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
摘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步伐不断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中的一个新群体——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无法享有市民待遇，他们生活在城市底层，他们的子女（新生代农民工）虽出生在城市，却无法得到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资源，他们和他们的子女都不被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和城市人所接纳，当地人甚至将他们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而无视他们的贡献和价值。可见，农民工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是匮乏的，特别是对于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来说，其处境更令人担忧，他们生活在城市，无法适应农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但在城市又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没有归属感，可以说是游离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群体。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生存现状进行分析，揭示他们目前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们对这一困境的反抗或者说是宣泄方式。最后本文试图找到解决方法，以期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环境，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城市化 新生代农民工 生存困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中央1号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提法第一次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出现。
“新生代农民工”指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在1.5亿农民工中约占60%，数量接近1亿。这个人群相对于他们的父辈来讲受过较好的教育，基本完成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甚至更高，对农业不太熟悉，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和现代社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还会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非传统挑战”（姜丽萍，2010: 59）。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会有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他们在城市中寻找工作和生存空间。大批的新生代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如何解决他们目前的生存困境，将是我们今后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 名存实亡——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表面上看与老一代的农民工的差别只有年龄上的差别，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农民工。其实，年龄的差别只是一个区分的标志，之所以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称谓赋予他们，是因为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本质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会种地的“农民”
从外出从业的时间看，新生代农民工2009年平均外出从业时间已经达到9.9个月。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还在“亦工亦农”兼业的比例很低。上一代农民工在2009年除外出从业之外，还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比例为29.5%；而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比例仅为10%，换句话说，在2009年，90%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活动。
而且，从农业劳动技能的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经验和技能，60%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其中更有24%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就没有干过农活，完全不会做农活。因此，即使经济形势波动，就业形势恶化，新生代农民工也很少有人会返乡务农。新生代农民工脱离农业生产和向城市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二）父母的宠儿
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新生代农民工很多为独生子女，老一代农民工以与子女分离为代价在城市里赚钱，他们干着又脏又累的活，为的就是给下一代更好的生活，改变下一代的命运。他们希望孩子得到好的教育，由于长期在外地打工，他们觉得亏欠子女，所以，他们从心理上和行为上更加宠爱孩子。可见，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与城里孩子一样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被父母寄予厚望。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不知道节俭，更舍得花钱。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积攒几个月工资买个智能手机的大有人在，他们热衷于网购，购买城市里的年轻人用的和穿的时尚物品。2012年，农民工在消费品和服务上的开支为4.2万亿元，这相当于印度尼西亚2011年全部消费支出的1.5倍，比土耳其2011年的全部消费支出高出23%。这种转变表明中国的转变，不仅源于经济拐点，而且源于心理、社会和代际的变化
。
（三）无根的一代人
老一代农民工大部分是“亦工亦农”，即农忙时回家种地，农闲时外出打工。他们外出打工仅仅是看到城市有用工需求，可以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改变他们的贫穷生活，他们只是将城市作为一个赚钱的地方，而最终的归宿仍然是在家乡，即所谓的“落叶归根”。而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城市，是在寻找谋生机会，由于他们不会种地，所以他们在农村无业可就，只能在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而且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大部分农村都“空心化”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中的许多在城市与家乡之间来回迁移，有的甚至就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因此他们对乡土的眷恋已经渐渐消失，也不知自己在哪扎根。
（四）城市中的寻梦人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他们年轻充满活力，对未来充满希望，看到色彩斑斓的城市，更希望在这里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城市中的寻梦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项调查发现，92.6%的城市农民工在消费上主张“生活上越俭越好，能省则省，多存少花”，他们进城赚钱的主要目的是寄钱回家。而新生代农民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的，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契机。他们不但在城市挣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享受城市中的现代文明，也更希望在城市中寻求自我发展和立足城市的机会，变成真正的城里人。
总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呼对于80后、90后的农民工来说，似乎已经名存实亡。那么何为名存实亡呢？农民工意味着兼具农民和工人两种身份和技能。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根本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完全在城市，与城市里的产业工人并无二致。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的由来基于中国的户籍制度。
二 漂移的时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
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59亿，相当于城镇总人口的23.1%。在外出农民工中，30.8%流入直辖市和省会城市，33.9%流入地级市。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的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至今他们仍在就业、收入、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受到诸多歧视，长期受到“非国民待遇”。这使得许多进城务工人员产生一种被剥夺感，滋生出对城市人和社会的不满，其中一些人在生活没有保障、利益受到侵犯、生存面临危机时，不得不铤而走险，以身试法，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李强，2009）。
（一）模糊的身份归属
以户口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把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限制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如今这套制度已不能阻止城乡人口流动和劳动力流动，但它所造成的后续影响是，随着农民工进入城市，这套制度的某些部分也被移入城市，从而在城市内部形成了一种二元结构，把本地居民与农民工分离在城市的不同领域。由于这种社会隔绝壁垒的存在，农民工常常难以挤入城市人的生活领域和空间，为了能在城市里生存下去，他们不得不自己创造一些新的领域和空间。
在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上，本地人和农民工之间的隔绝十分明显。农民工常常难以进入正规经济部门和一级劳动力市场，往往停留在非正规部门和次级劳动力市场，而非正规部门和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突出特征是低收入、工作不稳定、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障并且多数是体力性劳动（李培林，2011: 241）。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的城乡移民过程中也普遍存在。
城市化的发展，使大批的农民被城市化的浪潮裹挟着进了城，远离了乡土文化，然而要真正成为市民还面临着不少困难，远非一朝一夕的事。他们的肉体虽然住进了城市的高楼中，享受了城市方便的生活设施，但是他们的精神没有融入城市的生活圈子，情感上仍然没有被城市接纳，无所归依，仍然漂浮在那些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城市“边缘”，成为“被城市化”、“伪城市化”的一群人，仍然是一群民生权利被蚕食，不完全的“乡下人”（《2013年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3: 43）。
（二）居无定所
农村在外务工人员在城市中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其依靠自身能力获得的住所基本位于城乡接合部或“城中村”等欠发达地区。而当农民工进入城市居住和工作以后，其在住房、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不但不能获得与城市户籍居民相同的待遇，还要经常受到城市居民的精神压迫，于是在农民工群体身上就产生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枷锁。这种既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和承认，又要遭受群体歧视的处境，使得农村在外务工群体失去了改善其在城市中的居住和生活水平的愿望。所以说，户籍制度所代表的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在外务工人员住宅权实现的制约是两方面的：从制度本身的直接效用来说，不赋予农民工群体获得与城市户籍居民平等的住房保障；从农民工群体对户籍制度的反馈来说，农村在外务工人员不会再将货币积累投入到提升居住和生活水平中去（金俭等，2012: 214）。
由于收入水平、居住成本预算以及城市社会环境融入等因素的制约，农村在外务工人员在长期工作和居住的城市中往往居住在面积狭小、卫生、采光、通风、环境条件普遍较差的房屋里。为了能够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农村在外务工人员在城市中基本都有一个安身之所，但也仅限于此。事实上，这个安身之所只是农民工工作之余的休息场所，远远谈不上是在其中居住，更遑论是适合居住了（金俭等，2012: 208）。
（三）精神的匮乏
由于工作强度大，并且经常加班，很多农民工根本没有双休日或者节假日，因此，可以支配的自由时间相对来说较少。那么，他们对于自由时间的又是如何支配的呢？据有关调查，上网和看电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业余活动。在业余时间经常上网和看电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占到46.9%和52.1%。网络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将更多地受到网络的影响。另外，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充电，业余时间主要用于学习培训和读书看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为5.5%和10.1%。
实际上，我们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由时间的支配，与城市里的普通市民并无二致。他们的真正不同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将网络当作聊天和游戏等消遣工具，而市民除将网络用于娱乐以外，更重要的是将网络作为一种资源工具，通过网络寻找就业和创业信息、表达意见和学习知识等。可见，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自由时间的支配方式上与市民是相同的，但是，使用的最终目的和结果却大相径庭。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由于缺乏合理引导，而变得愈加匮乏。
（四）梦想的破灭
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在他们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提出“镜中我”的理论，指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其他人关于自己看法的反映。人们总是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之中形成了自我的观念。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求职、生活、交往、教育、保障等方面的偏见态度与歧视行为，尤其是日常生活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人格的歧视，给他们以巨大的心理打击，使他们对市民与城市产生反感与排斥，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意识。他们强烈地感觉到，城里人并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待，他们自己也不把自己当成市民，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这个城市中的一个匆匆过客（宋智勇，2011: 229）。
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城市人对他们这种内外有别的差别化待遇，渐渐疏离城市，无论从经济地位上，还是社会地位上，新生代农民工都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面对城市设置的种种壁垒，他们最初的梦想遭到现实的一次次打击，最终归于灭亡。他们如同孤魂野鬼似的在城市的角落中游荡，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永远不知道他们未来将身处何处？
一方面，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归属”与“理想自我”是以城市为参照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真实的生活世界却是充满着失望或者绝望，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目标与达致目标之间存在的几乎是遥不可及的距离，这屡屡把他们的“城市之梦”撞得支离破碎（谢建社，2012: 5）。
三 无声的反抗——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其既为社会结构所形塑，又会影响并改变社会结构的面貌，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可小视。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务工与生活的城镇拓展了他们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人生阅历，但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制度性与结构性特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近乎凝固的阶层化事实，让他们挣扎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外（谢建社，2012: 4）。特别是城市中一系列社会制度和空间排斥的文化心理，使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一种内外有别的痛楚及被那个并不存在的“中心”拒之千里的边缘体验。当这些令人不快的体验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势必会引发一定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会通过他们所能利用的“武器”武装自己，并控诉和反抗城市对他们的不公和冷酷无情，以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
（一）民工荒——对有尊严劳动的诉求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来城市打工是抱着远大理想的，希望在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他们非常渴望能融入城市，有着更为强大的利益意识和精神诉求，他们以城市人为参照物，对社会福利等的要求都比他们的父辈高。但是，现实并非如此，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过程中常常受到种种不公平待遇，使他们的权益受损，一些大中城市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就业，甚至直接动用行政手段限制农民进入城市较好的行业和工种。此外，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时有发生。他们拿着低工资，有时会受到老板的歧视，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
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其实质是农民工对劳动关系的不平等现象的一种控诉和反抗。可见，他们不再仅仅追求工资等物质利益，而更看重精神层面的诉求，即自我的劳动是否能得到尊重。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价值在农村已经无法得到体现和认可，只能在城市寻找自我价值的实现。总之，他们与自己的家乡渐行渐远，但又因种种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障碍，难以完全地为所在城市社会接纳。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持续下去，必将诱发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谢建社，2012: 4）。
（二）杀马特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诉求
在微博上，“杀马特”一词一直是一个高频率用词，它音译于英文smart，意为时尚的、聪明的。但由于文化知识精英的话语垄断与价值重构，让“杀马特”从“smart”一翻译成中文，就成了其反义词。现在在微博上流行的“杀马特”，几乎都是作为审丑狂欢下的贬义词而存在。在人们的眼中，“杀马特”们是这样一个群体：留着怪异的发型，穿着夸张，佩戴古怪，浓妆艳抹，气质诡异，来自农村或城乡接合部的90后青年，即新生代农民工（张天潘，2013）。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杀马特”文化，努力构建一个心目中理解的城市人形象，然后试图模仿之，这在相似的群体中形成一种风潮。他们一直试图接近城市文化，成为城市的一员，但他们自认的流行时尚，在众多城市人看来，仍然是在哗众取宠，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他们对城市文化的向往和追求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们缺乏正确的引导，同时面对城市人对消费文化的不断追求他们感到无所适从，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让他们无力融入这个金钱至上的文化潮流中，他们的廉价的潮流服饰，也无法使他们融入城市，反而让城市的居民更加轻视他们，因此他们成为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极度缺乏的群体。从社会学意义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如何融入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如何被这座城市接纳，如何完成个人的现代化，这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社会局势。
（三）城中村——对家园的诉求
城市的高房价、高房租，往往让新生代农民工望尘莫及。他们的居住区域主要集中在城郊接合部、城中村和郊区，并且这三个区域中又以城中村居多（罗大文，2012: 132）。在城中村，深深缺乏安全感而又志向远大的人们迫切需要找到安全感的共同来源，从而在家庭之外发展出新的人际关系和支援体系，进而发展出融合了多种元素而又充满保护性的新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城中村这样的落脚地方重新定义着都市生活的本质（道格·桑德斯，2012: 54～58）。
可见，选择集居或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保证了邻里的高度同质化，城中村确实成为他们在城市的新“家园”，这里的人们有着相同的经历，他们相互认同，形成了较为亲密的群体，使新生代农民工精神上的孤独感，得到了消解。这虽然从这一方面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们居住在城中村，势必会与城市居民更多地处于一种居住隔离的状态，导致两类人群的相互隔膜，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陌生感和社会排斥感，不利于他们的城市融入以及城市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史斌，2012: 53）。
四 把根留住——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
中国的城市化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是由于经济发展催生的“自然城镇化”，其带有很强的“人为”因素，是无视发展规律强行推动的一种“人为城市化”，或者说是一种“伪城市化”。因此，这种“伪城市化”的主体——农民，其身份的转换显然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自然催生的，而是人为强行推动的。已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身体被卷入城市这个漩涡中的这些“新市民”，没有长期、稳定的工作，也没有稳定的工资收入，没有单位为他们缴纳基本的社会保险，生存权和发展权很难得到有效保障，他们实际上成为“被城市化”的一群，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市民”和“农民”之间的隔离层，成为城市和农村都不管，也管不了的“游民”（《2013年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3: 147）。
新生代农民工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他们怀着梦想来到城市，以期找到属于自己的落脚之地，但是，在城市之门为他们打开之时，城市中有形和无形的壁垒又将他们阻隔在城市之外，使他们无法融入其中，无法找到属于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的“家园”。面对那看似美丽却冰冷刺骨的钢筋水泥城市，他们选择回到本应属于他们的村庄，以期通过返乡获得“根”的体验，实现自我价值，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故乡已不再是记忆中的模样，那里寻找不到昔日的小伙伴，更无法找到生存的手段，留给他们的只是孤寂和与城市生活的落差感，这些反而造成一种彻底的“失根”体验。“离乡—返乡—再度离乡”，是新生代农民工寻根的一种无奈和痛苦。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已经不能单纯依靠不彻底的市场经济制度改革而完成，而改革本身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历史片段（杨慧琼，2012:176）。如果我们无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之“根”的问题，使他们深深困扰在寻根过程中，势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一）反思城市化
近些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将城市化简单地等同于造城运动，不断地征地，扩大城市规模，使农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大量失地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成为“城市人”。但是，简单的造城运动，并不必然会带来大量的产业，从而带来相应的就业岗位。由于缺乏相应产业的支撑，城市化仅仅是一个空壳，只是具有城市的外表，而无城市的“灵魂”。土地的不断减少，使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无奈地选择城市，去寻找生存空间，但是，简单的城市化或者说是盲目的城市化，并未给他们创造更多和更好的就业机会，相反，带给他们的仅仅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活或者是简单的重复性工作。就业机会的不公平导致他们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贫困化和边缘化。他们成为带给城市脏、乱、差和影响社会治安的城市的“麻烦制造者”。他们被贴上“农民工”的标签，成为“城外人”。
事实上，城市化并不总是意味着进步和发展，它只是人居环境格局改变的一个过程。过度的城市化有害无益，城市化和科技一样都是中性词，不是褒义词。城市化并不意味着钢筋水泥、高楼大厦，农民“被上楼”并不意味着市民化，房价的不断上涨并不意味着城市竞争力的提高。总之，在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反思城市化途径之得失，城市化速度和比率，需要有个合适的度，并非越快越好、越高越好。
城市化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的过程。也就是说当一个地区的第二、第三产业不断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和城市空间，农业劳动者逐渐减少，城市的发展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是一个主动城市化的过程，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的，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而不是声势浩大的造城工程。
总之，只有认识到城市化的渐进式发展，以及城市化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城市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当前，大量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他们，但是，他们却无法分享到城市化发展的成果，无法享受到作为城市中的一分子应有的市民待遇，成为城市中的边缘群体。城市化应该是农村居民不断融入城市的过程。因此，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国家和政府必须高度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和需求，使他们享受到市民待遇，为他们解除各种制度壁垒，提供公平的机会，从而实现结果的公平。
（二）乡土文化的重建与再造
关于新生代农民融入城市的障碍，除了各种有形的制度性壁垒以外，还存在着许多无形的文化上的阻隔。在城市市民的眼中，农村的文化代表着落后，农村人代表着素质低。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农村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很少，农村人与城市人相比，自然缺乏现代知识，对于城市的许多规范和文化也需要适应。但是，农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家族观念以及邻里互助等优良的传统文化都发源于此，并且还未完全消失。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值得发扬和继承。然而，当新生代农民工渐渐被种类繁多的城市文化冲击的时候，他们往往无所适从，他们看到的仅仅是城市文化绚烂光彩的一面，而忽视了城市文化的阴暗和糟粕，他们不假思索地将城市文化全盘吸收进来，目的就是希望自己身体上和心灵上都与城市人一样。他们希望将自己与农村剥离，因此排斥父辈们灌输的那些思想，认为它们都是陈旧的和不合时宜的。这使中国的乡土文化渐渐失去存在的根基，最终必然走向消亡。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在否定乡土文化的同时，由于缺乏引导，也并未吸收到城市文化的精髓，相反，吸收的可能是一些网络上的低俗文化。这样，不仅会对农村的乡土文化产生强大冲击，而且对城市文化也将产生一种扭曲趋势。
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的根本之道，应该是继续发扬和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他们充分了解自己的乡土文化，对自己的家乡和父辈高度认同，培养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自豪感，让他们带动城市市民对乡土文化进行再认识，从而改变城市人对乡土文化的盲目否定和排斥，消除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自卑感。在此基础上，他们通过吸收城市文化的精髓，达到对乡土文化的再造，最终实现农村与城市文化的交流与包容，实现城乡文化的一体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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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智勇，2011,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研究——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载马雪松主编《从身份到契约：不完全城市化困局的理性思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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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斌，2012,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分析》, 《南方人口》第1期。
杨慧琼，2012, 《新时期的漂泊叙事和现代性体验：对空间、时间和性别的家园体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
赵茜 女
所属博士后流动站：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合作导师：景天魁
在站时间：2011.12～
现工作单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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