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回顾_宾礼到礼宾：外使觐见与晚清涉外体制的变化-QQ阅读男生都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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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回顾

过去有关中外互动的研究，指出中外礼仪的差异常变成中外交涉失败的导火线，尤其是外国使者觐见皇帝的礼仪问题，往往让中外双方不欢而散，如乾隆、嘉庆年间，英国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3～1806）、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使节团的案例。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229～232页；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人民出版社，2009，第170～238页。就传统中国涉外体制而言，或册封外藩，或朝觐贡献，或上表祝贺，皆属“宾礼”的范畴。昆冈：《（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〇二，中华书局，1991, 《朝贡一》，第808～818页。清代宾礼与明代宾礼的不同之处，即采取实际态度，属国明显地减少，其他国家被列为互市国。岩井茂树：《清代の互市と“沈默外交”》，夫马进编《中國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第380～382页；廖敏淑：《清代对外通商制度》，王建朗、栾景河编《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449～464页。与“宾礼”相涉的封贡关系，只有不对等位阶的主从关系。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体制》，岩波书店，2002，第78页；张启雄：《琉球弃明投清的认同转换》，张启雄编《琉球认同与归属论争》，中研院东北亚区域研究，2001，第11～12页；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第7页。美国学者费正清将之称为“朝贡体系”，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则着眼朝贡使团的交易行为，称之为“朝贡贸易”。 John King Fairbanks&Ssü-yu Tê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 2（Cambridge: Harvard, 1941）, pp.135-246．滨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岩波书店，1997。若干外交史学者则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的成立，视作中国接受“条约体制”的象征。持相似意见者众，仅列一二，如卫藤沈吉《近代東アジア国際關係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川岛真：《中國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第31～33页；吴福环：《清季总理衙门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5，第173～176页。过去对晚清涉外体制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多偏重外交史，未能考究礼仪意义，也未论及当时的民间舆论和外国公使的感受。幸好，近年新出史料甚多，可借此重新检讨过去未曾注意到的面向，如黄一农利用大量的图像，重新检讨马戛尔尼使节团访华之事，具体呈现中西文化的差异，也让礼仪与政治的互动更加清楚。张顺洪：《〈每季评论〉与英国对华舆论》, 《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第66～79页；黄一农：《龙与狮对望的世界：以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后的出版物为例》, 《故宫学术季刊》第21卷第2期，2003年12月，第265～297页；黄一农：《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8卷第1期，2007年3月，第35～106页。以下将过去的研究成果，整理出三种看法，并概引一二经典成果，检讨利弊，提供本书发展的方向。

（一）朝贡体系论

过去学界着重讨论清代宾礼之下的朝贡制度，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传统中国没有外交制度，但有融合政治、外交、贸易、文化于一体的朝贡制度，控制中国周边国家政治、外交、贸易的工具，称之为“朝贡体系”（Tributary State System）。费正清将“朝贡体系”的概念，作为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特殊性，并以为“朝贡体系”让中国产生优越感（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妨碍中国政治、社会的理性化，进而建构了“冲击—反应”的理论模式，强调中国对外关系是保守封闭，将其视作阻碍中国往现代化发展的不利因素。 John K. Fairbank & Ssü-yu Têng, 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费正清将清代政治、外交、经济合于一体的“朝贡体系”论，影响极大，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但犯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过度贬低了中国自身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 197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批评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参看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第1～8页；何伟亚：《从朝贡体制到殖民研究》, 《读书》1998年第8期，第62～63页。

对此，美国学界已有自省，批评费正清的“朝贡体系”过度简化，或合理化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20～121页。譬如，柯文指出文化因素虽可发现本质性，但只有从本身历史着手，才能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力量。因此，柯文主张应从中国社会内部去分析，不应把中国所有现象过度简化成“冲击—反应论”。例如，谭中（Tan Chung）批评费正清太强调文化因素的结果，反而忽略了鸦片战争的真正原因，并指出明清中国不像费正清说的那样排斥海外贸易，“朝贡体系”只是抽离历史事实的概念，不能当作明清两代的涉外体制。 Chung Tan, 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1840-1842）（Durham: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78）, pp.21, 25-30, 222-223. 何伟亚（James Louis Hevia）也归纳了学界对“朝贡体系”的质疑，如朝贡体系的形成时间、中国向外国赠予的利益、对外关系的刻板单一以及朝贡体系主要用于朝鲜、越南、琉球等周边国家等问题。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12～16页。

中国、日本、韩国学者也有类似的质疑，开始提出“册封体制”、“华夷秩序”、“礼治体系”、“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等论点，证明东亚诸国的传统国际关系是多面向的互动关系，并不像费正清指出的那样，全归因于中国单方面的影响。例如，坂野正高认为，东亚诸国不但有重叠的朝贡关系，也有双重的朝贡关系，不只有以中国为中心的表现。坂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第63～68页。坂野正高虽未明指费正清，但在第76页注4中说：“朝贡关系常以英文写成tribute system，但这是研究人员所创造的操作性概念，是否为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一个整体体系之朝贡关系，则为另一个问题”，可见坂野对“朝贡体系”有吸收，亦有批判。张存武、全海宗也指出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取决于各国政治、经济或文化上的需求，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第143～154页；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210～212页。不能全归因于中国单方面的影响。张启雄考察儒家经典的解释，提出“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论点，并以“名分秩序”、“封贡体制”、“奉正朔论”等多重概念，解释周边诸国愿意维持主从关系的原因，进而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第9～19页。“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分为天朝定制论、君臣关系论、邦交关系论、封贡体制论、奉正朔论、兴灭继绝论、名分秩序论、秩序主体论、王道政治论、争天下论、华夷分治论、重层认同论等12项概念，近年又再增加正统原则论、大一统论、重层政体论、华夷可变论及王化论。

除了费正清的“朝贡体系论”之外，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论”也常被学人引用，有必要简单回顾。滨下武志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注意到中国和东亚诸国的贸易活动皆以自身利益为动机，实具有主动性。并主张“朝贡贸易体系”的论点，指出中国借“进贡—回赐”的方式，让东亚诸国以中国为中心，不但形成了相应的商业网络，也发展为东亚世界的区域经济圈。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第5、8～9、11～12、31、38～39、263～265页。同时，通过对白银流通、贸易结构、外商资本、改革派思想等的考察，滨下武志反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认为西方国家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货品，必须先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经济圈，故不能把近代亚洲的历史简单解释为朝贡体系转向条约体系的过程。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第51、278～288、290～292、328～330页；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与历史的视角》，王玉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6～34页。

滨下武志“朝贡贸易体系论”虽从经济史的角度，提供另一种研究途径，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或以为西方列强加入“朝贡贸易体系”的说法颇为牵强，或指摘“朝贡贸易体系”的图式仍陷入费正清的距离迷思，仍以为东亚诸国离中国越近者，越容易受到中国的控制与影响。关于国际学界批评滨下武志“朝贡贸易体系”的研究回顾，见陈威志、石之瑜《从亚洲认识中国：滨下武志研究“朝贡体系”的启示》, 《政治科学论丛》第39期，2009年3月，第66～68页。例如，高明士认为，滨下武志将朝贡关系解释为商业行为，并未回归历史脉络去处理贸易与朝贡的关联，并指出朝贡行为只是一个现象，应从“天下秩序”去考虑中国与邻近各国的关系。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第5～6、10～12、18～20、24页；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刘岱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永恒的巨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第454～455页。祁美琴认为，清代朝贡体制与明代朝贡体制的性质不同，不能混一处理，祁美琴指出的问题，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第34、38页。并指出明代是典型的朝贡贸易，先有朝贡关系，才允许贸易，严禁民间与外国通商；清代的朝贡贸易，乃以经济性手段，追求政治目的的实现，但仍允许民间与互市国通商。祁美琴：《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第50～58页。祁美琴指出，清代虽延续了明代的朝贡制度，但在实质上清帝国与边疆民族、西洋诸国的关系已有改变，贸易性质也有别于明朝的通商制度。濮德培（Peter C. Perdue）考察清帝国对西北边患的军事策略后，指出滨下武志只偏重中国东南沿岸的贸易因素，却忽略了外交、权力、军事等因素都会影响经济圈的范围。 Peter C. Perdue, “A Frontier View of Chineseness”,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 Mark Selden, ed. ,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s Perspectives（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60-66. 中村哲、川胜守等人则据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批评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论”缺乏实证，也质疑16世纪以降东亚贸易圈的连续性，指出朝贡贸易未必是东亚近代化的单一动力。中村哲：《东亚近代史理论的再探讨》，商务印书馆，2002，第15～16页；川胜守：《日本近世と東アジア世界》，吉川弘文馆，2000。近年日本学界重新检讨清代的通商制度，更注意到行商、边境关市、互市国等问题，强调“互市制度”的重要性。如岩井茂树、廖敏淑都指出“朝贡贸易”并不是清帝国唯一的通商办法，“互市制度”才是传统中国的主要通商模式，并借由“通商制度”，清帝国更能弹性调节与周边诸国的关系。岩井茂树：《十六世紀中国における交易秩序の摸索——互市の現実とその認識》，岩井茂树编《中国近世社会の秩序形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4，第97～142页；廖敏淑：《清代对外通商制度》，第443～466页；廖敏淑：《清代の通商秩序と互市——清初から両次アヘン戦争へ》，冈本隆司、川岛真编《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第23～43页。

此外，某些学者也批评费正清只以西方经验为圭臬，忽略了中国的历史发展，开始注重朝贡制度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如李云泉考察历代朝贡体制的制度变化，并指出“华夏中心论”是中国学者对政治空间的思想资源，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第1～13、189～194页。可谓研究朝贡制度的重要著作。不过，该书虽整理朝贡制度的运作，却未分析朝贡制度的思想资源、存续条件及变化因素。例如，李云泉避谈俄罗斯、荷兰、大西洋国（葡萄牙）的特殊性，更未区分清代的属国、藩部、与国的区别。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第161、272～288页。李云泉将朝贡国视同属国，但根据《大清会典》的规定，可知属国必有朝贡行为，但有朝贡行为的国家则未必是属国。两者身份的区别在于册封与否。属国奏请清帝册封，接受清帝的册封诏书、赐印及赏赐。《清史稿》记载朝鲜、琉球、安南、暹罗、缅甸、南掌六国，皆受清帝册封，可称为属国。但《大清会典事例》所列出的荷兰、西洋、英吉利等国家，未有请封、册封的政治关系，只可称为互市国。昆冈：《（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五〇二《朝贡一》，第807～816页。况且，对中国涉外体制，笼统用“朝贡制度”概括，实有再商榷的必要。 Jing-shen Tao, 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8）, pp.1-9．陶晋生指出，中国传统的对外政策相当有弹性，不像费正清主张的“天朝外交论”那般僵化。例如汉武帝虽远征匈奴，但两汉与匈奴的长期往来，实建立在平等外交的基础之上，并利用和亲政策巩固政治关系，避免战争的发生。史称强盛的唐代，亦长期与突厥和吐蕃处于平等关系。历来被史家贬为积弱的宋代，亦通过各种手段，尽量与辽保持对等关系。因此，本书将考察清代涉外体制，并讨论宾礼仪节与涉外体制的关联，兼叙宾礼体制的变化原因、过程及影响，呈现中西礼制的纠葛将对清帝国政治、外交、文化产生何种影响。

（二）天朝中心论

“天朝”一词是清帝国的自称，如乾隆皇帝（1711～1799, 1735～1795在位）回复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Ⅲ, 1738～1820, 1760～1820在位）的谕旨中，便使用“天朝”一词，或以自称，或用于代称“中国”。植田捷雄编《中国外交文书辞典（清末编）》，国书刊行会，1985，第84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第165页。费正清的“朝贡体系论”，刻意强调“天朝”、“优越感”、“排拒西方”等因素，遂有清帝国为了维持天朝体面，不愿接受平等外交的说法。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204～205页；川岛真：《从天朝到中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268页。川岛真举出黄枝连、张启雄、坂野正高等人的研究成果，指出这些研究大部分将天朝作为与“近代”相对立的传统象征，或是贯穿清朝两百余年的概念，但川岛真认为“天朝”和“中国”一词相同，有时作为叙述名词，或作为史料专用名词，未必是与近代对立的传统概念。后来，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研究者往往将“天朝”二字用作专制王朝的代称，或当作清帝国不解外情的原因，更多是等同于中国闭关自守的保守主义。对中国学界有意无意贬抑“天朝”二字，罗志田曾撰文评论《天朝的崩溃》一书，反思研究者早存有价值判断，一味批评中国保守落后的研究态度，只能堆积史料，无法真正超出前人的成果，详见罗志田《“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 《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13～28页。因此，对马戛尔尼、阿美士德使节团受阻之事，中国学界大多批判清朝君臣为了维护天朝体制，才会坚持“跪拜礼”的方案，拒绝西欧文明的输入，遂让中国陷入近百年的衰弱局势。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乾隆时期的中英关系》，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280～282、304～305页；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434～460页；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第170～237页。

随着“现代化理论”的修正，学界重省“天朝”的定义，欲了解中国自称“天朝”的原因。吴晓钧：《阿美士德使节团探析——以天朝观之实践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2008；川岛真：《从天朝到中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第271～276页。例如，坂野正高认为，“天朝定制”即保守派注重的华夷思想及支配他国的模式。坂野正高：《外交交涉における清末官人の行動様式——1854年の条約改正交涉を中心として》, 《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第94～96页。刘纪曜指出“天朝意像”乃基于“天命观”与“夷夏之防”的思想基础，逐渐发展成中国独特的对外态度，未必是中国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刘纪曜：《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朝野的天朝意像及其衍生的观念、态度与行动（1839～1842）》,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4期，1976年4月，第241～263页。黄枝连则提出“天朝礼治体系”的论点，强调中国礼治文化在东亚诸国的影响，主张19世纪以前的中国凭借“礼治主义”，不但成为东亚世界的文化中心，也维护了东亚诸国的国际秩序。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张启雄的“天朝定制论”着眼于“上天—天下—天子—天命—天朝—子民”的“天命论”，发展出天朝对海内外实施“法秩序论”与“礼秩序论”，并强调中国对外关系不可用欧美传入的国际法概念去诠释，否则有“以西非东”、“以今非古”的偏颇。张启雄：《两岸关系理论之建构——“名分秩序论”的研究途径》，包宗和、吴玉山主编《重新检视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9，第120～121页。张启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の起源—先秦古典の文化的価值》，伊东贵之译，第9页。佐藤慎一指出“天朝”是清朝确立的制度，而“天朝观”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心，更是他们重新认识世界的自我解剖和精神纠葛。佐藤慎一：《近代中国の知識人と文明》，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第ⅰ～ⅱ、11～16、48～56页。

（三）礼仪冲突

关于中外礼仪冲突的研究，中外学界集中讨论马戛尔尼使华事件，不只召开纪念中英通使的学术研讨会，中国学界为纪念马戛尔尼访华两百周年，特地在北京举行学术研讨会，详见张芝联主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英国汉学研究会也在1992年举办国际研究会，以纪念马戛尔尼访华，详见Robert A. Bickers, ed. , Ritual and Diplomacy: Th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 1792-1794（London: Wellsweep, 1993）。也有数本专著、学位论文及大量的专文讨论，可见其重要性。由于该议题的专著、论文众多，本书将利用这些丰硕成果，不另讨论马戛尔尼使节团，只做研究回顾而已。对马戛尔尼是否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中外学界各有见解，并以为“觐礼之争”隐含中、英两国不同的世界秩序观。

例如，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探讨中英双方之间的价值观及文化差异，并强调清帝国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观念，指出马戛尔尼是否下跪的问题，实为中国与欧洲世界的文明冲击让中英双方越行越远，甚至互相误解，引发日后不可避免的冲突。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1995，第1～2、226～228、238、255～263、383～385、521～525页。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最早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档案，史料丰富，但可惜的是，该书以“现代化主义”立论，批评乾隆皇帝的对外政策是“限关自守”，而觐见礼问题也被视作天朝的自大表现。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乾隆时期的中英关系》，第280～281页。朱雍与佩雷菲特在写作时互相分享史料，两人对清帝国的观点亦有呼应，认为中国闭关的原因出于天朝意识。事过20年之久，朱雍已成当今中国经济专家，但对清帝国的批判观点仍未改变。这点可从朱雍新出版著书的书名一窥究竟。朱雍：《大国病》，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大国病》一书，主要探讨18世纪时中国的封闭体系，批评中、英面对封闭体系的政策、态度及其引发的冲突。何伟亚正视“宾礼”的重要概念（沿中线而行，Clanneling along a centering path），并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欲修正费正清“冲击—反应”的理论模式，说明朝贡体系的构成，立基于“多主制”（multitude of lords）的帝国想象（imagining of empire），从而推论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实为两个多种族帝国的霸权之争。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16～30、37、57、139～168、189～191、226～227、229～232页。

何伟亚以“宾礼”作为该书的核心观念，提到“宾礼”的可变性，实触及“宾礼”与现实政治的关联。可惜，何伟亚未再多阐述，便转而强调藏蒙政策，欲建构以清皇室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引起许多学者的质疑。有些学者批评“后现代史学”的史料可信度，或批评“多主制”过于主观，夸大了满汉之间的紧张度，也忽略满、蒙两族特有文化的发展，林士铉：《清代蒙古与满洲政治文化》，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09。过去学界多强调汉化，着重探讨满族贵族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事实上，满族文化多元，不只受儒家经典的规范，也接受藏传佛教信仰的洗礼，融合了蒙、藏佛教文化。更模糊了理藩院与礼部的不同职能，忽略“宾礼”的施行对象、礼仪仪式及其文化意义。清代的藩部与属国有本质上的差异。清帝国对藩部具有主权关系，可直接派官统治，但对属国则不具有主权，仅止于松散的宗藩关系。杨正孝：《清代理藩院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学院”民族与华侨研究所，1974；吕士朋：《清代的理藩院——兼论清代对蒙藏回诸族的统治》, 《东海大学历史学报》1977年第1期，第61～98页。综观上述的评语，可知何伟亚最受争议的问题，在于“多主制”的解释。因为清帝国的“宾礼”实源于“天下秩序”的儒家理论。经过乾隆、嘉庆两朝的礼学考证，儒家经典的名分、华夷、封贡等概念，多已自成一说，何伟亚没必要再引入“多主制”的概念，让“宾礼”的讨论模糊焦点。正如罗志田指出的那样，“如果要强调宾礼的重要性，就只能多关注具体的 ‘满清’与一般意义上的 ‘中国’之同，而不是其异”。罗志田：《译序》，收入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22页。

相对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研究风潮，咸丰朝（1850～1861）以降的礼仪冲突问题，就显得冷清许多。郭鸣鼎：《海通后鸦片战争前欧洲各国来华之使节及其觐见清帝礼仪问题》, 《国际关系学报》第1期，1978年2月，第112～137页；曹雯：《清末外国公使の謁見問題に関する一考察——咸豊同治期を中心に》, 《社会文化史学》第44期，2003年1月，第49～72页。过去学界讨论觐礼之争时，往往简化为叩头问题，未曾区分“跪拜礼”的象征意义，也不曾考虑中外双方边谈判边妥协的微妙互动，有必要重新探讨。目前对中外礼仪冲突的问题，唯有王开玺的成果最为丰硕，尤其是2009年出版的《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为王开玺累积多年成果之集成之作。《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讨论范围甚大，不限于一国一事，篇幅浩大，史料丰富，几乎讨论了清代礼仪冲突的所有事件。然而，该书仍沿袭“现代化理论”的论调，同样将中外礼仪冲突的问题，当作清帝国维持天朝体面的手段，并批评清朝君臣的自以为是，不愿采用西式的平等外交礼仪，才会与世界失之交臂。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第722～732页。

王开玺的说法，显然是另一种“西方中心主义”，无视“宾礼”与西方外交礼仪的不同本质，相当可惜。有必要说明的是，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第五、六、七章集中于咸丰至光绪朝的礼仪冲突，给笔者提供了许多启发与刺激。本书与此虽有议题重复之嫌，但本书的研究动机、研究方法及使用资料，皆不同于王开玺及其论点。首先，本书首重“宾礼”与政治的关系，及“宾礼”的自发性转化，与王开玺关注的重点，实为不同的讨论层次。其次，本书将利用新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宾礼”与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关联，绝不同于“现代化理论”的论点。再次，本书以外交史的多档案对照法，利用原始档案、多国档案及近年新出版的报纸汇编、日记、笔记等资料，进行研究，应有突破旧说之处。

从上述的研究回顾，可见过去的成果多受到“朝贡体系论”的影响，将“宾礼”当作政治、文化的混合体，以为是中国控制周边各国的软实力；或套用“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将“宾礼”贬为阻碍中国接受西洋文化的礼仪制度。这些前人成果并未深入分析清代的“宾礼”究竟如何运作，清政府为何与外国公使发生礼仪冲突，觐礼之争又衍生出哪些问题。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本书将从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觐礼之争，观察清政府与外国公使的互动，了解清政府的觐礼原则、内部讨论及“宾礼”的变化，进而分析礼仪与政治的关联，探讨觐礼、宾礼及中国对外交涉体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