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为纪念建院50周年，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决定出版一批专家文集，作为辽宁省社科院科研成果和学术精品的记载与典藏，这项工作十分必要。

我是一名新中国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中学、大学读书期间经常下厂、下乡参加劳动。对城乡、工农、脑力与体力之间的不同有了一定的体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走“五七”道路，到农村插队三年，农村生活使我更加了解农村经济、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状况。我是学农业经济的，充分认识到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方式，缩小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等问题，是当代社会应当解决的重要的基本问题。我认为，这是祖国人民和当今社会赋予我们的使命。虽然，这是长期的艰巨的使命，但这是人类生活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光辉大业。我愿意在其中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1978年的春天，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科学发展带来了春天。尤其是召唤科技人员专业归队，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于是，1979年，我以一篇题为“三大差别在生产力发展中产生和消亡”的论文，通过考核，迈入了辽宁社会科学院的科学研究殿堂，从事多年渴望的科研工作。我怀有一种坚定的志向，就是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路线，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工作，从此开始步入科研道路并从事科研工作。

在经济学界，我是从事城郊经济研究较早的成员之一。多年来，我研究探索“城郊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城乡关系，推进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课题，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

最初，以“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城乡经济关系”为理论基础，首先选定了“大城市郊区副食产品生产和沈阳郊区蔬菜生产供应问题的调查研究”课题。该课题被列为经济所计划项目，由农经研究室主任庞振华负责，我和张乃贤参加，共同合作。我们于1980年秋考察研究了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和沈阳五大城市郊区的副食品供销状况，撰写了《五大城市郊区的副食品生产考察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对“沈阳市蔬菜生产供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文章揭示出1980年代初，我国城乡关系仍然是“城市依靠广大农村供给粮食、依靠城市郊区供应蔬菜等副食品”的供应关系，仍然停留在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奠定的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为基础的城市及工业剥夺农村和农业的城乡对立关系上。由于我们发表的关于沈阳郊区蔬菜生产供应问题的调查报告，提出了改革蔬菜购销方式和采取合理调价制度，打破统购包销政策，调动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等建议，在推动商品经济发展上起到一定作用，受到中央有关部门重视。作为全国重要调研报告，被红旗杂志社经济部编入《经济调查》丛书第一辑，由红旗出版社1982年出版发行。

接着，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学术研讨会上，由天津、湖北、上海、辽宁和北京五省市社科院和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代表倡议，提出开展中国大城市郊区农村经济研究课题，被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农研中心批准。1983年3月，我受庞振华主任的委托，有幸参加了全国大城市郊区县经济结构研究协作组成立大会。之后安排我承担了课题研究任务，并担任“沈阳课题组”组长工作。在1983～1985年的3年中，我与陶渊华以及沈阳市农委徐智远等同志合作，进行了大量调查和收集资料工作，对沈阳市郊区、县的经济发展历史、现状及与城市的密切关系等，作了详细的分析研究，撰写了《沈阳市农业经济结构问题研究》和有关沈阳市郊区县的林业、牧业、淡水渔业、旅游业、科技教育和小城镇建设发展的10余篇论文和研究报告。为沈阳市经济发展战略决策提供了咨询建议，受到市农委、计委的好评。在大量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我撰写了《城郊农村经济概论》，这是一篇在理论上具有突破性的高度概括的论文，为城郊农村经济理论奠定了初步基础。我认为城郊经济在区域上处于城乡结合部，是介于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之间，形成一种城乡经济互相依托，联系密切、商品生产比较发达、综合发展的区域性农村经济。它一面连着中心城市，一面连着广大农村腹地，因此城郊经济是城市经济联结的纽带，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的基地，是广大乡村经济发展的先导，是实现缩小城乡差别和乡村城市化的第一梯队。该论文发表在《经济资料与文稿》1985年第2期上，后被《沈阳农村经济》1985年第1期刊载，辽宁省农经学会评其为优秀论文。与此同时我参加了全国大城市郊区县研究中心组，与其他成员共同研讨撰写了《中国大城市郊区县经济发展方针》，该文上报国务院农研中心和政研室，被国家在制定城郊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政策时采纳。此后，我还参加中心研究组撰写专著《中国城郊经济研究》（执笔第二章“城郊型农业经济”）；参加撰写了中国第一本《中国城郊经济学》的第八章“城郊农业经济”。《中国城郊经济学》为我国经济学科填补了一项空白。通过对城郊经济的研究，我们揭示出发展城郊农村经济，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乡经济关系，走出一条中国式城乡融合、城乡一体的农村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途径。

此后，在参加方秉铸和徐兴田主持的辽宁省“七五”社科规划项目《辽中南经济区发展探索》和国家中华基金资助项目《东北经济区发展研究》中，尽可能创造机会继续研究城郊经济和城乡关系问题。其中我撰写了《辽中南经济区城郊经济的特点和发展道路》一文。这一研究成果对辽宁中部城市群和沿海城市带的城郊经济特点与发展趋势作了全面分析论证。由于辽中南地区大中城市多，密集成群，各大城市间距离较近，对城郊农村和广大乡村，所发挥的城市中心辐射作用重叠，互相影响渗透，显示出明显的聚集性、高效性、商品性和中心性的特点。因而辽中南经济区城郊经济比较发达，在促进城乡结合、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城郊经济发挥着先导作用、基地作用、屏障作用、腹地作用。而且在城市经济辐射能力作用下和城乡经济网络制约下，城乡结合、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不断增强，城郊地区首先与城市实现一体化。在缩小和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乡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辽中南地区的城郊农村一定会走在全国前列，成为农村城市化的第一梯队。

另外，通过“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和“县级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的研究论述，阐明了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形成多种形式、多层次的，既有分工又能协调发展的多种产业、多功能的城乡联通、社会化县乡经济网络体系。尤其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驱动、影响下，进行县级经济综合改革，才更有利于城乡结合、城乡一体化发展。尤其是在《市领导县体制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模式》一文中，不仅论述了城乡一体化的丰富内涵及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早在1986年就论述了确定市带县适度规模的理论和原则，认为辽宁实行市带县的规模范围不合理，应进行调整。建议调整沈阳、鞍山等大城市的“大马拉小车”，领导县过少，而铁岭、丹东等市的“小马拉大车”，领导县过多的状况。这一具有可操作性的超前建议和理论依据，受到辽宁省、市领导和决策部门的重视，已于1990年作了调整。这项研究成果丰富了“消除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建立城乡融合、经济协调一体发展”的城乡关系理论。这些研究成果，以及《辽宁城郊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等论文，都获得了全国区域、辽宁省社科规划和经济学会的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在小城镇与城市化问题研究中，除了1984年对沈阳郊区小城镇和卫星城镇的探讨外，我们还在1993年结合中国百县市调查对辽南城镇化发达的海城市小城镇的建设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承担辽宁省计委1996年课题《辽宁农村小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这项研究是通过对42个小城镇发展建设状况的调查，对辽宁城市化历史进程的剖析，揭示了辽宁城市化发展规律、特征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新思路。建议制定高起点、高标准、城乡一体化的科学规划，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城乡一体化的各种配套制度。如全方位改革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实施城乡一体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等等。我撰写的《辽宁农村小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研究报告》被省计委评为科技进步二等奖；《辽宁城市化和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新思路》，获得了1996年在井冈山召开的全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研讨会颁发的优秀论文成果奖。

在城镇化课题研究上，我取得了一些成绩，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施。然而面对世界、中国、辽宁省层出不穷的新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应有更新的创造性思维，去探讨、研究，并担当起职责。作为社会科学的探索者，我依然任重而道远。必须善于学习，吸取一切有益知识，坚持良好学风，深入实践调查研究，秉持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发挥自身优势，与业内同人协同攻关，为科学事业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