和政治参与等人的高层次需求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多数面临结构调整和单纯发展经济引发的贫困、饥饿、疾病、自然灾害等物质层面的问题。由此，Mupedziswa建议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应该抓住那些已经被本国传统概念化却被主流社会工作排斥在其范域之外的问题，尤其应该重点关注失业、难民、艾滋病、环境和结构调整等问题。第三步，重新审视西方社会工作实践的核心观点、价值和知识基础，发展本土社会工作的概念和方法。毋庸置疑，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一直依赖西方国家的知识体系，如个案、小组、社区、赋权、叙事、共情、冥想、反思、文化多元、激发潜能、价值无涉、话语权等，这些词语和理念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受众来说是陌生的，它导致了社工与服务对象难以在同一语境中平等对话。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需要重视和挖掘本土性的社会服务理念、方法和技巧。第四步，厘清社会工作与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社会保障及相关服务之间的关系。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地建立了制度性保障，如国家救助、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等，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还是依赖非制度性保障，如家庭保障、邻里互助、宗教慈善援助等。这些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保障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社会工作在这些保障体系中要合理定位，相互协作。第五步，基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提出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工作模式。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只能由发展中国家来解决，本土化的主要任务是基于本土实际，改造西方模式，融合本土知识和经验，构建一种灵活而具有创造性的服务模式，从而形成本国的特色和风格。第六步，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工作对话、交流与协作，扩大和完善本土模式，为国际社会工作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也是国际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要建基于本土，但并不是局限于本土，而是要积极走向国际社会，与世界各国交流协作以使本土模式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