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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对希腊的意向书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内部贬值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内部贬值将导致一国深入与持久的经济衰退。本文作者持不同意见。在对IMF的论证进行逐条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内部贬值对于一国来说是可行并且有利的选择。

为什么内部贬值是有利的?

文 Anders Aslund 编译 熊爱宗

内部贬值成为欧元区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它却富有争议。在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希腊的意向书中,其中专栏3专门介绍了“内部贬值的国内经验”,并对内部贬值提出反对意见。IMF总结了一些标准论据,但是其中存在一些错误。

内部贬值的含义是在名义汇率无须贬值的情况下实现实际有效汇率贬值,这可以通过诸多手段完成,如直接降低工资与削减公共支出,或者通过结构改革以使经济更富效率。

IMF在专栏中指出,内部贬值往往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深度与旷日持久的衰退,因为固定汇率制总是将调整负担落在增长、收入与就业上。IMF的论证来自对四个经济体——阿根廷、希腊、中国香港和拉脱维亚——从衰退之前的高点到衰退累积产出损失的比较。这一比较存在以下几个不足。

第一,由于并没有控制初始条件,所以这种比较几乎没有任何经验价值。

第二,对于类似阿根廷、希腊和拉脱维亚危机这样的重大经济事件,三年半的评估期太短。一般的评估期至少在10年,最好在20年,因为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未来的增长路径。

第三,分析应该考虑前期的经济增长率。一种常见的说法是,由于事后经历了一个长期且快速的经济增长,阿根廷被认为在货币贬值中获得了巨大好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危机之前发生了什么。当阿根廷经济不断下降之时,拉脱维亚却在经历令人惊异的经济扩张,结果,在2000~2011年拉脱维亚经济累计增长了51%,而阿根廷在1992~2003年却只增长了15%。

第四,拉脱维亚在爆发危机之时,IMF曾评估拉脱维亚在2007年经济产出已经超过潜在产出9%,因此产出必然会出现收缩。为做出公平比较,我们应该在拉脱维亚已下降产出中再下调9%,这将使得其累计产出损失从24%下降到15%。

IMF第二个论点认为以内部贬值重拾经济竞争力很难执行并且成功的案例很少,基于此,专栏也没有提供相关案例。这同样值得商榷。有充分的依据可以说明在过去的30年里,欧洲就存在大量这样的成功案例。1982年丹麦将克朗盯住德国马克以推进结构改革和成本控制,其所作的就是内部贬值,并且也是成功的。1987~1989年荷兰同样取得了成功,21世纪初的德国也是如此,2008~2010年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保加利亚同样如此。因此,与IMF的观点相反,内部贬值在北欧成为最成功的改革策略。

IMF第三个论点认为国家经验表明确保内部贬值发挥作用需要一系列因素的配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开放经济体拥有高度的要素流动性和工资与价格的弹性。但这是本末倒置的,丹麦、荷兰、德国内部贬值的重要目的就是实现以上目标,并且它们被证明也是成功的。

IMF第四个论点认为由于价格的传递效果有限,实际有效汇率贬值将会很微弱,如波罗的海国家、阿根廷、希腊等。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经验表明,2008~2010年,拉脱维亚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8%,立陶宛升值8%,爱沙尼亚升值5%。

IMF第五个论点认为资源从非贸易部门转向贸易部门将会花费非常长的时间,这或者来自持续的技能错配或者贸易部门缺乏投资机会,从而阻碍了要素的重新分配(例如前民主德国、拉脱维亚)。这是另一个错误的结论,前民主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反证。20年间,前民主德国获得了平均每年800亿美元相当于其一半GDP的补贴,前联邦德国由于放慢结构调整,从前民主德国移民,从而遭受没有内部贬值之苦。相反,拉脱维亚以及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则在危机之后经历了出口和制造业部门的扩张,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在2011年第一季度经历了年化45%的出口增长。

IMF第六个论点认为外部调整机制发挥作用往往主要通过进口压制而不是出口扩张。这部分是正确的,2008年中期波罗的海国家进口锐减,而出口在2010年年初才出现飙升,但是这只是一个有限的时期。这不是一个问题。

IMF的主要结论是内部贬值对于恢复一国竞争力而言既不必要也毫无益处。相反,如果一国维持固定汇率制,反而会强制推动该国进行结构改革,例如在中东欧,固定汇率制促进了这一地区进行更大程度的财政和结构调整。

拉脱维亚的危机解决措施证明内部贬值是一个可行并且有利的选择。固定汇率制没有阻碍改革反而加快了调整,这对于欧洲货币联盟(EMU)具有借鉴意义。确实,汇率制度的作用被过于强调了,奥博斯尔德和罗格夫曾指出,汇率和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都是极其微弱的。其他的政策也许简单但却更加重要,因此,进行大规模的成本调整并不能成为脱离欧元区的理由。

 

本文原题为“Why Internal Devaluation Is Advantageous”, 2012年6月6日发表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网站上。作者Anders Aslund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