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周期理论综述
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周期已有两个世纪之久,在漫长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对于经济周期的深刻认识。在早期的研究中,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关于经济直观和朴素的想法,比如太阳黑子理论、心理周期理论。太阳黑子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提出,又称农业收获论。这种理论认为,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而农业生产的状况又会影响工业及整个经济。也就是说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决定了经济的周期性。庇古和巴奇霍特主张心理预期对经济周期各个阶段形成的决定作用。这种理论认为,预期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乐观与悲观预期的交替引起了经济周期中繁荣和萧条的交替。该理论突出了经济运行中的行为因素,对宏观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可贵的视角,但是以心理决定经济而不是经济决定心理的观点有些偏颇。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二战以后,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有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然而,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派对于经济周期的理论解释和模型有着不同的看法。在经济周期的相关理论中,比较重要的包括货币主义的经济周期模型、乘数-加速数模型、政治周期理论、均衡周期理论以及真实商业周期理论。
现代货币主义是最近30年间由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同事和追随者发展起来的。该学派源于对许多早期凯恩斯主义者过分强调财政政策的倾向提出挑战。货币主义强调货币在短期中决定名义增长而在长期中决定价格。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动不仅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变动,而且在短期内也会影响实际产量。货币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产量也处于均衡状态。当货币供给增加时,货币市场就会出现失衡。此时,人们发现手中持有的货币数量超过了通常的水平,从而增加其货币支出量。货币的支出量增加有两种效应:一是直接导致人们对非货币资产的购买;二是货币量的增加引起利率下降,刺激人们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刺激投资者增加固定资产的购买。两种渠道下货币量的增加都会引起对非货币资产支出的增加。进而导致了总需求、价格水平以及总产量的增加,经济便进入了繁荣时期。但产量的增加最终受到资源等因素的制约,体现为价格的上涨。此时,货币量的增加只能引起物价的上涨。实际货币供应量会下降,经济又回到原来的水平。相反的情况,货币量的减少则会引起经济萧条。货币主义认为经济中的周期性波动是由于货币量变动而引起的,而货币量主要由中央银行控制,因此,中央银行对货币量的扩张或收缩引起了经济波动。
乘数-加速数模型是由汉森—萨缪尔森提出来的,是对凯恩斯投资理论的修正与发展。乘数原理是投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影响,投资数量的增长会通过乘数作用使收入增加,进而刺激消费,并进一步促进投资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而产生循环放大效应。反之亦然。加速数原理是指收入变动或消费需求的变动引起投资变动。首先投资并不是产量(或收入)的绝对量的函数,而是产量变动率的函数。即投资变动取决于产量的变动率;若产量的增加逐期保持不变(产量变动率为零),则投资总额也不变。投资率变动的幅度大于产量(或收入)的变动率,产量的微小变化会引起投资率较大幅度的变化。若要保持增长率不至于下降,产量必须持续按一定比率增长。因为一旦产量的增长率变缓,投资增长率就会停止或下降。即使产量不是绝对地下降,而只是相对地放缓了增长速度,也可能引起投资缩减。加速数与乘数一样都从两个方向发生作用。即当产量增加时,投资的增长是加速的,当产量停止增长或减少时,投资的减少也是加速的。要使加速原理发挥正常作用,只有在过剩生产能力全部消除时才能实现。乘数与加速数原理相互作用引起经济周期的具体过程是,投资增加通过乘数效应引起国内生产总值上升更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又通过加速数效应引起投资的进一步扩张,经济进入繁荣阶段。然而,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社会需求与资源的限制无法再增加,这时就会由于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使投资减少,投资的减少又会由于乘数的作用使国内生产总值继续减少。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又使经济进入衰退。衰退持续一定时期后由于固定资产更新,即大规模的机器设备更新又使投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再增加,从而经济进入另一次繁荣。正是由于乘数与加速数原理的共同作用,经济中就形成了由繁荣到衰退,又由衰退到繁荣的周期性运动。
均衡周期理论由理性预期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卢卡斯在1977年《对经济周期的理解》与1978年《失业政策》等中提出。他认为经济波动取决于生产者对价格变动反应的周期理论。在模型中假设厂商和工人是利益一致的;生产者所掌握的经济信息是不全面和不充分的。由于基本工人的劳动供给对实际工资永久性变动的弹性很小,而对实际收入短期变动的弹性很大。产品售价短期变动就会引发就业量的巨大波动。而产品售价的持久性变动不会引起就业量的重大变动。基本工人在产品售价高的时候工作的收益越高,而休闲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这时会推迟休闲,提供更多的劳动。因此工资或物价的短期微小变化,就能引起产量与就业量的显著波动。卢卡斯的理论中引入“名义价格”的不确定性。即生产决策者无法完全分辨产品价格上涨是因为通货膨胀还是因为产品相对价格变动引起的,只能根据自身经验做出理性预期,并根据预期决定劳动供给的变化。这种判断会将通货膨胀和相对价格变化混淆,从而对价格变动是短期的还是持久的产生混淆。如果当货币供应意外上升,预期通胀低于实际通胀,生产者误以为相对价格上涨而增加生产,从而引起产量和就业的增加,经济进入繁荣期。反之会减产裁员,经济陷入衰退期。
政治周期理论将经济周期的根源归于政府对通货膨胀采取的周期性制止政策。主要代表人物是波兰经济学家卡莱斯基。卡莱斯基认为由于政治的原因,企业主总会反对通过政府干预经济以实现和保持充分就业。因此,政府反经济周期的政策将是这样的:在失业较多的萧条阶段,当政府借助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使经济转向复苏以后,政府企图把就业推向更高的水平,企业主将以赤字财政违背“健全的财政”为借口,反对继续刺激生产和就业。这样,尽管经济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政府会转而采取紧缩性的政策,这将导致生产下降失业增多,因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将由于政治的原因而表现为繁荣与萧条交替更迭的经济循环。卡莱斯基的政治周期理论是用政府交替运用紧缩性和扩张性政策调节经济生活,来解释经济周期性的变化。他认为政府企图维持经济的稳定实际上却造成了经济的不稳定。为了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结果会带来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这样,政府在政治上要受到人们的责问和反对。于是政府不得不转而实行紧缩性政策,人为制造经济衰退与停滞,这样又会引起人民的不满,政府又会重新实行扩张性政策,从而又导致通货膨胀。这就是国家干预经济所造成的政治的经济周期,其根源在于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这两个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矛盾,而且很难协调。
20世纪80年代,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等人基于跨期最优化的一般均衡模型提出了真实商业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通常称为RBC理论)。真实商业周期理论是目前经济学界经济周期相关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真实商业周期理论认为其中最常见、最值得分析的是技术的冲击,因此,该理论有代表性的论文都把技术冲击作为波动源,认为技术变化包括任何使生产函数发生移动,而不涉及投入要素数量变化的因素。
该理论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在长期或短期中都可以自发地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经济周期源于经营体系之外的一些真实因素,如技术进步的冲击,市场经济无法预测这些因素的变动与出现,也无法自发地迅速作出反应,故而经济中发生周期性波动。例如大规模的随机技术进步或者生产率的波动,这种波动会引起相对价格的变化,理性的经济人会通过改变劳动供给来最大化收入。和均衡周期理论类似,真实商业周期理论也认为劳动供给对真实工资较小的变动会作出很大的反应。如果技术冲击是暂时的,使得当期的真实工资暂时地高于标准工资,那么劳动者将以工作替代闲暇,提供更多的劳动,于是产量和就业量均上升,而在预期真实工资较低的未来少工作,因此真实工资的暂时变化会有一个大的供给反应。持久的技术冲击,通过提高未来真实工资,造成降低当期劳动供给的财富效应。通过跨时劳动替代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形成了经济波动。
由于将技术变动作为经济波动的根源,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的结论与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结论有着根本的区别。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认为实际GDP存在平滑的长期趋势,由于需求冲击,使得短期中的经济偏离长期趋势,出现经济周期。所不同的是,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种偏离可能是剧烈的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因此需要政府实行干预政策,使经济回到充分就业均衡趋势水平。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市场力量具有保持均衡的能力,积极的稳定政策是不必要的。
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则认为,由于技术冲击有一定的持久性,使实际GDP也存在一定的持久性,并且技术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是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进行的。所以,观察到的产量波动是其自然率的波动,而不是对平滑的必然趋势的偏离。换言之,观察到的产量波动仅代表随时间变化的帕累托最优。基于这一结论,RBC理论研究者认为政府的作用不应该是采取一些短期的反周期措施,而应该是为经济的最优增长提供良好的条件,如准确地确定税率并提供教育、卫生等公共物品,这些措施都可以影响供给,进而可能影响经济的周期性表现或经济增长率。为了支持他们的结论,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研究者还运用“李嘉图等价”命题说明实行赤字财政的财政政策的无效性,通过证明货币供给是对产量变动的内生反应来说明货币政策的无效性。
虽然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经济周期中的某些问题目前经济学界仍然无法给出很好的回答,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仍然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经济周期是一国经济整体的反映,其主要表现是GDP的波动,但不单单只是GDP。当经济周期出现波动的时候,一般都会表现为各种宏观经济变量的一起波动。经济周期是居民、企业、政府等各个部门债务波动的基础。在后续部分中,我们将以经济周期为基础,全面审视债务周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