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决定某项研究是否属于“人类学”范畴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就是看研究者做了多少“田野”。

——古塔·弗格森

在人类学（anthropology）学科的学术史上，一些学者认为，综合研究人类生活的人类学大致可分为以研究社会、文化为主的文化人类学和以研究社会、生态为主的生态人类学。也有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人类学有三个主要的研究角度：观念的研究（ideological approach）、社会结构的研究（social structural approach）和生态的研究（ecological approach）。因此，有学者认为，生态人类学已成为人类学领域中最关键、最重要的分支之一。而在国内人类学研究中，依据党的十七大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生态文明与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研究，特别是民族地区大型工程建设与移民安置中民族文化保护研究，日益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由此可见，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学科的重要分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解决民族地区由于生态环境被破坏而导致的移民搬迁问题，实现民族生存、生态恢复、文化保护、环境建设、社会发展是当前中国生态人类学的焦点问题。

与此同时，民族学也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研究。民族学是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产生、发展、变化与消亡规律的科学。任何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与进程，但某个具体民族产生的早晚、发展的快慢却与地理条件、生态环境关系极大。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生计方式、思想文化等经济、文化特征，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居住的地理、生态环境影响与制约的。民族学对任何民族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其所依附的生态环境的考察。由于地处高寒山区，交通、信息闭塞，生态环境恶劣，农牧业生产条件极差，雪灾、地震、寒流、泥石流、洪水等各类灾害发生频繁，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各项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2000年3月，第一批140余户塔吉克族农牧民搬迁到气候、环境、土地条件较好的塔吉克阿巴提镇，这项搬迁工作计划完成“四通四有五配套”工程，将有1万人在这里定居。

人类学、民族学始终关注小型社会中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与适应。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过程中，人类学、民族学对于变迁的关注点往往在于怎样转变和向什么方向转变。学科关怀常常直指现代背景中的“非主流”群体，企望追求一种反思，获得一种特别的历史深度和一种相对的文化立场，来理解人类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希冀在这种理解中揭示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迁徙与适应：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民族志》正是基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理论，立足于生态建设和移民搬迁背景，研究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因环境变化引起的迁徙与文化适应问题。一方面，为新疆民族地区塔吉克族移民搬迁提供翔实、全面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以高原游牧社会为典型，探讨生态环境、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社区环境系统下的文化适应策略。

本书为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为10CMZ013，项目类别为青年项目）的最终成果。多年来，课题组成员在帕米尔高原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重点选择了大同乡、提孜那甫乡、塔什库尔干乡）和岳普湖县境内塔吉克阿巴提镇（重点选择了塔吉克阿巴提镇一村、二村、三村、四村和五村）进行了实地调研。现将本书研究内容做以下简单介绍。

（一）首次对中国塔吉克族研究进行了学术梳理

本书第一章系统梳理了中国塔吉克族研究的理论、意义与方法。在研究理论方面，从核心概念（生态人类学、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适应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和研究对象（中国塔吉克族研究）两个层面进行了详尽的爬梳。在研究意义方面，主要从理论意义（民族志、生态与文化的互动）和现实意义（经验、对策、思考）两个层面着手探究该课题的研究价值。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采取定性（田野调查、实地访谈）和定量（问卷统计）的研究，特别注意移民搬迁前后不同文化层面的比较研究，注重图片的采集和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需要强调的是，本书积极探索不同文化视野与背景下的文化书写，由课题主持人刘明主笔，当地塔吉克族领导、汉族领导、维吾尔族研究人员等共同参与了探讨、对话和交流。

（二）首次对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水文化进行了学术研究

基于第二章对当代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迁徙的原因、过程和现状的阐释，本书的第三章着重对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水环境的变化与文化适应进行了学术探索。我国塔吉克族世代居住在帕米尔高原这一特殊的生态环境中，依据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课题组对塔吉克族生活、生产、文学和观念中的水文化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试图梳理塔吉克族长期存在的水文化现象，并对塔吉克族移民搬迁后对于水文化的适应做了深入的访谈和调查，从中可以看出塔吉克族传统水文化的积淀与移民搬迁后对于水文化的适应情况。

水作为塔吉克族文化记忆的载体，已然成为塔吉克族社会的集体记忆。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水文化是塔吉克族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在水文化的解析中，我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从“生活方面的词汇和日常生活事项”、“生产方面的历史记录与实际情况”、“文学方面的民间分类”和“观念方面的文献梳理与田野资料”四个方面来阐释塔吉克族的水文化。这种分类既有主位视野，也有客位视野，不在于对其进行价值判断，而在于尝试将主位与客位两种视野有机结合起来，对历史文本与田野资料进行相互印证，还原水文化的根源及其发展的脉络，这对于保护塔吉克族的文化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三）首次对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农牧业进行了异地比较研究

本书第四章主要探讨农业生产环境、牧业生产环境的变化与文化适应情况。通过实地访谈、参与观察和比较研究，课题组有以下发现。

1．在农业方面

首先，塔吉克人放弃了在高原上种植豌豆、青稞等作物的传统做法，为了改良土壤和发展经济，开始在平原种植苜蓿和棉花等作物以提高人均收入；其次，塔吉克人逐渐了解并掌握作物种植、栽培和收获的生产技能，传统的地方性知识逐渐被现代技术所取代；再次，塔吉克人逐步学习使用坎土曼、喷洒农药、开拖拉机等农业生产知识，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

2．在牧业方面

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草场和牦牛的缺失，直接导致传统游牧生活的消失，转而形成定居圈养型牧业生产方式。

受环境的影响，塔吉克人一方面在高原的生态环境中形成了“高原牧场文化”，另一方面在迁徙后的生产环境中形成了“圈养型牧业文化”。人一方面受制于环境，需要不断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地改造其生活的环境。环境一方面影响、限制人和牲畜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给人和牲畜提供生存的资源。因此，文化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双向性适应的载体。人的活动如果不适应自然，就会破坏生存基础，并危及文化生产和创造的主体性基础，从而在根本上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对塔吉克族生活环境的变化与文化适应进行了走访和探讨

本书第五章主要论述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生活环境的变化与文化适应，分别从社会生活环境、宗教生活环境和语言生活环境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

1．在社会生活环境方面

通过对塔吉克族在经济生活、社会福利、农业劳动、婚丧嫁娶、医疗制度和学校教育等层面的观察和描述，我注意到：第一，塔吉克人的经济观念逐渐增强；第二，外出劳动以体力劳动为主，并且大多是依附性的短期行为；第三，搬迁后的塔吉克族农牧民主要以政府的救助粮为主，在农业收入还没有成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时，政府的福利性救助措施有必要继续施行；第四，家庭结构由家长制转变成小家庭模式后，劳动强度随之增大；第五，新型合作医疗有待长期深入地开展，塔吉克族有待摆脱因病致困的局面；第六，双语学习是塔吉克人面临的新一轮生活选择和社会适应的生存技能。

2．在宗教生活环境方面

通过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主要是访谈），课题组从中国塔吉克族宗教生活的历史回顾、现实状况、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在走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民宗局和宗教人士的过程中，课题组发现：第一，塔吉克族宗教人士的培训程度较低；第二，塔吉克阿巴提镇没有礼拜寺。根据实际情况，课题组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塔县宗教文化建设的措施：第一，改善塔吉克族宗教人士的培训条件；第二，将在塔吉克阿巴提镇修建礼拜寺提上议事日程。

3．在语言生活环境方面

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搬迁前后塔吉克族的语言使用情况、语言使用程度、语言使用态度和跨文化交际等方面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通过问卷分析，课题组有以下几个发现：首先，塔什库尔干县的塔吉克族对塔吉克语的重视程度较高，使用塔吉克文字的愿望很强烈；其次，周围的语言环境是多元的，维吾尔语的使用程度很广泛；再次，随着双语政策的实行，塔吉克阿巴提镇的汉语水平和认同感有明显的提升。

（五）对塔吉克族社区环境的变化与文化适应进行了重点解读

本书第六章主要论述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社区环境的变化与文化适应，从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社会转型与女性社会化程度、搬迁点民族关系及交往方式等现实问题着手进行描述性研究。

1．在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方面

课题组通过调研发现：第一，塔吉克族是一夫一妻制的父系社会；第二，禁止兄弟姐妹间通婚，但传统亲戚间的通婚依旧存在；第三，家长制结构被移民搬迁政策打破，形成分散的小家庭；第四，婚姻、赐名有一系列的文化社会规则；第五，在塔吉克人的观念中，孩子的骨头是父亲/ato/的，血和肉是母亲/ano/的。第六，塔吉克族的亲属制度属于类分式。

2．在女性社会化程度方面

课题组认为：塔吉克族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不应只具有性别归位，还应有多重的社会定位。通过对社会转型、女性社会化、女性民族志等方面的理论回顾，采用访谈和问卷、生活史、口述史和自传体等方法，本书从家庭与社会、学校教育与政治参与等视角考察了帕米尔高原传统、现代、当代塔吉克族女性社会化的程度，对其变迁的原因进行文化上的分析，并给出政策方面的建议：第一，通过“自力”，提高塔吉克族女性的自我意识；第二，通过“他力”，为塔吉克族女性参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在民族关系和交往方式方面

课题组特别注意到，由于移民搬迁所形成的社区是新疆多民族社会较为典型性的社区类型之一，因此，移民搬迁后的民族关系和交往方式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移民搬迁后，塔吉克族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在本民族内部，从以往同一村落内的交往转变为不同村落间的交往；在不同民族间，与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和汉族的交往更为紧密。通过对塔吉克阿巴提镇社区民族关系的调查，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较为普遍的特征：第一，大多数移民搬迁点的居民，其居住格局是由政府按照搬迁时间的先后顺序安排的；第二，不同民族在交往过程中，还是以个人交往为主，对于民族关系的评论中，主观性介入较多；第三，对于移民搬迁社区而言，行政、教育和经济成为民族间交往的最基本的三个场景。

（六）在研究思路上，采用多种视角进行观察与思考

课题组成员积极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研究者配合，从具有不同文化、不同身份、不同视角的参与者身上获得大量书面和口头文字材料。课题组通过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背景的文化表达，试图勾勒出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移民搬迁与文化适应的全景，展现一幅多维、立体、真实的塔吉克人生活画卷。

通过多次调研和讨论，课题组指出：首先，一个民族的迁徙，其生态环境、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社区环境的变化，必然导致文化在不同程度上的变化，由此产生新的文化适应模式，因此，迁徙的人群中必定会有一部分人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次，一般来说，基于改善自然环境的任何迁移，都是以环境的好与坏为原因和前提的，但这一迁徙项目的成功与否，除了与环境有关之外，还与民族文化的适应策略有关；再次，塔吉克族的发展，不仅要具有经济实力，而且要具有文化厚度和民族魅力，经过提炼和改造的传统文化是民族现代化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