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后学科与后理论状况

在人类文化生活与精神现象中哪些知识属于科学？人文学科（humanities）与科学的界限在哪里？学科的边界又是怎样形成的，是否合理？这样一些科学知识边界的限定与思想超越的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于历史不同时期在不同高度被反复提出，表现为不同时代精神对思想解放与知识更新之诉求和召唤。

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命名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仅限于文艺，是以艺术为主要形式包含着对古代希腊崇尚知识和真理的广泛人文精神之重建。经过一个多世纪针对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批判的启蒙运动思想准备后，17世纪笛卡儿把这种精神概括为“我思故我在”，标志着思考对知识永无终止追求的生存意义，这一命题被培根拓展为“知识就是力量”。以人类理性为轴心，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代表着三百多年来整个时代的精神特点。之后约一个多世纪，在欧洲狂飙突进时期，康德以《纯粹理性批判》等三大批判提出了人类认知的界限以及作为最高普遍价值体系真善美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跨越了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人类进入20世纪，以上一系列有关知识的问题在新的语境下以新的方式重新提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及之后的冷战对世界的巨大影响波及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所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覆盖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此同时在科学技术层面上人类从蒸汽动力与电力机械时代进入电子信息技术时代，与新的生产力相伴之“信息爆炸”与“资源共享”对传统知识系统造成巨大冲击。后冷战时期世界新格局与信息时代面临着历史所遗留下来的许许多多有待解决的新课题。如果在知识的问题上前一个世代可以概括为存在与认知、本质与现象、真理与谬误等，这些二元关系则始终围绕着科学知识作为主体力量在对象世界关系上的有限性与无限性这个核心问题，在我们的时代问题则集中于科学性与学科性质疑。诚然，这种质疑是在现代主义思潮对工具理性持续地批判，进而信息产业对知识经济、知识资本与文化消费的启动语境下发生的。

康德把启蒙概括为人们对他们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的摆脱，同时对人类认知的界限进行了反思。卡尔·波普尔把“极权主义及传统主义”与“反极权主义及反传统主义”在认识论上的根源追溯到柏拉图时代，在真理与虚妄的路上，把科学的增长方式概括为“猜想与反驳”。其间跨越了两个多世纪，对知识与科学的哲学思考进入了一个新的轮回。这种提问方式之当下语境虽迥然相异于启蒙运动与笛卡儿—培根—康德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而科恩仍将之归为从哥白尼到康德的“科学革命”，当然他主要不是从纵向发展渐进的历史特点强调科学革命，而更注重所谓“范式”之横向关系，在发展观上有突进的替代特点。

综观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学科性质疑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人文学科科学性的质疑，导致其去科学化，将之排除于社会科学之外；二是对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学科性的质疑，导致文化研究之“后学科”状态。由此带来人文领域的种种相关理论与话语，比较集中于科学哲学与文化理论之中，这种语境的根本思想根源在于后现代主义对主客二元关系的取消及对本质主义的挑战，进而在主体方面否定了主体的认知性功能，在客体方面否定了真理具有不以主体转移的内容。这个新的知识轮回似乎把人们带到了一个新的有待摆脱思想“不成熟”的状态，因而带来种种人文危机，如知识合法性危机、学科合法性危机等。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研究将其总体性危机分为经济上的系统性危机、政治上合理性危机导致认同上合法性危机与社会文化系统的动机危机。他指出：“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而这种动机危机被解释为：“对于维持生存非常重要的传统遭到腐蚀；普遍主义的价值系统超载（‘新要求’）”。这个社会文化系统危机在科学性与学科性上的体现到了20世纪后半期至新世纪初已渐渐明朗，在文化理论中展开的状况可简要地综合概括为“后学科”与“后理论”。

海尔格·诺沃特尼等在《反思科学》一书中用“不确定的时代”来概括当前世界，他们指出，这个时代“科学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空间，与社群、文化以及（更富争议的）经济等‘其他’诸领域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相反。所有这些领域，它们‘内在的’异质性日益明显，‘外在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甚至互相渗透。因此，它们之间不再界限清晰分明，难以区分。……就科学的社会构成来讲，异质性与相互依存性始终都是科学的特征，而它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独立性，也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

在科学知识持续渐进带来跳跃式的更新发展中，作为认知主体自由思想的花朵，无论整体、群体、个体，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在中心化的学科性的边缘地带不断被发现存在一个非学科性的“他者”，这种对“我思”的限制感甚至随着科学发展愈益加深。科学与人文、非科学、前科学以及学科化与非学科化，这些由各种界限限定之际间关系的对峙伴随着不断的“思想革命”“知识革命”及“文化革命”，20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大体面对着此类问题。

1990年召开了一个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国际文化研究学术会议，弗·杰姆逊在《论“文化研究”》一文中对42位作者的会议论文作了综述，就文化研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作了深入的概括与分析。他指出，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用“后学科”来概括文化研究突出了其后现代对现代性反思与改写的“不确定时代”之特点，彰显出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学科性的挑战与颠覆姿态。

对于文化研究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对一些学科不满？这些“学科的内容”哪些方面引起不满？它们表现出怎样的局限性？这样的提问不在于“要不要文化研究”而在于“要不要对文化研究进行研究”。杰姆逊的《论“文化研究”》这篇文章对文化研究提出了一些问题，也回答了一些问题，本身就属于对“文化研究”的研究。

“后学科”是后现代时期的独特学术现象。波林·罗斯诺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专门研究了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他指出，后现代主义者把“大学背景下学科间按常规所作的严格划界和分类简单地视作现代性的残余”。正是这种理念，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决定着其对大学学科建制的“不满”以及文化研究作为后学科的兴起，进而带来“后理论”状况。

“后现代”如果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用语的话，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后现代既代表着工业文明中的某些新因素也相应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文化现象。“后现代性”为这一历史时期物质与精神特点的总括。后现代主义是代表这一历史时期的广泛的社会思想潮流，罗斯诺指出，这一思潮“重新安排了整个社会科学事业”，以至“后现代主义”成为“人文科学许多领域的研究本身的代名词”。即使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不能简单地画一个等号，也可认为文化研究就是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对人文社会科学影响的一种重要显示。文化研究在后现代作为“后学科”之所以把传统的学科性看作“现代性的残余”，其“不满”也正在于此。如有人认为：“传统学科划分准则是在国家权力主导下确立的对权势者有利的理论前提和意识形态，包括欧洲中心主义、父权主义、科学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无须赘言，此类结论肯定也是出自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文化研究本身与对文化研究的研究有着区别，同样，后现代主义本身与对它的研究也需分清，正如杰姆逊的文章作为对文化研究的研究，罗斯诺的著作则为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

作为“后学科”的文化研究经过约半个世纪的发展，越过其顶峰后，理查德·约翰生的《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提出了“文化研究是否想要成为一门学科”的问题，促使我们从人文学科性之知识与政治的关系来反思其“后学科”状况，并循此探寻相关的“后理论”的出路问题。

特里·伊格尔顿正如他在20世纪后期写的《后现代主义幻象》等论著作为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和批判一样，2003年推出的《理论之后》一书可以说也代表着对“文化研究”的文化研究。该书历数20世纪影响一个时代的诸多思想理论大师，阿尔都塞、罗兰·巴特、利奥塔、福柯、德里达等一个个去世的情形，并提出有关“后现代思维方式很有可能正在走向终点”的问题，这就是“后理论”的基本状况。“理论之后”并不意味着理论的结束，不是人们不再需要理论了，作者指出：“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这是一种理论大师“断代绝后”的情况下，时代向理论提出的课题。“后理论”与“后学科”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伊格尔顿指出，文化理论正是后现代主义以一种“新的质疑”提出的，“它需要冒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学科”是后现代主义以文化研究出现的理论“冒险”，以“使人从感到窒息的正统观念中脱身，探索新的话题，特别是那些它一直不愿触碰的话题”。

如果说“后学科”是指文化研究本身，“后理论”则包含着对文化研究之研究，两者虽同归属于广义文化理论，但应注意两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差异。“后学科”与“后理论”这样一种语境是在一个更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学科性问题颠覆与重建的背景状况下提出的。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些关于知识的报告纷纷出台，如1969年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后结构主义者利奥塔1979年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年鉴派历史学家伊·沃勒斯坦领导的9位知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者组成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于1994～1995年提出的《开放社会科学》的报告等。以上几个贯穿着这一时期的知识报告与有关的社会思潮的起伏相呼应，代表着近半个世纪以来对人文社会科学思考的三个阶段：（1）问题与危机的发现与提出阶段；（2）传统知识法规的颠覆阶段；（3）从知识与科学学科性颠覆到重建的转折阶段。其中贯穿的线索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关系中的知识性、科学性与学科性的各种复杂的界限问题。

福柯以“话语实践”与“知识考古学”所提出的主要是知识的前科学问题以及科学历史断裂问题，他同时也相应提出了学科性作为戒规与惩罚的问题。《开放社会科学》报告侧重于学科间边界提出的学科性问题，所谓学科边界问题包含着学科间界限确立的合法性。学科性“危机”也就是对这些领域各种制度、法则、戒规合法性的追问与挑战，利奥塔提出了这个问题。由危机和挑战带来重建的机遇，其中必然包含着重新立法与划定边界的机理。“开放社会科学”之命题意在把边界打开利于重建。而重建不意味着无法则、无边界的知识和学科之再构。边界问题始终在消失、转移中处于知识与学科重建之轴心。这些问题的挑战性使之带有冒险意味，集中于后理论形态之文化理论而表达出来，形成一种“后学科”态势。在一系列后现代主义理论冒险上，最具有持久影响力也是最后一位谢世者德里达提出了“去中心化”的解构方法，他的“在场形而上学动摇”与利奥塔的“知识合法性危机”及福柯的知识的历史连续性断裂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及不同表达方式。对这些报告本书下面还要结合一些问题展开进一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