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亚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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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大国亚太战略调整与中国的崛起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三十多年中,中国的实力总体上保持了快速上升的势头。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关于中国崛起的声音逐渐出现。在21世纪以后,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关于中国崛起的现实性、可能性,以及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秩序、国际秩序的冲击等问题,在学界与政策界的讨论变得更加热烈。

中国崛起引起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崛起,中国崛起的特殊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崛起是在单极下的崛起。在单极下,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主导大国享有巨大的实力优势,其结果,在体系内没有其他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对主导大国形成十分强有力的制约。单极结构极大地增加了其他国家制衡主导大国的成本,由此扩大了主导大国的行动自由,并易导致主导大国的过度扩张倾向。单极下特殊的实力分配结构给大国崛起造成了特殊困难。把这个逻辑颠倒过来用在次等大国的身上,单极格局造成的效应是,明显缩小了次等大国的行动自由。单极格局下,各种实力资源不成比例地集中到主导大国手中,这显著地提高了次等大国制衡主导大国的实力门槛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1999)pp.5-41;刘丰:《单极体系的影响与中国的战略选择》,《欧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5~29页。,而且,霸权国以霸权护持为基本目标,对次等大国崛起的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和制约能力最强贾庆国:《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57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环境是颇为不利的。

其次,中国是在大国无战争的时代崛起二战后,国际政治中出现了一种大国相互间的战争变得异常稀少的情况,某种意义上,国际体系进入了一种大国无战争的状态。参考John Mueller, “War Has Almost Ceased to Exist:An Assessme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24, No.2(2009),pp. 297-321; Raimo Vayrynen, ed., The Waning of Major War: Theories and Debates(New York: Routledge,2006);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6~32页。。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崛起国与霸权国很可能不再通过大国争霸战争的方式实现权力转移。中国总体上试图以和平方式进行崛起,如何在和平的状态下,实现权力平稳的再分配或转移,也成为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现象,并对中国崛起带来了理论和现实挑战。

就东亚地区而言,中国的崛起也是在一个特殊的、某种意义上不是十分有利的背景下进行。中国的崛起一开始就面临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综合实力优势和一个较为完整的联盟体系。中国崛起不仅要解决实力增长的问题,还要解决在实力上升的过程中,如何与美国在东亚的等级体系对接,实现地区秩序的平稳转型的问题关于国际关系中的等级体系的探讨,可以参考John M. Hobson and J. C. Sharman, “The Enduring Place of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Tracing the Social Logic of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1, No.1(2005),pp. 63-98;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William C. Wohlforth, “Unipolarity, Status Competition, and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2009),pp. 28-57; David C. Kang, “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19, No. 4(2010),pp.591-622。。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与战略重心的东移,东亚峰会的扩容就成员范围而言,东亚峰会从成立伊始就包含了三个非东亚成员,即南亚的印度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种成员构成跨越了东亚地区、南亚地区和亚洲之外的大洋洲地区,使东亚峰会在制度设计上具有跨地区主义的特点,美国、俄罗斯的加入,使这一特点变得更加突出。,中、美、日、俄、印等大国竞技的舞台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亚太地区,中国已经无法再像金融危机以前那样,主要专注于东亚范围内地区合作的推动,而且这样的做法也很难再产生过去所期望的那种效果。

当前,中国崛起已经进入一个更为关键并在某种意义上更为困难的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总体上执行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争取一个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服务。从策略上说,这个战略主要谋求两方面的效果,一是谋求中国实力较为迅速的增长,二是试图在实力增长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引起不良反应,降低崛起过程中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制衡,避免中国崛起造成战略上自我包围的效果参考Michael D. Swaine,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Rand Publishing, 2000), p.113;〔美〕金骏远:《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王军、林民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45页;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6~26页。关于由于扩张政策而导致自我包围的逻辑,参见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这一策略试图在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降低对现有秩序冲击的情况下,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避免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减小发展的阻力,即力图在现有秩序不发生根本性变化或动摇的情况下,实现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

但在当前情况下,中国继续执行“韬光养晦”政策很难继续收到过去那样的效果。从实践上,“韬光养晦”政策的顺利推进,从根本上依赖经济领域合作的深化与发展,而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和方向,一些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和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十分敏感。在中国受到的关注迅速增大,特别是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具有比较严重戒备心理的情况下,中国继续执行“韬光养晦”政策的难度显著增大。此时,中国不仅很难再做到“韬光养晦”,而且一些正常的经济合作行动都可能受到“刁难”,这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经济问题被安全化的情况上经济问题安全化,指通过把经济问题贴上安全的标签,使其成为一个安全问题,从而可以基于特殊理由阻止某些经济行为的发生。这种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多地针对中国的海外经济行为而发生。关于安全化问题,可以参考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ress, 1998); and 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Matt McDonald, “Securit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4(2008),pp. 563-587;王凌:《安全化的路径分析——以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案为例》,《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74~97页。

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背景下,如何继续保持东亚合作的势头,使正处于构建过程中的亚太秩序和东亚秩序不至于往十分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并在这一地区秩序下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保留和创造足够的战略空间,为中国的崛起营造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是中国外交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根本性任务。未来形成的亚太秩序的性质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发展空间,为此,加强对大国亚太战略的内涵及其在本地区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复杂变化的动态环境下,在大国互动的过程中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并通过大国互动的过程,营造一个相对有利的亚太和东亚地区秩序架构。

此外,中国周边存在的很多问题,也与亚太秩序的性质和变化息息相关。中国要实现顺利的、阻力较小的崛起,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十分关键,构建良好的周边关系将是我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重要前提条件。一个总体上和平与稳定,特别是在战略态势上对中国有利的周边环境,是我国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经济建设的重要前提。周边是我国对外开展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资源与能源的重要来源。周边是我国维护主权权益、发挥国际作用的首要保证,是我国提升国际地位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带。大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与合作的博弈过程,对中国周边环境具有十分重要和直接的影响。周边地区的秩序安排、周边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与大国在亚太的互动具有深刻关联。为了更好地制定中国的周边战略,以及对现实问题和挑战做出有效应对,也要求我们加强对大国亚太战略的研究。

未来几年是大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大国在亚太地区的互动,对于亚太地区未来的发展将产生一定的路径引导作用。亚太地区正处于格局与秩序新的塑造期。未来几年的发展,对地区秩序的演化会产生长期影响。同时,这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亚太地区对于中国的成功崛起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大国亚太战略的研究,并在这个过程中,做出自身的战略选择,以在亚太地区获得一个较为有利的战略位置,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拓展中国发展的国际战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