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逆力理论的缘起与核心观点

曾静

在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影响下，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焦点逐步从关注问题转移到关注人们内在优势，强调人在面对压力、挫折时的潜能激发和自我超越。由此，抗逆力研究脱颖而出，并成为国际范围内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工作领域的研究热点。了解抗逆力理论的缘起及其核心观点，对抗逆力在实际过程中的应用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抗逆力（resilience）研究：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

抗逆力作为一个物理学术语，其原意是弹力、弹性，是指物体受外力作用发生形变后，若撤去外力，物体能回复原来形状的力。简而言之，就是指某个物体能在弯曲、伸展或收缩后回复原先的形状或位置的性能。

物体在力的作用下发生的形状或体积的改变叫作形变。形变的种类包括很多，比如纵向形变、体积形变、切变、扭转以及弯曲等。不仅塑料、弹簧等能够发生形变，任何物体都能够发生形变，不发生形变的物体是不存在的。因物体的形变有多种多样，所以产生的弹力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例如，一重物放在塑料板上，被压弯的塑料要恢复原状，产生向上的弹力，这就是它对重物的支持力。将一物体挂在弹簧上，物体把弹簧拉长，被拉长的弹簧要恢复原状，产生向上的弹力，这就是它对物体的拉力。

英国科学家胡克1678年就提出了著名的弹性定律(也叫胡克定律)，它是力学最重要的基本定律之一，在现代，仍然是物理学的重要基本理论。它指出：在弹性限度内，弹簧的形变与引起形变的外力大小成正比，即f=k·x。其中k叫弹簧的弹性系数，是由弹簧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具体来讲，k 与弹簧的直径、线径、材料和有效圈数有关。弹簧的弹性系数越大，在受到同样外力的情况下发生的形变就越小。比如图1中原长相同的A、B两个弹簧，在挂上100克的砝码后长度明显不同，就是因为A的弹性系数大，抗外力能力强。

三四十年前，西方学者开始将“抗逆力”这一术语从物理学中借鉴过来，延伸到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研究中。最初这一概念多用于特殊人群的心理健康和自我恢复能力的研究。

诺曼·加梅齐（Norman Garmezy）是这一研究的先驱。大约40年前，他研究了为何许多孩子不会因为与患精神分裂症的父母一起生活而患精神疾病，并得出结论：抗逆力的某种特性在心理健康方面所起的作用比人们预想的要大。比较有影响的是，儿童精神病学家Anthony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研究中发现：某些来自父母精神异常家庭的儿童，虽然长期处于严重的社会心理逆境中，却超出预期，能发展出健康的情绪和较强的生活适应能力，他把这些儿童称为“适应良好的儿童”。后续的研究者认为存在某些变量改变了这种预期结果，并致力于研究这些变量因素，寻找这些使个人成功应对危机的保护因子。心理学界后来将这些变量以及保护因子统称为“抗逆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逆力研究逐渐增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根据所对应的英文resilience, “抗逆力”曾被台湾学者译为“复原力”，以强调在遭受创伤与苦难之后的自我恢复。香港与大陆学者则把它译为“心理弹力”“心理弹性”“心理韧性”或者“抗阻力”，以彰显在逆境中迎难而上的精神。也有中国学者认为从心理学意义上来看，“抗逆力”不仅意味着个体在重大创伤或应激之后能恢复最初状态，在压力威胁下能够顽强持久、坚忍不拔，而且更强调个体在挫折后的成长和新生。

尽管提法不一，但它们都强调了一个共同点：抗逆力是指一个人应对困难、压力、挫折等逆境时的心理协调和积极的应对能力。在面对逆境的过程中，这种抗逆能力使人的心理健康回复至逆境发生前的状况，甚至展现出更理想的心理状态，而在克服逆境后能够拥有更高的抗逆能力。

由此可见，抗逆力广泛存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并且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两者结合起来看，图1中的弹簧A、B 就如同心理学中不同的研究对象；100克的重量如同研究对象所处的压力和逆境（如情感受挫、学业失败、工作压力等）；弹性系数k则类似我们所说的抗逆力。同样的外力也就是危机情况下，弹性系数即抗逆力越高，所发生的形变即研究对象所受的危机影响越小。而弹性系数也就是抗逆力的高低由A、B的性质（内外保护因素）决定。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同样经受情感受挫、学业失败或者面临工作压力、家庭变故的不同个人，因为其抗逆力的不同，危机对个人所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二 抗逆力内涵的解读

抗逆力是优势视角实务模式的理论内核。 “优势视角”(strength perspective) 是一种关注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的视角。它意味着应当把人们及其环境中的优势和资源作为心理学研究过程中关注的焦点，而非关注其问题和病理。优势视角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解决问题的力量与资源，并且具有在困难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抗逆力。如果把优势视角比作一只放大镜，那么透过这只放大镜，最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就是蕴藏在个人身上的抗逆力。抗逆力作为优势视角实务模式的理论内核，特别强调当个人面对逆境时能够理性地做出建设性、正向的选择和处理方法。

(一) 抗逆力是能力、过程与结果的统一

抗逆力，不仅仅指面对逆境的复原能力，同时也包含当中的过程与结果。

抗逆力是一种能力，能够引领个人在身处恶劣环境下懂得如何处理不利的条件，从而产生正面的结果。“抗逆力的核心因素在于复原，即重新回到压力事件之前所具有的适应的、胜任的行为模式的能力。”

抗逆力是一个过程，是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过程。环境中的危机与挑战是激发抗逆力的先决条件。“抗逆力并非一种绝对的能力，拥有抗逆力并不代表个人就能抵抗压力，一个人的抗逆力适用于何种压力情境，是增加、减少还是改变，取决于个人与环境的互动。”而且抗逆力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并且不断增强。

抗逆力是一个结果，它抗击困难，恢复良好的适应功能和行为结果，比预期的结果积极。“抗逆力是一种现象：尽管这种现象可能会对个人的适应和发展带来严重的威胁，但最终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抗逆力可以理解为处于危险中的个体获取幸福时的一种状态，也指一个人要获取幸福所应具有的特点和心理机制。”抗逆力预示着个体向着良好、积极的结果努力，这一努力确实有利于正向结果的达成。

(二) 抗逆力的表现形式

从表现形式而言，抗逆力有常规途径和非常规途径两种形式。

常规形式简称为“4C”，包括胜任力（competent）、爱心(caring）、贡献（contribution）和乐群（community）。通常表现为常规的亲社会取向的行为方式，遵从社会规范与道德，认同主流社会文化，同时也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纳。

非常规形式简称为“4D”，主要指危险的（dangerous）、违规的（delinquent）、失常的（deviant）和混乱的（disordered）行为。通常表现为反传统、反社会、反主流的行为倾向，具有挑战常规、对抗成人、批判现实的特征，往往会受到成人的指责、朋辈群体的排斥、公众舆论的压力。

尽管二者在表现形式上体现出有所对立的趋向，但它们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抗逆力的具体体现，共同展示了生命的能量、驱动力与生机。常规形式的抗逆力与主流社会形成认同，有利于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帮助。非常规形式的抗逆力与主流社会产生分歧与冲突，不利于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与接纳，在抗逆力发生作用的过程中难度更大。而这恰恰是需要社会大众，特别是成人社会深刻反思、转换视角的地方，青少年人群为什么要通过非常规形式表达能力获得关注，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感悟的命题。

(三) 抗逆力的构成要素：I have, I am, I can

从构成要素上，抗逆力有外部支持因素（I have）、内在优势因素（I am）以及效能因素（I can）三个部分。构成个体抗逆力的要素有很多，综合起来主要体现在这三个方面。

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以及与我们生活有关联的各种关系构成了我们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与我们发生交互影响的人，能够帮助或者增强我们的抗逆力，从而构成了抗逆力的外部支持因素。外部支持因素（I have）包括拥有正向的连接关系、坚定清晰的规范、关怀支持的环境、积极合理的期望、有意义的参与机会。正向的连接关系是指个体在其生活环境中拥有良性的人际关系，不仅对于孩子和青少年，也包括任何年龄阶段的成年人，都需要与他人建立一种积极关怀的连接关系。Wolin认为，这样的一种关系就像“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镜子”展现出我们快乐的形象，运用一种真诚的积极方式帮助我们重新改造自己的身份。坚定清晰的规范是指个体的成长环境中有人能够帮助其明确基本的生活规范，形成是非观念的界限。关怀支持的环境是指个体在生活环境中至少拥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给予其无条件关爱、无条件接纳，使个体体验被爱的幸福。积极合理的期望是指个体的生活环境中有人寄予其高度的期望，相信其成功的可能，并且给予其现实而有目的的支持。高且能够实现的期望能够激发人的行动，鼓励优势的发挥。有意义的参与机会是指个体在社会活动、集体生活中，拥有参与的机会，并能在其中发挥作用。以上几点是形成个体抗逆力的外在保护因素的必备条件。

内在优势因素（I am）包括完美的个人形象感、积极乐观感。我们观察自己而得到的结论和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反馈称为自我形象，这对于青少年非常重要。积极的个人形象感是指个体对自我具有较强的认同感，能够接纳自我，同时具有高度自尊以及高度自我价值感。乐观感即相信未来是光明的，充满希望的。Martin Seligman（1995）在Optimistic Child一书中强调，乐观感是可以培养的，主要是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待当前的逆境；我们若将当前的逆境看为暂时的、个别的和外在的，就能较乐观及正面地面对逆境，反之则无法应对逆境。

效能因素（I can）包括人际技巧、解决问题的能力、情绪管理及目标制订等。人际技巧是指适应不同文化的灵活性、同情心、幽默感及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指懂得运用资源及寻求帮助的能力；情绪管理是指能察觉自己的情绪并正面表达出来；目标制订是指了解自己的目标，并具备制订计划的能力，从而达到自己的目标。

以上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了抗逆力的要素。在实践过程中，三个要素可以分别加以提升。然而，在个体处于危机、面临逆境的时候，这三个要素总是相互结合共同起作用。有些人在某种情境下能够充分运用其抗逆力，在另外一种情景中却不能体现其抗逆力的作用。社会建构主义观点认为，每一个个体的自我并不是单一形成的，而是多个不同的自我构成的集合体，这些不同的自我在各个不同的情境下激发出来。一个人在面对工作中的挑战时，他的抗逆力自我起主导作用，然而在面临亲人离去的时候，起主导作用的则有可能是他的脆弱性的自我。

三 抗逆力的运作模型

Richardson提出了抗逆力的运作模型（Richardson's Resilience Model），展现了抗逆力的运作过程、影响因素等。

首先，这个模型显示了个体产生抗逆力的过程。这个模型认为，任何一个个体，最初都处于“身心平衡”（Biosychospiritual Homeostasis）的舒适稳定区域。随着生活危机事件的突然发生，身心的平衡就会遭到破坏，迫使个体不得不改变原有的认知模式(如世界观、信念体系等），重新进行整合。这个重构的过程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一般来说可出现四种可能性：一是功能失调(Dysfunctional Reintegration），比如酗酒、吸毒、犯罪或自杀企图；二是丧失性重构（Reintegration With Loss），如自我价值感丧失、低自尊、自卑、自我否定、能力缺失等，这些都是非适应状态的重构，不利于个体走向良性发展；三是平衡重构（Reintegration Back to Homeostasis），个体保持稳定状态，继续拥有安宁舒适的生活；四是抗逆力重构（Reintegration with Resiliency），激活生命潜能，积极应对，体现胜任力，战胜逆境，健康成长。

抗逆力的运作模型与弹簧发生形变的模型极为类似。当外力施加于原长的弹簧时，弹簧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从而产生形变。外力撤离后，弹簧会试图启动恢复原长的振动，类似于图2的重构阶段。如果外力超出了其弹性范围，发生破坏性形变，弹簧就可能被拉坏，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了，类似于图2中的功能失调或者丧失性重构。反之，如果是在弹性范围以内，则会产生良性形变，弹簧可以恢复原状，甚至弹性能力得到增强，类似于图2中的平衡重构或者抗逆力重构。

其次，保护因素是影响个体抗逆力形成的重要条件。个体在危机产生过程中，原来的身心平衡被打破，在重构过程中，如果拥有合适的外部支持因素（I have），内在优势因素（I am）以及效能因素（I can），保护因素就可以顺利帮他克服困难，战胜危机，恢复生活原状，甚至是获得新生，展现更加理想的心理状态，出现上述的平衡重构和抗逆力的重构。

最后，压力、危机和逆境是产生抗逆力的先决条件。这个模型完整地展现了个体在危机发生之前、之中以及之后的各种不同状态。最初，个体处于身心平衡的状态，并且无论这种状态好与不好，个体都很对此很适应。如果没有压力、没有危机、没有挑战，个体会一直享受当下的状态。正是因为危机的产生，打破了个体原有的平静，在重构过程中激发了个体的内在潜能，从而实现了抗逆力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