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乡村社会治理
乡村社会“空心化”及其社会风险：以J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摘要：有关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的研究，学术界通常聚焦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认为这是城市化趋势不断加强背景下都市“过密化”的必然产物，忽视了“全球化”这一当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在反思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基础上，将“城市化”与“全球化”这两大影响当今社会发展进程的关键因素结合起来，辨别乡村社会“过疏化”和“空心化”的内涵关联，以民族地区的乡村为案例基础，着重分析全球化背景下劳务输出对该地区乡村“空心化”成因及特质的影响，认为乡村“空心化”将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风险。
关键词：乡村空心化 劳务输出 社会风险
有关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的研究，学术界通常聚焦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认为这是城市化趋势不断加强背景下都市“过密化”的必然产物，忽视了“全球化”这一当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将“城市化”与“全球化”这两大影响当今社会发展进程的关键因素结合起来，辨别乡村社会“过疏化”和“空心化”的内涵关联，通过对深受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影响的具体特殊案例剖析，即对J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乡村“空心化”趋势的分析，着重分析全球化背景下劳务输出对乡村“空心化”趋势的影响，进而分析乡村“空心化”趋势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一 乡村社会的“过疏化”和“空心化”
现代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开始于工业时代，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城乡关系是世界各国最为棘手但却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城市研究学者均对城乡关系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诸如霍华德（Ebenezer Howard）、芒福德（Mumford）、赖特（Frank Lioyd Wrignt）、沙里宁（Eliel Saarinen）、恩温（Raymond Unwin）、盖迪斯（Patrick Geddes）等，并在对城乡关系认识的基础上，建构出不同的城乡理想，发展出诸多城乡理论和城市规划思想，各个国家和地区也采取了不同的城乡建设和管理体制，实践着不同的城乡发展道路。
费孝通认为城乡关系处于一种“相成相克”的状态，一方面认为整个城乡系统的关键在于都市的“输入”与“输出”功能，城市对乡村存在“双重反哺”现象：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都市发达并未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费孝通，2007: 253～254）。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判断，“城乡相克说”更能贴近转型期城乡关系实际。一般而言，城乡关系的认识和研究需在城市化的具体进程中展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的复苏和不断加快为我们研究城乡关系提供了最佳平台。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入关键阶段的中国转型社会，城乡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学术界论述城乡关系主要围绕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社会的变迁展开，乡村社会过疏化和空心化及其后果则是当前乡村社会研究的热点所在。学术界普遍认为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现象的出现与当前我国持续推进的城市化密切相关，认为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现象是城市化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在工业主义和市场逻辑的主导驱动下，城市变得越来越大，而乡村世界则随着人口外流和资源锐减而不可避免地走上萎缩之路，这种两极相对的反向变化似乎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般法则。”（田毅鹏，2011）
“过疏”问题的提出最早源于1960年代的日本，伴随着经济奇迹的出现，日本的城市化和产业化浪潮持续加快，日本社会大量农村人口举家迁入城市，导致日本城市“过密”和乡村“过疏”问题产生。日本学界由此掀起一股“地域社会学”的研究热潮。地域社会学以地域社会为研究对象，是一种“超越都市和农村的界限，将其纳入总体视野，以研究地域社会的社会结构、集团构成以及人类行动为主要内容的学问”（田毅鹏，2012）。由此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乡村社会“过疏”现象的认识经历了由简单的人口学界定到地域社会学的综合概括，认为“过疏”是“以人口急剧减少这一环境条件为前提，在农村山村地带生活的居民意识消沉、衰退，以地域的基础单位——部落（村落）为中轴的地域社会，在生产生活的基础条件崩坏的背景下，地域居民的生产生活难以为继”（内藤正中，1996: 49）。概而言之，学术界关于乡村“过疏化”问题研究局限于城乡关系理论视域，围绕城乡关系而持续展开，认为乡村“过疏化”与“空心化”现象的出现与城市化密切相关，认为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今天，由于“推拉”动力的作用，乡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急剧向城市聚集，城乡社会的人口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等方面都在发生重大变动，城市社会在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方面的优势逐步加强。但在当前全球化趋势下，劳务输出亦是导致乡村“过疏化”问题出现的重要根源之一，而这一重要的社会事实恰恰被当前“过疏化”问题研究的学者所忽视。
在中国情境中研究乡村“过疏化”问题必须考虑“全球化”这一关键因素，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就是在全球化的强大而反复的外部冲击下不断推进的，甚至可以说是在全球化浪潮冲击的既定发展框架下进行的。劳动市场的全球化相伴于经济全球化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劳动成果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就形成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这就使得各国劳动市场彼此间发生着错综复杂的联系，构成一个彼此互动的大市场，使劳动市场全球化。”（赵永乐、尚素春，2000）项飚基于对目前的全球化和亚洲区域化的理解，认为中国向日本、韩国、新加坡三个国家的劳务输出，是亚洲日益紧密的区域化的一部分，但又是一个“劳工移植”的过程：劳工在家乡被“拔出”，直接移植在海外被严格控制的工作场所和生活空间。这种全球化和亚洲区域化背景下的劳工移植产生了新的社会后果（项飚，2011）。本文所研究的乡村“过疏化”与“空心化”就是这种“劳工移植”的社会后果之一。本文的研究地域位于J省延边州，该州位于中国东北部中、俄、朝三国交界的图们江地区，是中国J省的边疆近海地区，也是我国唯一一个朝鲜族自治州。近年来，朝鲜族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外出务工，目的地主要为韩国和日本。在出国劳务和外出务工的影响下，延边州的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现象极为严重，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风险。
很多学者把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混为一谈，认为只是概念使用上的差异。但笔者认为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下乡村社会变迁的两个不同阶段，抑或是乡村衰败两种不同程度的表征。乡村“过疏化”处于乡村衰败的初级阶段，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变迁初期的产物，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人口密度逐渐减少，导致乡村传统、乡村经济和乡村治理方面的问题。乡村“空心化”则是“过疏化”持续发酵的产物，其表象不仅仅是乡村人口的外流，而是乡村人口的缺失以及由此导致的乡村文明逐步终结。
笔者认为乡村“空心化”至少包括五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人口学意义上的“空心化”，意指乡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乡村人口结构以“389961”为主体，生育率下降，人口总量大幅度减少。二是地理意义上的“空心化”，随着“村村通”乡村道路建设工程的推进，依然居住在乡村的农民不断地将房屋建于“村村通”道路两旁，或集中在集市等交通要道，农村原有的聚落点逐渐荒芜，村庄内部处于中心地带的老村址悄然变成废墟，留下一片破旧、闲置或废弃的旧房。这种内部闲置、外围新房的“内空外扩”现象我们可视为地理意义上的乡村“空心化”。三是经济意义上的“空心化”，意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大部分青壮年在外长期务工，在拥有一定经济实力以后在城镇或城市租房或购房定居，乡村留居人口老龄化、贫困化趋势日益明显，人口、资金等关键生产要素流向城市，农业生产逐渐荒芜，乡村经济日益衰退。四是基层政权意义上的“空心化”，意指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中有一定文化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造成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出现脱节甚至老龄化，人员构成出现真空，这使政府职能在乡村基层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各项政策无法贯彻；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下，乡村基层政权内部人力、物力、财力呈现流失与断层局面，基层政权职能、权力和责任逐步弱化。五是公共性意义上的“空心化”，这既是乡村空心化的表征之一，又是上述层面“空心化”的后果，意指乡村社会连接、地域文化以及公共事务层面的空心化，人口学、地理、经济以及基层政权意义上的“空心化”作用于乡村社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地域文化和社会连接的解体，乡村公共服务无力承载，公共生活无法开展。
二 延边州乡村“空心化”成因及特质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J省东部，面积4.27万平方公里，约占J省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该州成立于1952年9月，现辖6市2县，总面积42700平方公里，总人口218.6万，农业人口72.0万，占总人口的33.0%。延边州是我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和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共有朝鲜族人口79.8万，占总人口的36.5%。朝鲜族属于典型的跨境民族，因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从朝鲜半岛迁入我国东北境内。因此，无论从民族的自然属性，还是从血缘关系上，他们与朝鲜半岛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仍然有直系亲属在韩国或朝鲜。朝鲜战争以后，韩国政府在30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汉江奇迹”，韩国经济条件优越性上升，因工业化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再加上天然的民族吸引力和认同感，延边州乡村中的朝鲜族通过各种途径到韩国进行劳务输出的越来越多。特别是在2007年韩国政府对中国劳工以雇用许可制取代研修生制后，延边州朝鲜族对韩劳务输出规模越来越大。同时由于日语和韩语在语言学意义上的接近，他们出国劳务的另一重要目的地是日本。这些人要么利用各种机会留在韩国或日本，要么在打工赚钱后在州里的城市或城镇购房居住，乡村“过疏化”现象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目前呈现典型的“空心化”趋势。
一是人口学意义上的空心化趋势逐步加剧。延边州乡村朝鲜族的人口流动结构从总体上表现为外向型和单向型特征，人口流向主要以流出为主，近年来虽然有部分人口迁入，但与迁出相比不值一提。有学者认为，“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地统计出流出的朝鲜族人的数量，但粗略地估计也达40万之众。也就是说，朝鲜族社会现有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已离开原来的集居地而流向韩国、日本等国家和中国的内陆地区”（金强一，2007）。我们可以利用2010年第八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选民登记数来初步判断延边州农村人口外流的状况。以延边州L市为例，2010年第八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应登记选民34813人，实际登记选民23686人，选民登记率为68%,民政局的相关文件中特别注明，此次换届选举的选民登记率达到了近几届的最高水平，其原因是“为解决我市外出务工人员众多，参选率低的问题，充分利用清明节回乡祭祖的有利时机，加大宣传力度，使许多外出经商、务工的农民群众纷纷回村参加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能利用清明节回乡祭祖的都是在省内或国内务工的，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在没有参加选民登记的32%的人中，至少有很大的比例从事出国劳务输出。笔者在调研中得到的另一组数据更能反映延边州人口意义上的“空心化”。L市下辖的白金乡，总面积为307.5平方公里，人口最多时为986户7694人，到2007年下降为480户1310人，人口流失达83%，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5人，流失人口中绝大多数为朝鲜族。延边州大部分边境县市，农村人口迅速锐减，这迫使部分乡镇合并。延边州外出务工和出国劳务尤以女性为主要群体，其原因在于韩国女性劳动岗位的需求量大。笔者在访谈中得知，男女两性在出国劳务中获利差距非常大：
农民到韩国打工，一个月五六千。两口子出去的话，一年挣10万。女的行，男的不行。女的活儿多，男的还抽烟喝酒，在家一万也挣不来。
妇女的大量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延边乡村人口意义上“空心化”趋势：
不生了，那妇女没有了，都出去了怎么生呢？将来这农村儿童就没有了。我估计这里许多村再过十来年二十来年就没有了，没有人了。老人都已经不存在了，又没有新生的，这个村还存在吗？
在延边州调研时，笔者曾在一个村庄和老者详谈，老者心酸地诉说道：“我在这个村子里生活，已经有十年没听过婴儿的哭声了。”这是人口“空心化”的生动写照，这种意义上的“空心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其他类型“空心化”局面的出现。
二是地理意义上的空心化趋势明显，尤以边境乡村为最。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延边州的外流人口回归本土的比例极少：
我们这边和南方沿海地区的情况不一样，人家能回来，咱们这都是去国外，肯定都不会回来了。就是回来的也都到城里了。他们已经不会种地了。有的回来也是因为在那边竞争太大，身体不好回来的。
从这段访谈笔记可以分析，延边州农村外流人口的归宿主要有两个，包括到国外，主要指在韩国定居和到城里购房居住。而国内其他地区的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在沿海地区打工赚钱后首要目标是在老家重新选址兴建住房，其地理意义上的“空心化”来源于村庄内部老聚落的荒废，但在交通干线和要道两旁依然新房林立。与此不同的是，延边州外出务工人员把农村的老住房完全抛弃，任其自生自灭。笔者在乡间调研走访的过程中，不时发现空置的房屋，有些地域甚至整个村屯都是空房。
三是经济意义上的“空心化”趋势日渐加强。人口的大量外流导致乡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严重缺失，乡村经济活动开展困难甚至无法进行。笔者在调研中对某村村主任进行了访谈：
我们这个村96户，有286口人，耕地面积是150公顷。原来村里有两项专业合作社，一个是富强，一个是稻花香，现在两个编在一块儿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延边这儿基本都差不多，都是出口劳务的多。我们这个村出国的60%，剩余40%，其中老弱病残、低保户、五保户，这样的人在留家人员中占20%，而且基本上是老龄化。这耕地啊，没人种。我们村都是旱田，有125顷。除了老年啊，残疾啊，五保户啊，剩下的劳动力只有15%。就这15%里面还有老年人。没办法，村里很多地都撂荒，所以我们组建了个便利农场，农场最大的问题也是没人，效益也起不来啊。
从对该村主任的访谈可以分析，在以出国劳务为主的人口空心化趋势下，乡村经济在农业和产业方面全面走向“空心化”。笔者在调研时观察到，延边州的农地很多被抛荒，水稻种植面积逐年下降。即使依然在耕作的土地，耕种精细程度也大不如前。值得注意的是，受延边州地处环境和气候的影响，稻米产量相对较高，并且在市场上售价要稍高于周边其他地区。同时，作为亚洲最大的苹果梨生产基地，苹果梨种植面积在境内高达4700公顷，其产值是当地农户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笔者在调研中得知，由于劳动力缺乏的原因，近几年来，很多地方的苹果梨疏于管理，产量和质量下降严重，其产值亦在逐年下降。
四是基层政权“空心化”程度堪忧。学术界把农业税取消后乡村基层政权的变化概括为“功能异化和结构性退化”问题，认为归纳起来有这样两种倾向：一是基层政权的“悬浮化”。主要指中西部那些缺乏资源，经济发展又相对较差的地区，在农业税取消之后，国家的转移支付成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基层政权的主要精力用于如何维持自身的生存运转，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向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关系日益疏离，逐渐成为“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的一级政权。二是掠夺资源型“内卷化”，这反映的是社会实力貌似增强但实则衰退的矛盾现象，主要存在于有一定公共资源可以从中渔利的地区，比如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的升值空间较大，农村黑恶势力勾结获取资源和利益的情况比较突出，这些地区的基层政权退化最为严重（于建嵘，2012）。从延边州的实际情况来看，其乡村基层政权的变化与上述“功能异化和结构性退化”类型皆不相同。上述“功能异化和结构性退化”中的两种类型的乡村基层政权，其维持和运转尚能进行，只是处于“非正常”状态下。但在人口空心化影响下的延边乡村，其基层政权面临的尴尬局面是基层政权“无人”支撑。笔者在延边州调研时询问人口结构外流对乡村基层政权的影响，T市的民政局局长满脸惆怅：
影响有啊，而且很大啊。我们本来培养了6个村主任和支书的后备干部，一个也没留下。你看这位村主任都53了，早就该给年轻人让位了，这也让不了了。
局长语中所指村主任所在的村庄，人口外流现象格外严重。笔者在调研中得知，该村主任现年53岁，是村里现存人员中最年轻的村民。更严重的是，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党员发展进程受阻，村内党员数量稀少，这是乡村基层政权空心化的最严峻表征。笔者访谈了主管乡村基层政权的民政部门相关官员：
我们当时也在农村做过调查，当时是党的基层组织也做过课题，也做过调研，觉得很严重。那么过了四年，再到我们这里调研，情况基本上还是和四年前一样。他到了一个村，就一个党员还75岁，支部都成立不了。
乡村基层政权的空心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其公共性的空心化，这既是乡村空心化的表征之一，也是乡村社会空心化趋势下的社会风险之一。乡村社会严重“空心化”现象的后果就在于“使乡村世界丧失了物质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基本能力，乡村公共事务亦处于瘫痪状态。当代中国城市化、市场化背景下乡村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的直接后果，是乡村组织的衰败和村庄公共性的失落”（田毅鹏，2011）。作为边境地区和朝鲜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其乡村空心化带来的社会风险，既有共性，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三 乡村社会“空心化”趋势下的社会风险分析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中央明确提出“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以此为背景，如何在新时期完善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推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再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
纵观学术界关于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与当前农村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的不适应，甚至是冲突和矛盾，探讨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形势下原有社会管理体制的陈旧和不协调。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大都停留在宏观层面的理论分析和路径探讨上，针对具体地域和社会实际的细致解剖并不多见。波兰尼以“嵌入”与“脱嵌”为核心概念来分析人类经济与社会间的复杂关系（卡尔·波兰尼，2007: 1），这为制度实践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即以制度实践为基础考察制度的运作与实践。“就农村社会管理机制而言，它的实践亦是嵌入在农村社会结构之中，忽视农村社会自身的分析必将难以把握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实践，因为农村社会管理机制所嵌入的农村社会结构构成了其实践与运行的基础。”（钟涨宝、狄金华，2011）出国劳务和外出务工导致的延边州乡村社会“空心化”，正是影响其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具体实践。这一具体社会实践，既给“空心化”趋势下的延边州乡村社会带来了基层社会管理的困境，又造成诸多地域性的社会风险。
一是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导致社会管理主体和基础的缺失。
延边州乡村空心化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衡。首先表现在人口老龄化现象异常突出。数据显示，延边州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加，2009年底全州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66860人，占总人口的12.24%。个别县市中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7%。笔者调研的L市的农村老年人口比重高达18%。
韩国劳动力的需求集中在服务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很大，再加上婚姻等因素留滞韩国的延边州朝鲜族女性越来越多，这导致延边州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严重。笔者在调研时某镇镇长陈述该镇的人口现状：
我们现在的人啊越来越少，最典型的就是死亡率和出生率的差异，都说5∶20∶1。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5年去世20个人出生1个小孩。中学小学的学生都少了。
社会管理，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人既是社会管理的对象又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学术界对基层社会管理的论述存在一定的误区，认为政府才是基层社会管理的核心所在，其原因更多地在于对农民素质和参与社会管理能力的担心。但就基层社会管理的实质内涵而言，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应是乡村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同时亦是农村社会管理的价值核心。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是延边州农村社会管理困境的焦点所在。
女性外出的另一重要后果就是“光棍村”的出现。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受外出打工的影响，女性青年普遍外出务工，这些女性青年外出务工后很少回归老家，大部分在外地成家，这导致本地适婚男性青年找不到对象，出现了“光棍群体”，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光棍村”。笔者调研的一个村落竟有80多个30岁以上的“光棍”男性青年，形成典型的“光棍村”。当地政府对这种现象忧心忡忡，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也是很严重的社会隐患，这不仅仅牵涉人口再生产的无法延续，更现实的问题是无法结婚的适婚男性青年，他们主要以汉族为主，无法“成家”。
在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基与支配作用。中国的“家”是社会的核心，它是一个“紧紧结合的团体”，并且是建构化了的，整个社会价值系统都经由家的“育化”与“社化”作用以传递给个人（金耀基，1999: 24）。旅美学者杨笑思更是认为相较于西方社会“个人—社会”两级模式的社会结构而言，中国社会结构是一种“个人—家庭—社会”三级模式（杨笑思，2001）。在这个三级模式的社会结构影响下，中国社会“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此，人们之间互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梁漱溟，2005: 72～73）。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已经有所淡化，特别是在家庭结构核心化和家庭类型多样化的趋势下家庭功能逐渐改变，但家庭对于中国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依然不可忽视，特别是在传统文化得以维系的农村地区。鉴于此，家庭应是农村社会管理的基础，“光棍村”中存在大量的青壮年男性无法组建“家庭”，社会管理的基础由此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延边州“光棍村”的存在有其特殊的地域原因，但就基层社会管理的“就地化”特征而言，出国劳务影响下延边州“光棍村”的存在，使其基层社会管理的基础缺失成为现实问题。
二是地区社会管理中边境安全和民族问题日益严峻。
延边自治州地处J省东部，中、俄、朝三国交界面临日本海，东与俄罗斯滨海区接壤，南隔图们江与朝鲜咸镜北道、两江道相望。边境线总长755.2公里，其中，中朝边境线522.5公里，中俄边境线232.7公里，这漫长的边境线绝大部分位于乡村地区。因此，边境安全是延边州农村社会管理的重点之一，也是其农村社会管理的地区特色所在。在乡村空心化的趋势下，延边州边境乡镇人口总量逐年递减和边境村屯逐渐空心甚至荒芜，边境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延边州共有边境乡镇22个，边境村屯73个，边境村组256个。1990年，延边州边境乡镇人口18万人，2008年下降到14万人；1990年，全州边境乡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7.28%, 2008年下降到-2.32%（高吉俊，2011）。笔者在延边州边境村屯中走访时，发现村屯荒芜现象非常严重，L市的开山屯镇，原有5个村民委员会，36个村民小组，截至调研时的2011年3月，5个村民委员会大多名存实亡，房屋空置现象非常严重。因此，在延边州的边境村落，不仅仅存在人口学意义上的乡村“空心化”，地理意义上的乡村“空心化”尤为严重，在此基础上其他层面的乡村“空心化”更甚于周边地区。这种现象严重影响延边地区的边境安全问题。近年来，延边州大力推行“爱民固边”运动，旨在通过访民、知民、亲民、助民、安民、富民等途径，达到把好国门、守好边界的“固边”目标，其意义在于做到依靠党政、赢得支持，依靠社会、联动各方，依靠群众、群防群治，全力构筑边境地区安全稳定战略屏障，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平安和谐的边防环境。但在“空心化”趋势的影响下，延边州边境村落的“爱民固边”运动根本无法展开，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大量人口的外流使“爱民固边”运动缺乏最基本的群众基础。
在乡村“空心化”趋势影响下延边州另一具有地域特色的社会管理困境在于民族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重要政治制度，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但在出国劳务和外出务工的影响下，延边州朝鲜族人口逐年下降，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小。数据显示，朝鲜族人口2009年总数比2000年减少41948人，朝鲜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38.6%下降为36.7%。这种趋势对于其他非民族自治地域而言，可能引发的只是乡村集聚地的解体、乡村教育的衰败等社会问题，或许“这些问题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向产业化社会的转化过程中将面临的普遍问题，但在朝鲜族社会，它所带来的冲击比起其他社会仍显得异常沉重”（金强一，2007）。因为在延边州，朝鲜族出生率的减少和人口比重的下降，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民族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三是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困境。
在当前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大背景下，公共性既是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又是其基础所在。“从更宽泛角度看，公共性可被理解为参与，即民众自愿参与塑造公共空间。”（李友梅、肖瑛、黄晓春，2012）在这个意义上，农村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构建。在空心化趋势下，延边州的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存在困境。
根据公共性的承载主体，我们可以将乡村社会公共性分为自生型公共性、联接型公共性和传导型公共性。自生型公共性为“村组织承担的社会公共义务，包括村庄内部自生福利的分配和精神文化生活”（田毅鹏，2011）。但在延边州乡村空心化趋势的影响下，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农村社会精英随即流失，老年人成为乡村社会自生型公共性的承载主体。笔者在调研时发现，“老年协会”在延边州乡村的作用不容忽视，但需要注意的是，本应是自生型公共性的服务对象的老年人在此地却成为公共性的承载主体，存在严重的“弱势服务弱势”现象。乡村社会空心化的趋势，破坏和瓦解了传统乡村社会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守望相助”。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出生率的急剧下降，乡村社会人口再生产能力逐渐丧失，新一代自生型公共性承载主体无法正常成长，这导致延边州乡村公共事务逐渐处于瘫痪状态，乡村社会逐渐走向凋敝化。
联接型公共性的承载主体为乡村社会的各类经济组织。个体农户由于脆弱性无法直接面对市场残酷的竞争，因此，利用各类经济组织将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共同面对市场组织农业生产，组建农产品销售网络。但是，在空心化趋势下，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特别是农村精英的大量流失，使乡村社会的各类经济组织无法组建。延边州原有的各类经济组织比较发达，每个村庄都有一个或多个经济组织的存在，指导和服务于延边州的苹果梨、水稻、人参等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但近十年来，空心化趋势不断加剧，这些经济组织无法正常运转，乡村社会的物质生产和销售倒退到由分散农户承担的“原子化”状态。
传导型公共性的承载主体为乡村基层政权和各级政府。在乡村社会空心化趋势下，基于血缘、地缘共同体的自生型公共性逐渐衰落，以市场为对象、以各类经济为主体的联接型公共性无法延续，在此大背景下，传导型公共性本应是延边州乡村社会公共性的主导，但笔者在调研时发现，这一类型的公共性同样存在很大困境。这一困境产生的原因既有历史的背景又有现实的因素。从历史背景来看，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思路基本属于发展主义的范畴，仅仅把乡村看作一个地理意义上和经济意义上的单元或区域，强调乡村经济的发展，往往通过加大经济和物质方面的投入，比如修桥修路、通电通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加强乡村社会治理，忽视了乡村公共性的建设（黄平、王晓毅，2011: 12～13）。作为边境地区的延边州，各级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力度较大，相较于其他地区而言，延边州乡村社会的基础设施状况良好。同样，基于边境安全的考虑，各级政府特别注重延边州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只是在“空心化”不断加强的趋势下，以村委会为主体的乡村基层政权建设后继乏力。近年来，随着民政部大力推进的农村社区建设举措，延边州的乡村社会建设提上日程，但其弊端同样在于过分侧重物质层面的建设，如修路、改水改厕、旧房危房翻修以及各种类型的“村村通”等，当然诸如各类技术培训、乡村医疗点的设立和医疗服务的提供、教育补助、农村养老金的发放等社会层面的举措同时在进行，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传导型公共性的建设。但实质意义上的社会建设只是停留在修建村庄村部、村庄文化活动室、组织村委会选举、提高村委会日常活动经费等技术性层面，这些成为各级政府衡量农村社区建设绩效的主要指标。笔者在调研时反复考量，在空心化趋势影响下，我们要防止延边州乡村社会新建的村部只是成为乡村突兀的风景之一，防止文化活动室成为摆设，防止各类技术培训演变成新的“形式主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防止这种以社会建设为表征的传导型公共性建设成为新的乡村社会风险。
“公共性”构建对于当前农村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促成当代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对于抵御市场经济背景下个体工具主义的快速扩张有着实质性意义；是使个体得以超越狭隘的自我而关注公共生活的立基所在；还是形塑现代国家与民众间良性相倚、互为监督新格局的重要条件”（李友梅、肖瑛、黄晓春，2012）。因此，对于延边州而言，如何摆脱当前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困境，提升该地区公共性的运作绩效，特别是健全公共性构建的制度保障，夯实公共性运作的社会基础，是在乡村空心化趋势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加强社会管理的前提条件，亦是防范和化解该地区农村社会风险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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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杰 男
所属博士后流动站：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合作老师：向德平
在站时间：2012.7～
现工作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联系方式：liujie110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