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的经济社会背景

技能形成方式被经济学家公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对“国家增长绩效具有绝对的核心作用”。不过与经济学家关注技能形成的经济结果不同，社会学家更关注技能形成模式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比如技能形成对劳工社会融入以及社会阶层结构的作用等。对于经济社会结构正在经历巨大转型的中国而言，这两个议题被浓缩到一个时代之中，尤其是20世纪末期以后，基于低技能、低成本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平等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

学界多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认定为劳动密集型出口替代方式。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选择是与全球化钟摆式运动进程密不可分的。中国经济社会体制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20世纪70年代末正好是全球化的上升时期，这给中国带来了两个巨大的影响：第一个影响体现在国家对市场力量的释放上。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引发政府干预经济，全球化出现萎缩，在经济治理结构方面，自由市场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国家干预及社会保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石油危机使全球化从社会保护一极开始向自由市场一极回摆。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时加入的这一波全球化浪潮中，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取代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成为全球的主流意识形态，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以及释放市场力量成为很多国家经济行为的基本取向。对于中国而言，理性的选择是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打破计划体制，解放生产力，培养自由市场。所以从1978年以后，中央政府开始让权放利，在经济治理中，传统政府角色开始被市场取代。第二个影响是使中国加入全球生产价值链条之中，通过国际分工，中国利用自己的劳动力丰富等比较优势来承接资本的外包，从而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

其实，中国选择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基于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模式。根据赫克歇尔-俄林“要素份额理论”的定义，所谓比较优势，是指基于资源禀赋差异而形成的相对优势。对一个国家而言，选择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在全球化生产（或贸易）链条中找到适宜自身资源禀赋条件的比较利益。不同国家因各自生产要素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比较优势结构，并通过全球化的市场交换实现各自的比较利益。比较优势理论源自19世纪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但真正使比较优势战略大行其道的推力是全球化:（1）资本通过全球化流动构建起全球生产网络，以解决资本主义内部过度积累的矛盾；（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制造业全面衰退，产业转移成为资本的自救选择；（3）福特式流水作业意味着生产对劳工技能的要求一般化，这使资本对劳动力成本更为敏感。在全球生产价值链条中，发达国家占据着资本与技术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具有资源禀赋丰富的优势。这一事实为各国比较利益结构的形成规定了起点：发达国家拥有资本或技术，相应的产业类型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其居于生产价值链条的顶端；而发展中国家通过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换取资本或技术投资，相应的产业类型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其居于生产价值链条的低端。尽管如世界体系理论所言，全球化生产价值链条是严重的不平等交换，但是客观而言，在比较优势模式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各取所需。以中国为例，吸引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是其主要的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造业增长是全球最快的，1991～1997年工业生产指数上升了4.23倍, 2002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0%以上，吸纳了一半的城市就业人口及绝大部分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创造了接近全国3/4的外汇收入。比较优势战略使中国适时抓住了第二次制造业外包的机遇，成为中国改革三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力。

在技能上，与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产业相匹配，劳工只需要具备一般性技能即可胜任流水线的简单操作工作。一般技能通过短期或临时培训即可获得，因而劳工之间的相互替代性极强。正如一些经济社会学学者所言，全球化的推进衍生出两个结果：一是国际专业分工的形成，这是各国选择比较发展优势的基本前提；二是打破了国家、劳工以及资本三方的力量均衡，离岸或外包生产成为资本抵制劳工福利要求的重要工具。劳动分工能够提高经济效益从而推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基本的经济原理，可在现实的资本全球化流动过程中，这种貌似“纯粹”的经济行为带来的结果却是高度社会政治性的——全球劳资关系的重构。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加工制造全球廉价商品的世界工厂。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的外包生产方式制造了流动劳工大潮，也瓦解了劳工团结抗争的可能性。因此，那种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以技能工人为主体对抗资产阶级的组织化抗争行为或许在中国的工厂中难以出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劳工追求福利的抗争行为越来越多且日益多样化，已有研究也证明，中国劳工抗争行动基本上是碎片化的，参与抗争的多是处于底层或边缘的弱势工人，属于“工人贵族”的技能精英很少参与。而且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比较优势模式下，资本在劳资斗争中占有绝对的强势地位，甚至“霸权式的专制主义”——以血汗工厂为基础的生产体制被资本重新采用，因为：（1）在资本可以跨国自由流动与劳工无法跨国界团结并存的情况下，资本可以通过撤资威胁来要挟引资国家;（2）一旦一国/地区进入以低廉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模式之中，资本就会迫使其进入所谓的倒退式竞争，压低劳工福利成为国家/各级政府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低端的中国劳工低成本优势实质上属于一种低人权优势。

因此，尽管这种模式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它却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在于：一是代工产业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可替代性强且附加值低；二是基于低廉劳工所形成的比较利益是共享型的，低劳工成本在增强产品竞争力的同时也使收益向产业上游转移。当一国经济水平达到“刘易斯拐点”时，依赖人口红利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产业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劳工阶层的抗争行动则是其中一个主要挑战。正如上文所言，基于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保护之间的矛盾张力在当下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首要表现为数量直线飙升的劳资纠纷。据统计，1995年全国劳动争议案件只有3万多件，2006年则达到31万多件，2007年达到35万件，2009年已经多达51.9万件。其中，恶性暴力利益冲突事件也时有发生。其次是日益蔓延的“民工荒”，劳动者对低工资和低福利的企业“用脚投票”。最后是劳工通过静坐、罢工等集体抗争行动来维护自身权益。而且这些劳工抗争在类型上混合了所谓的马克思类型和博兰尼类型，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企改制引发的劳工抗争政治。引发国企劳工抗争的主要原因是国企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自发私有化”对工人利益的侵蚀，主要包括集体下岗、福利丧失、工作条件恶化甚至虐待工人等。在此类抗争中，道德经济及共享权利是核心诉求，国家（地方政府）往往是直接的抗争对象。二是私营、外资等私有化企业中发生的劳工抗争行为。引发此类劳工抗争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过程中的专制控制及其对劳工底线权益的侵害。在此类劳资冲突中，物质性利益，如薪水，是斗争的核心，国家（地方政府）扮演的往往是多元性参与角色，在维稳与发展经济之间，在仲裁者与资本维护者之间徘徊。近些年的欠薪讨薪纠纷、山西黑砖窑事件、“开胸验肺”事件、富士康跳楼事件、南海广本事件都是此类劳工抗争事件的集中体现。社会学学者沈原等人认为，博兰尼模式比较适用于国有企业私有化改制过程中的工人抗争行为，而外资、合资或私营企业中流动农民工的劳动抗争政治行为更多类似于马克思模式。所有劳工抗争行动不断重构工厂中的劳动关系，同时影响了社会秩序，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冲突中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代工制造业中以最大限度压缩劳工成本为支点的工厂体制重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思考。

将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与困境置入世界历史进程中来看会发现，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国家也经历了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类似挑战与风险——产业萎缩与血汗工厂引发的劳工社会保护困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较为成功地摆脱了经济社会发展困境，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保护之间的相对均衡。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场转型中的成功，政治社会学学者霍尔（Hall）和索斯克斯（Soskice）的解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他们认为这既不是单一自由市场机制的结果，也非社会保护力量的胜利，而是在一个“制度包”（institutional package）式的经济社会治理结构作用下实现的。在这个“制度包”中，技能形成制度、金融体系（企业与银行的关系）以及工厂生产体制（工会、行会以及劳资关系协商机制）是主要制度安排。而且技能形成制度处于最核心的地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社会保护体系形成和维持的基础”。这种基础性作用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在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上，从所谓的劳动密集型、资本投资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劳工技能水平满足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人力资本需要；二是在劳工就业能力上，通过技能形成体系的系统培训和教育，提高劳工应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的能力，这成为劳工福利保障的重要基础。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社会治理结构“巨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社会及经济治理制度并没有因为“体制选择”（regime shopping）所产生的压力而走向趋同，相反，却走向了具有各自比较制度优势的多样性。对于这种制度多样性，不同学者的概括并不相同，有学者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也有学者将之区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嵌入社会”（socially embedded）。Hall和Soskice则将之概念化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性市场经济”两种类型。前者以英美两国为代表，主要特征为“短期资本、离散雇主（fragmented employer）以及对抗性劳资关系体系”，由此产生的技能形成体系以注重标准化、灵活流动的外部技能形成方式为主。后者以德日两国为代表，主要特征为“耐心资本、协作雇主（coordinated employers）以及多样化劳资协作形式”，由此产生的技能形成体系则以注重个别化、累积性的内部技能形成方式为主。Hall和Soskice指出，尽管两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不同的技能形成体系，但这些国家在技能形成体系上的制度安排和创新都是其实现经济社会结构成功转型的关键，由此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双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能形成体系既是一种经济政策，也是一种社会政策，而且还是一种发展型社会政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依赖透支廉价劳工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陷入困境，结构性失业风险及社会矛盾冲突形势严峻。如何调和经济效益与社会平等之间的矛盾成为当下中国改革必须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社会各界的共识除了必须推进政治治理体制的改革外，在经济社会领域，集中体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从劳动密集型走向技术密集型，以及强化社会建设——从政经社一体化社会走向自治社会。正如很多学者所言，本书也认为加强技能形成体系建设、将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是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建设的基础条件。正是基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现实背景，本书选择技能形成作为研究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