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话

陶东风

和《文化研究》第17辑一样，第18辑《文化研究》的第一个专题“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书写与阐释”，聚焦的仍然是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为书写对象的作品（四篇文章所分析的小说作品分别是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阎连科的《四书》、莫言的《丰乳肥臀》 《生死疲劳》《蛙》、刘恒的《逍遥颂》等）。这些文章虽然观点和方法各异，但是都体现对中国革命、中国当代政治的文学书写实践的浓厚兴趣，并力图把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结合起来，通过对两者的契合和错位关系的分析，来实现中国学术的理论创新。在这里，文学是一个切入口，对革命题材文学作品的解读，是进入作者所关注问题的一个途径。因此，与一般的文学研究不同，这些文章不仅是文学评论，而且是政治理论研究作品。

这样的研究路径是我近年来所钟情的。我觉得，如果运用得当，文学作品分析和政治理论研究能够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能够互相激发，相得益彰。一方面，政治理论能够为解读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提供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也可以帮助我们纠正一些既有的政治理论结论，包括西方政治学理论中的结论。比如，很多人认为“左”倾时期的中国是一个“集权社会”，其特征之一是社会生活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但通过对张爱玲小说《秧歌》、李锐小说《无风之树》等的解读就可以发现，其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很多人已经对意识形态采取了应付、敷衍、表演的态度，或者从实用主义角度加以利用，为我所用地实现某些非意识形态化的目的。虽然大家都把“革命”“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等挂在嘴上，但是实际上很多人不在乎也不理解这些术语的含义。李锐的《无风之树》反复写到矮人坪的农民对革命、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这套宏大理论或意识形态话语，其实没有任何兴趣，也非常隔膜，甚至处于彻底的无知和不解状态。开党员大会时，大家都在那里抽烟、聊天、睡觉、纳鞋底、打呼噜。这很像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分析的捷克在后斯大林时代的景象：蔬菜水果店老板每天在自己的窗口挂一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但是这不过是一个应付官方的表演。这就表明即使在高度政治动员的时代，也已经出现了后集权社会的因素。意识形态在革命动员中的力量、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渗透程度，实际上被很多历史学家、理论家和作家想当然地夸大了。

相比于政治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对中国当代政治现象的研究，从文学的角度切入，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弥补其他研究的不足。比如，历史学、政治学关注的大都是制度、大事件等，使用的材料多是官方文件、社论，研究者经常会忽视大众的日常生活、心理活动，忽视历史的细节；而这恰恰是文学作品的优势所在，因为其呈现的是人们非常具体的存在状态、日常生活、心理活动，为我们透视历史打开了一扇特殊的窗口。通过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处在大历史中的个人的生存状态，并借此来反思历史学、政治学研究中的既有结论。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不能直接跟政治理论接通，不能将作品和理论机械地对接起来，而应该进入文学作品内部，从其语言、叙事、结构等形式角度切入。其他文学研究者也关注作品的形式特征，但我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们主要是从审美上去研究形式，而我关注的则是文学形式的政治性内涵。在我看来，不仅文学作品的主题传达的世界观具有政治性，而且其形式也具有政治性。此外，其叙事方式无不打上了政治的、权力的、意识形态的印迹。

第二个专题是关于福柯的。福柯是对当代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后现代思想家，而今年恰好是福柯逝世30周年。组织和编发这组文章是对福柯的纪念。福柯的作品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被大量引入中国，并产生了巨大影响（或许没有第二个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可与之比肩），并且中国学界对于福柯的接受已经超越了翻译介绍的层次，或者说，福柯思想已经深刻影响到中国学者对于本土问题的重新认识和理解。

正如本专题的主持人汪民安教授所指出的，对福柯的研究大致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中在对福柯考古学和谱系学的研究，“知识—权力”概念、“话语”概念、“规训”概念是人们谈论的中心。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人们将兴趣放在福柯的《性史》第二、第三卷上。第三个阶段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这个时候，人们开始转向研究福柯的“生命政治”。由于福柯“法兰西学院讲座”讲稿的陆续出版，“生命政治”问题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意义。“对生命政治的关注，在新世纪重新掀起了福柯研究的热潮”（汪民安语）；随着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最后几年的讲稿在近年的出版，人们开始重新注意福柯的古代哲学研究，于是福柯研究进入最新阶段，即第四个阶段。“古代哲学对福柯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对今天人们对美的生活的追求仍旧具有启发意义。”

本专题几篇文章的作者，既有福柯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如汪民安，也有这个领域的新锐学人。他们的文章涉及了福柯思想发展历程和不同阶段的福柯研究，各有侧重，各有自己的角度和看点，相信读者会各有收获。

本辑刊发的其他几篇论文也值得在此推荐。鲁晓鹏的《历史·记忆·怀旧——电影与电视剧对社会主义的重新书写》，着重研究近年来一类特殊的怀旧主题——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重新书写——作品。文章通过对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洗澡》《谁说我不在乎》《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及摄影作品《他们》等一系列代表性文本的解读指出，在消费文化盛行和商品经济蔓延的今天，对以往社会主义的怀旧与记忆是一种价值取向的重新定位。李杨、蔡翔等学者所进行的“再解读”实践，作为文化研究在文学史领域的尝试，萌发于1990年代，兴盛于21世纪，引发了学界关注。李大恒的《文学史的文化研究：“再解读”的言说历程及话语分析——以李杨的相关论述为例》聚焦于这一现象，认为21世纪的社会文化语境为“再解读”的价值关切提供了出场条件，同时也将其内在的话语逻辑的困境暴露出来。彭牧的《医生、主观性与中医知识传统》通过对中医历史典籍和当代文本的共时性分析与比较，考察了医生身体在历史悠久的脉诊、针灸等诊断、治疗方法中所扮演的角色，揭示了中医话语传统对医生身体经验与主观性的强调，是“身体—文化—权力”这一文化研究范式在中医研究领域的一次有趣实践。王昱的《1990年代前期的北京酷儿运动——当代中国大陆性别亚文化的政治传统》，结合北京酷儿运动经验，质疑了近年兴起的“酷儿中国”研究领域存在的国家主义倾向。

最后我要向读者致歉的是，第18辑《文化研究》（2014年·春）本该在2014年3月底出版，但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致使出版时间严重推迟，我们以后一定尽力避免此类现象的再次发生。

2014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