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马克思与文艺学学科性

区别于文艺创作实践之文学或艺术，文艺学在通常的意义上包括文学与艺术原理性的种种理论，以揭示文学艺术现象中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为研究目的，如国内外一些简称为“文论”的文艺概论类基础理论与教科书。关于文艺学的科学性与学科性危机只是人文社会科学科学性与学科性的总体后现代状况之分流，并且也是有着世界性语境的普遍问题。在文艺学边界所确立的科学与学科合法性问题上，国内关注较多的是对在文艺学教科书范围已经限定的学案，我们将在“文艺学篇”展开这一问题。

在这里要提出注意的是2000年在中国桂林的美学学术会议上，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把《资本论》说成是“文学理论”作品。这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与文艺学学科性的关系问题。他引用另外一位批评家詹尼弗·巴若列克的话说：“《资本论》是彻头彻尾的文学理论作品。也就是说，是美学理论的小集合。”他把马克思与美国著名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德曼角色互换，他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确应被视为‘文学理论’作品，而德曼的文章应看做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作品。”其主要理由并不在于通常论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文学经典的广征博引，更在于其中的“修辞性隐喻”，如对资本主义、商品、等值和交换关系的描绘，而德曼则在“使用马克思政治批判术语（生产、价值……）来界定文学理论的诞生”。他引用了《资本论》中的一句话“……价值将劳动产品转换为社会的象形文字……”认为“这种象形文字文本起的作用与德曼谈及的所有文本等同，其中文学文本，也就是‘比喻辞格’以及解构”。

希利斯·米勒与德曼同为解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家，他在方法论上的依据正是从对文本的解构进而对学科的消除。所以他的旨趣在学科性解构，通过对《资本论》与文学理论之间边界关系的解构达到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学批评之间界限的模糊。这也就是对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与解构主义者之间差异性的去除。一种“后马克思主义”也常常被混同于解构主义，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们》就是一个范例。笔者在《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一书第二单元，就此问题专门进行了论述。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是不是一个学科的解构主义者呢？由此引起我们对马克思关于科学学科性及文艺理论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在前面我们引述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于自然科学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的论述，现在把这段话全文加以摘录论述，这对我们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当人的如此广泛的丰富性除了可以用“需要”、“日常需要”来一言以蔽之的东西以外没有使它明白任何其它东西的时候，人们关于这样的科学究竟应该怎样想呢？——自然科学展开了巨大的活动并且积累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于自然科学始终是毫不相干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说来也始终是毫不相干的一样。一下子把自然科学同哲学结合起来，这不过是一种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一个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人的关系的]非人化。

 

这段话所说哲学、史学对自然科学“毫不相干”的关系，并认为“一下子把自然科学同哲学结合起来，这不过是一种幻想”。我们在上文引了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来论证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在人的解放主题上的共通性，这里补充其整段引文表明这种共通性之下又有不同学科与其特定对象之间难以融通的阻隔，因而理解这段文字的完整意思，这里的关键在于建立在人与世界对象性关系多样性之上的“人的如此广泛的丰富性”，而正是因为如此又形成了个别人的能力与活动范围的有限性，建立了学科的分割与界限。在人的潜能释放的要求下，人始终存在着“结合的意志”，而在这种意志实现的努力中，又“缺少结合的能力”，科学就在这种积极的悖论中沿着学科界限的突破与学科分工的精细的方向朝着人的解放之目标发展着。

这里需要进一步考察，在马克思看来文艺学与他的引用了许多文学典故而为人称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呢？《资本论》是不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说的是“文学理论著作”呢？青年时代之后的马克思在对科学的学科性问题的看法上有没有变化呢？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到关于生产力与利润的关系问题时，马克思写道：“撇开真正的艺术作品不谈（按问题的性质来说，这种艺术作品的考察不属于我们讨论的问题之内）。”显然在马克思看来艺术作品是文艺学的对象，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就是说它们以各自独特的对象划分成不同的领域。这些领域之界限的形成，基于人在与世界对象性的广泛的多样性所决定的对世界的不同掌握方式。那么反过来，马克思是不是认为这些不同领域的学科之间相互没有联系的呢？不是的，这种联系并不是“人的意志”不顾自身的能力去“幻想要把它们结合成一体”，而是站在一个历史总体的高峰，将它们在根本上联系于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人的解放”。自然科学是“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而人文社会科学直接提出“人的解放”之命题。那就是说，任何科学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从根本上说是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结合到解放的实践之中。科学属于人，人的科学作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的主体力量之表现，它们在“为了人”这个目的上相互关联，在最广泛的“人学”意义上与“物学”统一。

马克思本人一生对人类智能创造的一切知识都充满着探求的兴趣，并在为人的解放所作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把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在这里我们不妨稍事回顾一下马克思的文学兴趣和他的治学经历。由于对文学的强烈兴趣，中学时代的马克思曾想做一名诗人，写过诗和剧本。他在文学方面的修养，阅读涉猎之广泛与研究之精深是一般专业作家所不能企及的。他在中学时代曾写出名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17岁的马克思在职业选择上就给自己提出为了“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的目标。大学时马克思读的是法律，这里有父亲的安排，然而马克思自己却选修了九门课程，后来因身体健康原因不得不缩减为四门。他的求知欲望使他冲破专业的限制广泛遨游驰骋于所有知识的天地之间。他于184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的课题属于哲学：《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而在同年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文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法学训练发挥的作用。

青年马克思一方面感到人的能力不是无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的科学一下子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坚持早年“人类解放”的理想。在他关注的知识领域和进行的社会批判中各学科的关联不是靠简单打通各学科的分类界限，而是在一定的学科界限内尽可能利用人类既有的各学科积累的知识去实现一个共同的根本目的。这些知识对他既是批判的对象，也是新的思想创造的起点。他的思想体系之所以堪称人文社会科学的革命，正是因为从青年开始，毕其一生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这样一门学科——“人类解放学”。

青年马克思把哲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的眼光初现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他后来把政治学与社会学纳入其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打下了基础。然而，不仅这部《手稿》中的重要美学思想观念成为今天人们研究美学必不可少的经典依据，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不乏美学和文学艺术的真知灼见，正如福柯所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推出一种全新的话语实践”。柏拉威尔在《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中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把劳动当作自己的智力和体力的发挥来享受”，“有助于说明美学的范畴在《资本论》中仍旧与在马克思其它后期著作中一样那么重要”。马克思从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有关评论发现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把文学作为对生活的思辨的唯心哲学所演绎的问题加以批驳。他还从希腊史诗和神话中引出人类童年时代创造的艺术之“不朽魅力”问题，从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出发谈革命悲剧问题，这些文学关怀不仅与他早年的文学情结和修养有关，更是把文学批评与社会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对种种具体文学创作现象的本质思考之最高理论典范。

马克思关于文学艺术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的论述不是此类所谓“修辞性隐喻”，也不是“象形文字文本起的作用”，而主要是“艺术生产”的思想。从剩余价值概念出发，马克思把劳动划分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这对于生产文化艺术和理论知识的脑力劳动都是同样的（这个问题将在后文展开）。这种文学与政治经济学学科性关系的根基在于基础与上层建筑、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把《资本论》归为“文学理论作品”强烈地透露出解构主义结合着文本误读的“去学科”倾向，另一方面歪打正着地道出了马克思（正如米勒把他作为一个“对资本主义的解构主义者”）把对学科和文本的解构颠倒为在实践中“对世界的改造”，也就是“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人的意志渴望在实践中把各种学科在为了解放的同一目的下结合起来，尽管这种结合受到能力的限制。然而，就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意义上的解放而论，艺术创造不是作为克服异化的根本力量而是作为人的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人按照美的规律制造”——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占据一个特殊地位。

伊·沃勒斯坦等的《开放社会科学》写道：“尽管我们对自然宇宙和人类经验的历史建构过程做出了一些互不相同的解释，然而它们彼此之间并不矛盾，都是与进化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再次确立这种被包括沃勒斯坦本人在内后现代抛弃的“进化”的历史线性的话，那么这一线性进步的终极目标必然指向“人的解放”。涂尔干指出：“科学的多样性本身就是对科学统一性的破坏，每到这时，一种新的科学就担负起重建科学统一性的使命。”科学的统一性正是以人的解放这一共同目标为指归。在“人的解放”上，文化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目标都是共同的，它们都在曲折上升的历史线性中发展。

置于这样一种语境中重新回顾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撇开其中被推向极“左”而化为荒谬的东西，有许多高瞻远瞩的合理性。比如毛泽东认为现有的教育制度，“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的看法，又如他对“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的批判……都有着对旧教育制度弊端的深刻洞察。然而“文革”那种“砸烂”旧教育制度极“左”办法的失败又导致教育产业化在市场恶性竞争中的大倒退，学生和家长都被压在这座“大山”下面喘不过气。当前在学科性问题上，与解构交织在一起的解放命题正是深层的现实悖论向前沿高端学界之反射。这个问题将伴随着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在不同历史阶段以不同方式出现。

今天的文化研究也正缘起于解放这个主题，女性的解放，少数种群及边缘大众的解放……如果说文化研究自身的危机也莫不与学科化、精英化、中心化倾向对初衷的疏离相联系，其“再次回到马克思”也就是再次回到“人类解放”这个宏大叙事的主题。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多世纪前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一场革命的话，解放主题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深化必使文化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统一于一种新的科学性之中。文化研究的循环是回到中心化的权力与知识资本封闭的学科性，其合理性在于包含着一个崭新的宏大叙事的科学性。不超越学科性之人为限制与戒规就谈不上思想解放与人的潜能的全面实现，而主体无论上升到怎样的高度，仍然不可无视学科与社会劳动分工的自然界限。

弗·杰姆逊2000年访华期间在题为《当前时代的倒退》演讲中谈到当前哲学向传统回归的走向。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于2009年2月26日来华在同济大学所作的演讲中也回到了同一性与解构、普遍与特殊等二元式，并且讲到欧洲在一体化与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中向全球的未来开放。她指出由于“追求流行”而忽视前苏格拉底以来“对思想关怀的传统”，其后果“一方面是被各种信徒们致死热爱和颂扬的东西，唯我主义、行动缺失症和原教旨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到处传播的美国式‘肥皂剧’的语无伦次的泡沫”，可能失去的是在语言存在中实现作为普遍价值的“对处于最脆弱的特殊状态下人类生命的极度关怀”的自由。这几位属于我们后现代时代硕果仅存的批评家们似乎已经模糊预见到了“后理论”的出路。

历史是在不断对传统的重新阅读和重新发现中被不断改写和创造的。“后理论”的出路不仅在“回到马克思”，还在“回到”马克思所尊重与作为思想资源的古代伟大思想传统，回到不仅包括启蒙现代性，还包括各民族更古老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包括中国的“为公”“大同”之“大道”。在价值分裂的历史阶段，于新语境下不断召回被一种分裂而破碎的人类普遍价值是指向未来的“返祖”。在专业性学科限制中，以向大学科驰骋思想的自由，知识和学科重建的使命将在实践“改变世界”中消除乌托邦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