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摘要：本文认为，毛泽东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一个根本成就，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90多年奋斗中，毛泽东开启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本文就毛泽东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关键词：毛泽东 十八大 中华民族复兴 中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石仲泉（1938～），男，湖北红安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原副主任。
一 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历史基础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投身中国革命以后，他的一生就在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宏伟事业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奋斗。在近乎一个甲子的岁月里，他历经磨难，付出沉重代价，也遭遇各种诋毁，但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从宏观而言，他有四大功绩。
（一）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他的正确党建理论对把中国共产党建设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从而成了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列主义理论来建设党。但是，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在这样的特殊国度里，建设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任务极其艰巨。党的早期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做了许多努力，但真正解决在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主要是毛泽东。他把这个问题作为“伟大工程”来对待，主要实施了四大“工程”。
一是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非常注重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党不能不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中大量吸收党员。为了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毛泽东从制定“古田会议决议”始，就强调教育党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方面靠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教育，包括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汲取营养，用先进的文化理念教育广大党员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毛泽东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作为共产党先进性的根本要求；把“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样，正如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指出的，毛泽东的建党路线，“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即使工人成份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二是强调坚持实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教条主义，倡导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说过：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作保证。他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理论，首要一条，就是确立并坚持实行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尽管20世纪30年代初他已形成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但从全党来说，主要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总结党的历史的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才确立起来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报告，不仅对什么是“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作了新的界定和阐释，而且鲜明地论述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创造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观的尖锐对立，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七大实现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引下，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革命取得了全国性胜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胜利的法宝。
三是强调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和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人民群众往往根据党的作风（党的形象综合性外在体现）来评价党，并决定采取的态度。党的作风建设，是关系到党能否保持先进性、得到人民群众拥护、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重大问题。因此，作风建设一直是毛泽东为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党的七大，他对关系党的性质和生命的三大作风作了精辟论述，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只要坚持三大作风，中国共产党就能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立于不败之地。
四是强调走“民主”新路和坚持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清廉、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这就是“窑洞对”和“赶考对”。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回答黄炎培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周期率（律）”问题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周期率（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以谆谆之言勉励共产党人过好执政关。随即党中央迁往北京城，他还念念不忘：今天是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不要学李自成，学李自成，就失败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所以有良好开端，“民主”新路的探索和两个“务必”思想的坚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还有不少内容，但上述四大“工程”为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缔造了中国共产党。
（二）毛泽东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他提出的建军理论、战略战术和重大决策，不仅打败了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而且敢于同美国等国军队进行较量，从而使人民军队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坚强柱石。在旧中国，由于反动统治者对广大工农群众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不仅不给予任何民主自由，而且对于任何反抗都实行极其残暴的血腥镇压。因此，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为了求生存和解放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毛泽东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是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之后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此后，他领导湘赣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与随后上山的朱德等一起开辟井冈山道路，并与此前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的周恩来等共同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但是，人民军队能成为一支新型的革命武装，打败在数量和装备上远胜过自己的敌军，主要得益于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一整套战略战术；在新中国成立后，能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也得益于他的一系列重要战略决策。
1．毛泽东建军思想，使人民军队成为区别于任何旧军队的具有先进理念的新型革命军队。毛泽东建军思想很丰富，但主要有四大内容。一是确立并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他起草的被誉为人民军队建军纲领的“古田会议决议”，批评各种不利于党对军队领导的错误观点，强调“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负责同志应该受党的领导。在抗战期间，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军队必须“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下”，党要对人民军队实行“绝对领导”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思想。这是人民军队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即使在社会主义现阶段，这些思想原则也绝不能动摇。二是确立并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在早期的红军建设中已有了这个宗旨的初步思想。在《论联合政府》中他明确指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正是有了这样明确的宗旨，才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先进性，因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三是确立并坚持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工作原则。在中央苏区时期，政治工作已被认为是红军的生命线。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问题作了深刻阐述，提出政治工作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三大基本原则，强调有无这样的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和其他军队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准。四是确立并坚持人民军队的纪律建设。党从创建人民军队伊始，就重视军队的纪律建设。毛泽东先是在井冈山时期为部队制定了“三条纪律六项注意”，到中央苏区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全体红军和地方武装的纪律。解放战争时期，又以训令形式重新颁布。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主体的纪律建设，体现了人民军队尊重人民、爱护人民的风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集中反映，对于增强人民军队的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2．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独特战略战术，是人民军队打败一切强敌的重要法宝。还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从游击战实际出发，制定灵活的战略战术。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他更是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战术。经过对各个革命时期和各种类型战争的经验总结，他和他的战友们先后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战术原则。一是井冈山时期以“十六字诀”为基本内容的游击战战略战术，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二是中央苏区时期在反“围剿”战争中提出的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战略战术原则，主要有：诱敌深入；待机破敌；以不断袭扰、迟滞行动消耗敌人，掩护主力隐蔽集中；在战役战斗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速战速决；乘胜发展胜利，并准备打破敌人新的“围剿”等。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先后提出反映本地区特点的游击战战术原则。三是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创造性地将战术层面的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层面，使之成为指导敌后抗战的战略方针。这时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四是解放战争时期，提出了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歼敌人强大兵团相结合、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相结合、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相结合的新的战略战术原则，这就是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为核心的“十大军事原则”。它是对党进行武装斗争以来的战略战术原则的一次最全面、最精辟的科学概括。上述战略战术原则，是人民军队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取得作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3．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戳穿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国内经济社会建设赢得了长时间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胡乔木说，要不要派志愿军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最艰难的决定之一。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物资匮乏，财政困难，且中美两国的国力悬殊，军事装备是“小米加步枪”水平与拥有原子弹等现代化武器极不相称的对阵。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毅然决定出兵参战，并做好应对最坏局面的准备。经过两年零九个月极其艰苦的军事政治较量，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猖狂进攻，根本扭转朝鲜战局，使得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接受谈判实现停战。人民军队入朝作战，经受了现代战争的洗礼，既打出了军威，也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迄今有一种看法认为，出兵朝鲜影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这是有悖历史事实的。因为在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第七舰队就已入侵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台湾；而志愿军入朝是在10月，且当时海军无现代舰艇，很难跨越海峡作战。因此，以台湾问题来否认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是没有根据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打了这场战争，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再也不敢轻易欺侮和侵犯中国，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
（三）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实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极其深刻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尽管在探索中经历严重曲折，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新中国与旧中国相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并提供了宝贵经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巨大成就主要有：
——在政治制度方面，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各族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族团结。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受帝国主义长期压迫、控制的半殖民地历史，成为完全独立、拥有完整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自主国家；结束了旧中国长期军阀势力各自为政而四分五裂的历史，实现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外）的国家统一，并为实现中华民族和平统一大业作了重要准备；结束了旧中国长期存在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深重的历史，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各民族间平等互助、团结和睦、共同进步、走向繁荣富强；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社会状况，城乡基层组织逐步健全，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加强了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中华民族开始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经济建设方面，既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又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言，结束了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阶级掌控国民经济的历史，由国营经济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土地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消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工农群众在获得政治解放之后又获得了经济解放。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广阔前景。就生产力发展而言，结束了旧中国工业极端落后、国民经济破败不堪的历史，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和调整，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挫折，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不少产品的产量得到成倍、几十倍增长。
——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得到很大发展，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有基本保障。结束了旧中国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疫病流行、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历史，教、科、文、卫、体等各项事业纳入各个五年发展计划，基本设施有很大改善，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得到空前发展，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特别是科学技术获得巨大进步，不仅拥有核技术，而且成功发射“两弹一星”，某些尖端科学技术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某些体育项目飞速发展，从1950年代起就不断打破世界纪录，获得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
——在国家安全方面，建立起拥有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的强大国防力量，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就国防而言，结束了旧中国屡受外国侵略和欺凌的历史，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将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屡屡挫败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武装挑衅，成为能够保卫祖国神圣疆土，抵御任何外来入侵之敌的钢铁长城。就外交而言，结束了旧中国没有独立外交和应有的国际地位的屈辱历史，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地同世界各国交往，积极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改善了同一些大国的关系，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岸雄姿屹立在世界东方。
（四）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伟大成果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近现代中国革命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革命斗争要取得胜利，一定要有正确理论指导。即使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将马列主义教条化，也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有把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成为拯救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科学指导思想。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自投身中国革命之日起，就致力于研究中国实际。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他非常注重独立思考，有极高的领悟能力，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能够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而，党在经过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的严重挫折后，选择他作为主要领袖。党的七大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毛泽东思想仍然是党的指导思想。对于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有三点想法：
第一，应广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体系内容作过概括。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在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时，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新的认定。一是将毛泽东思想定义为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二是明确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主要反映在他的科学著作之中。三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内容作了新的概括，即“六+三”体系。按照这个体系，它包括党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正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体现革命战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内容；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兼及内政外交国防各个方面，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标志着党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我们现在所讲的坚持毛泽东思想，即是具有这样丰富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四是将毛泽东晚年错误同上述毛泽东思想严格区别开来，毛泽东晚年错误违背了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之列。上述思想尽管是32年前的“历史决议”明确了的问题，但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了，对这个问题不甚清楚。何况那种反对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加以区别的看法还有相当市场，海内外某些贬斥毛、丑化毛的思潮就是通过片面夸大毛泽东晚年错误而达到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目的。因此，继续广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进行一次再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应科学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自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来，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不能因此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党的指导思想的定位持有异议。为此，需要明确两点：
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90多年来，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两次伟大革命，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伟大革命，实现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伟大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伟大革命（即改革开放以来），实现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伟大理论成果，就是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没有包括毛泽东思想，就是因为这是两次伟大革命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它们之间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含毛泽东思想，不存在“非毛化”问题。
2．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并不是说两者没有任何逻辑联系。恰恰相反，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没有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内，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正如党一贯强调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创新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是对它的坚持和发展。因此，既不能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割裂开来，更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
第三，应继续深入地阐发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尽管党的文献和领导人报告一直讲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但其具体指导意义在哪里，这些年来学界鲜有论述，媒体少有宣传，因此造成一种误解：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虚的，而非实指。怎样消除这种误解呢？这就需要加强研究和宣传，深入地、实在地阐发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这个指导意义至少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和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历史，还需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对这个时期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二是毛泽东思想中上述六个方面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以及科学论断，对于现在和今后党的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得出那些原理、原则和结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三是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活的灵魂。需要继续认真学习和运用这个“活的灵魂”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思想会有多个层面的指导意义，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绝不能让它虚化、空泛。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发挥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是多方面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犹如建筑万丈高楼，但万丈高楼平地起，毛泽东的上述四大宏观功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二 毛泽东晚年错误对民族复兴影响的辨析
任何伟人都不是圣人和完人，毛泽东也如此。他既为党和人民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伟大功勋；同时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怎样看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评价他一生的功过，以及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影响呢？
（一）应客观地、理性地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从性质而言，主要是“左”的错误。从内涵看，主要表现为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乃至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方面，一度片面强调高速度，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从危害来说，有局部范围的，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反右倾斗争，1964年开始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和四清运动等；属于全局性的，主要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再就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两次严重错误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
对于毛泽东的错误，长期以来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不承认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特别是鉴于目前官员腐败难治、穷富差别悬殊、社会乱象很多，一些人认为应该发动“文革”。另一种是片面夸大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否定他的功绩，甚至编造许多莫须有的“秘笈”，将毛泽东妖魔化、丑恶化。这两种倾向都有悖于历史，不符合毛泽东的实际情况。这两种倾向虽是两个极端，但有一个共同之点：认识褊狭，各执一词，宣泄情绪，主观臆断。姑且不论有否政治企图，但这种情绪化地看待历史，不可能得出客观理性的结论。对于毛泽东晚年错误，1981年“历史决议”作了深刻分析，是实事求是的；并且指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错误是严重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了灾难，不应该忽视或掩盖其错误的严重性。因此，一些人要重新肯定“文革”是不足取的，这种逆历史潮流的倒退行为是不得人心的。至于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不可能靠再来一次“文革”来解决，如果“文革”能解决，怎么又产生了这些问题呢？再来一次“文革”，只能把30多年来之不易的令世界惊羡的赫赫成就毁于一旦。目前的社会弊端，党和政府正在努力解决，只有靠民主和法治才是根本出路，尽管这需要时间，但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走向。
那种将毛泽东妖魔化、丑恶化的倾向，不论是否别有用心，至少陷入了认识误区。比如对于“文革”，那种将毛泽东与“四人帮”混为一谈的看法，就扭曲了历史。尽管毛泽东信用了“四人帮”，特别是江青，但只要客观地、理性地作深层次分析，毛泽东与“四人帮”，还有林彪集团的区别是明显的。毛泽东是严重错误，那两个集团是罪孽深重，两者性质完全不同。这主要为：第一，两者的目的主旨不同。尽管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实际情况作了非常错误的估计，但发动“文革”的根本主旨是为了党和国家制度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江青一伙更多是为了夺取更大权力，乃至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第二，两者的活动情况不同。毛泽东尽管没有在全局上改变“文革”的错误路线，但其间也有不少正确的决策。如保护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领导了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没让江青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允许继续进行“两弹一星”等国防高科技试验；始终警觉地维护国家安全；1970年代始调整外交方针，推动打开对外关系新局面；等等。而江青集团，则主要进行大乱天下、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第三，两者的历史基础不同。毛泽东有前述的那些伟大功绩，而“四人帮”在历史上无功可言，在“文革”中则罪大恶极，罄竹难书。至于林彪，他虽然有战功，对人民军队建设也有贡献，但最后叛逃国外，折戟沉沙于温都尔汗，性质完全变了。因此，那种对毛泽东只言“文革”错误，称什么“五人帮”的说法是违背历史、混淆是非的。
（二）应公正地、冷静地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意图。主观意图与客观效应，即动机与效果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复杂问题。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能对历史人物的动机与效果进行恰当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论的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要求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把动机与效果的分析结合起来。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动机，1981年“历史决议”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些年披露的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和出版的回忆录，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如，人们关注的毛泽东在逝世前讲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民主革命的胜利；第二件大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经他认可的九大政治报告，还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这都说明他是很看重“文化大革命”的。从这里也可看出他发动“文革”的主观动机。这就是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并不是为了别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他所认为的革命、他所担心的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从理论上说，为了把他所错误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到底。
事实上，凡是从那段历史走过来的亲历者，无论当时的境遇如何，都不难了解毛泽东晚年的思虑和言论。他一向是高瞻远瞩，从战略上看问题的。毫无疑问，他是看到了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和弊病的。在他看来，对于一个执政的具有革命性的先进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同背离社会主义制度的现象作斗争，不断自觉地揭露和克服自己组织中存在的阴暗面，坚决防止走上脱离人民而蜕化变质的道路，这是首要任务。他发动“文革”，就主观愿望而言，就是要解决他所看到的那些问题。但不幸的是，他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十分错误的估计，片面地看待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与他的不同意见，严重地夸大了党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和弊病，把极少量的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同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搅为一团，由混淆是非导致混淆敌我，并且采用了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错误方法，这样，尽管他在主观上以为是在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成为悲剧。
有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整人”，既以“整人”开始，也以“整人”告终。应当说，这是典型的情绪宣泄，仅仅罗列一些现象而作出经不起推敲的结论。不错，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同志，包括跟随他驰骋疆场、出生入死、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一些杰出的领导人都被悲惨地“整”倒了，这是不可挽回的沉重损失。对此，毛泽东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但是，应当弄清楚的是，他为什么要“整人”，许多人都被“整”倒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还没有停止呢？仅仅用“整人”说，是解释不通的。恩格斯在1859年致拉萨尔的一封信中在评论戏剧时曾指出：主要的“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也应当这样去认识。不是说，他没有这方面的缺点，但这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单纯地从琐碎的个人欲望、彼此的恩恩怨怨或权力斗争之类，是解释不了这样重大而复杂的历史现象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仅可以从他发动时的主观愿望去分析，还可以从他在“文革”中所作的上述正确决策和在他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得到说明。他发动“文革”的指导方针无疑是错误的，他丝毫也没有要改变这个全局性指导方针的想法。这从邓小平的“第三落”看得很清楚。他解放了邓小平，并有让他接班的意向。但在1975年年底认定邓小平有否定“文革”的倾向后，毅然决然地再次罢了邓小平的官。这说明他是坚决捍卫“文革”的，也是他对待任何人的态度的一条底线。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定他在“文革”中所作的上述正确决策和在他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如果这样看问题，对他也是不公正的。过去那种“路线错了，一切皆错”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我们既不能用这种观点去对待别的领导人，也不能拿来对待毛泽东。这也说明，不能仅仅从个人的琐碎欲望去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这样重大事件的主观动机。当然，实事求是地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动机进行科学分析，丝毫不是为了要开脱他的严重错误，也不是说他在“文革”中“整人”是“整”对了，被“整”的同志活该挨“整”。绝对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如果去作这样的片面“引申”，则与科学分析这个问题的初衷相距十万八千里了。
（三）应着重分析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历史根源。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研讨党的历史问题时总结出一条经验，即“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也应当这样去分析。1981年“历史决议”率先作出了榜样，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进行全面分析，既指出他犯错误的主观因素（比如骄傲情绪的滋长，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缺乏法制观念，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又着重地分析了他犯错误的环境和根源。
首先，从国内政治原因而言，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和其他社会政治矛盾，缺乏思想上的准备、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政策。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和其他社会政治矛盾，当时没有这种思想认识。然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一些没有预料到的新矛盾、新情况，及至酿成某种严重的社会政治事件之后，党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又作了过度反映。即没能保持清醒头脑，去对这些新的复杂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的科学分析，而是比较习惯凭革命战争年代的老经验办事，简单地套用阶级斗争的公式进行观察和解决，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把一定范围或特殊情况下出现的阶级斗争夸大为急风暴雨式的全面阶级斗争，从而导致了“反右派斗争”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从国内来讲，是党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新形势缺乏科学分析和正确决策的必然结果。
其次，从国际环境的影响而言，自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扩大为两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迫使我们党在国际上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在国内也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国际上的斗争本来是可以同国内和党内的斗争区别开来的。但是，一方面由于苏联对我国进行各种方式的颠覆活动，另一方面由于那时已经把国内和党内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以及跟一些不太严重的错误倾向的斗争，几乎都看作阶级斗争或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使得国际上的斗争同党内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进一步混淆了国内和党内问题的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这样就人为地产生了一种紧迫的危机感，似乎不发动一场非常的“革命”，国内的“修正主义”就会上台，就会导致亡党亡国等。这是促使毛泽东错误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再次，从理论认识根源而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和教条化，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套错误理论，而他本人还把这些错误的理论当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为保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许多论述，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是当然需要的。但是，首先必须对这些著作中的重要论点有一个正确了解，决不能把这些著作中的论点，更不用说是被误解了的论点，当作教条照抄照搬。毛泽东本来是以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而创立毛泽东思想这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但晚年犯错误时走向了反面。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认识固守或误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犯了他过去所批判过的那种错误；并且还认为是在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他把在社会主义社会占次要地位的阶级斗争上升到占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把社会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为整个社会都存在，甚至主要地表现在党内；把在一定时期内作为残余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从而形成了一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完整理论。这种理论上的迷误反过来又加强和扩大在实践上的错误，并使得在实践上的错误在理论上找到了“根据”。这样的相互印证，就越来越对错误执迷不悟，顽固坚持。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他在理论上的严重迷误导致的必然结果。
最后，从历史根源而言，即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专制主义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有异常长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尽管党在漫长的民主革命时期与封建主义在政治上进行了坚决彻底的斗争，但是，长期存在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遗毒没有肃清。这一点不能不影响到党内，甚至党的领袖。个人崇拜、家长制、特权观念等，尽管不是封建主义的专利品，但是在我们这样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很长的国家里，这些观念的表现非常突出。否则，“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之中，在林彪、江青一伙的蓄意煽动下，发展到狂热程度的个人崇拜，以及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超过和压倒党的权威等现象就不可理解了。此外，我国革命历史的特殊条件和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崇高威望，又影响了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这就在客观上提供了一个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助长了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从而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动、开展和坚持。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但是，对当时犯错误的环境进行分析，找出犯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是最根本的。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多方面的历史启示，也才能真正读懂毛泽东而受到教益。
（四）应全面地、历史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对他的一生怎样评价呢？1981年“历史决议”也提供了范例，坚持全面地、从历史的发展中对他一生的功过进行分析。这主要是通过概述党成立以来的战斗历程，不仅对新中国成立以后32年的历史作了系统总结，而且对新中国成立以前28年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作了简明回顾，从而为全面地论述毛泽东一生的功过与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历史背景。首先，这突出了毛泽东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和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两次从当时错误领导造成的全局性严重失败中挽救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是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其次，这突出了毛泽东在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抗战胜利后到解放战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三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所采取的正确决策以及制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再次，这突出了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通过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而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科学理论，对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新中国，同样作用巨大。这样，通观毛泽东的一生，而不是一时一事，来全面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既没有因为他的巨大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也没有因为他晚年的严重错误而低估或抹杀他的巨大功绩，为评价党的历史伟人树立了榜样。
正因为有了上述的大背景论述，“历史决议”作出结论指出：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怎样解读这个结论呢？以简单明了的语言来表述，至少可以讲这么三点：第一，毛泽东的功与过的分量等级显然不同。就拿他在实践上领导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在理论上创立毛泽东思想的功绩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没有改变国家的性质，使新中国倒回到旧中国。第二，毛泽东的功与过的时间长短显然不同。仅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开辟井冈山道路算起，他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代表，有整整半个世纪之久。前面近40年时间，他的功绩被公认为是主要的，只是在最后10年，还有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三年，错误才成为主要的。第三，毛泽东的功与过的历史影响显然不同。他的功绩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尽管历史还可能有反复，但他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能逆转的。中国社会制度发生的根本变化随着历史向前发展不断发挥正能量，将使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受益。以他为主要代表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科学理论，今后仍将长期地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是党和国家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只要中国共产党执政，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他在晚年所犯的错误，党已经在不断地努力纠正，而且，纠正的指导思想，在许多方面还是他过去倡导的那些正确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实行的一切，说到底，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恢复、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影响，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后，随着国家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能够得到彻底纠正和克服的。这样全面地历史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已经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并将继续经受检验。
（五）应辩证地认识毛泽东晚年错误对民族复兴的影响。有一种说法，如果没有毛泽东晚年错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能实现了。这种说法，一是夸大了毛泽东晚年错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影响；二是对历史的认识太简单化了。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表明，历史从来就不是径情直遂的，而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可能改变历史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能够估计历史最复杂、最离奇曲折现象的发生，有可能尽量少走弯路，使革命和建设事业少受损失；但是，改变不了历史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走向。要求不走一点弯路，不发生一点挫折，像北京长安大街那样宽敞笔直，这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在认识上，必须改变这种观念。列宁说过：“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们国家发生“文革”那样的曲折，尽管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但放眼历史长河来看，是不足为怪的。
就历史研究来说，是不能假设的。因为可以有多种“如果”，并非只有一种“如果”。邓小平确实说过，“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10年；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邓小平的这段话说明了“文革”的严重危害，也说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严重性。这无疑会影响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但那种说法与邓小平讲的不是一回事，虽然两者有一定联系。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毛泽东晚年错误对它有一定影响，但说没有这个错误，这个目标就实现了，缺乏科学根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这么简单。
对待历史错误在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之后，最重要的是变坏事为好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之成为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这就要辩证地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对民族复兴的影响，用时尚的物理学概念说，经过能量转换工作，使过去的“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就是做这种能量转化的大师。他说得好：总结历史，不要纠缠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怎样解读这段话，从而辩证地认识毛泽东晚年错误对民族复兴的影响呢？在我看来，这个“反面教训”至少能起下面四大作用：
一曰纠错改正作用。比如说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经过“文化大革命”造成那么大的内乱，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那么大的破坏，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那么大的损失，还不知道它是错误的。有了这次反面教训，明白了决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才有优越性，国家才能繁荣富强，人民生活才能幸福，因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
二曰明是辨非作用。经过对“文革”反思，分析毛泽东晚年犯严重错误的教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个长期”造成的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的缺失。一是长期封建传统对党的影响，使个人崇拜、家长制、特权观念等有滋长的土壤，民主意识淡薄。二是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崇高威望，使党和国家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助长了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民主法制极不健全，从而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因此拨乱反正后，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定要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加强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过去对这个问题缺乏应有认识，不经过对“文革”反思，也不可能有邓小平这样的觉悟。正因为如此，30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尽管还需要继续努力，不断加大改革力度。
三曰史鉴警示作用。过去领导经济建设，包括生产关系变革，老犯急躁冒进错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展到极端，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这是刻骨铭心的。从理论认识上说，就是对我国现实的基本国情缺乏认识，不知道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底子薄、基础差，总想高速度，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因而犯了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总结这个教训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头脑清醒多了，不断强调我国的基本国情，警惕发展过热态势，防止重犯历史错误。这是现在经济社会建设的形势发展比较好、比较顺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曰鞭策激励作用。历史的曲折无疑会影响国家发展进步的进程。但是在拨乱反正之后，思想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正确，又会激励各民族人民将损失的时间努力弥补回来，鞭策人们不断发挥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是为什么30多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持续地高涨，能够出乎意料地使我国经济发展总量在较短时间超过日本的一个重要原因。
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我们国家当代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历史错误不能仅仅看到其消极的一面，还要看到其转化后所发挥的上述正能量。对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影响，也应当这样来认识。
三 肩负起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重托，持续接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近代中国自衰败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不断求索民族复兴之路。孙中山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李大钊在建党之际提出“中华民族之复活”概念。90多年来，党始终不渝地为实现这一使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努力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追逐“中国梦”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历史。一代代革命家和领导人为逐梦呕心沥血，披肝沥胆。
（一）毛泽东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担当的民族复兴“中国梦”有两大使命，或者说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第二步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再现古代中国的兴盛辉煌而奋斗。在这个大背景下，如果要使用“中国梦”表述的话，毛泽东的“中国梦”实际上有两个内容。
毛泽东的“中国梦”，首先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深感近代中国被列强瓜分和欺凌的屈辱，赞同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人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变法救国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为此，他在辛亥革命后投笔从戎，在新军当了4个月列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他已成为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呼吁“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抗战全面爆发后，他领导中国人民军队成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随后在解放战争中，又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这样，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建立新中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实现了“中国梦”的第一步奋斗目标。
毛泽东的“中国梦”，更是希望尽早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上世界上最发达国家。毛泽东虽然不是最早有民族复兴思想的革命家，却是最早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设想的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时，他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从此将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中国的历史将开辟一个新时代。在国家恢复国民经济以后，他提出准备经过10个五年计划，将我们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八大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我们国家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八大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四个现代化”思想的初始表述。它主要体现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将为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打下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1957年春天，毛泽东先后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前一个报告中，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要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在后一个讲话中，他对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有新的考虑，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提出的建设现代科学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1959年年底1960年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进一步充实了这个思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思想。
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构想，毛泽东在1954年提出大概经过50年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设想后，在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又说：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100年时光。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讲话中，还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实际上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随后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即第一步大约用3个五年计划，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是党和政府最早正式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重申了这个宏伟蓝图，成为在“文革”艰难岁月鼓舞人民的最强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中国梦”虽然未能完全实现，但为后来者的接力找到正确方向继续追逐它积累了史鉴。
（二）邓小平的“中国梦”。邓小平在青年时代旅欧勤工俭学，就萌发了探寻救国复兴的思想，以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就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拯救国家和人民的中国革命事业。以毛泽东为核心第一代中央领导的“中国梦”也包含了邓小平的“中国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经过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实行改革开放，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的“中国梦”思想既贯穿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又描绘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愿景。如果说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提出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构想，那么真正制定实现民族复兴的科学发展战略目标则是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的“中国梦”构想几经调整变化，愈益符合实际。
1．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目标。邓小平对民族复兴发展战略的思考，最初承续毛泽东的战略构想。他在1975年领导全面整顿时，曾强调要为实现四届人大提出的上述“两步走”设想而奋斗。到改革开放以后的1979年，他与时俱进，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对这个战略步骤开始调整。他说：早先“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不是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概念，即到20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对于20世纪末的战略目标，由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到只达到第三世界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大调整。它既考虑到国家基础弱、底子薄的实际状况，也进一步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这个调整是向实事求是目标的一次跨越。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这次调整是正确的。
2．邓小平“两步走”的最初设想，是到21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在党的十二大前夕，邓小平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宏图作了进一步思考。他说：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是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第一步的任务，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30～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党的十二大将这个思想写进政治报告，就是20年翻两番，即从1981年算起到20世纪末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快速发展。他解释翻两番说：“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他解释第二步宏伟目标说：“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第一步，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第二步，再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个思想，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构想的具体化。
3．邓小平对21世纪中叶战略目标由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调整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正式的“三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说他是实事求是派，这也反映在他不断调整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上。从1987年3月开始，他降低了到21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指出：我们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本世纪末，尽管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八百到一千美元不算多，但是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一万亿美元。有了这个基础，再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有希望的。”“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对未来的战略目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与当时正在准备的十三大报告有关。十三大报告全篇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对国情的重新思考，对于我国未来的发展战略目标不能不作调整。
此后，邓小平对他的发展战略作了一个归纳。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就是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不仅明确概括了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而且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第三步目标称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这里讲的具体数据，虽因美元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和我们国家的快速发展已经超过（实际水平可能还有一定距离），但这个“三步走”发展战略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明确了大致的时间表，从而成为邓小平“中国梦”的路线图。
（三）江泽民为核心的三届中央的“中国梦”。江泽民作为党的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13年，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曲折的严峻关头，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江泽民不仅对未来中国发展的路线图和奋斗目标作了进一步深化，而且明确了后来提出“中国梦”的主题。
首先，细化了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明确提出“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四大再次肯定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鉴于党的十三大已宣布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的第一步目标基本实现，十四大进一步明确了近期和长远的奋斗目标，提出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20年努力，到建党100周年时，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完整的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到21世纪中叶建国100周年时候，就能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据此，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在21世纪前半叶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指出：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快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对邓小平第三步发展战略的具体化。两次党代会都强调“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为后来“中国梦”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深化小康社会目标，将其分为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两个阶段。1997年提前三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任务后，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宣布人民生活达到总体小康水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对小康社会作这样的分解，有利于扎实、稳妥、高标准地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为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进一步明确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内涵。党的十六大宣布“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并昭告全国人民：要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个阶段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明确提出如何将“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提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具体要求、历史机遇和实现途径。这就更加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的小康社会思想，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理论。
最后，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党尽管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数十年来始终不渝地为实现这个使命而奋斗，但明确地大量地使用这个概念是在21世纪以来。江泽民在2001年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指出：我们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希望广大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他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党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前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后，党代表大会文献一直使用这个概念，学界开始研究这个概念内涵，媒体开始高频率地宣传这个概念。
（四）胡锦涛为代表的两届中央的“中国梦”。胡锦涛作为党的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10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进展，成功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这两届中央更加强调了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为“中国梦”思想的提出做好了一切准备。
1．明确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要求。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贯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各方面作了部署，开创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局面。党的十七大，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十七大以后，党继续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上又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十六大以来的10年，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均迈上一个大台阶。2002～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从10.2万亿元增加到47.3万亿元，世界排名跃升到第2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135美元增加到5432美元，增长了1.4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7700多元增加到21800多元；农民收入连续8年保持较快增长，人均纯收入从2476元增加到6977元。这10年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人民得到实惠更多的时期。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坚定地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对确保它的实现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的总体布局，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的实现，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2．进一步强化“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2007年十七大报告强调：建党以来，我们党就勇敢地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续承担好这个历史使命。200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胡锦涛讲话还指出：“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1年庆祝建党90周年，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今天，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13亿中国人民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满怀信心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党的十八大指出：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并宣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这么鲜明，也没有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表达的情怀，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宣示，“中国梦”思想呼之欲出。
（五）习近平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八大成功地实现了中央领导的换届选举，习近平当选为新一届中央的总书记。从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始，到2013年上半年，他先后10多次在国内外众多场合，阐发了这一届中央的“中国梦”思想。
1. “中国梦”思想的提出。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讲话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他最后表示：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此后，他不断强调要持续接力为实现这个“中国梦”而奋斗。
2. “中国梦”思想的基本内涵。习近平多次谈到“中国梦”的基本内涵。2013年3月23日，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两个多月后，他在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是将“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和本质视为同义语的。
3. “中国梦”的实现路径。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十二届人大闭幕会上讲话，首次讲到这个问题。两个半月后，他在5月31日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采访回答记者提出的“中国如何实现‘中国梦’”时，更简明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自强不息，从未放弃对美好梦想的向往和追求。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走了30多年，历史证明，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富民强国的正确道路，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振奋起全民族的“精气神”。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要用13亿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懈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民族发展好。
——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
放眼世界，习近平讲的上述四条，是实现“中国梦”的正确路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中国是亚洲和世界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国发展离不开亚洲和世界，亚洲和世界繁荣稳定也需要中国。“中国梦”的实现，最终也是有益于世界人民的美丽梦、幸福梦。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企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梦想。这是近百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追求。尽管他们对“中国梦”的定位标准、实现目标略有差异，强调重点有所不同，但要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基本的、共同的。不同时代的领导人的“中国梦”略有差异，是因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有宽泛广义的理解，也有严格本义的解读。毛泽东是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即发达国家为目标的。在他的视野里，由全面实现现代化到赶上和超过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可能还需要半个世纪。他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定得很高，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将来会改变这种状况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也正如他所说，“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
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是没有止境的，在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后，还会为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发达国家而奋斗。这就是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
执行编辑：程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