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拉美印第安传播事业

李菡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伴随拉美印第安社会运动的崛起和信息社会的发展，拉美印第安传播事业呈现区域性和专业性发展态势。印第安人以影像和互联网为主要媒介发展自己的传播事业，阐释自己的理念，展现印第安人的价值观和民族特性，增强外界对自身的认知，发挥影响社会和政治进程的重要作用。虽然印第安传播事业的发展面临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局限，但是它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有利于推动传播民主化。这表明印第安人开始拥有话语权，获得了表达经济和社会利益诉求的渠道。印第安传播事业的发展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拉丁美洲 印第安传播 土著传媒

一 印第安传播事业的含义

印第安传播是印第安人利用传媒工具发展自己的传播事业，阐释自己的理念、价值观和民族特性，增强外界对自身的认知，促进相互了解，发挥影响社会和政治进程的作用。从社区广播和电视到电影，从视频艺术和报纸到互联网和社会媒体，印第安人利用这些工具打破大众主流媒体对本族群的陈旧认识观念。

印第安人通过行使传播权争取社会权利，体现了当今时代日益加深的集体和社区参与传播的趋势。近二三十年，拉美印第安人的社会和政治主体性意识不断增强。属于印第安人的传播媒介是从印第安族群的整体视角出发，在社会活动家、导演、记者和学者以及基金会等的支持下构建的跨国传媒网络和共同体。印第安传播是对排斥、歧视和濒临灭绝境地的土著文化做出的回应，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为维护生存权利和民族特性发出的声音。

拉美是世界土著传媒发展的重要地区，居住在这里的约4000万印第安人是推动世界土著传媒发展的先锋力量。2012年8月9日，联合国举办“世界土著人国际日”，主题是“土著传媒，加强土著声音”。在这次活动中，主办方放映了秘鲁印第安文化中心（CHIRAPAQ）制作的纪录片《时间之声》（Voces de los Tiempos），介绍了安第斯地区和亚马孙地区印第安人尤其是女性致力于土著传媒工作的过程。

二 印第安传播事业发展的两个因素：社会运动和信息社会

拉美印第安传播事业的发展是印第安社会运动崛起和全球化信息社会发展并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印第安社会运动的崛起与种族意识的形成为印第安传播事业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拉美社会各阶层融入现代信息社会的趋势明显，信息技术不仅在加强国家和地区社会团结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且也是文化行动主义的战略工具。

（一）印第安传播事业与社会运动

近二三十年，拉美印第安人的示威游行、大型社会动员、反暴力和要求土地和自由的集体行动呈现不断崛起之势。20世纪90年代初，拉美印第安运动崛起的主要标志有厄瓜多尔印第安民族联合会（CONAIE）组织的全国大罢工（1991年）, “Abya Yala 500年的杀戮”（1992年）抗议活动和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发动的恰帕斯起义（1994年）。这一系列社会运动以反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为背景，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印第安社会运动，90年代的社会运动呈现一大特点，就是注重运用各类媒介传播自身主张，争取外部关注。

印第安人通过媒介扩大影响，壮大社会运动，不仅获得公民社会的普遍支持和国际社会的认可，而且增强了族群的主体意识，成为国家政治权利的重要代表，印第安文化也成为国家文化的代表。拉美印第安人利用信息技术和媒体，努力传播政治自决、文化和种族平等这类新话语。因此，社会运动需要媒体来实现传播过程，两者有着密切联系。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自18世纪社会运动刚刚兴起，报纸、杂志、小册子以及其他印刷传媒就在传播社会运动的消息，它们宣告即将开始的行动，评价这些行动，并对这些行动的成败予以报道。20世纪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扩展，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展示。”由此可见，媒体是反映社会运动发展的重要渠道。

随着21世纪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互联网及社交媒体都对社会运动产生了全新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第安族群利用一系列传播媒介，如影像、广播和互联网等，传播印第安人的诉求、讲述印第安土著人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教育和卫生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宣传本族群的口述传统、宇宙观、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与此同时，在一些国际会议和印第安文化传播活动中，许多机构和团体开始提出和关注印第安人对传播权的诉求。

印第安人不仅限于“网络行动主义”（cyber activism），而且也通过无线电传播报道印第安族群的信息，无论这种无线电传播是否属于印第安人的组织。所有这些举措都体现了该族群的传播战略，即有效联系族群内部各组织和成员，同时努力向大众媒体传递信息，把受众面扩大到所有公众。

（二）印第安传播与信息社会

在当代社会，“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的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鸿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知识鸿沟”现象的存在和扩大是由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而反过来，“知识鸿沟”的扩大又加剧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在信息技术领域，各群体之间信息化程度差别较大。信息贫乏群体缺乏基本的信息设备和利用信息的能力，所以他们的发展潜力和参与机会就更少。同时，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将加剧种族冲突和贫富两极分化。由此可见，“知识鸿沟”和“数字鸿沟”都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是考察信息传播效果的主要变量。拉美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地区，作为拉美传统弱势群体，印第安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处于边缘地位，他们获取和掌握信息传播的技能很低，日益被信息传播技术边缘化。

然而，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信息社会在改变人们获知、传播和组织方式的同时，也为那些要求借助媒体融入现代社会的群体提供了机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新的传播技术投入市场和成熟之后，普及成本很快大大降低，这不仅有利于信息传播与知识普及，同时也为受排斥的群体提供了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有效工具。随着印第安人主动加入各类信息传播组织和掌握传播技术，他们不仅提高了获取信息的能力，而且建立了信息网络，加强了印第安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推动和影响国家政治进程，改善自身处境。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媒体构建的印第安人的“抵抗场域”，为“数字鸿沟”向“数字机遇”转变提供了可能。2010年，哥伦比亚召开“Abya Yala印第安文化传播峰会”，会议提出将传播视为印第安人的权利，强调传播自主权，包括以法律形式认可印第安人的传播权利，由社会和公共政策确保印第安人获取传播资源和技术。

三 印第安传播的主要媒介：影像和互联网

印第安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涉足媒体，尤其是广播。90年代以来，影像和互联网成为印第安人发展最快的媒介。

（一）影像

1991年，墨西哥全国印第安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Indigenista）提出“印第安影像”一词。印第安人使用影视手段介入政治，记录历史和现实，保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同时将这些传统在代际中传承，维护该族群的特性。人类学家埃丽卡·沃瑟姆（Erica Wortham）认为：“印第安影像如同土著、印第安人等词语一样，体现着印第安人争取民族自决的基本政治态度。”

在非印第安人制作的影像作品中，印第安人以负面形象或只流于民俗形象而被边缘化。印第安影视的出现是对当今拉美影视作品忽视或异化印第安人的回应。科技发展带来影视制作成本下降，打破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影像的垄断，促进了电影的民主化进程。在纪录片和故事片创作中，印第安人打破了私营商业垄断，可以从自己的视角创作电影、系列片和纪录片，破除影视中的各种陈规，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此外，印第安影像的发展也是各村社集体参与的过程。因此，印第安影像具有与其他影像作品不同的特点：

（1）是一种集体且非专业制作模式。

（2）由印第安人制作。

（3）不以市场为导向。

（4）实行非资本主义方式的版权制和交换制。

印第安影像的内容涉及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地权利、传统医药、童工、教育、政治参与、女性、宇宙观和生态问题等。这些主题反映了印第安人的诉求，从30年前基本物质条件（土地、经济资源）上升到认可整个族群的文化、语言、艺术和思想诉求，从“被动地抱怨”走向“积极地建议”的战略姿态。这种诉求的变化与族群意识形成过程有着内在联系。在一些拉美国家，印第安人已从相互孤立的各部落发展成一个非集中化却又相互协调自治的族群，并呈现出社会主体性姿态。

印第安影像事业从单个媒体逐渐形成区域性的传播网络，这与拉美印第安传播与电影协调委员会（CLACPI）和玻利维亚影视制作培训中心这两个机构密切相关。

拉美印第安传播与电影协调委员会于1985年在墨西哥成立，并召开第1届拉美印第安电影节。它的成立是印第安文化传播事业的标志性事件。委员会最初是在以印第安人为主题的电影制作人的倡议下创立的，现已成为整个拉美地区印第安组织与个人展示影视作品的平台，以其独立视角向全世界呈现拉美印第安人的生存状态。拉美印第安传播与电影协调委员会由来自13个拉美国家的36个组织构成，其中包括诸多影像制作中心、基金会、传播中心和印第安组织机构。委员会举办的拉美印第安国际电影节是拉美地区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土著电影节。电影节每两年举办一次，现已在拉美9个国家连续举办了11届。电影节为媒体提供平台，形成一个共同体和区域性或国际性公共空间。电影节逐渐扩大了印第安影视作品的影响力，同时也为各国的印第安影视制作培训中心提供了创作空间，有力地推动了印第安文化的传播。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巴西、墨西哥、玻利维亚等国先后创建了影视制作培训中心。目前拉美已有十多个影视制作培训中心，其中尤以玻利维亚影视制作培训中心（CEFREC）最为著名。该中心于1989年在玻利维亚拉帕斯成立，创始人是玻利维亚著名电影导演豪尔赫·圣希内斯（Jorge Sanjinés）的儿子伊万·圣希内斯（Ivan Sanjinés）。玻利维亚影视制作培训中心是一家全国性的非营利性服务机构，致力于发展文化传播事业。

玻利维亚影视制作培训中心改变了当时影片制作主要限于人类学或种族学研究的现状，用电影来反映印第安普通民众的诉求、价值观，拍摄反映他们生活的影像。1995年，影视制作培训中心加入拉美印第安传播与电影协调委员会，开始筹备第5届拉美印第安电影节，推动和协调玻利维亚与其他国家印第安影视作品的制作和发行，并提出实施全国印第安传播计划。这是玻利维亚第一个关注印第安人的专业传播团队，他们深入尚未拥有电影甚至电视的印第安村社进行人员培训。经过4年的努力，影视制作培训中心于1999年在拉帕斯展映了第一批由印第安人自己制作的视听作品。自此，印第安人开始自己制作电影。该中心创建的全国视听传播网覆盖玻利维亚100多个印第安村社，创作了300多部作品，包括故事片、纪录片、音乐和教育节目。中心还参加了拉美、欧洲和北美等地举办的国际电影节，并获得了一系列奖项。

玻利维亚影视制作培训中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阿根廷和智利建立了一批影视培训工作室，还与秘鲁、哥伦比亚和巴西等国家的影视制作培训中心开展合作。中心努力打破具有局限性的学院式培训模式，强调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拉美印第安传播与电影协调委员会和玻利维亚影视制作培训中心的发展表明，印第安影视逐渐形成区域性和国际性的传播特征，不仅表明印第安影视的专业性增强了，规模扩大了，而且更强调传播过程，即通过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寻找印第安文化的特性和共性，赋予每个民族文化相同的地位和权利。这个传播过程也是对社会权利、印第安人现状以及反殖民化的认知过程。

（二）互联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第安人开始利用互联网建立网络社会组织运动。

1994年1月1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发动游击队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被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称为“第一场信息化的游击运动”。同时，奥利弗·弗勒林（Oliver Froehling）认为：“恰帕斯起义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互联网上的行为组织起来的，它集结了网络社区的支持者，这说明网络作为一种技术工具为社会运动提供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由于网络空间和其他社会空间之间持续地相互联系，互联网才得以成功地将墨西哥南部组织起来，这避免了空间范围对于事件发生的制约。”“互联网的作用在于它扩大了事件（恰帕斯起义）的范围，这使得事件的可见度提高，并且吸引了起义直接发生地之外的人成为事件的行动者。”

恰帕斯起义的原因有三个层面，首先，这是一场反对当地部族势力和大庄园主，要求夺回土地，摆脱贫困、饥饿和落后的斗争；其次，以“民主、自由和公正”为最终目的，要求墨西哥政府实行社会变革；最后，起义发生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日，这也是一场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秩序的运动。互联网成为这场运动的信息平台，运动的参与者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扩大到墨西哥国内外各社会阶层。他们不仅向起义者提供物资和经济支持，同时还组织示威游行，呼吁政府停止武力镇压，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民间萨帕塔主义”。正是因为互联网的作用，这场运动超越了恰帕斯地区的地域限制，把影响扩大到全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因此，互联网是使这场运动得以产生、组织和扩展的重要媒介。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及其国内外支持者利用互联网，绕过主流媒体，打破现有权力结构自上而下的控制方式，将革命信息和动态传播出去，引发公众社会的“共振效应”，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一场传统革命被网络“放大”成全球性事件，引发一场网络社会运动。最先利用网络推动运动发展的机构主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墨西哥国内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不久，游击队首领马科斯（Marcos）意识到媒体的重要性，他通过手机、影像和互联网把恰帕斯地区的信息发送至全世界。因此，这个跨国萨帕塔主义网络信息首先来源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和印第安人，其次来源于国内外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派驻恰帕斯地区的记者，最后是恰帕斯地区以外的关注和支持该运动的群体，他们通过网站、电子邮箱传播信息，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为主题的官方和非官方网站达50多家。这些网站被视为开放的信息空间，设置公众议程，广泛吸引民众关注，使分散的个人意见汇集成舆论压力，利用国际公共舆论压力，避免墨西哥政府实施大规模武力镇压，并最终迫使政府签订了承认印第安人权利的协定。

恰帕斯起义表明，以前印第安人由于未掌握大众传媒资源，难以跨地区集结参与者而影响力不足，而今互联网则令形势大为改观，它具有多元民主与公平参与的潜能，有助于印第安人表达诉求和参政议政，成为印第安人整体性崛起的推动因素之一。

厄瓜多尔最主要的社会运动组织——厄瓜多尔印第安民族联合会也强调网络的重要性，虽然其影响范围不及恰帕斯起义，但从某种程度上却反映了印第安人致力于发展传播战略的趋势。

厄瓜多尔印第安民族联合会于1986年成立，1996年主导建立了印第安人政党“帕查库蒂克运动”。联合会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利用电子和纸质简报宣传自己的政治态度，在全国公共领域产生影响，同时还建立传播机构，用于培养印第安人管理和运用媒体的能力，传播各类信息。1997年，联合会通过非政府组织“本土网”（Nativeweb）建立门户网站。2005年开始完全掌控自己的网站，不仅上传大量图片，而且还有2001年厄瓜多尔印第安人发动起义的视频。多媒体和互联网的综合运用对发展印第安文化传播具有重要作用。厄瓜多尔印第安民族联合会还提出实施推动公众参与的跨文化传播政策，构建一个全球性的抵抗活动空间。

由此可见，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不仅有利于印第安人获得更高的参与度和关注度，而且可以使他们在社会运动中传播自己的话语、形象和符号，通过理性方式传递本族群的思想，通过网络实现自我表达，建构集体，增强民族认同感。

四 印第安传播事业的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在拉美高度商业化的私人媒体和政权相结合的市场模式下，印第安传播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呈现出区域化和专业化态势，这有利于推动民主的传播。然而，囿于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匮乏，印第安人的传播能力和媒介接触能力十分有限。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信息技术的垄断不利于印第安人获取信息技术及相关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印第安语言如何在传播中获得与主体语言相等的地位也是传播战略面临的问题。

总之，印第安传播事业的发展进程表明，印第安人正在利用各种传播媒介把握话语权，开始拥有表达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诉求的渠道。印第安传播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作为一种维护自身文化和身份的传播战略，有助于宣传印第安人的宇宙观、民族特性、价值观、文化、语言和追求。

第二，作为抵御全球化冲击的反抗过程，提示人们如何应对迅猛发展的高科技对印第安人传统农作物经济和土地资源造成的破坏，如何实现民族自治，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传播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计划。

第三，作为构建印第安族群发展与生活的新空间，强调全世界土著人之间相互学习，交流发展经验，建立一个可以替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文明规划，其中包括可持续利用森林和水资源，推动新的替代性发展。

第四，作为推动文化间交流的机制，强调不带有歧视性地对待“他者”。这个“他者”是其他印第安民族或非印第安人。这种跨文化性在于不仅接受不同的“他者”，而且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其他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因此，印第安传播事业体现了这些具有特性的民族与世界和谐相处，以平等对话方式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

第五，作为一种权力和公共权利，强调传播自主权，在多元文化和语言的框架下维护本民族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