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外部逻辑

（一）改变近代以来东西方之间形成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格局

自近代以来，亚洲一直作为欧洲的从属物甚至创造物而存在。由于比其他地区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依靠雄厚的经济后盾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西方成为地球的主宰。1800年，欧洲的面积占地球面积的35%，却支配着地球面积的5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4年，加上殖民地和海外占领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占据全世界85%以上的土地。

西方列强主要通过战争征服、殖民侵略，使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沦为它们的势力范围。欧洲和亚洲之间基本上形成了一种主体与客体，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剥削和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二战前的一部东亚史，就是一部写满血泪和屈辱的历史。1511年，葡萄牙人以印度为基地，用火炮轰开一个东南亚封建国家——马六甲王国的大门，开始了西方殖民侵略的时代。随后，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相继侵入，推动了东亚殖民地化进程，到二战爆发前，东亚大部分国家都沦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后来虽然通过二战后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许多东亚新兴民族国家开始摆脱西方的控制和支配，但西方和东亚之间的严重不平等状况依旧在某些方面存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猛崛起，使东西方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有所改变。罗荣渠教授曾经指出：近代以来东亚一直未曾中断对西方的抗争。日本的明治维新、东亚各国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1949年中国的革命，都是对世界近代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但这些事件的影响主要是地区性的。战后东亚在经济上的崛起，才使东亚自近代以来在真正意义上对世界产生全球性影响，并导致人类历史的重大变革。但经济实力的增强，还只是东西方的不平等关系有所改善的一个方面。由于缺乏足够的自主性和凝聚力，东亚在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还没有从对西方的依附和受支配地位中摆脱出来。一些西方大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左右东亚的地区安全，在东亚地区的许多重要事务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还利用IMF等国际组织向东亚推行西方的经济模式和文化价值，利用民主、人权问题干涉东亚国家的内政。正像两位欧洲学者在1998年指出的那样：“甚至今天，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安理会的某些最高领导人身上，我们还依稀看到那过去的‘监护人’的影子。”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一个重要标志是区域集团出现新的高潮，欧盟不但统一了市场和货币，还颁布了宪法。北美在地区化进程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这种发展趋势再次使东亚处于被动地位。

东亚共同体的形成，是西方对东亚过度支配的必然结果。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东亚只有形成一个共同体，才能有效增强和提高自身的自主性和凝聚力，谋求在国际关系格局中与西方平等的地位，真正摆脱西方的控制和影响，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主体而非客体，原因而非结果”，从而有助于结束西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单方面地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巨大压力和影响，推进全球化朝着双向的、多向的互动和相互作用、相互均衡的方向发展。1992年雅加达不结盟运动的第十次首脑会议上，马哈蒂尔说：“过去我们有倒向另一边（指前苏联集团）的自由，现代我们没有这种选择自由，我们新的选择自由是要么屈服，要么对抗。”这一说法，正是这一客观诉求的直接表达。

（二）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多样性的证明

自近代以来，西方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西方的经济模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以武力为后盾，单方面地向非西方国家传播和扩张的过程，表现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的文化等方面被迫参与西化的过程。在基督教精神的引领下，西方人一直持有一种对“必然性”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可预见性的信仰，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社会制度，一直被西方人看做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唯一选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加入所谓民主化国家行列，被亨廷顿等学者称为“第三波”。苏联、东欧解体，冷战结束，更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作西方自由平等理念和社会制度全面胜利的重要标志。

但现实的发展远远出乎这些西方学者的意料。在经济上，全球化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主要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变本加厉地在世界范围推广的过程。这种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模式的主旨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主要推广机构是世界银行、WTO（GATT）和IMF。自20世纪70年代起，一些发展中国家接受了IMF和世界银行提出的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改革方案。到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大批拉美国家、非洲国家乃至南亚国家的参与，“经济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并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而达到高潮。令人遗憾的是，“华盛顿共识”非但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预期的经济繁荣，反而带来管理不善、腐败以及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阿根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20世纪初，阿根廷曾位居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六位、人均GDP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的80%。但这个国家由于自1976年开始在“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观念的指导下持续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终于在20世纪末变成一个“灾难国家”——经济负增长；高达1500亿美元的外债无力偿还；人均GDP降至2100美元，比近一个世纪前的3797美元几乎减少了一半；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同样“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并没有在俄罗斯和其他大多数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产生预期的结果。西方人告诉这些国家，新经济体系将把它们带入前所未有的繁荣，取而代之的是，它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贫困”。

同经济上走西方发展道路的情形相似，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同样没有帮助自身从混乱、失序和贫困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卷入了所谓的“第三波”，但至今还没有摆脱“民主——动乱—专制—再民主—再动乱—再专制”的恶性循环。在俄罗斯，美国的“休克疗法”则将这个曾经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宇宙空间轨道的国家迅速地转型为一个自然资源的出口国。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武力为后盾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模式向阿拉伯地区强行推广时，甚至遭到强烈的抵制和反抗。

当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许多西方政要和学者都多少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宣称危机表明“东亚模式”和“亚洲价值观”的破产。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自由资本主义以及由这种自由资本主义引导的全球化本身所存在的弊端。全球化不应该是单一线路和单一模式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新的趋势和重大转折，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观点，也越来越显示出它本身具有的洞察力，而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则无疑构成这一新的发展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一，东亚共同体的产生，证明在人类社会发展方面，真理不止一个。传统上信仰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国家，都非常关注“真理”。纵观历史，这些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都难以容忍现行的一些思想，他们只有一个“真理”，其他的都是错误的。这种理念和价值符合柏林所说的“一元论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然而在东亚，却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经验与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包括佛教、道教和神道教在内的东亚宗教，从不认为任何人、任何流派能够拥有“真理”。人类的真理被看做是一种部分真理，因而一个真理并不排斥它的对立面。东亚人可以很容易地同时信仰或从属于一个以上的宗教或哲学流派。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曾经说：“我们日本人并不把自己看作是笃信宗教的民族，尽管我们信教；我们认为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我们当中有佛家、儒教、道学家和基督教徒，但我们也很重视实际。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日本人生为神道，过着儒教生活，在基督教的婚礼下成亲，在佛教的葬俗下送终。我们的礼仪、习俗和节日都是由几百年的宗教传统演变而来的，但我们却不为禁忌所缚，愿意追求最佳和最实际的方式尝试做任何事情。”而胡适则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有着如下的评价：“全世界各民族中，只有我们的民族对于宗教的生活是最淡漠的。”这种主张世界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宗教哲学非常有助于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而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又无疑非常有助于这种思想观念的发扬光大。

其二，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能够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不止一条。在基督教精神的引领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长期坚持西方发展理念和模式的普遍意义，主张拥有美国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是所有国家繁荣幸福的前提。按照这种逻辑，全球化的最终结果是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差异性彻底丧失。但这种使全球各个国家和民族都高度一致，完全同质化的全球化，既不可能，也非常可怕，而它本身也不过是西方人的理想，符合西方人的利益。这种逻辑在现实上推到极致，就是法西斯主义式的极端主义和极权主义。在目前，则表现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东亚共同体的形成所具有的最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正在成为西方文明以外的一种现代文明模式；一个与西方有所不同的政治制度、理论学说、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全面勃兴，向世人清晰明白地展示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不是一个单向的、孤立的发展路线。

其三，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能够扭转以往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向东方单向传播的不均衡格局。东亚共同体的形成不仅可以扭转近代以来“全球化及西方”这一非常态的历史进程，而且就本身的性质而言，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还会真正使全球化成为一个世界各地区和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从而证明全球化不是一个统一而消灭多样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共同利益和价值增多的也增加多样性的过程。换言之，全球化并非单一的线路，而是多种线路。全球化本身要求在西方之外产生新的现代化模式，走出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以及集团化道路。只有这样，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才有可能摆脱由单一的衡量和评判标准造成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模式。

（三）结束由西方人代替东亚发言的历史

近代以来，随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西方日益成为真善美的化身。“从16～20世纪，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为西方思想、价值观和文化实践在全世界的接受与传播提供了一些最根本的基础。”雅斯贝斯说：“世界历史从1500年至1830年这一段时期，在西方是以其大量特殊的个性、不朽的诗篇和艺术作品、最深层的宗教动力以及在科技领域的创造而著名的。”在这段时间里，西方世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仅拥有物质上的强制力，而且还利用其在心理、精神、观念、目的等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优势，借助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喋喋不休地对东亚进行说服、指导、影响、诱惑、威胁、约束和吸引。从19世纪到二战结束，西方的标准甚至就是“文明”标准的代名词。在那一时期的欧洲人看来，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接纳还是不接纳非欧洲国家为他们自己形成的国际社会的成员。与此相对应，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学习西方的过程，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模式、政治制度和宗教艺术向非西方国家传播的过程。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继续主动扮演“民主的”新世界新秩序的领导人的角色，并试图以它们制定的“文明的标准”吸纳或排斥非西方国家。至少在一部分西方领导人和知识精英看来，“如果东方能够表述自己，它一定会表述自己；既然它不能，就必须由别人担负起这一职责，为了西方，也为了可怜的东方。[正如法国人所说：因为没有更好的。也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指出的那样，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西方人了解和把握东亚，甚至建立东方学，其出发点是使这个地区中规中矩地按照西方的理念和逻辑发展。早在黑格尔时代，欧洲就有了所谓的欧洲观念和欧洲认同，并把欧洲以外的民族视为劣等民族。由于有了欧洲观念，在马太效应原理的作用下，东亚就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认同和观念。东亚成为西方的延伸，没有主体性；东亚的发展要听从西方的领导和指引；东亚的是非要由西方人来判断；东亚存在的意义要经由西方人来诠释；东亚人自己的知识要经由西方人的判定，肯定后才有意义。正像爱德华·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所指出的那样：“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西方人的）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如果将18世纪晚期作为对其进行粗略界定的出发点，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

只有独具特色的东亚共同体的形成，才能打破“唯有西方”的神话，从而夺回自身的话语权，结束由西方代替东方说话的历史。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如果东亚按照欧盟的模式建设共同体，东亚的历史将继续成为西方历史的扩展和延伸，即把西方的经验、模式和理论原封不动地套用到东亚共同体的实践中来，东亚共同体就成为欧洲共同体的延伸和扩展，全球化依旧在延续单一模式，东亚共同体即使建成，也不过是欧盟的复制品或山寨版，成为比欧盟低一个或几个等级的共同体，东亚依旧是西方的附庸和二流地区，依旧难以从不平等和屈辱的状态下解脱出来，也难以彻底告别没有自己历史的历史。

其二，如果照搬西方的模式，东亚永远不会有属于自己的共同体；如果完全依照欧盟的标准，东亚共同体也不可能建成。历史经验表明，任何民族和国家完全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都不可能获得成功；任何地区合作和共同体的形成，也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共同体的模式。而且，独具特色的东亚共同体产生的外部合理性，在于从人类社会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来看，需要在21世纪形成的是一种新的、与欧盟和北美有所区别的共同体。

其三，即使照搬西方模式，亦步亦趋地跟随欧盟建构东亚共同体，也是一个西方人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他们必然加以干预。瑟罗明确指出：“美国对一个有凝聚力的亚洲贸易集团没有兴趣，它有自己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太多的欧洲关系。分而治之才是真正重要的。”1978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考虑像美国照顾中南美各国，德国特别照顾EC, EC特别照顾非洲那样，对太平洋各国和地区加以照顾，正式把促进与环太平洋地区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作为新内阁的外交战略，尽管他念念不忘强调这一切都必须以日美友好为基轴，但是仍然遭到美国的反对。1990年，马哈蒂尔提议成立一个“东亚经济集团”（EAEG）,后经修改，被重新命名为“东亚经济核心会议”（EAEC），成员与现今“10+3”的成员完全相同。结果因被美国严厉抨击为“在太平洋画一条线，将日美分开的设想”而化作泡影。1997年9月，日本提出在东亚成立一个10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也遭到美国、IMF以及西方其他国家的反对和制止。

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唯一途径就是另辟蹊径，不走欧盟的道路。东亚共同体只有根据东亚的实际思考和探索发展与合作的模式，才能更加有力地向世人清晰明白地展示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地区化进程不是一个单向的、孤立的发展路线，才能增进东亚人的主体意识和自信，恢复自己的话语权，从而逐渐结束文化传播主要由西方向东方无条件单方面传播的历史；结束东方人主要向西方人学习的历史，东亚的发展成败主要由西方人评判的历史，以及东亚发展的本土经验也要采用西方的学说和方法加以诠释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