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深切缅怀黄枏森先生
编者按：2013年1月24日，德高望重的黄枏森先生遽归道山，永远离开了我们。黄枏森先生是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先生的离去，是北大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重大损失，而先生留下的著述和治学精神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摘录了2013年清明节黄先生追思会上一些代表的发言和相关追思文章，以此寄托我们共同的哀思，深切缅怀先生的道德文章和精神风范。它们分别是：陈先达《清明时节怀故人》，梁柱《君且去，长相忆》，杨祖陶《四大贡献，彪炳史册》，韦建桦《学术品格，后世圭臬》，王东《哲学创新，传世遗愿》,袁吉富、李凯林《服膺科学，风范永存》，李少军《永远的丰碑》。
清明时节怀故人
清明节，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亲情、人情味的节日。慎终追远，继往开来，凝集中国文化的伦理观、生死观。在这个节日里，想起刚离世不久的黄枏森先生，百感交集。
黄先生比我年长十岁，是我的老师辈。我很早就知道黄先生的大名，但无交往。从80年代初开始，我与黄先生每年在社科基金会上会碰面。后来黄先生不再参加评审会，我们也会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见面。黄先生与我可以说亦师亦友。后来，他渐入高龄，我也年老，参加学术会议的“积极性”越来越小，但每年春节都会互致问候。黄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史方面的学术造诣极高，是我们的领军者。他晚年仍旧保持旺盛的创造力。人学科学的开创性工作，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体系的鸿篇巨作，都表明了这一点。
从黄先生八十到九十三次重要寿期，我曾写过三首诗祝贺。虽然见面少了，以诗传情，也不失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交往方式。
黄先生八十，我七十。我对他笑称，我们是七老八十。他过生日当天，我曾贺之以诗：
身如药树君真健，温和谦恭长者风。
字字珠玑叹妙笔，桃李满园道不穷。
未列门墙心私淑，每聆高论暗称同。
双手过顶三敬酒，我祝先生百岁红。
双手过顶，尊以师礼。一眨眼他八十五，我七十五，又以诗为贺：
欣逢八五庆生辰，犹记八十客盈门。
虽说五年弹指过，又见纸贵洛阳城。
大名岂独铅字铸，道德文章两相能。
百岁可期仍健笔，都道哲人似仙人。
末联“百岁可期仍健笔”，是羡慕他年过八十仍笔耕不辍；“都道哲人似仙人”是赞他为人谦和，即使发生争论，笔下没有霸气，仍然娓娓道来，心平气和，从不以势压人。黄先生有学者风、长者风、仁者风。
我八十岁时，黄先生曾寄诗为贱寿祝贺：“语言铿锵意蕴真，先生风采早惊人。而今耄耋锋尤键，入本三分析理真。”这是对我的鼓励和厚爱。在他面前我不敢妄称高龄，确实也是老人。转日，黄先生九十大寿。“秀才人情一张纸”，我也贺以诗：
五十年前是我师，五十年后情更深。
莫谓荷戟独彷徨，同一战壕两老兵。
“莫谓荷戟独彷徨，同一战壕两老兵”是有感而发的。我知道有些学者对黄先生的某些观点持有异议。这并不奇怪，也很正常。学术讨论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但我对在同一刊物约集多人对德高望重的黄先生采取围攻式的批判有不同看法。我也发过两篇文章，对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问题表示看法。“莫谓荷戟独彷徨，同一战壕两老兵”指的是在维护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否定辩证唯物主义方面，黄先生并不是孤立的。虽然我与黄先生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问题上，在如何论证作为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问题上，也有差异和各自不同的论证方法，但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莫谓荷戟独彷徨，同一战壕两老兵”，指的就是这场“公案”。
我们哲学界有个流传很广，影响极深的看法，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物质性、强调世界的存在不依存于主体是在重复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哲学错误。其实，主客有分而不能不分。二分是应该承认的，主客绝对对立是应该反对的。承认主客二分、承认在实践基础上主客统一，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前提。如果我们的世界是主客不分的世界、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混合为一的世界，人类的实践和认识就无法进行。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和哲学大家，他倡导“天人境界”为最高道德境界。但冯先生同样承认，“世界本非为人而设，人偶生其中耳。人既生于此世界之中，一切欲皆须于其中求满足”。还说，“世界既是非为人设，故其间之事物，当然不能尽如人意”。如果把中国传统哲学中对圣人、贤人、真人、至人的人格追求，作为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则越界矣。
世界是客观世界，是不依存于自我的世界，这是人类实践史和科学史反复证明的真理。自然界并不会因为人化而变为非客观世界。人化世界仍然是客观世界。自然界是不会开玩笑的。它是客观的、有自己运动规律的物质世界。谁要是认为可以主客不分，可以把人的主体意志混同于客观自然，必然受到惩罚。自然对人的报复，说到底是自在自然对自然人化越轨的报复，是客体性对主体性妄自超越的警示。现实自然界中种种生态恶化的情况表明，任何时候人化自然背后都有自在自然在起作用。任何不顾自然本身承载力和规律的人化，都必然遭到惩罚。以人本主义世界观、人本主义自然观、人本主义历史观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不可接受的。我虽然不一定完全赞同黄先生的每一个论点，但我赞同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根本立场。
“莫谓荷戟独彷徨，同一战壕两老兵。”黄先生已经作古，可以安息，不用再“荷戟”战斗。他留下的著作和治学精神永远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老一辈工作者日渐凋零。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大批中青年学者，在创新中会继承和发扬黄先生追求真理的荷戟精神。
君且去，长相忆
当代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备受北大师生敬重的黄枏森教授，以九二高龄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就他个人来说，道德文章两垂范，哲人光泽照后人，可谓一生无愧无憾。但他的离世，对中国的理论界、哲学界，对北京大学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记得在他罹病这些年，看到他依然顽强地生活、写作，参加学术活动，依然态度安详、淡定，心中总是为他高兴、祝福。我曾对他说过，您一定能够很好地康复、长寿，您一定要有这个信心，您在，对我们就是一种鼓舞力量，就有意义。遗憾的是，自然规律不可违，疾病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我真切地感受到失去了一位可敬可亲、亦师亦友的长者，心中十分痛楚。
我与黄枏森教授初识于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我下放到十三陵水库边的北新村，准备长期劳动并参加一些农村整社之类的工作。这个村子开始属于十三陵公社，后划归十三陵农场建制。记得这年的国庆或中秋节，农场领导为了给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多数是北京大学的教职工）改善一次生活，包了一顿猪肉白菜馅的饺子。于是，分散在各村的下放干部都集中到场部，其中有一些是北大哲学系的教职员。厨房里热气腾腾，我们就在外面静静地等候。这时有熟人为我介绍北大的同仁，其中就有黄枏森同志，我们简单交谈了几句，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厚道朴实，沉默寡言，也许这同他此时并非处于顺境有关。我并不了解他们下放是长期还是短期，具体在哪一个村，大概在1962年初我们都先后回校了。后来偶然在校园里相遇，也只是点头示意或略作寒暄。及至改革开放新时期，他有了施展抱负的机遇，成就和影响也日益扩大，特别是他的《〈哲学笔记〉注释》《〈哲学笔记〉与辩证法》等著作问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之后我们在工作上、科研活动中有了较多的接触，也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黄枏森教授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老学者，始终把他视为北大理论学科一位兄长式的师长。他有理想，有信念，有思想，一身正气。他青年时代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过地下斗争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他也经历过人生的坎坷，但在我们的接触中，无论是私下谈话，还是公开场合，他从不谈个人受到的不公平遭遇，从不以个人的某种不幸来发泄对历史的怨恨，作为判断历史功过是非的标准，而总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审视我们的事业和人生。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有些人甚至某些老共产党员，就是以个人曾经受到的一些委屈，无休无止地仇恨党的历史，诅咒和抹黑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甚至向西方另找出路。同这些人相比，更显得黄枏森教授的思想境界、道德风范，是那样的高尚、无私，深刻理解我们党的事业所经历的正确与错误、辉煌与挫折相交织的历程。在学术活动中，他总是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关心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问题，以及面临的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对这些，他都通过缜密的思考，有理有据地加以分析，很好地做到了以理服人。前些年当“普世价值”说兴起时，我曾和他讨论过，我谈到，在伦理道德，包括某些政治思想，人类是有某种共同的标准、要求，但现在一些人所主张的普世价值有特定的含义，主要是指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这样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是强加给别的国家的。他听后明确表示，这是应该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对我们来说是应该加以抵制和批评的。他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枏森教授为文与为人一样，都是那样朴实无华，严谨求实。他的文著，凡是在报刊上见到的，我都一一拜读；他赠送给我的两部自选集，也都通读过。我们不是一个专业，自然无法从哲学专业的角度加以深刻理解，但读后都会感到获益良多，对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有启示作用。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不像时下有些人那样为研究而研究，为发表文章而写文章，而是用心来写作，只要他认准的方向，认准的道理，会贯穿他整个研究的过程；他是为坚持和传播真理来表达真理的，态度是那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文章写得有深度，有新意，做到了深入浅出，意蕴深远，给人以思考和回味的空间。在这些年学术界的功利主义、学风浮躁相当泛滥之时，特别要提到黄枏森教授为人称道的朴实的学风和文风，他确实做到了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古人有云：“配沾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这就是说，文章如同雨露般的润人心脾，似鬼神般的变化无穷。刻在金石上以传播功德，谱之管弦而与日俱新。也许，这就是黄枏森教授写作所追求的境界，也是他学术活动的一个写照。他有很强的读者观念，写书是要给人看的，是要对我们的社会和事业负责的。在这方面，黄枏森教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是的，黄枏森教授为人平和，待人宽厚，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对不同的学术观点，他既有很强的原则性，又能心态平和，不愠不怒。前些年一位外地学者发表文章表达对黄枏森教授的不同学术观点，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此人用词尖刻，不讲道理。我内心颇为不平，曾请一位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为黄先生说点话。在一个会上，当我同黄枏森教授谈及此事时，他平静地说，人家有发表文章的权利，没有什么关系；同时，他又坚定地维护了自己正确的观点。当时我想，这是多么好的一位学者的心态。
黄枏森教授是一位对工作极端热诚、极端负责的人。像他这样有大成就的学者，无论参加多小范围的研讨会，他都会认真准备，在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下他要发言的内容，使人听起来都会觉得有内容、有思想，既易懂又好记，而绝不是应景而发，更没有拿腔拿调显示权威的派头，着实令人肃然起敬。他还十分关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鉴于我国一个时期以来对人学研究的缺失，在理论界极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工作。人们都记得，在这之前我国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中出现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黄枏森教授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他不赞成那种社会主义异化论的观点，他把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和作为伦理观的人道主义作了科学的区分，认为前者是一种唯心史观，而后者则是可以加以批判地吸收和改造的。这个观点他一直坚持不变，也奠定了他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基点。后来，他和陈志尚教授一起筹建北大也是全国的人学研究会，他们几次和我谈了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项有开创意义的学科建设，对我国内政和外交工作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表示积极的赞成和支持。当时学校经费比较困难，还不可能支持虚体的研究机构，我只得向有关部门化缘了5万元，作为研究会成立经费。可以说，黄枏森教授是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人学学科的积极推动者和开拓者。
黄枏森教授为人谦逊，待人以诚，重亲情友情。1996年，他领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2版问世后，打电话表示要送一套书给我，我表示感谢后说过两天到他家去取。未曾料到，第二天他就抱着八卷本的这套书给我送来，当时他已年近八旬，这件事今天想起来还觉得内疚。当时我住在三公寓，对门一家有位女士教孩子弹钢琴，常常看到黄枏森教授接送他的外孙女来这里学习，有次我碰到就问他，你工作这么忙还管接送孩子，不要太累了。他满脸洋溢着幸福说，这也是一种享受。这大概就是生活中的黄枏森教授。有一次我和他一起拉着这个小女孩下楼，我问她，你知道你爷爷是干什么的吗？孩子天真而骄傲地说是北大教授；我告诉她，我这个爷爷也是北大教授，但是你那个爷爷的学生。孩子仰起头瞪大眼睛看着我，是信还是不信呢？今天回想起来，当年天真可爱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她一定会有乃祖之风，健康成才。
我在漫步时有一个习惯，如果遇见松树、松林都喜欢对它凝视遐思，它是那样的挺拔、沉稳，面对乱云飞渡、逼人寒气，都表现出从容不迫、傲视人世的神态，针叶青翠，一如既往。由此想到，松树的品格，何尝不是黄枏森教授为人为学的写照呢。他确是一位值得纪念、值得长忆、值得学习的大写的人。
最后，请允许我借用唐人孟郊的诗句：“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来表达我对黄枏森教授的追思之情，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
四大贡献，彪炳史册
黄枏森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史家和哲学教育家。先生虽然走了，但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的执着与坚守的崇高精神，他做出的一大批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均是学界的珍贵遗产，将永远为后学传颂、学习和研究。
黄枏森先生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由于对哲学的兴趣转而学习哲学，成为我国康德哲学先驱研究者郑昕先生的研究生。黄枏森先生的自然科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使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有宽广的视野，深厚的功底和深邃的眼光。他学贯中西，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均深有造诣，熟悉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学风上朴实无华，宽容严谨，守正与创新统一，理论与实际结合，善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不在乎人们说我‘左’还是‘右’，我只坚持我追求的真理”。
黄枏森先生的哲学活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而真正大展宏图，施展才华，开花结果，著书立说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他曾对人说：“我的学术生涯、学术生命，是从改革开放真正开始的。”从这时起，他密切注视着我国的社会现实和哲学事业的发展进程，笔耕不辍，撰写和发表了大量哲学论著，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现实的一些领域，对所有这些领域都分别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理论创新和重大贡献。我的专业是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因此很难对他的学术成就作出全面、准确的评估。但我的学术事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深深体会到在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与方法的深刻意义与作用。在这里单就我个人的浅见来看，他至少在以下四个领域内，孜孜不倦，建立起来了四座雄伟的学术丰碑。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创新及其新形态问题。
黄枏森先生坚信、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必须把它作为科学来研究、建设和发展。他在2005年出版的《哲学的科学化之路》的后记中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写了不少文章，千言万语，可以归结为这句话：把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作为一门科学，它必须有自己研究的对象、关于对象的一些基本原理和由它们组成的有逻辑联系的体系。黄枏森先生认为，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哲学界所构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科学体系。但这个体系不够完整严密，从而大大地影响了它的科学性。他主张在坚持这个体系的基本性质的基础上，根据当代科学与实践的水平，创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他认为这必须从明确和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的性质入手来解决这个任务。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对象是三个层次或三个重叠的世界：把世界作为整体来研究，它的一部分是唯物主义（世界的物质图景），一部分是辩证法（世界的一般辩证规律），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人类历史当然应当包含在作为整体的世界之内，但由于它对人类的至关重要性，可以抽取出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或社会论，它的组成部分为：实践论（他认为实践不只是认识的基础，而且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类社会结构论和人类社会规律论（人类社会辩证法）。而由于意识（或精神）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性，又可将它从历史观中分离出来与之并列，这就是意识论（或精神论）。它的组成部分是认识论（他认为认识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应像过去那样放在世界观部分内，而应放在从历史观，即社会论中分离出来的意识论部分内）、价值论和方法论。黄枏森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学科群，它所包含的学科的数目可以而且必须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学科的创立有所增加和变化。在2006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构想》一文中，他提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构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个层次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历史观，另一个是人学。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是由人来构成的，所以需要有专门研究人的人学，由人再进到研究人类实践活动的“实践论”。
黄枏森先生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可以称为板块结构的体系。他曾尝试按照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的要求建构了一个包含36对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融为一体，可以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也可以称为唯物辩证法体系或一般辩证法体系。但他无意用它来替代现有的板块结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依然实事求是地认为，如何按照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理，从抽象出发、依据对立统一规律，将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诸组成部分的全部内容建构成一个与现代科学和实践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矛盾运动过程，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和发展所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任务。
但是，如何创建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或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是始终萦绕在他心中的一个问题。他深知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靠哪一个人，而是要志同道合的人们共同来解决。他于是邀请陶德麟、赵凤岐、陈先达、陈志尚和蔡德麟等教授一起商讨决定，2001年在深圳召开了一次有全国17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研讨会，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的理念及其创立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北京大学哲学系由黄枏森先生牵头的几位学者曾编写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初稿，并曾油印成册交流作为大学教材使用。在这一过程中他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的理念开始形成起来。改革开放后，他就从正面阐发了他的这个理念，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就和其他科学一样有它萌芽、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就必定有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相互交织与转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绝不是像过去以为的那样，是少数几个领袖人物的哲学著作所构成的真理加真理、没有什么是非功过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这样一个曲折、复杂、上升的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建立起来，其必然的后果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基于这样的认识，黄枏森先生和其他学者共同努力，于1981年推出了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他被公认为起了第一位作用的主要撰稿人和统稿人。1987年他作为第一主编与北京大学学者共同推出了三卷本、计12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他不辞辛苦继续前行，1983～1996年，他作为第一主编，与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50多位学者共同努力，历时13载，推出了浩瀚的八卷本、计40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巨著，从而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推向了世界前沿，大大超越和突破了苏联、东欧以及西方的研究水平。1998年，他还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一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新教材，并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教材。
黄枏森先生在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过程中，显示出他非凡的理论驾驭能力，资料的运用能力，组织领导和相互协作的巨大凝聚力，从而完成了这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学术伟绩。
第三，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奠基和创立。
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中惨无人道罪行的不很明确的控诉和清算。在这次讨论中有关“人”的理论问题受到文艺界、哲学界等的关注，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见“物”不见“人”的议论。黄枏森先生作为一个正直的学者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方面拒斥了马克思主义不讲人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注意到文艺界、学术界所关注的人的理论问题中所指的人是“个人”。他实事求是地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空白”虽然不是笼统的“人”的问题，但的的确确是作为“个人”的“人”的问题。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要补充的正是关于“个人”问题的研究，即人学。他在1983年3月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学术讲演《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中阐发了他的上述那些思想。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对西方和苏联研究人学的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发现西方的萨特、加罗蒂、弗罗姆等已提出了建设一种科学的人学的任务，但没有真正走上科学建设的道路。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已出现了一批人学论著，80年代提出了对人进行综合研究的任务和“统一的人学是否可能”的问题，为此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提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建议。由于苏联解体，这些建议都搁置起来了，但其把人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的思路却是应当肯定的。在这样的基础上，黄枏森先生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学术追求，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创和建设一门新的“人学”科学，以便对人作综合性和整体性的跨学科研究。
为此，经过三年的持续努力，以黄枏森先生为第一主编的、包括近1500个词条、近100万字的《人学辞典》在1990年问世了。它标志着一门马克思主义新“人学”创立的开始。
在这以后的十年里，他撰写和发表了多篇讨论人学问题的论文，内容涉及人学的方方面面，后经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成册，就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当代人学问题的专著——《人学的足迹》。在这本著作中，他把人学的研究对象及性质规定为：“它是从各门有关人的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统一中，研究完整的个人及其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的科学。”在讨论人学理论的基本构架时，他明确地提出，“人性和人的本质”是人学的第一个根本问题，它要回答的是“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而他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人学的第二个根本问题则是包括“人权”在内的“人的价值和自我价值”问题。
21世纪初，黄枏森先生在他主编的《人学原理》导论中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各个基本问题，对他20年来人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概括和总结。2005年他在与人合著的《人学原理》中又以整整的一章详细地论述和发挥了“人的发展规律”的内容，这些规律共有7条：（1）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2）人的实践活动和其他活动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3）人的社会存在和意识相互作用的规律；（4）人的个体发展的有限性和类的发展的无限性相互蕴含的规律；（5）人的实践的自发性递减与自觉性递增的规律；（6）特殊个人的作用递减与人民群众的作用递增的规律；（7）人的发展的不自觉性、片面性递减和自由性、全面性递增的规律。
这样，黄枏森先生开创的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实践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体系就基本上完备和建立起来了。
第四，对列宁《哲学笔记》与辩证法的研究。
如前面提到的，黄枏森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就师从我国首位康德哲学专家郑昕先生，打下了坚实的康德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在受到不能讲课而安排到资料室工作的不公正待遇的逆境下，他发挥自己学术造诣的优势，从1960年起开始对列宁的《哲学笔记》进行注释的工作。经过直到1981年长达20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和北京大学的其他学者一起，推出了达50万字的《〈哲学笔记〉注释》，作出了苏联哲学界长期没有作出的重大贡献。在此基础上，他又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自己长期研究的成果，于1984年出版了学术专著《〈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开中国学者对《哲学笔记》写出研究性专著的先河。与此同时，他还指导研究生完成了一些很有价值、得到学术界肯定和嘉奖的有关《哲学笔记》的著作。对此，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给予了高度评价，认定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以黄枏森为代表、以完整研究列宁《哲学笔记》与辩证法为主旨的独特学派。
除《哲学笔记》外，黄枏森先生还顶住国内外学术界对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贬低、攻击乃至否定的浪潮，对这部著作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精深研究，他的结论是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这主要集中表现在它把辩证法和实践观点引入了唯物主义反映论，从而使它发展成了一个颇为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体系。但他也认为，这部带有明显论战性质的著作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缺点和不足，如就认识的辩证法而论，就没有讲感性认识如何转化为理性认识的问题；此外如对一些科学家的评价也有失误等。
为了如实地认识和评价列宁的理论和实践，黄枏森先生还与人合著了《列宁传》并于1989年出版。这部著作的导言收在1999年出版的《黄枏森自选集》里的标题就是“列宁是人不是神”。
黄枏森先生的学术成就远不止上述的四个方面。我认为，这四个方面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和建设、来创新和发展的终身追求所取得的标志性的重大成就。这些成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增添了一大笔财富。他的这种勋业将彪炳史册，永不退色！
学术品格，后世圭臬
黄枏森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两个多月了。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翻开黄老师的遗著，回想自己多年来向他求教的经历，耳边总是响起他温和清晰的声音。从我在20世纪80年代校订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中文译本，到21世纪初在理论工程中主持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黄枏森教授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支持。他不仅以深邃的思想和渊博的学识给我以启示，而且以真诚的人格力量和严格的科学精神使我受到感动和教益。2012年初春，我对黄枏森教授进行过两次学术访谈。后来我们共同整理了对话记录，并以《关于哲学的十个问题》为标题，将它发表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上（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6期）。黄老师认为这样的对话很有意义，他约我在2013年春暖时节再谈一次，并且拟定了题目。如今，这个无法实现的约定只能留在我的追思和记忆中了。这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失去良师益友的沉痛。
黄枏森教授留给中国理论界的财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品格。他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已经包含在刊行于世的著作和尚待整理的文稿中，而他的学术品格则需要我们从他的奋斗历程、治学生涯、丰富著述和学术活动中进行总结和概括，好让年青一代学人受到启示，自觉继承。在这里，我想根据自己与黄枏森教授接触的体会，谈几点认识。
第一，科学信念是黄枏森学术品格的基石。黄枏森教授毕生坚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对于他来说，这个真理不仅是治学修业的指针，而且是整个生命航程的灯塔。在《黄枏森文集》自序中，他充满感情地写道：“马克思主义不仅给了我科学的思想、智慧，而且给了我科学的理想，使我活得更加清楚、明白。”他说他庆幸自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生的事业，因为他由此坚信“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目标是一定可以实现的”，“这个目标比极乐世界、天堂、永生这些虚幻的目标能够给人以更实在的关怀，因为它是科学的结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他找到了“个人安身立命之处”，获得了“汲取奋进动力的源泉”。
在黄枏森教授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的漫长岁月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遇过严重挫折，我们的国家经历过磨难甚至浩劫，马克思主义面临过挑战、质疑和诋毁，他本人在政治上受到过长达20年的错误处分和无情打击。然而他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笃信和坚持，反而更加热忱坚毅地进行探索和思考。他对我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教学是我的终身事业。甚至在我被开除出党、不让我再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的情况下，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在被剥夺教学权利的日子里，在“文化大革命”风暴肆虐的黑暗岁月，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复杂的政治形势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犹豫彷徨、心灰意冷的时候，黄枏森教授保持着难能可贵的清醒和冷静，锲而不舍地走自己选定的路，做自己决定的事。他想到的是如何充分利用一切时间和条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开展有益的工作。《列宁〈哲学笔记〉注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他主持完成的。这部50万字的著作，至今仍然以其扎实的功底和科学的价值受到学界重视，使我们受益殊深。他在压力重重的境遇中钻研经典，领悟精髓，博览群书，积铢累寸，为日后的开拓与创新打下了广博厚实的基础。人生的逆境成了他蓄势待发的契机。
黄枏森老师的这种定力、恒心和远见，来源于他的科学信念。他在各种思潮的交锋和真伪难辨的论争中能够始终把握正确方向、坚持科学态度，从根本上说也是凭借他的科学信念。这种矢志不渝的信念是他勤学深思的结果，更是他亲身实践的结晶。青年时代，他勇敢投身于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中，包含着对理论是非的缜密思考，也蕴藏着对祖国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情关注。由此树立的信念必定会坚如磐石，也必然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学术品格。
第二，实践精神是黄枏森学术品格的轴心。黄枏森教授经常向我提起恩格斯1895年3月11日致韦尔纳·桑巴特书信中的一句名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黄枏森教授看来，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研究”不仅仅是指研究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指研究现实问题。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始终立足于社会实践，必须在揭示现实世界真实性的同时使理论成为实践的指南，并且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得到发展；离开亿万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哲学就会变成空洞的教义和僵死的教条。
在年逾花甲以后，黄枏森教授勉励自己更加自觉地将恩格斯上述教诲作为学术研究的指针。他经常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如何让哲学这株大树深深地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丰厚土壤，从而更加枝繁叶茂。我们回顾他30多年来的学术活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一以贯之的实践取向。改革开放以来，他参加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讨论、关于人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和体系的讨论、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他紧密结合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创见。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视角，研究和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实践基础，发表了有关推动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繁荣文化事业、重视道德建设等重大问题的论文和演讲。他主张从对当代世界文明和进步潮流的全面考察出发，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出发，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打破教条主义旧传统，开拓哲学研究新领域。
他对人学理论的思考就是这方面的范例。一方面，他梳理千百年来中西方人学思想史的丰富资源，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深刻论述，阐明人学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和意义，努力为构建当代中国人学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他重视人学研究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服务，使这个新开辟的研究领域从一开始就具有实践的特征。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人学内涵》《以人为本原则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位置》《论人道主义道德原则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权问题》等论文，在增强理论自觉、促进科学决策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在人学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中，黄枏森教授总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考问题，总是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来探讨问题。
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深切的现实关怀和执着的实践精神，同样贯穿在他对哲学基本理论的探讨中。因此，我们读他的文章，总能感受到时代的气息与活泼的生机。他的著述贴近我们的社会和人生，摒弃经院习气，戒绝空洞议论；文风朴素清新，力避艰深晦涩，在简约自然中形成了一种“辞尚体要，不惟好异”的中国气派。这一切都体现了求真崇实的学术追求。
第三，诚实态度是黄枏森学术品格的内核。改革开放以来，黄枏森教授反复强调，要使我们的哲学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就必须把哲学作为科学来研究、建设、运用和发展，而科学要求的是诚实和诚朴，反对的是虚假和虚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把诚实视为学术的生命。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总是郑重声明：这是他“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所谓“诚实研究”，就是始终对人民真诚，对历史负责；就是依据确凿的事实和缜密的逻辑作出判断、得出结论，一丝不苟、信而有征，反对主观臆断、穿凿附会。黄枏森教授一生恪守这个原则。他坚持了经典作家倡导的学风，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学术“著诚去伪”“论必据迹”的优良传统。
诚恳质朴是黄枏森教授做人的风格，这种风格体现在他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各个方面，反映在他与师友、同仁、学生切磋学问的整个过程，同时也表现在他晚年对一生学术历程的反思之中。在同我谈话时，他坦承自己当年在学术论战中，特别是在对儒家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批判中曾经“陷入一些偏向，今天正在努力纠正”。这些发自内心的话，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学者的磊落襟怀。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几十年来对待经典文本的态度。从青年到暮年，他一直孜孜不倦地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务求领悟要旨，得其精义。对于所有重要问题、疑难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他都仔细研读外文原著，对照中文译本，反复斟酌，认真比较，直至彻底弄清经典作家立论的背景、语境、理据和逻辑思路。对于译文中的问题，他心平气和地同我们讨论，条分缕析，追本溯源。他主张在阅读原著时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将原著及其表达的思想视为客观存在，实事求是地探求其中的意蕴；主张弄通原著思想再作评价引申，反对捕风捉影、望文生义；主张用实践作为自己观点的最后证明，反对“六经注我”、断章取义，特别是反对把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当作绝对真理。这些主张说明，黄枏森教授治学的诚实态度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根本要求。
诚实的态度使黄枏森教授面对这个喧嚣浮躁的世界始终保持安静，不受诱惑和干扰。这一点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尤为重要。马克思说过：“只有从安静中才能产生出伟大壮丽的事业，安静是唯一能生长出成熟果实的土壤。”黄枏森教授的大量学术成果，正是在安静中通过独立思考积累起来的。他说自己一辈子“重视独立思考，不喜追风赶浪”。即使某些意见形成一股潮流，他也要沉下心来，冷静审视，绝不人云亦云；即使某种观点被视为权威定论，他也要保持思想的独立和自由，从来不把这种权威定论看作不可逾越的藩篱。正因为如此，他在经典文本研究中能够辨明是非，提出创见。他的论著《〈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就是一个例证。在这部著作中，他根据列宁的《哲学笔记》手稿，重新研究了列宁提出的十六条辩证法要素，厘清了前七条与后九条的关系，纠正了以往哲学家们众口一词、沿袭多年的结论，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列宁的辩证法体系。这个独特的贡献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肯定。
对于当今学界种种不诚实的现象，黄枏森教授表示深切忧虑。他希望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勠力同心，清除积弊。他深有感触地说：“诚实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精神的表现。真正要贯彻这种精神，还要求胸怀坦荡，一心为公，摒除各种偏见。因此，一个人要一辈子做到诚实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要推动事业发展，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今天，在诚信问题引起全社会关切的时候，黄枏森教授这番话更值得我们深思。
第四，创新魄力是黄枏森学术品格的特质。既然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时代及其精神总是不断发展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从而真正成为“文化的活的灵魂”，为推进社会变革发挥先导作用。这是黄枏森教授在新时期反复阐述的观点。他不仅是哲学创新的倡导者，而且以脚踏实地的努力和众所瞩目的成绩，成为这项工程的带头人。我们今天重温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性成果，可以总结出许多经验，其中有两个亮点尤为发人深省。
一是清醒认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黄枏森教授强调，我们的创新是为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而不是改变这个本质，背弃这个要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是中国化、是创新，一方面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在坚持的前提下发展，这是决定创新的性质与成败的关键。在21世纪初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坚持、发展和创新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时，他从始至终严格遵循这个原则。在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鲜明主题、核心观点和科学内涵的前提下，他主张从对时代的考察（包括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现状和历史的考察）中、从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成果的研究中、从对中外哲学思想的分析和综合中汲取新颖的科学内容，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加以整合，最终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整体，以历史观、人学、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为分支，努力形成一个更真实、更完整、更严密的理论框架和逻辑系统。这个观点还有待实践检验，但这种探索确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提供了一条富有新意的思路。
二是科学对待创新与继承的关系。黄枏森教授在推动创新的同时，反复强调要十分尊重和公允评价前人的探索历程和研究成果。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人类哲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是对前形态的继承和创新。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以前哲学继承过来的东西看成是‘复辟’，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今形态从以前形态继承下来的东西看成是‘过时’的东西。”秉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历史意识，他全面考察了苏联哲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初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也就是20多年来受到许多人批评的所谓“旧体系”。他论证了这个体系的科学性，同时也分析了它的局限性。在全面考证和仔细辨析的基础上，他指出这个体系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参照狄慈根和普列汉诺夫等的观点构建起来的；如果以明确的对象、真实的内容和合理的结构这三个条件来衡量，那么应当肯定这个体系基本上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在内容的完整性、逻辑的严谨性、对其他哲学思想积极因素的包容性以及对时代发展和科学进步反映的敏锐性等方面，这个体系有不足，有缺陷，甚至有失误，我们的任务是对它“加以修正，加以丰富，加以发展”，而不是全盘否定。从黄枏森教授这些审慎周密的分析中我们体悟到，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不仅要有认识，而且要下扎实的研究功夫。在这里，轻率武断的结论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以上是我对黄枏森教授学术品格的四点认识。苏东坡说过：“凡学问之邪正，视其为人。”黄老师一生忠于祖国、甘于奉献，为人正直淳厚、勤勉谦逊、恬淡质朴、表里如一。这种做人的风格决定了他治学的风格。在他身上，为人与治学是一致的，他在这两方面都回应了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期待。在结束本文时，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确实，黄枏森教授当之无愧地属于在时代风雨中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代优秀哲学家群体；归根结底，是时代的进步潮流和人民的伟大实践铸就了他的学术品格。
哲学创新，传世遗愿
我在1982年有幸成为黄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追随先生已经整整30年。尤其是自2010年以来这最后三年，更受先生嘱托，常侍先生左右，协助他创办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力争成为一个重点基地，实现哲学创新，支撑中华复兴。这些天来，我一直处于深深的思念之中，黄先生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脑海之中，而他晚年的最后拼搏与最后嘱托，更是久久萦绕心头，难以忘怀……
一 黄枏森先生的历史定位
2012年年底2013年年初，黄先生两次和我说起，他和李大钊、冯定二位开创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传承关系，认为自己继承的正是李大钊、冯定开创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他还说，李大钊对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创作用，多半还是为大家所公认的，而冯定的历史作用，则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历史评价。黄先生还满怀深情地对我说起，在1981年、1982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起点上，冯定怎样把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思想接力棒交到他手中……
这就促使我对黄先生的理论贡献与历史定位，进行了反复思考，反复琢磨，反复推敲。
黄枏森不仅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而且是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人学、文化四大研究领域，他都作出了开拓性的重大理论创新；他继承发展了李大钊、冯定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优秀传统，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在学术思想界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面旗帜，积极探索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学术带头人与杰出理论家；他还继承发扬我党优秀学风文风作风，愿以哲学创新为十八大后开创新局面、实现中国梦做铺路石子，并以高尚品德师德，赢得广大师生的衷心爱戴，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评价。
黄枏森先生生前最大遗愿、最后嘱托，就是好好建设他亲手创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使之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哲学奠基、铺路石子。
二 黄枏森先生的五大理论创新、学术贡献
黄枏森是老北大人，也是北大精神的传承者。他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3年转入哲学系，自此七十年如一日，献身于哲学研究、北大建设。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黄先生曾经不止一次深情地说道：“我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的，是改革开放赋予我新的学术生命。”
围绕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理论创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铺路石子、哲学基础这个主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30年中，黄先生有五点重大的哲学创新和理论贡献。
第一，他带头编纂《〈哲学笔记〉注释》，独立创作《〈哲学笔记〉和辩证法》（1984），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新时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奠定了重要经典文本研究基础。
第二，他带头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新学科，先后推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1980）、三卷本（1987）、八卷本（1996）、一卷浓缩本精品教材（1998），旨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源和哲学基础。
第三，他带头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论，1993年和肖前先生等一起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后来又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带领我们这个50来人的学术团队，在2011年推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四部全书，并主编第一卷《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
第四，他带头创立人学，创建北大人学研究中心、中国人学研究会，先后推出《人学词典》（1991）、《人学的足迹》（1999）、《人学原理》（2000）、《人学理论与历史》三卷本（2005），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奠定重要的人学基础。
第五，他带头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1995年出版了由他和陈先达、龚书铎共同主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 2005年主编了《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哲学》。
三 最后十年带头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自2000年以来这十来年间，从黄先生的八十华诞到九十华诞，尤其是从2010年以来这最后三年，可以说黄先生的学术思想又有一个新的飞跃，新的升华，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家的最后拼搏、最后斗争。
世纪之交的20年间，他常和我说起，他对“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的哲学思考。也正是2000年，他应邀为“百年来北大学者墨迹展览”题词，写出了他的“中国梦”，为21世纪带来新希望的社会理想，也是21世纪哲学创新主旨：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干戈止息，四海弟兄。
安居敬业，其乐融融，绿色大地，郁郁葱葱。
科技发达，人寿年丰，精神高尚，礼让成风。
2001年，中国与世界站在新世纪、新千年的历史起点上，也恰逢黄先生八十华诞。我正在筹备组织这一活动，六、七月间到黄先生家时，问起活动主题，是否先重点讨论一下他的学术贡献、理论观点、师德师风，顺便也议一议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问题？黄先生语气平和而又十分郑重地对我说道：“这么多人都凑到一起不容易，是不是重点讨论一个更有意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是哲学创新问题，21世纪的哲学创新问题，当然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问题。”于是，他的八十华诞纪念成了首届“21世纪哲学创新论坛”，会后由我主编了专题论文集《21世纪哲学创新》, 2001年11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这一年7月，根据黄枏森等6位哲学家的提议，在深圳召开了全国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主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翌年4月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由黄枏森主编的论文集《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黄先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重大课题研究。他很重视人才队伍的组织，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正好这一年，北大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教研室合并为一，系领导让我出任教研室主任。我在向黄先生请教时，他嘱我不仅要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搞好，还应把整个队伍带起来，发挥集体力量，共同搞好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
四 黄枏森先生的最后斗争、最后遗愿
黄枏森是一个老党员，1948年加入北平地下党。更可贵的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晚年黄枏森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真正本色，不治家私，不谋私利，不求名利。他没有为个人创收去费心，甚至没有为自家买房，没有为自己与家人谋后路。那么，他干了什么呢？晚年黄枏森，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用最后的全部心血，创立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千方百计使之建设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为实现中华复兴的“中国梦”，做哲学奠基、铺路石子。为了实现这个最大心愿，他在九十高龄，又用尽心血，先后做了六件大事：
2010年11月29日，这一天正逢黄先生八十九华诞，黄枏森先生把我叫到他家中，没有说到一件个人私事，而是嘱我在共同起草的一封书信中，提出了大力加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建议。
2011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黄枏森领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四部全书：第一部，黄枏森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第二部，王东主编的《时代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第三部，曾国屏主编的《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第四部，赵敦华、孙熙国主编的《中西哲学的当代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2011年11月，年已九十高龄的黄枏森先生自动请缨，带领王东、杨河、丰子义、郭建宁、孙熙国、聂锦芳、徐春等诸多同志，并协同陈志尚、赵光武等老先生，创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
2011年年底，黄枏森、王东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他带领我们，力图让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掀开新的一页……
2011年、2012年，在其家人与中央编译局支持下，编辑出版了《黄枏森文集》六卷本的皇皇巨著，还有最后两卷，也已经初步编成。
在最近三五年内，已过耄耋之年，甚至超过九十高龄的黄枏森，独立发表论文50来篇，直到住院前一天，2012年12月27日，他仍在伏案写作，论文题目为《我与哲学》。他工工整整写下4页手稿，由于感到过度疲劳，而不得不搁笔，其时一量血压，已降至高压70，低压40……
这就是黄枏森先生的最后拼搏，最后冲刺，最后斗争。
五 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黄枏森先生的道德文章，不仅受到了北大师生爱戴敬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好评，而且他的学术成就也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高度评价。1981～1996年，他曾连任第一、二、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2001年，他曾作为哲学界的代表，在北戴河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2004年，他又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资深专家，受中央特邀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设大会，受到胡锦涛总书记接见。李长春、刘延东等中央领导，袁贵仁、李卫红等教育部领导，都曾高度评价黄枏森先生的道德文章。2011年3月，刘延东对黄枏森、王东加强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议的来信，作出重要批示，并在同年6月23日到北大时，亲切接见黄枏森先生，在谈话中高度评价他继承发展了李大钊、冯定开创的北大优秀传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起了重要的带头作用。
黄枏森先生逝世后，胡锦涛主席办公室打来电话，温家宝总理送来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等领导同志，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作了报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媒体作了报道。
大力加强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把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建设好，使之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为中华复兴作哲学铺垫——这是黄枏森先生晚年的学术理想与最大心愿，至今已成了他的未了之愿与最后嘱托。
作为后来人、北大人，我们一定要继承黄先生的遗志，发扬黄枏森精神，为实现他的哲学夙愿与最后嘱托，而努力拼搏，共同奋斗！
服膺科学，风范永存
黄枏森先生作为一名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为一名教育家，他传承了一种精神并为中国哲学界贡献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其中，把学术看作一种崇高生活方式的精神与哲学的科学化这一黄枏森命题就是两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把学术看作一种崇高的生活方式。
12年前，黄枏森先生在《学术界》2001年第4期扉页上作了“学术是一个国家的灵魂”的题词。这个题词体现先生对学术的定位，也体现先生视学术为生命的精神追求。在先生看来，选择学术，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自觉地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意味着把不断地揭示真理、超越自己作为生活的核心追求，它是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的生活方式，是关涉当代社会根本的生活方式，是孕育民族未来的生活方式。
在先生那里，这种生活方式首先表现为以学术服务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它要求以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思想自我为自我，要求小我融入这个大我之中，要求为百姓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在黄先生那里，学术这种生活方式其次表现为以求真为生活的根本标准和目标。在生活的根本标准和目标的设定上，历来有多种多样的主张。尽管如此，学问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具有一定的确定性，这就是“求真”二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黄先生是求真的典范和表率。他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出于对真理的执拗；他在1947年加入共产党在北大的外围组织“腊月读书会”，是出于对进步的追求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的坚信；他在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他认定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希望；他在1959年被开除了党籍，是因为讲了几句真话；他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被人称为右派，后又被人称为“左派”，是因为他始终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他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初费心写《孔子与儒家》一文，是为了填补自己在求真理想上的缺憾。先生对求真的践行，在下面这首他1995年6月24日晨起写的诗中作了很好的表白：
人生满百又何为，苦辣酸甜我自知。
书山跋涉分真假，哲海浮沉辨是非。
中圣西哲徒古奥，马恩列毛得精髓。
终身探索全无悔，宇宙人生两有之。
我不能说先生在“求真”二字上一点失误也没有，但先生始终淡泊名利，始终把求真放在首位，这确确实实体现着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气节。
在黄先生那里，学术这种生活方式还表现为一种生活美德和生活境界。人生在世，本来就是个如何做人的问题，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如何做人。如果说求真是知识分子的本分的话，那么，把握做人的真谛就是求真的基本或基础的内涵，而这事实上告诉我们，做学问与做人应当是一体化的，断不可辟为两半。先生深谙这一道理，他在培养自己的研究生时，谆谆告诫的根本上是两句话。一句话是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另一句话是：“做学问首先做人。”这两句话也是先生学问人生的真实写照。先生作为哲学上的巨人和生活上的哲人，我认为其生活美德和生活境界可以用“仁爱、温厚、谦让、自强”八个字来表述。先生关爱学生、关爱同事、关爱家人、关爱社会，乐善好施，成人之美，这是仁爱；先生宽以待人，厚道处人，虚怀若谷，温和处事，坚执中庸，这是温厚；先生谦虚谨慎，为人恭敬，不贪名利，先人后己，克己惠人，这是谦让；先生自尊自立，动心忍性，百折不挠，坚持信念，不息进取，这是自强。
2006年，在庆祝先生八十五华诞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辞中，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杨河教授这样讲：“黄先生是北大师德的楷模。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的魅力既有中国传统关于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理念的历史积淀，也有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教书育人、求真务实、淡泊名利、宽厚谦让、甘为人梯的师德精神风范。”曾在先生门下就读的康健则称先生为“一品学者，一品好人”。在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叶朗、朱良志先生在所敬挽联中写道：“海阔天空胸襟宽广宽容宽厚；光风霁月气象平澹平静平和。”这些说法都绝非虚言、妄言。
2013年3月30日，先生女儿黄萱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父亲的信念为全家洒满阳光》。文中说：
有的时候，我们也曾悄悄地猜想，父亲这般阳光的心态是不是在别人眼里有些傻？——他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加入地下党，共产党领导的翻天覆地的革命却剥夺了他祖上的家产；反右时期他在党内讨论会上满怀真诚的发言在今天看来全都是真知灼见，却使他在生命中最年富力强的20年成为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上世纪80年代末苏东解体，中国学术界弥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是政治、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早已过时的指责，可是他却始终坚守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辩证唯物主义不能被否定的底线一步不退。父亲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十几年来，我帮他录入文稿，记录整理传记和学术自传，从他一篇篇的文字当中，我体会到父亲走上革命道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终生事业，是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观察思考做出的理性选择。
……
亲爱的父亲——黄枏森匆匆地走了，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产业，所遗存款也仅仅可以帮助母亲补贴家用。但是他却留下了摞起来2米多高的著作，装满一书橱的手稿、笔记，再就是堆满几间屋的哲学书籍。这些天，我一边含泪整理着他的书桌、书柜，一边默默地想，父亲留给我们最多、最有价值的，其实是他的精神遗产——他的坚定信念，他的阳光心态。
黄萱的描述显然可以为我们对黄先生精神魅力的界定提供有力的佐证。
2008年，先生把北大精神诠释为关心国家大事、投身学术事业。应当说，先生对北大精神的界定未必全面，但对北大学人精神的界定则是非常准确的，同时也体现了他自己的精神风范。
第二，服膺科学，矢志于哲学科学化。
黄枏森的精神魅力显著地外化在他的学术成就之中。对于他的学术成就，这里不系统地谈，而只重点谈一个命题，这就是哲学的科学化。这一命题完全可以称为黄枏森命题。
哲学的科学化是个老问题，但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中国，否定哲学的科学性逐渐成为一种主流声音。出于对哲学安身立命出路的忧虑，出于对真理的执着，黄先生干脆特立独行，打出了“哲学科学化”的旗帜，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代表作有《哲学的科学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哲学的科学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主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
老实说，黄先生的这一思想，他的学生一段时间内也觉得不好理解。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本文作者之一的李凯林在随黄先生读博时，曾诚挚地当面向他表达过劝导性意见：“哲学是哲学史。哲学是主体性很强的人文学科，所以不宜说哲学科学化。”黄先生当时回答：“这是我深思熟虑的观点，当然不是随便说。”再如，21世纪初，本文另一作者袁吉富曾经在先生家里讨教，觉得肯定哲学应当具有科学性足够了，没必要说科学化。先生当时看了我一眼，就我的提法没有回答。其实科学性必然蕴含着科学化，我自己是自相矛盾的。
后来我们知道，先生观点萌芽于四川自贡蜀光中学读高中期间。在先生生前最后一篇未完成的《我和哲学》的手稿中，他这样说道：“1939年我18岁时到自贡市蜀光中学上高中，课外我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苏联哲学家的著作，知道有一门学问叫做哲学，它的任务是揭示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真谛。”“在蜀光中学开始接触哲学时，我便很容易地把它作为一门学科，也就是一门科学接受了下来。”萌芽并不意味着成形，实际上，这个观点的成形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还是在那篇未竟稿中，先生这样说：“我当时已初步具有这种思想：西方哲学家为哲学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历史性贡献，但人类哲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科学的形态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愿意为宣传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我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改革开放后，先生的这一观点酝酿成熟并为了推动哲学的科学发展进而亮出了哲学科学化的大旗。
在先生的视野中，所谓哲学的科学化，就是要把哲学自觉地当作一门学科来建设，要强化哲学求真品格，要走一条哲学学科的科学发展之路，要把哲学最终建设成为科学。这个命题有五个依据：第一是何谓科学性的依据。黄先生认为，所谓的科学性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而是体现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特性的科学性，是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于一体的科学性，是饱含人文关怀的科学性，是广义的科学性，也即辩证的科学性。在科学技术地位日益突出的时代，根本问题不在于消解科学，而在于升华科学，在于推进科学超越工具理性的局限性。第二是学科依据。在黄先生看来，任何一门学科，根本任务都是求真，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所有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理应求真。第三是哲学史依据。黄先生认为，应当这样来看哲学史，正如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萌芽、孕育、诞生、成熟的过程一样，哲学史也有一个由前科学到科学的发展过程，只不过哲学学科由于其复杂性需要的时间长得多而已。有鉴于此，黄先生指出：“我们决不要为今天的‘哲学就是哲学史’现象所迷惑。这种现象虽然已存在两千多年，但绝不是永恒的，它在人类漫长的科学史中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是哲学发展的非科学或前科学阶段。”第四是哲学本性上的依据。黄先生认为，哲学是一门求真的学问。否定了这一点，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更难以让人接受自己的思想。因为，即便是研究善与美，也有个是否善与美的问题，否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何谓善、何谓美。第五是实践依据。在黄先生看来，马克思关于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上的精华的论断在当代恐怕是得到公认的。但是，哲学要成为时代的精华，不能科学地把握时代脉搏是万万不可能的。而否认哲学的科学性，实际上也就是在根本点上否认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上的精华的论断。
对于黄先生的命题，陈先达先生有一个解读，认为别的哲学可以不要科学化，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科学化，因为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改造客观世界。对于这一解读，我们相信黄先生是不完全赞成的，因为黄先生考虑的是哲学科学化，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化。对于哲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的问题，除了上面已提到的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研究善与美的质疑性观点外，还有别的质疑性观点，其中主要的一个看法，就是认为哲学不是实证的，而是思辨的，思辨的东西不存在实践检验的问题，因此哲学不可能成为科学。黄先生则认为，这种观点是似是而非的。实际上，哲学命题不是纯思辨的，它最终还是实证的，也就是说，哲学命题归根结底是要经过实践检验的。这当然不是说用一次实践、二次实践、多次实践就能证明它或者否定它，而是要用整个人类的实践来检验它。与此同时，黄先生还指出，把科学直接理解为实证科学并不准确，例如数学就不是实证科学、理论物理学则更多地依靠数学和逻辑推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都不能否认它们都是科学。不仅如此，更进一步说，即便是实证科学，也不完全是实证的，而是实证和思辨的统一。“可以说，一切科学归根到底都是建立在实践及其经验材料的基础上，也都离不开逻辑思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实证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思辨的。既没有纯粹实证的科学，也没有纯粹思辨的科学。实证与非实证的区别只有相对的意义。作为一门科学，哲学与其他科学一样具有实证性和思辨性。”应当说，黄先生的这个论断是很有说服力的。
黄先生还进一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科学性的追求，其实就是哲学学科的科学性建设，当这个任务真正实现时，在哲学前面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定语其实可以不要。在众多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呼声中，黄先生的这个理解颇具哲学大心，超越了学派的局限，体现了他所主张的哲学研究是以民族性的形式、时代性的内容去求索具有人类普遍性的问题的哲学良知，很好地回答了哲学怎样科学发展的问题。对于这一点，黄先生在2012年为纪念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所撰《更加自觉地走哲学学科的科学建设之路》一文中作了明确的阐述。他指出，我国关于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其他学科的第一个二级学科基本上都是与一级学科同名，其任务是要研究该学科的一般理论，如政治学的第一个二级学科是政治学理论，法学的第一个二级学科是法学理论，还有社会学、民族学等。唯独哲学学科的第一个二级学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似乎不是研究哲学的一般理论，而是研究一个流派；而其后的7个二级学科也没有一般哲学理论，“这样，一般的哲学理论不见了、失踪了，哲学成了集合名词”。“在中国第一个哲学系百年大庆之际，我想提出一个建议：全系8个二级学科都应该走学科建设的科学之路，即以对象为出发点，按对象的要求来构建更加真实、更加完整、更加严密的科学体系。”“这个问题涉及北大哲学系发展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所以在建系百年大庆中提出来，言简意深，言难达意，是耶非耶，均所企盼。”
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和全面推进，在中国哲学界，一切传统理念都被重新审视，何谓哲学、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求新、求异思维成为主流志趣。但与此同时，对原有理论的科学性不加分析、一概否定的倾向也日趋严重。历史发展中虽然难免出现矫枉过正现象，但这种动荡性若摆动太大，则会使社会发展付出不必要的“折腾”代价，有些折腾甚至会导致长达若干年的民族灾难。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政治剧变就与其在哲学思想上被某种西化理念所折腾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思想理论上保持了继承发展的路子，其实质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没有被全然否定。这首先有赖于党中央在政治上正确掌舵，同时也与学术上有黄先生这样一批不怕被斥为保守的冷静的“求实者”密切相关。可以说，黄枏森命题为捍卫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了学理基础，为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哲学传统提供了智力支持，饱含着他对中华民族哲学自我构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自信。
黄枏森的精神魅力和黄枏森命题意义都非常重大。现粗浅梳理这两份遗产，以表达对黄枏森先生深切缅怀和纪念。
永远的丰碑
一 仁者寿
黄老师走了，以92岁高龄走在北京冬日的灰霾里，离春天的到来就差11天。
2013年1月25日清晨，我去学校计算中心参加今年硕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入学考试阅卷，在入口处遇见王强，他忧伤地告诉我：黄枏森老师昨天走了。我自语道：怎么会呢？刚住院没几天，怎么就走了！他说：学校已下了正式通知。这时我明白了，黄老师真的离开了我们，不能和大家一起欣赏今年的春色。从此刻起，我的心情像灰霾笼罩的北京——晦暗不明。
为了排解内心的晦暗不明，我几次到四院哲学系灵堂，见到鲜花上方悬挂着黄老师的遗像，遗像充满慈祥。抬头望见他柔和目光，他的目光带来极大抚慰，身心松快许多，犹如他活着时，一次次为我们破解内心困惑，为我们解决学术难题，为我们驱散思想迷雾。2月1日，在八宝山与黄老师最后告别，他躺在鲜花翠柏中，鲜红的党旗覆盖在身上。在音乐声里，在泪光中，黄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终身热爱的哲学和教育事业；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朋友；离开了他的同事和学生；离开了他生活、学习和工作70年的北京大学，离开了这个曾把他推向人生高峰，又曾让他跌入谷底的地方。在未名湖畔、在教室里、在校园里、在会场上，在这个世上，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但是在他的著作里、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梦里，我们与黄老师在一起思考、对话和游耍。他的著作不朽，他的思想不朽，他的风范不朽，黄枏森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一直期待黄老师长寿，像期待父母长寿一样。
2012年10月26日上午，哲学系举行建系百周年纪念大会，黄老师在主席台上与3000多名系友共庆哲学系生日。那天黄老师带着手杖，与其他三位老师接受哲学系颁发的“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见黄老师带手杖，毕竟是91岁的老人了。但三个小时大会，黄老师未曾离开。那时我脑海又浮现一个念头：黄老师能突破百岁关口，我在内心祝福他成为百岁老人。
我期待黄老师长寿。第一次有这样想法是在他80岁时，21世纪第一年即2001年。那年春天，谢龙老师主持召开关于“纪念冯定诞辰百年”筹备会。在筹备会上，黄老师发言认为：冯定贡献很大，但对他的研究和宣传不够，由北大发起召开全国纪念冯定学术研讨会十分必要。筹备会决定2002年冯定百年诞辰时召开研讨会并出版纪念文集。会议结束已到中午，谢龙老师安排与会人员在百周年纪念堂北侧“师生缘”就餐，他有为黄老师祝寿之意，因为今年黄老师刚好80岁。席间，大家祝黄老师长寿，我也希望并祝愿黄老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军人物，而且是这支队伍健康长寿的榜样。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同志与从事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同道相比较，长寿的同志不多，像艾思奇、高光等同志英年早逝。黄老师已经80岁，但精神和身体尚健，有望成为长寿老人。第二年春天，冯定纪念会如期在北大召开，并出版了张岱年题写书名的《平凡真理 非凡的求索》一书。
在此后的日子里，黄老师多次讲到：冯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巨大，但我们对他研究和宣传不够。事实也如此，在协助谢龙老师筹备冯定纪念会期间，我到学校档案馆查阅冯定相关资料，深感冯定是一位学者和战士，而无论作为学者，还是作为战士，后人的认识都不足。
黄老师对先人记挂，显示他有仁者之心！认识黄老师的人都认为他为人宽厚，也许是这种仁者之心，使黄老师长寿，生命到92岁高龄才安息！
二 丰碑
2012年4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将迎来20周年院庆，受学院委托，我主持编写《北京大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一书时，经过对历史梳理和现实考察发现：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已有近百年历史，在北大近百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史上有三座里程碑，他们是李大钊、冯定和黄枏森。
李大钊（1889年10月～1927年4月）1917年11月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底，他在北大秘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3月，他指导邓中夏等人成立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秋，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史学、经济、政治各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等课程，前后达七年。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作为课程进入中国大学课堂，在世界上，李大钊是仅晚于意大利拉布里奥拉把马克思主义引入高校课堂的又一代表人物。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在北大点燃马克思主义火炬，马克思主义由此传遍中国大地并成燎原之势。直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在中国薪火相传并成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他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第一座里程碑。
冯定（1902～1983）1925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抗战期间在新四军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1955年冯定成为首批中国科学院233名学部委员之一，1957年由毛泽东提名调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后任系主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冯定的贡献在于：第一，他的《平凡真理》，这是继艾思奇《大众哲学》（1935年出版）之后，又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杰作。此书1948年在大连出第一版，1950年6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第二版，到1980年共重印11次，发行近50万册，是中国五六十年代最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直至今天仍然放射真理光芒。第二，冯定对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作了深入研究。1937年他出版《青年应当怎样修养》, 1956年出版《共产主义人生观》, 1964年出版《人生漫谈》。在30年时间里，冯定一次次研究和阐述个体生命意义和价值并取得突出成果，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个人学空场，实际上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个体生命意义和价值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冯定的这一工作，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作出一定程度的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仍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挑战的重大问题，必须深入研究并取得具有说服力的成果。对此冯定开辟了一条道路，树立了榜样。第三，冯定为哲学系制定了“一体两翼”办系方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为两翼），这一方针为哲学系健康发展奠定坚实思想基础，改革开放后，黄枏森任系主任，这一思想得到发扬光大。第四，作为校领导，冯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北大走向学术化、正规化和普及化。作为中国学者，冯定培养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研究生。由于“文化大革命”冲击，冯定在北大未能展其才，但是这动摇不了他成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第二座里程碑。
黄枏森（1921年11月～2013年1月）1942年在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一年后转入哲学系，抗战期间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赴印度受训，抗战结束复学，1948年大学毕业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读研究生，研究康德哲学。1949年任北大政治理论课教师，1950年任哲学系助教，开始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直至生命结束，时间长达60余年。在60余年的教学科研中，黄枏森取得杰出成绩。第一，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和教学取得重要成果，尤其是他主编的《〈哲学笔记〉注释》具有国际水平，获得苏联同行高度评价，一代代中国学人通过他的书而读懂列宁这部深奥著作。第二，他在中国领导并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三卷本、八卷本、一卷本）奠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基础，尤其是八卷本，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第三，他开创并推动人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他主编《人学理论与历史》受到国内学者重视。第四，他始终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四卷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推向新的高度。第五，他对文化和社会问题研究取得突出成绩。第六，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立和发展奠定基础。他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大批人才。黄枏森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第三座里程碑。
李大钊、冯定和黄枏森，他们成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百年史上三座丰碑。他们有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深得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们都有独立思考、不畏权势、追求真理的独立人格；他们具有求实创新的精神和能力，以自己的创新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以自己的学术创新成果培育青年，使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在中国薪火相传。他们做到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对于他们的伟绩，不是用笔写在纸上，用键盘敲到电脑里，而要用锤子和錾子铭刻在岩石上，因为他们事业不朽！
三 风范
对于我来说，李大钊和冯定是听说过没见过的前辈，只能从他们的著作和事迹中去接近他们、认识他们，从他们的书里吸取智慧和力量。黄枏森老师呢，我与他交往20年，在他的教育下，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园地里生活、学习和工作20年。如今他走了，这块园地失去照料它的一流园丁。而在这块园地继续耕耘的我，又怎能忘记老园丁的身影？阵阵春风刮过，北京十分难得的春雨春雪已飘落几次，春风吹开了迎春花、樱花、桃花和玉兰花，在雨水的滋润下，树枝吐出新绿。清明节越来越近，此时对故人的怀念也更加强烈，往事自然呈现：
黄枏森老师是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的经典著作选读课要学习一年。那一年，每周三下午三节课黄老师都与我们在一起，从未缺席过，这是黄老师参与上的最后一届博士生课。这门课程有四位老师八位学生，四位老师是黄枏森、赵光武、赵家祥和施德福老师。黄老师从年龄、资历和学问都是尊者，但他以平等身份与大家在一起，每次带一本很厚的笔记本，学生发言他也会记笔记，同学在他面前没有任何压力，大家畅所欲言，错误观点、幼稚想法都讲出来，老师们给予指点。第一学期快结束，辞旧迎新时刻到了，约定一个晚上时间，老师和学生一起迎接新年到来，黄老师从家里带来许多糖果糕点，学生和老师都很开心。师兄们说：这是黄老师多年习惯。第二学期结束已是夏天，最后一次课老师们提前下课，四位老师带着八位同学去未名湖留影。那时相机不普及，黄老师带来相机，领着大家在湖畔边讲解边一起留影。记得我们从一教小路下去，到现在陈守仁中心，黄老师介绍说：这里以前是校医院。那天阳光灿烂，天高而远，湖平而静，老师和学生着夏装，年轻而精神。照片还在影集里，黄老师却离开了。
我与黄老师有过一次远行，2004年春天，我们俩一起去绍兴参加全国人学学会年会，那时我留校任教已经六个年头。陈志尚老师提前到绍兴做会议准备，他委托我负责陪同黄老师，因为黄老师已经83岁，确实需要一个年轻人同行。我去买票时，黄老师特意提醒，他身份证上的“枏”电脑打不出，就用“楠”，买票很顺利，电脑字库能出“枏”了。出发那天，我到朗润园接黄老师，他在家收好东西，一看他的行李就知道黄老师出门不用担心，上了出租车就去首都机场，飞机正点，下午到杭州笕桥机场，乘会议中巴到绍兴。
一路平安，我也高兴，其实，黄老师不需要特殊照顾，他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一路给我讲了不少生活小常识，如飞机上乘务员发零食，黄老师告诉我，飞机上气压有变化，这会让耳不舒服，咀嚼坚果就解决问题。黄老师一口乡音（四川话），我听着很顺当，因为是独处，我也就讲云南方言。黄老师在昆明上西南联大，听到云南话，他对云南兴趣来了。记得他说：在联大他参加远征军，到印度受训，主要是学习汽车驾驶，我插话说：你能在滇缅公路开车，穿越怒江峡谷，你的车技厉害。他说：当时可以，解放后再也没有开过汽车，但驾驶证现在还保留着。会议期间，组织大家参观鲁迅故居、蔡元培故居和会稽山兰亭，这些活动黄老师都参加了。游会稽山兰亭那天，我们俩坐在流水边休息，他说：当年王羲之他们就坐在流水边，杯里倒上酒，把杯放在流水上，酒杯漂到谁面前停下，谁就喝酒。《兰亭序》写的“流觞曲水”就这个意思，这就是魏晋风度。黄老师一说，我对魏晋风度的理解加深了。会议结束，我们俩直接回北京，没有在杭州停留。现在回想，有些遗憾，当时应该邀黄老师一起游西湖。如果有来生，只能下辈子找机会与黄老师游西湖了。
这次与黄老师出门远行，我发现黄老师不仅宽厚慈祥，而且他十分坚强，他的骨头很硬，像千斤顶一样能撑起巨大压力。我也理解为何“反右运动”中他被开除党籍也不动摇：他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和坚定的信念。也许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格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这是问题的一面，黄老师坚强的性格使他逆流而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取得一流成果。
2011年教师节前夕，孙煕国书记带着马克思主义学院几位教师拜访黄老师，我也参加拜访。黄老师主编的四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出版不久，他用纸包好写上我的名字送给我，我很感动。但那天的谈话有些沉重，我说：黄老师，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快一百年了，从学术角度看，它在北大没有完全站住脚。黄老师有些激动，他说：正因为如此，我才给党中央写信，我都90多岁，跳出来了。我们一起努力，哲学系是半边天，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半边天，大家团结在一起，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研究，拿出扎扎实实的东西。黄老师90岁披挂上阵，在北京大学挂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的牌子，他在中心作了第一次学术演讲。现在他走了，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清明的脚步越来越近，过几天就迎来黄老师逝世的第一个清明节。在此，我写下以上文字，表达学生对老师的怀念！
先辈们安息！黄老师安息吧！
执行编辑：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