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官修、私撰双轨运行与求真、致用理念冲突——谈中国传统史学的生命力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石家庄050091）
摘要：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生命强劲、传承清晰、体例宏大、体裁丰富、内容广泛、影响深远，这不仅是华夏同仁的共识，也被全球学界认可。无论从史家群体，还是从史著类别讲，中华史学都是恢宏庞大，独树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风貌、特征和性格，而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风貌、精神特征和传统性格。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官修、私撰双轨运行的外在机制与求真、致用的内在理念冲突着手，探索、梳理中国传统史学之所以“最发达”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史学 官修 私撰 求真 致用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梁启超先生于20世纪初提出的这个论断为学界多数同仁认可。这是梁启超先生在对中国传统学问深思熟虑的背景下，站在全球视野的平台上，用现代学科理论对中国史学所作的简洁精要的概括，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史学为何能这样，何以会这样？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把它说透彻、讲清楚需要长篇巨著加以展开。不过在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中，总有关键与核心的部分，他们贯穿始终而又不可或缺地相互作用，使史学不仅在中国诸多学问中最具生命力与影响力，而且放眼世界，中国史学以历史悠久、体系博大、体裁多样、内容宽泛且影响深广等闻名于世。笔者认为，从外在的运行机制与内在的理念冲突入手，探索中国史学发达的关键与核心因素，可能是门径所在。最近仔细拜读恩师乔治忠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终于使笔者有勇气尝试探索中国传统史学发达的关键与核心因素，并把外在的官修、私撰双轨运行机制与内在的求真、致用理念冲突作为切入点展开讨论。
一 官修、私撰双轨对称与整体运行的外在推力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族群活动（即生活、生产过程）演进的历史，但现在的研究证实，并非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原发性的能反映其自上古以来演变过程的历史学，实际上大多数民族都缺乏关于本民族古代活动的系统记录。且不说普通国家，即使著名的文明古国如埃及与印度，他们虽然同样创造过辉煌的远古文明，但也没有留下关于本民族变迁演进的系统的历史文献。华夏族则是少有的很早就开始了关于自身活动甚至包括与周边其他民族交往状况的有序连贯的记录，孕育出了原发性史学。
华夏族与世界各地的其他早期民族一样，不仅有着浓重的祖先崇拜传统，而且把梳理总结过去重要的人物与事件作为“知识”，其中的民族精英们通过大量地记忆这些“掌故”知识从而证明是渊博的智者，因此会获得族人的尊重，甚至被推为“圣贤”，所以形成了把智力的重点放在对过去记忆的习俗，并推动着社会主体在运行机制方面形成对重大人、事准确记忆的需求，进而机制运行又强化了习俗传统。这一习俗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华夏民族产生原发性史学的社会土壤、外在推力，而比较完备的文字与相对成熟的历法的较早出现与应用，则是形成连贯有序的历史记录的必备条件。甲骨卜辞与钟鼎铭文证实，远在殷商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应用相当完备的文字。至于历法，据说夏朝已有比较成熟的《夏小正》，至少这是战国时期的流行说法，而孔子也确实讲过“行夏之时”的话，当然甲骨文中用干支记日已经很普遍。可以肯定，在殷商时期华夏族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简略的历法。现存的甲骨文与金文虽然不具备自觉记史的意识，但对于培育如实记史的历史感以及借古扬善惩恶的教化经世理念有积极意义。
武王革命、西周灭商，从周公开始历史借鉴意识的理性曙光由于现实的逼迫在统治者中渐露端倪。诸如“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等等，后来总概括为“殷鉴”论，突出的就是从历史的正反两面获得借鉴进而为维护现实统治服务的理念。所以说华夏史学的自觉源头首先应该是来自统治者的经世需求，而西周初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阶段。
“黄帝之世，始立史官。”“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史掌官书以赞治。”“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这些记载或许是追忆传说，或许是表达愿望，所以对其所陈述的内容不可全信，但历史的痕迹在其中也有流露，诸如史出王官、史助王治、先有官史、史学始于记史等，这些信息是非常明确的。尤其从西周开始“史掌官书以赞治”，史官的职能和地位再不同于传统的仅置于君王左右以记言、记事的“作册”，不仅参与政权运行的管理，还信守“君举必书”、“书法”至尊的理念，开始逐渐地突出“史权”的尊严，并努力张扬史官的神圣职责进而彰显史学的价值。
西周发生“国人暴动”、厉王出逃，出现“共和行政”，关于这些大事的既记年又记事的文献，成为编年体国史的记录标志，史学由零碎的记史阶段，开始向讲究整齐连贯的修史时期起步。如果说《国语》是记言之史，而《春秋》是记事之史的话，那么言事兼载、完整有序的《左传》可谓是由简略“记史”进入完整连贯“修史”的标志。当然，作为先秦典籍，《左传》同样摆脱不了关于作者、成书年代等方面的争议，诸如作者是与孔子同代的左丘明，还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再传门人托名而为？其与《春秋》之间是经传关系，还是各自独立成书？但是《左传》记言叙事始末完整，脉络清晰，文笔生动，修辞高雅，尤其见长情景描述，展示了私家撰史的风格。而且书中既有仁、义、忠、信的道德倾向，又承认“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社会巨变，既保留了世俗中占卜、梦兆等灾瑞感应的叙述，又相信“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理念，体现了作者面对社会巨变，重视人事努力，既有主流思想痕迹（或者是儒家思想影响），又没能摆脱世俗观念困扰的矛盾状态。所有这些在这里都不重要，关键是《左传》作为一种象征，标志着中国史学由简略的记言、记事的“记史”时代进入了完整有序的“修史”时期，由完全的官控、官记的“官史”时代，进入了官修、私撰同时存在的“史学”时期。这为后来中国史学官、私双轨运行机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春秋时期出现私家修史的现象，固然与当时的社会巨变，而民族性格中又有梳理记忆、借鉴历史、寻找社会动荡根源的传统紧密相连，但又与当时大批的士子由于社会的解构动荡从王官层面游离出来成为自谋生存的自由文人有密切关系，可这个问题不宜在这里展开。
总之，中国史学在先秦时期，无论是从记史到修史，还是从官修到私撰，都已经具备了自己的范式，这为其未来的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短命的秦帝国在政治建制方面给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留下了权力运行模式，在皇权至尊的大一统新权威主义方面为后来的王权主义构建了观念平台，但在史学方面无论官修、私撰，还是记史、修史都没有值得称道之处。好在统一的秦朝仅存十几年，即使朝廷轻视史学，但先秦史学意识能不绝如缕而幸存于世，使后继的汉代续接先秦而进一步发展，不仅为后来中国史学的发达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创造了辉煌。
孔子是否删减、修改过《春秋》之所以不显得那么重要，是因为自孟子以来，尤其是两汉之后，从史学理念的角度讲，大家都认为孔子与左丘明一样是华夏私撰国史、个人修史的典范，他们改变了过去只有史官“记史”的状态，通过对史官的“记史”资料进行删减、修改和编撰，形成完整有序、述评结合的史著，粗创出了官修、私撰双轨运行的机制。而司马迁以他的《史记》为私撰国史、个人修史树起了一座丰碑，使先秦时期官、私双轨，官强私弱的史学局面和机制发生了根本改变。因为司马迁修史，既未受命于皇帝，也不仰仗于政府，说得真实点，那就是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讲“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讲得豪迈点，则“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前者反映了司马迁作为个体的真实，后者则是史学大师的胸略和撰史宗旨的张扬。《史记》在体裁方面突破编年体，创立纪传体并成为后来中国历代正史的标准。在时间方面超越断代限制而“通古今之变”。在空间方面不只限于汉朝统治的地域，诸如《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大宛列传》《朝鲜列传》等，也为周边民族和域外政权设立专传记述而垂范后世。在内容方面更是不仅重视政治军事，而且关注经济文化；不仅记录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且将社会底层的典型人物，诸如游侠、刺客以及具有某种特技、专长者也都入传。更可贵的是司马迁强调社会经济的重要性，承认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人事的重要地位,不仅记史求实，而且评史理性，具有独立的价值观和摆脱政治附庸的批判精神，有点古希腊、罗马史家标榜自我、坚持个性的味道，而这一点正是我国早期史学相对于强大的官史显得弱小的私撰所缺少的，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的问世使私撰史学以宏大的体例和先进的理念促成了史学官私双轨运行、长短互补、相辅相成、共勉同行的局面，进而推动史学的健康发展。
司马迁垂范在先，后继者络绎不绝，东汉的班固与他的《汉书》当属其中的后起之秀，因为它不仅对《史记》有继承，而且有突破。司马迁之后从褚少孙、冯商、刘向、扬雄直至班彪，一路下来几代史家都是怀着续《史记》的愿想在努力着。但在强烈的“尊汉崇儒”观念指导下，班固认为《史记》没有突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反而把高祖刘邦之帝业“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这样就淡化了“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而高祖“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的“神器有命”、天命预设、刘汉尊崇的观念。不仅如此，班固还批评《史记》: “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由此可见，班固对主流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依附性和遵顺特征，与司马迁相比，明显地缺乏独立的批判意识和“成一家之言”的个性风格。这固然与班固受家学（即其父班彪的尊汉崇儒思想）熏陶有关，同时也与他虽然是私修国史，但是由皇帝授命、依附王权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不过班固的可贵之处是信守记史求真的原则，他虽然对司马迁著史不能昭彰尊汉崇儒之史观有微词，但明确肯定《史记》“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虽然为了尊汉而有宣扬天命论与天人感应的不足，但同时保留了大量的真实可信的史料。比如评论汉武帝，承认其“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但对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过半”等负面效应的揭露也毫不客气。班固对庸主佞臣的斥责比司马迁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直录《史记》的真实记载，如将文帝宠爱邓通而赏则巨万、赐则铜山，甚至允其私自铸钱的事如实录入，而且比《史记》更甚者，《汉书》对于哀帝宠爱董贤之事，指出佞幸之甚不仅使无能的董贤官高势赫，还使昏庸的哀帝心生“禅让”之愚念，主庸臣佞，古来少有，对西汉末年政治的黑暗腐朽予以大胆揭露。班固努力使尊汉与求真不矛盾，甚至相统一。当然这是很难的一个问题，但这确实是使中国史学充满活力而且要始终坚持的问题。尊王、记实、鉴戒、经世统一于史著的史学理念是先秦孔子、左丘明在《春秋》与《左传》中非常明确并一再强化的主张。战国时期私学兴盛与学术经世相辅相成而蔚为壮观，同样，活力无限的私家史学在修史活动方面不受官方的掣肘，表现出了相对的独立性，但在经世致用的史学理念方面与传统高度一致，甚至比官方史学贯彻得还好。汉初司马迁在《史记》中张扬的是个性独立、不阿附强权、不随依主流的风格，所以尊王、鉴戒、经世的史学理念在《史记》中被淡化，而司马迁之后的续《史记》一派基本是延顺了这一理念，可以说班固以他的《汉书》将中国史学求真与致用相统一的核心理念再一次彰显出来，并试着使其回归到先秦的传统轨道上。实际上这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史出于官、官史主导、皇权至上、政治统帅的实情。不仅如此，《汉书》起于高祖、止于平帝和王莽被诛，集中二百三十年西汉历史，以纪、表、志、传四体统领，内容广博、资料丰富、文笔典雅，可谓有“雅”、有“信”、亦“达”，创立了撰修一朝断代史的成功样板，为后代各朝正史的撰修树立了典范。
私撰国史经过司马迁和班固的努力，用《史记》和《汉书》两块丰碑，彰显出了私撰史学的强大生命力与社会影响。相形之下，曾经一家独大的官修史学显得萎靡不振，急需扬眉吐气。“汉著记百九十卷。”这是班固所肯定的西汉官史，即“著记”（亦称“著纪”或“注记”）,后来颜师古注释说：“若今之起居注。”所以汉代“著记”一名三称，说明此名称不是专门的书名，而是记载、记述帝王、宫廷大事的档案泛称。东汉安帝时刘毅讲：“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汉之旧典，世有著记。”说明西汉以来档案记史的“著记”是一种官制，而且是先秦史官记史的延续。事实上《史记》与《汉书》中关于西汉帝王的“本纪”直接的资料依据便是当时的“著记”。“非有汉著记百九十卷……则孟坚十二帝纪何所考证而作也？”宋人章如愚在这里把班固《汉书》十二帝纪的资料主要来源说得很清楚。
历经西汉二百余年“著记”的积累，加上班固《汉书》案带给汉明帝的启发，东汉统治者感到要真正做到“尊汉崇儒”，官方不能仅限于“记史”，更应该着手“修史”，只有像样的成品史著，才能面对诸如《史记》和《汉书》这样的挑战，于是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官修史书《东观汉记》由汉明帝肇始开基，虽然在后来时续时断、时兴时衰，成书坎坷又不久遗失，但作为官方撰修本朝国史的首次尝试，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意义不可忽视。《东观汉记》的撰修是有组织的并逐步向制度化方面发展的官方修史活动，这意味着春秋以来，尤其战国之后直到西汉时期一直是私家史学活跃而且一家独大的局面开始改变，标志着长期以来官方史学主要是档案式记史的时代结束，官方成品史著的问世，说明官方与私家两大修史主体的形成，中国史学真正意义上的官修、私撰互补互益、冲突交流、矛盾统一的双轨机制形成。这种双轨对称的机制，在不同的时期，比如天下一统与分裂割据、皇权独尊与豪强拥势时期，有彼此盛衰、相互消长的差异，或者是官修兴盛，或者是私撰活跃，或者是官、私各有所侧重与擅长，而这些恰恰是促成中国史学整体运行总是活力无限、不断前进的根源，使中国史学不仅在体例方面不断翻新，内容方面总有拓展，官史制度方面日趋完善，私修群体组织方面也多有突破。从魏晋到近代，各方面例证不胜枚举。他们看似对立，实则相融；貌似你我分明，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时或犹如水火不容，总体上却水乳交融。感觉上官史在主导，细梳理私家是根基。他们对立但不破裂，他们交融但不合一。而所有这数千年的史学活动，群芳争艳，林林总总，其源头活水离不开官方与私家双轨对称、整体运行的机制保证。
二 求真、致用理念冲突与体用统一的内在活力
求真记实是史学最本质的标志，而经世致用则是史学最重要的功能。如果用中国传统的“体用”关系表述，则真实是史学之“体”,经世是史学之“用”。只有借鉴真实的历史，才能讨论史学的经世致用，即真“体”才能实“用”，这应该是人类史学的总规则。当然全球各民族文化原发背景不同，在演变的轨迹与发展的过程中又自有差异。所以史学总规则对于全人类的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有普遍性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各民族自有的明显特色或特质。比如中西文化有差异，华夏史学与欧美史学都把历史的真实本质与经世功能作为史学发展最重要的矛盾统一体，但在具体理解方面则存在明显的区别，所以史家、史著和史学在东、西方社会演进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就存在各自独有的特色。
欧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希腊人是史学的创始人……欧洲的史学无需向更古的时代追溯了。”以希腊史学为其源头，而作为他们的“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约B. C.484～B. C.425）一生强调记述史事要“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并经常在叙述传说之后申明“我是不能相信这个说法的”。这意味着早期希腊史家除了强调主体的观察、判断和探索，还要求具备不轻易相信某种说法的怀疑精神。后来的修昔底德（约小于希罗多德24岁）在其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则进一步声明“严格而仔细地考证核实”是史家必备的素质，将希罗多德的怀疑精神发展为“考证核实”，所以美国当代史学大师汤普森说，希腊史学到修昔底德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理念：“相信历史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那些假的事实。”修昔底德去世200多年后波里比阿将这种理念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历史作品中，真实应当是凌驾一切的”。虽然在希腊、罗马时期也曾有过“历史是艺术”的说法，并有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著作存世，但求真记实的史学理念一直是主流，比如公元2世纪罗马学者卢奇安（也有译成“琉细安”的）主张：“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那就是写出真实。”“历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由此可见，西方早期史家从不依附权贵的独立个体的怀疑精神出发，重视主体的观察、判断和探索，强调严格仔细的考证核实，去消灭那些假的事实，完成史家如实叙述的职责，尽史学写出真实的本分。所以，对于史家、史著和史学来说，真实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最本质标志。
当然史学的本质与功能从一开始就不是对抗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是一种以真实为“体”、以经世为“用”的体用关系。但在真实的历史活动（尤其在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因为政治强权等因素的干扰或强迫，在史学本质与功能的关系方面，为了致用不顾真实，甚至歪曲真实以求致用，出现体用倒置的状况，也时或有之。不过总体而言，基于真实探讨功用、由“体”及“用”的规则还是主导，尤其是在早期希腊、罗马时期。希罗多德承认，保存过去那些辉煌的真实业绩，实际上就是讴歌民主政体、提倡先进的制度和文明进而为现实提供鉴戒。波里比阿也明确讲：“因为只有学习过去，才能学会在现在的情况下，何时行动应当更谨慎些，何时行动应当更勇敢些。”后来的罗马史家塔西佗（约55～120）说：“历史的任务是赞美正义、揭露邪恶，以为后世借鉴。”这些都说明早期西方史家信守史学求真记实的本质理念，坚持个体独立的批判意识，通过对真实历史的记述，善恶自明，公正自彰，这样以史为鉴的史学经世致用功能便在其中。这些史学观念在后来的欧美史学界长时期处于主导地位。史家的独立精神、记史的求真去伪和史学的经世功能三位一体，有机统一，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框架。
从原发背景看，华夏史学从一开始就缺乏西方史学中史家的个性独立精神和史学不附属政治、不依托强权的风格，“古之帝王，左右置史”, “黄帝之世，始立史官”。远到什么时候的古帝王开始设置左、右记言、记事的史官难以确定，或许传说的黄帝时期就开始设立史官了，其实这并不重要，但是君王置史官，史官侍君王，史由官出，史记君言，史记国事，史学辅政，这是可以确定的事实。中国的史学原发于王官，附属于政治，依托于强权，服务于政府，史家从一开始就很少具备独立的批判精神和主体本位意识。由于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和对政府的从属依附，中国史学从一开始就突出从强权管控社会角度的经世致用功能，“史掌官书以赞治”。这是早期西方史学和官制中很少有的事，而我们华夏民族至少在商周之际，观念世界的“殷鉴”论在意识形态领域已是很流行的共识。至于史官，更是重要的官职，尤其在早期王朝时期是君王身边不可或缺的重臣，是直接参与行政决策的“赞治”官。所以在王权本位、官史主导的社会环境里，君王意愿、政府要求、政治目的等因素的干扰和强迫，使史学的本质与功能之间的相辅相成的“体用”关系时或出现歪曲，甚至倒置，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从华夏史学的总体而言，由于制度的制约、史官的努力、传统的推助和理念的传承，使史学的神圣与史权的尊严在主流社会基本得到了认可，所以求真记实与经世致用的体用统一的健康史学仍是主流。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巨变与动荡，尤其是私学兴起，教育多元化，身份相对自由的士人阶层形成，官贵垄断文化的时代结束，思想学术领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从史家主体要求独立的角度看，久受压抑的史学求真的本质理念在这样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首先被彰显出来：“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由于私人办学的兴盛，民间独立学派的群起，私家史学也应势而活跃。“良史直笔”“书法不隐”“君举必书”，与其说是对史官地位的突出，倒不如说是对史学神圣和史权尊严的张扬。据说孔子曾亲自修订过当时鲁国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这一举动留给后世的最大意义至少有二：一是“良史”的“书法不隐”,二是史书的“微言大义”。实际上是突出了求真记实的史学本质与经世致用的史学功能的统一性，当然这是从私家史学的角度突出史学本质与功能的一致性，这里虽然没有突出主体本位、独立批判的精神，但也不表现为对政治的完全附属和对官府的依托，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早期中国史学是官生、官控状态下的存在，即使进入春秋时期官方史学仍然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春秋》以及稍后的《左传》展示出来的“书法不隐”与“微言大义”理念，则是从独立学术的思考出发，面对整个社会有机体，当然政治目的与政府需求是这个有机体中重点被考量的对象，但相对于权贵，史学不再是一种从属依托关系，首先是保证对过去全社会主要层面典型人、事的真实叙述，在记史、注史、评史的过程中为当代社会健康发展提供鉴戒。
孔子《春秋》中淡化史学对政治的附属和对政府的依托的观念到西汉司马迁时获得了充分展示。司马迁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史学界众多史家中具有独立批判意识最典型的一位。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史家与史著摆脱对政治的附属和对政府的依托总体来看是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司马迁是典型，但也只能是个个案。司马迁之后，续《史记》派虽然代有其人，但越来越“形似神离”，到了东汉班彪之子班固著《汉书》，标榜“尊汉崇儒”，不仅丢弃了司马迁的独立批判意识，而且把先秦儒家淡化对君王、政府和政治从属依附的史学理念从王朝正统观念的高度作了调整，从此奠定了私家史学也要甚至重点要为政治、政府服务的模式。这当然表明了史学与君王朝廷的一致性，也为私撰史学开拓出足够的发展空间。后来的荀悦进一步“立典五志”: “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和“表贤能”，这里不需要史家的个性，也缺乏记史的丰富与鲜活，明显是把史学进一步推向政治附庸境地。所以他的“立典五志”虽然得到历代统治者表彰，却对撰史私家影响并不大。反而他的“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将史学的价值评判作了生命的延展，具有终极性意义，其精辟与深刻多得称赞。
我们这里要说的是，班固虽然张扬王朝正统观念，但不影响他信守求真记实的理念、坚持记史丰富鲜活的风格。这一点上文已述及，诸如他虽标榜“尊汉崇儒”，但对于庸君、佞臣劣迹恶行的揭露批判，与司马迁相比毫不逊色。也正因如此，他能成为无论官修还是私撰王朝正史的典范。那些阿谀权贵、谄媚强势者由于丢失了史学的“实录”本质，虽然有权贵推助、政府表彰，但终被时代摒弃、被学界遗忘，如三国时期魏国的王沈撰写44卷《魏书》的命运就是实证。而同一时期的吴国史家韦昭为了真实记史宁可冤死狱中，后来十六国时史官公师彧等人以死捍卫“直书”“实录”的记史尊严，更悲壮的是北魏崔浩等百余人不惧太武帝的淫威以生命最终换来“直书时事，无讳国恶”的朝廷谕令。尽管做到求真记实是艰难的，但代代史家都不乏奋勇之士，所以“善恶具书，成败毕记”, “君举必书，尽直笔而不污”的理念总被传承与彰显。而唐朝史学理论大师刘知幾以他的《史通》将这种传承与彰显做了一个经典总结，对于那些“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的求真记实的史家予以崇高的褒奖，并撰成《直书》专文表彰。“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这对维护史学的求真记实是严重障碍，所以他大张旗鼓地对那些“谄媚以偷荣”，“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的有辱史家、玷污史著、践踏史学的种种丑行在《曲笔》中展开讨伐，因为“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是孔子修订的《春秋》，也由于做不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的公正，在真伪、是非、善恶、褒贬等方面“多为贤者讳”，而被刘知幾置于《惑经》的位置，因为隐讳史实而受到了犀利的批判。所以居于史职、成为史家绝非易事，“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他强调真正的史家必须要具备才、学、识“三长”，合理编撰、准确表达的才能，对真实历史、确凿史料把握的学力，以及如实撰修、善恶必书，进而达到“得失一朝，荣辱千载”，三者有机结合是一个合格史家的必备条件。刘知幾从理论的高度对史家提出了要求，同时也指明了方向。后来中国史学无论是在体例方面的突破，还是各类大师的不断涌现，其实与史学理论和史学观念方面的成熟有密切关联。
官修、私撰双轨存在的运行机制与求真、致用同异统一的理念冲突使华夏史学在演进的过程中活力充沛、生命力日强。双轨运行中彼此间在不同时期强弱、优劣之势的不断变化，保证了机制活力的不竭源头；而求真致用的体用统一、矛盾交织的理念冲突是史学内在生命在不同环境中的原动力。中国传统史学总体上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与在华夏历史中的影响力，以及自身长期以来展现出的魅力则与其活力机制、生命理念的内外配合、交互作用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