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实际上处于美国的单独占领与管制之下。为了确保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促使日本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的政府，美国占领当局在摧毁日本战争能力、清除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影响的同时，还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民主化改革。从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美国对日占领不仅是日本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时期。对日本来说，这段时期是战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重建的起点，是战后日本民主国家建设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段时期，决定了战后日本的发展方向，占领期的特殊经历至今还影响着日本对美国的态度。对美国来说，这段时期是美国全面卷入远东政治的开始，通过占领美国成功地将日本从战时敌人变为冷战盟友，日本至今还被看作美国在占领地区推行民主化改革的范例。占领结束后两国结成的盟友关系几经调整，一直影响着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因此，要更好地理解当今美日同盟及其国际影响，必须加深对占领史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有关美国占领日本时期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关于文化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美国对日占领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5年8月到1948年末，是美国对日本实行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改革的阶段；第二阶段从1948年末到1950年6月，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发生转换，政策重心由“改革”转为“复兴”；第三阶段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到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但就美国占领政策转变对日本文化领域的影响来说，笔者倾向于将后两个阶段合并为一个阶段，以1948年末为界，把整个占领期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分别考察美国对日文化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影响。

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主要是通过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简称GHQ/SCAP）来完成的，在其所有参谋部门当中，民间信息教育局（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简称CIE）是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部门，但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一部门的整体研究。本书主要依据盟军总部（包括民间信息教育局）的档案文件和相关日文资料，围绕民间信息教育局在日本文化领域开展的主要活动，研究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过程，分析其对占领改革的配合与对日本民众思想观念的影响。

一 中美日学术界关于美国对日占领史的研究状况

（一）中国

中国学术界有关美国对日占领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通史性著作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刘世龙的《美日关系（1791～2001）》、于群的《美国对日政策研究（1945～1972）》。在《美日关系》一书中，刘世龙将“美国占领日本”列为一章，主要对占领过程中的非军事化问题、战争赔偿问题以及美日媾和问题进行了论述。与此相比，于群对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研究更为细致与全面，不仅就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制定、内容及其实施要点进行了论述，还涉及美国最高当局内部的决策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意见分歧。即便这样，总体看来，正如作者本人在序言中所提到的，《美国对日政策研究》“是史，不是论”, 是关于1945～1972年美国对日政策的通史性著作。从已发表的研究论文看，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其次是媾和问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刘世龙有关“日本派”在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的研究，以及于群根据80年代美国解密档案，就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人的意识形态改造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此看来，国内学术界有关美国对日占领的研究还很贫乏，也没有关于盟军总部及其下属机构的专门研究，关于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本的文化政策以及盟军总部对日本的文化改革基本没有涉及。

（二）美国

根据美国学者霍华德·舍恩伯格（Howard B. Schonberger）的总结，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美国学术界有关美国对日占领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派别，即保守派、进步派和新左派。保守派兴起于战后初期，并在五六十年代居于主导地位。以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罗伯特·沃德（Robert E. Ward）、赫伯特·帕辛（Herbert Passin）为代表，他们在政府或基金会的资助下，致力于战前、战后日本社会的研究，并于50年代将日本学引进美国高校，确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式。因而，他们对占领期的研究与他们对战前、战后日本社会的研究紧密相连，认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上台及其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是日本发展史上的一次“偏离”。由此，他们认为在盟军总部的指导下，通过清除军事帝国主义者，以及对日本社会制度进行适当改革，就足以将日本拉回到之前的现代化道路上来。保守派的研究强调的是在这次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有指导的政治实验中，美国占领军对日本的恩惠以及日本人的合作。他们认为占领为五六十年代世人所公认的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保守派还为1951年的安保条约辩护，认为条约确保了日本能够加入“自由世界”。

与保守派相对立的进步派同样兴起于战后初期，进步派的学者也大多参与过占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比森（T. A. Bisson）、米丽亚姆·法利（Miriam Farley）。进步派不同意保守派的观点，认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根源于明治以来的集权体制，因此，盟军总部执行的是一系列彻底的改革，要从根本上摧毁战前日本的集权统治，促进民主。但是随着1948年年初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右转，进步派的幻想破灭，转而集中批判安保条约。与此同时，受美国国内反共主义浪潮的影响，进步派的学者相继遭到迫害，其影响也逐渐减弱。

20世纪60年代，受越战影响，美国社会变动剧烈，进步派的思想重新受到重视，美国学术界还兴起了以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A. Williams）为代表的“新左派”。在进步派和新左派的共同影响之下，以约翰·道尔（John Dower）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史学家和美国外交史学家开始重新评估美国对日占领，指出杜鲁门政府保存天皇制度、利用现存日本政府的决定使得占领当局的民主化努力大打折扣。他们将研究的焦点对准了被保守派历史学家所忽视的“逆流”（Reverse Course），认为这是美国受国际冷战环境的影响，单方面将占领的重点从改革转为经济复兴，为了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美国甚至开始有限地重新武装日本。总之，新左派历史学家承认美国对日占领给日本社会带来了诸多重大变化，但更强调战前日本与战后日本在社会结构、统治阶层、内外政策、思想意识方面的连续性。

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美国对日占领的档案文献还处于未公开状态，以上三派学者的著作实际上绝大部分未能利用占领时期的档案，因此学术性大打折扣。而且这一时期的很多研究者多是当年美国对日占领的参与者，或是近距离观察者，他们往往以个人经验为基础，仅从美国一方出发，论述内容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对占领政策制定过程的说明；二是对占领改革的评估，且以传统派的观点为主，即强调美国占领军的“恩惠”和“仁慈”, “美国插曲”对战后日本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尽管受新左派思潮的影响，70年代出现了一些反思占领局限性的研究成果，但大部分研究仍以总结成就为主。

80年代，随着占领时期档案文献的大批公开，有关美国对日占领的学术研究得以大幅度展开，对占领改革进行客观评价成为可能。总的来说，80年代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从美国国内视角出发进行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是西奥多·科恩（Theodore Cohen）的《重新改造日本——作为新政的美国对日占领》（1987年）。科恩最初是一名历史研究者，占领时期成为盟军总部经济科学局劳动科的一名官员，后来又担任经济科学局局长顾问一职，其特殊经历使得《重新改造日本》这本书兼有回忆录与学术专著双重色彩。《重新改造日本》不是单纯地对占领本身进行描述，而是将美国对日占领与美国国内政治联系起来，考察占领政策制定、实施的整个过程，进而揭示这一过程中改革的“新政拥护者”与共和党人、保守派力量之间的斗争。从美国国内政治的演变这一视角出发，作者对后期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1946年共和党获得两院的大多数议席使得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趋于保守，同时为了减轻美国纳税人继续向被占领日本提供经济援助的负担，美国也急需对其占领政策进行调整，因此，与国内政治的转变相比冷战成为一个后来因素。在对占领进行评价的问题上，作者虽然承认日本不是占领命令的被动接受者，占领改革的很多想法来自日本人，但同大多数美国学者一样，仍认为美国对日占领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继7世纪中国影响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的第三次转折”。

另一方面是从国际视角出发进行的研究，研究重点在于占领后期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与冷战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例如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的《美国对日占领与亚洲冷战的起源》（1985年）一书没有就占领时期日本国内的重大转变展开论述，而是将占领置于从1945年到1950年整个美国东亚外交的背景当中进行考察，并以此来说明冷战在亚洲的起源。约翰·理查德·斯科特（John Richard Scott）的《冷战对占领日本的影响》（1985年）一书则主要讨论了冷战国际环境下大国权力争夺对占领的影响，即一方面美国竭力促使日本与“自由国家”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另一方面苏联则在阻止日本成为美国盟友的同时在东亚发展自己的盟友。这样，日本就成为大国权力争夺的对象，从而加强了日本与美国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

另外，还有霍华德·舍恩伯格的《战争之后——美国人与日本的重新改造（1945～1952）》（1989年）。该书不是有关占领的一般论述，而是集中讨论了在占领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八位关键性的美国人及其活动，以此来揭示美国如何通过对日占领将日本从一个战败的敌人转变为美国在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战盟友。作者认为，从这些关键性人物及其具体活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主要建立在自身利益基础之上，而不是出于恩惠或是善意的考虑；（2）占领过程中，那些掌握实权的日本政治寡头集团为了实现其自身目标，总是设法阻碍美国占领军所推行的不符合其利益的政策；（3）“逆流”对战后美日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4）“逆流”的发生有其外部环境；（5）美国商人在“逆流”及随后占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6）美国对日占领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实验，而是处于冷战的总体框架之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史学观念发生了新的转变，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比如“美国中心主义”的崩溃、“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的流行以及跨学科理论的应用等，受其影响美国学术界有关对日占领的研究也出现多元化的倾向，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例如雅各布·范·施塔维恩（Jacob Van Staavern）的《一个美国人在日本（1945～1948）：从民众的观点看占领》一书就体现了作者“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新视角。该书从美国一名普通的民间信息教育局官员的经历出发，论述了美国地方军政机构如何在日本地方基层推行占领改革，从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战败后的日本在地方上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而小代有希子（Yukiko Koshiro）的《跨太平洋的种族主义与美国对日占领》一书则将种族主义问题引入美国对日占领研究，认为种族问题在占领时期从战时仇恨的宣传工具转变为美日关系中可以协商的一部分。之所以发生上述变化，作者认为占领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跨文化互动机会使得以文化定义的种族问题得以缓冲，但是身体特征上的差异仍然存在，因而种族问题并未消失，只是从战场转移到了谈判桌上。在这里，作者将文化人类学及国际关系学的相关原理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术界对日占领研究所取得的最大成果在于突破了“美国中心主义”的束缚，真正开始关注占领关系中的日本一侧，关注占领过程中日本人的作用和美日之间的互动。例如理查德·芬恩（Richard B. Finn）的《和平的胜者——麦克阿瑟、吉田茂与战后日本》（1992年）一书在以下三方面体现了对日本因素和美日互动的重视：其一，通过对占领时期的麦克阿瑟、吉田茂及两人间关系的描述，说明占领时期美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如何亲密合作，重构美日间友好关系；其二，受日本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启发，强调吉田茂不是占领命令的被动接受者；其三，在分析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诱因时，结合冷战的国际背景，强调乔治·凯南在其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杉田米行（Yoneyuki Sugita）的《陷阱还是万能药？——美国占领日本的反讽（1945～1952）》（2003年）一书结合冷战的国际背景，通过对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日本经济复兴与国家安全问题、朝鲜战争的影响以及美日媾和等问题的论述，说明被占领的日本如何利用国际环境所制造的美国对外政策的缝隙来对美国施加影响，向美国讨价还价，利用和平的手段实现了自身的经济复兴，并迫使美国在日本国家安全方面承担了相当的责任。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揭示出美国对日占领的力量限度，认为美国对日本的成功占领迫使美国必须在保证日本经济繁荣与国家安全方面担负更多的责任。为了保证日本的经济复兴，美国必须在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建立地区经济联系，进而被迫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证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稳定，最终导致美国深陷于亚洲泥潭。美国对日占领所取得的成就限制了美国在日本的行动自由，美国对日本行使控制权的结果导致其自身力量基础的逐渐削弱。

在从日本的角度对占领进行研究方面，约翰·道尔的研究最为成功，他的专著《拥抱战败：二战后的日本》实际上就是一部二战后日本的经验史。正如作者在该书导言中所分析的：日本二战后的这段时间或者被描述为“美国插曲”，或者被描述为“美国化”。直到最近，仍很难想象日本是主动“拥抱”占领，或者说战败者对战胜者及其安排有所影响。因此，作者致力于从日本内部出发，将焦点对准战后日本在社会、文化方面以及最难定义的“大众意识”方面的发展，进而说明日本的战败经验及其对战后日本的意义。作者认为现代日本社会的核心问题，比如战后民主的本质问题、日本民众对和平与重新武装的看法以及日本民众记忆（或忘却）战争的方式都起源于日本战后的这种战败经验，起源于占领时期胜者与败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除以上介绍的有关对日占领的宏观性和通览性研究成果外，美国学术界对占领时期的具体问题，如宪法制定、公职追放、农地改革、劳动政策、妇女问题、冲绳问题等，都有相当多的成果发表，这里不再一一介绍。综合来看，美国学术界有关对日占领的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基于对战前日本社会性质的不同认识，对占领改革的程度和性质分歧较大；其二，在对占领改革进行评价的问题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完全肯定的观点为主，后来随着档案文献的公开，在普遍承认占领改革对战后日本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前提下，开始关注占领改革的诸多局限性；其三，占领后期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及其与冷战的关系成为八九十年代的研究热点。

（三）日本

日本学术界有关美国对日占领的研究同对战后日本社会状况的研究紧密相连，先后出现过四次研究高潮。第一次高潮从1951年美日缔结媾和条约起到1953年止，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占领参与者对占领内幕的揭露，与占领结束相伴随的解放感所导致的对占领的批判以及反美主义的泛滥。从学术立场看，日本政治学会编的《战后日本的政治过程》等对占领持中立立场的学术著作也有出版。另外，外务省资料调查部主持编写的《美国对日占领及其管理重要文件集》六卷本也在这一时期刊行。

第二次高潮为1965年前后，这一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日渐富裕，学者们开始对占领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以渡边武的《占领下的日本财政备忘录》为代表，这一时期研究热点在于美国占领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以日本评论社的《资料——战后二十年史》为代表的各种战后二十年史也陆续发行。

第三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兴起得益于美日双方档案文件的解密以及高质量的占领文献目录的刊行。特别是1972年《美国对日占领日文文献目录》和1974年《美国对日占领西文文献目录》的编纂发行，为后来学者研究美国对日占领提供了便利。在这一时期，美日双方有关占领时期的研究得以大幅度地展开，国际共同研究也日渐兴盛。尽管如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术界有关美国对日占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以袖井林二郎的《麦克阿瑟的两千日》为代表，这一时期的著作虽然开始利用美国的原始档案，但还很粗略，研究也不深入。另外，通史性著作的编写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例如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主编的八卷本的《战后改革》、大藏省财政史室主编的20卷本的《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等。

80年代是日本学术界有关美国对日占领研究的高产期，研究质量也有所提高，同时还出现了一批研究占领史的专家。其中最为杰出的当属东京经济大学的竹前荣治教授，其对占领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撰写了有关占领时期美国对日劳动政策、劳动改革及其影响的研究专著；二是出版了有关盟军总部成立、组织、人事和活动的通览性著作；三是编纂了占领史研究史料。

这一时期除了竹前荣治教授，还有其他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介绍。森田英之教授的《对日占领政策的形成——美国国务院（1940～1944）》一书就占领开始之前美国对日政策制定过程进行了详细论述。该书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美国国务院掌握了对日占领政策制定的主导权；二是国家安全保障观影响了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制定，即美国占领军对战后日本的非武装化及各项民主化改革都是为了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另外，作者还就国务院内部的“知日派”进行了分析，认为他们一是受威尔逊国际政治哲学的影响，二是有在日本的亲身体验，因而对战后日本社会状况的认识更加准确，从而对占领政策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虽然也提及了国务院内部受凯南国际政治哲学影响、仅从战略角度考虑的“强硬派”的作用，但没有论及“强硬派”与“知日派”之间如何调整分歧并最终达成一致，忽视了政治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和历史的多面性。

以研究日本政治外交见长的五百旗头真教授则很好地注意到这一点，其两卷本的《美国对日占领政策——战后日本的设计图》将政治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极为形象地描述了占领政策形成过程中的起伏与波澜，将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形成的全貌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为政策决定过程论的一个个案研究，作者通过对美国政府上级部门与下级部门、战时外交与战后计划、全球战后计划与对日占领政策、军事上的打倒日本战略与政治上的处理日本方针之间的关联进行讨论，注意到对美国政府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美国民众的传统观念与舆论。作者还提出了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两面性，即试图树立新的国际关系观念的理想主义色彩与以胜者的姿态对战败国进行彻底改造的现实主义行动并存。在“知日派”问题上，五百旗头真教授的分析更进一步，认为“知日派”之所以将对日占领看作日美关系从敌对向友好转换的契机，在于“知日派”观察到日本国民根深蒂固的学习意识，以及近代日本政治发展的实际成果，因而不同于“强硬派”的斗争与破坏理论，“知日派”提出应该从重新构筑日美关系的角度出发制定对日占领政策。至于“强硬派”与“知日派”之间的关系，五百旗头真教授将其比喻为同一交响乐的两个旋律——强硬派的旋律与知日派的旋律，两个旋律的展开与统合也就成为《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一书的主要骨架。

坂本义和与罗伯特·沃德主编的《美国对日占领研究》（1987年），将占领时期日本国内政治变化作为分析焦点，收录了日美双方学者有关占领时期日本的宪法变革、权力构造的重新改编以及社会变化等方面的论文，具有日美共同研究的特色。这一共同研究项目，正如坂本义和教授在序言中所归纳的，体现了“占领一侧”与“被占领一侧”之间在研究上存在的细微差别，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美国学者认为占领时期美国占领军像外科医生一样，将日本人及日本社会看作需要做手术的客体，而日本学者则大多强调这一变革的自发性。其次，在战后日本社会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问题上，美国学者将“美国对日占领”等同于“占领政策”，认为美国占领军是战后改革的主体，因而强调美国占领军的改革政策造成战后日本社会的“非连续性”；与此相对应，日本学者则从占领时期日本政治变动过程的整体出发，认为战后改革的主体是日本国民，战后改革是日本国民的自发行动与选择，因而强调战后日本社会的“连续性”。

另外，涉及占领时期宪法、天皇制、冲绳等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第四次高潮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段时间。这一时期由于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宪政资料室就能阅读到GHQ/SCAP的基本文件，日本学术界对占领时期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研究更为细致，专门化倾向日益明显，例如远藤公嗣对劳资关系的研究，小川利夫、新海英行对社会教育的研究，山本礼子对教职追放的研究等。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的研究上，如荒敬的《日本占领史研究序说》（1994年）、五百旗头真的《占领期——首相们的新日本》（1997年），以及中村政则等主编的六卷本的《战后日本：占领与战后改革》（1995年）丛书等。这些著作的共同特征是强调日本方面在占领时期的作用，主体意识鲜明。

荒敬的《日本占领史研究序说》以“非军事化与民主化”为中心考察了盟国、占领当局与日本政府、民众之间的关系，得出四个主要结论：（1）战后改革是在军事权力的强制下进行的；（2）占领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转化实际上是美国政府、最高司令部、盟国与日本政府各个集团之间合力作用的结果；（3）“间接统治”方式导致占领当局既要利用日本现行政府机构又要对其进行改革，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占领当局的重大课题；（4）直接军政在对日占领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与以往研究相比，荒敬的研究主要在日本政府与国民的反应方面，特别是有关日本终战联络事务局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与此相同，中村政则等主编的六卷本《战后日本》丛书也是以日本人为主体，从日本对占领政策的反应这一角度出发，结合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官僚政治的改革讲述战后日本人在政治思想与社会意识方面的变化。而五百旗头真的《占领期》一书则主要通过描述战后日本五位首相，特别是吉田茂以外在任时间较短的四位首相在占领期的奋斗史，展现战后“旧日本”的“死亡”与“新日本”的“诞生”，其主体意识溢于言表。

通过以上对日本学术界占领史研究状况的简单梳理，可以从中概括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首先，在史料的编纂（包括各种目录的整理）方面日本学术界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便；其次，占领史研究与战后史研究密不可分，相当部分学者研究占领时期的着眼点在于更好地理解战后日本史，而战后日本史研究的深入也有利于占领史研究的拓展；再次，研究意识从初期的以美国一侧为主体渐渐转变为后来的以日本一侧为主体，这种主体意识的增强实际上是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最后，研究内容以战后日本政治与经济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为主，特别是改革过程中各种旧制度的废除、新制度的导入及其对战后日本社会的影响。

（四）美日学术界有关占领时期文化方面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美日学术界有关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制定、占领时期日本政治经济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占领改革与战后日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占领后期美国对日政策转变与冷战的关系等方面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相比之下，美日学术界有关占领时期文化方面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占领时期日本教育、宗教、大众传媒三个方面。

20世纪80年代，有三部关于占领时期教育问题的专著出版，它们分别是西锐夫（Toshio Nishi）的英文著作《无条件的民主：占领时期日本的教育与政治（1945～1952）》（1982年）、铃木英一的《美国对日占领与教育改革》（1983年）和久保义三的《对日占领政策与战后教育改革》（1984年）。西锐夫是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日本人，对美国占领军所推行的教育改革深有体会。《无条件的民主》一书主要论述了从1945年到1952年美国占领军如何有意运用教育这一工具对日本文化进行改造，试图将日本从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改造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同时结合其亲身体验，作者对占领军这一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了评估，认为一方面美国占领军的教育改革没能改变日本的传统价值观，比如对权威和等级的尊重、个人对集体的忠诚等仍是日本社会的基本准则；另一方面美国占领军的教育改革使得大众教育或平民教育在日本成为现实，从而扩大了日本民众的视野，使其不再盲目服从权威，而是要求统治者对政策进行解释，要求参与政策制定。西锐夫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育改革对日本民众政治意识的影响，相比较而言，铃木英一和久保义三更关注占领时期日本教育本身的变化。在《美国对日占领与教育改革》一书中，铃木英一考察了《教育基本法》的制定过程和《帝国教育敕语》的废弃过程，认为战后日本的教育理念从以《帝国教育敕语》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教育理念转变为以《教育基本法》为代表的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的教育理念。针对铃木英一的这一观点，久保义三在他随后出版的《对日占领政策与战后教育改革》一书中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单纯地从“教育敕语体制”到“教育基本法体制”转换这一分析模式不足以让人完全理解美国的占领教育政策。他结合当时国际环境的变动，对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以及教育改革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认为美国的占领教育政策具有两面性，即公开性的教育政策（日本教育的彻底民主化）和战略性的教育政策（教育改革服务于总体战略目标）并存。但对这种两面性存在的原因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书中并没有论及。

美日学术界有关占领时期日本宗教的研究很少，比较权威的只有美国学者威廉·伍达德（William P. Woodard）在1972年出版的《盟国对日占领（1945～1952）与日本宗教》。该书主要论述了盟军总部民间信息教育局宗教与文化财产处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同时多少涉及地方军政机构以及日本文部省在宗教领域的政策与活动。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占领军在宗教领域的成就是成功地使宗教自由、政教分离等原则扎根于日本社会，但在影响日本宗教领袖的宗教观念方面则是失败的，因而占领结束后这些宗教领袖一直图谋改变日本宗教现状。占领时期，伍达德在盟军总部民间信息教育局宗教与文化财产处特别项目调查科任科长，负责宗教事务的调查与分析，占领结束后作为国际宗教研究学会会长继续留在日本，采访过许多参与占领时期日本宗教事务的美国人和日本人，因而他这本研究著作一直是研究占领时期日本宗教的重要参考书。除此之外，日本学者井门富二夫主编的《占领与日本宗教》收集了部分日本学者有关占领时期日本宗教的研究论文，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早对占领时期日本媒体进行研究的是约翰·威尔逊·加迪斯（John Wilson Gaddis）。1947年以前，加迪斯在盟军总部民间信息教育局政策与项目科任科长，卸任后于1950年出版了《美国占领下日本的公共信息：有关公共表达机构民主化努力的研究》。该书主要介绍了盟军总部的信息自由政策，盟军总部利用日本公共信息媒体开展的各种信息项目，以及日本民众对新生活方式的反应。由于作者亲身参与过占领，该书实际上成为后来学者研究占领时期日本媒体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1952年，美国学者威廉·库格林（William J. Coughlin）出版了《被占领的新闻界：日本新闻业的麦克阿瑟时代》。书中，库格林介绍了占领时期盟军总部对日本新闻行业的审查与控制、新闻自由原则的确立，以及对新闻机构内部军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清洗等重大事件，还提到了当时在日本的外国通讯社和通讯记者。囿于材料限制，该书只是对占领时期日本新闻媒体作了简单介绍。

20世纪80年代，盟军总部档案文件的大量解密有力地推动了美日学术界有关占领时期日本文化与艺术的研究。在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下，美日学者于1984年10月18～19日齐聚美国奥多明尼昂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召开专题研讨会。会议提交的论文讨论了占领对日本新闻、广播、电影、文学和艺术的影响，丰富了学术界有关占领时期文化方面的研究。

90年代，日本学者有关占领时期日本新闻媒体的研究进一步深化，1996年先后有两部专著出版。山本武利教授的《占领期媒体分析》一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详细描述了占领时期日本新闻、出版、广播等行业的内部动态；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盟军总部对日本新闻出版的审查与没收，以及占领后期对左翼媒体的压制。与山本武利教授过于关注日本媒体本身不同，有山辉雄教授更注重占领政策对日本媒体的影响。在《占领期媒体史研究：自由与统制·1945年》一书中，有山辉雄教授讨论了占领初期盟军总部对日本媒体的审查与指导及其对日本各大报纸的影响，指出盟军总部的媒体政策存在两面性：“一方面为了实现战后民主主义的目标，试图在日本确立表达自由的原则；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占领秩序，保证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占领政策的顺利实施，又要对日本媒体进行统制。”同其他日本学者一样，有山辉雄教授关注重点仍是盟军总部的统制政策，全书只有一章用来介绍民间信息教育局对日本媒体的指导，对盟军总部媒体政策自由一面的论述明显不够充分。另外，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平野共余子的专著《天皇与接吻：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电影审查》也反映出日本学者对盟军总部审查政策的关注。

进入21世纪，美日学术界有关占领时期日本文化方面有分量的研究专著有三本。其中，日本学者谷川建司于2002年出版的《美国电影与占领政策》一书是对占领时期日本电影的专题研究。在该书的序言部分，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启发性的问题，例如战后日本是否真正新生为一个民主主义国家？如何定义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日本战后民主主义与美国民主主义之间关系如何？带着这些问题，作者试图通过对占领时期美国对日电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研究，说明美国政府如何积极利用电影这一视觉媒体作为对日本人进行再教育的一个环节，为战后日本提供美国式的发展模式，并对占领期美国对日电影政策的正负面影响进行评价。由于作者本身是电影记者出身，再加上受日本学术界研究专门化倾向的影响，该书给人感觉更像是一本电影专业书，而且各个章节间彼此孤立，缺乏历史感，对于序言中提出的问题没有进一步的分析，没有实现作者的初衷。

另外两本是有关战后美国对日文化政策的一般研究，均为英文论著。佐伯千鹤于2007年出版的《冷战时期美国在日本的文化宣传：民主促进（1948～1960）》（Chizuru Saeki, U. S. Cultural Propaganda in Cold War Japan: Promoting Democracy, 1948-1960, Edwin Mellen Press,2007）是在其博士论文《推销民主：美国对日文化政策（1945～1960）》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书主要论述的时间段为1950～1960年，而且在内容上是以这一时期的文化事件为主，比如林肯生日庆祝会、佩里访日百周年纪念、美日关系百周年纪念等，其目的在于揭示美国对日文化宣传活动的战略目的，或者说美国对日文化政策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的动机，即确保日本成为美国的冷战盟友。与佐伯千鹤一样，松田武教授也是从冷战的视角出发分析战后美国对日文化政策，他的专著《软实力及其危险：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文化政策与日本的永久性从属地位》也于2007年在美国出版。书中，松田武教授采用“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占领改革看作美国的“文化攻势”（Cultural Offensive），重点讨论“逆流”之后美国如何通过资助日本的美国学研究来加强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从而导致日本对美国的永久性从属地位。该书最大贡献是揭示了战后初期美日文化关系制度化的过程，丰富了学术界有关战后美日文化关系的研究。

总的说来，美日学术界（主要是日本学者或是日裔美国学者）有关占领时期日本文化方面的研究有如下特点：第一，研究成果分散于教育、宗教、新闻、电影、广播等各领域，且研究者多是各领域的专家；第二，由于与盟军总部审查制度相关的资料比较集中，作为被占领一方的日本学者在反思占领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时都将焦点对准盟军总部对日本文化的审查与控制；第三，从整体上研究战后美国对日文化政策的学者都习惯于从冷战出发，重点讨论占领后期美国如何通过文化手段加强美日间的盟友关系。

二 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视角与方法

综合美日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可以看出，美国学术界以宏观研究见长，日本学术界以微观研究取胜，两者相互补充，将占领史研究推向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但美日学术界有关占领史的研究一直关注的是占领时期日本政治民主化与经济民主化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度上的变化，争论的焦点是战后改革的主体问题或是战后日本社会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问题。由于文化改革的成果不具有及时性、可见性，不容易被客观地加以评估，研究起来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美日学术界有关占领时期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不多，还比较分散。

就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文化政策而言，已有的研究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将文化改革与政治、经济改革相隔离，看不到文化改革在日本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二是已有研究多集中讨论教育、宗教、电影、新闻、广播中的某一方面，缺乏对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文化改革的整体研究；三是已有研究专门化倾向严重，过于关注各文化领域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忽视了文化改革对战后日本普通民众思想意识转变所产生的影响。作为占领时期美国对日占领的基本目标之一，民主化虽然主要是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变革过程，但却离不开文化的支持。为了从根本上确保占领目标的实现，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不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还深入日本民众的思想意识层面，积极对日本人进行“再定位”（reorientation）与“再教育”（reeducation）。

鉴于此，本书将从整体上考察占领时期盟军总部对日本的文化改革，考察的重点不再是民间信息教育局指导下战后日本各种具体文教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而是民间信息教育局采用什么样的手段、通过什么样的活动对日本人的思想观念进行重新定位，以及民间信息教育局的文化改革对日本人的心理、情感和观念的影响。笔者尝试借鉴政治学中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概念和理论，将民间信息教育局的活动置于战后日本政治文化变迁的过程中考察，把民间信息教育局的改革活动视为输出美国民主的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的过程，分析民间信息教育局的活动从哪些方面促进了日本公民文化的培育，并以此说明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文化政策在战后日本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

政治文化研究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其兴起受到了行为主义学派和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与以往政治学研究以政治思想体系、国家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为研究重点不同，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更加关注政治行为和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动因，注重研究政治结构、制度与权力运行背后的深层文化结构、意识形态要素和心理因素。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于1956年在《比较政治系统》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在这篇文章里，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定义为由认知、情感和评价三要素构成的“政治行为导向”（orientation to political action），认为政治文化不同于一般文化，可以超越不同的政治系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继阿尔蒙德之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政治文化进行了定义，基本上都认为政治文化具有赋予政治过程以意义和秩序、规范个人政治行为、维护和延续政治体系的作用。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阿尔蒙德和他的学生西德尼·维巴（Sydney Verba）对五个民主国家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于1963年正式出版了《公民文化》一书，提出公民文化最有利于民主政治体制稳定的理论。

在《公民文化》中，阿尔蒙德和维巴把政治文化模式分为村落地域型、臣民依附型和积极参与型三种典型类型。村落地域型政治文化（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的标志是人们对自己属地的认同感强于对国家的认同感，缺乏公民权意识，在认知上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参与政治；臣民依附型政治文化（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的特征则表现为公民认为自己对政府产生影响的能力很有限，易于服从并对政治参与比较消极；积极参与型政治文化（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是指公民对政治有密切的关注并有广泛的参与意愿和认知。在阿尔蒙德看来，公民文化是一种忠诚的参与者文化，一种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相互协调的参与者文化。在公民文化中参与者的政治取向与臣民和村民的政治取向结合在一起，导致了一种平衡的政治文化，因而最有利于民主政治体制的稳定。

借用阿尔蒙德有关政治文化模式的定义和公民文化的理论，占领时期可以被看作日本政治文化由“村民—臣民文化”到“臣民—参与者文化”的转变时期或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公民文化的培育时期。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政治文化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村民—臣民文化”的特征，即“人口的大部分已经抛弃分散的部落、村庄或封建权威的排外要求，发展到忠诚于具有专业化中央政府结构的、较复杂的政治系统的程度”, 并出现了参与者的文化要素，其具体表现就是自由民权运动和大正民主运动。虽然自由民权运动和大正民主运动都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日本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但却无法突破近代天皇制的框架，大正民主运动后形成的政党政治很快就被军部专制势力所推翻。占领开始以后，盟军总部在清除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影响的同时开始对日本政治进行民主化改造，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修改宪法。根据新修订的宪法，天皇成为日本的象征，国家主权属于国民，日本民众由“臣民”转变为“公民”，日本先后确立了议会内阁制、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地方自治制度等民主政治制度。但是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与之相协调的政治文化，民主政治制度要适应日本的社会环境，就需要在日本培育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公民文化。

“公民”不仅是一个法律、政治的概念，还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公民身份和公民资格作为一种特权出现，到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公民成为各国宪法普遍使用的概念，再到现代公民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公民概念的不断深化与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紧密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文化就是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是与民主制度相契合的公民政治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取向，是民主制度有效运作的强力支撑。日本历史上虽有“公民”一词，但其含义与现代的“公民”概念截然不同，更没有公民文化传统。在古代日本，“公民”指的是受律令制天皇（国家）直接支配、不为其他人私人占有的、登记在户籍上的良民，是封建等级制的重要内容。在近代天皇制下，日本国民仍是君主统治下的臣民，人们的政治心理表现出很大的封闭性、保守性、趋同性和依附性。因此，要在战后日本培育公民文化并不是件易事，首先需要进行一场全面的文化改革。

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文化政策的根本目标是将日本从一个封建主义的、军国主义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和平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盟军总部民间信息教育局试图对日本的新闻出版、无线电广播、电影、教育和宗教等各文化领域进行全面的改革，这些改革从不同方面促进了日本公民文化的培育。本书在详细介绍民间信息教育局在各领域采取的主要措施和活动的基础上，着重从以下三方面考察这些措施和活动与日本公民文化培育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在人格领域，考察民间信息教育局的活动与日本民众独立人格养成之间的关系。人格独立是公民文化产生、发展的前提，以独立人格取代权威人格是从臣民转变为公民的重要表现。主体意识缺乏、盲目服从权威是导致日本走上侵略战争道路的重要心理因素。针对这一问题，美国占领当局将人文主义价值观引入日本，民间信息教育局也把发展日本人的个性，培养独立健全的人格作为其文化改革活动的目标。

其次是考察民间信息教育局的活动对日本人人权意识的培育。根据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对公民身份的解读，公民是自然人，享有各种天赋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平等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国家负有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免受侵害的职责。但在臣民社会，君主拥有统治国家和臣民的所有权力，民众只有忠君报国的义务观念，而无任何自我权利意识。战后日本从君主专制国家变为君主立宪制国家，新宪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将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和信教自由以及受教育的权利等确定为日本国民的基本人权。面对这些新获得的权利，日本民众需要一个适应和掌握的过程。促进日本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教会他们正确行使和捍卫这些新获得的权利也就成为民间信息教育局文化改革活动的重要任务。

最后是考察民间信息教育局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日本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对政治的普遍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也是政治系统良性运作的必要条件。公民通过实际的政治参与，不仅可以增强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还可以提高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在政治参与问题上，公民与臣民不同，公民是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具有较强的政治效能感。战后日本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凡是日本的国民都自动获得了政治参与的机会和权利，但其参与政治的知识、能力、态度和情感却要通过后天习得。民间信息教育局所采取的部分措施与活动的目的就是发展日本民众的政治参与意愿、提高日本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增强日本民众的政治参与责任，并最终在日本培育一种忠诚的参与者文化。

三 各章内容介绍

本书共分为五章：前两章通过对占领政策制定过程的追述，说明为什么要对日本进行改革和哪些方面需要改革的问题；后三章通过对文化改革实施情况的详细考察，说明盟军总部民间信息教育局的文化活动从哪些方面改变了日本民众的思想观念，促进了战后日本公民文化的培育。

第一章主要考察了战时美国对日本的研究状况与战后美国对日构想的确立过程。在当时美国社会普遍对日本缺乏认知的情况下，美国人类学家有关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概括出了日本人的性格特征、行为习惯和文化模式；日本研究专家通过对日本社会的全面考察，发现了日本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基本缺陷。根据这些研究成果，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以改革为主题的战后对日构想。第二章阐述了占领政策的最终确立过程，介绍了占领管理体制的初步形成及其运作方式，重点考察了以改变日本人的思想观念为目标的文化上的再定位政策及其执行机构——民间信息教育局的职责与工作模式。第三章主要讨论了民间信息教育局在新闻出版、无线电广播、电影三个领域采取的改革措施与活动，分析这些措施与活动在帮助战后日本社会实现公共信息与表达自由方面所起的作用。第四章主要考察了民间信息教育局的教育政策及其指导下的民主主义教育改革，分析教育改革对于战后日本培养民主社会合格公民的重要意义。第五章主要考察了民间信息教育局的宗教政策及其指导下的宗教改革，分析宗教改革对战后日本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确立的促进作用。

结语部分首先概括了占领时期民间信息教育局在改革日本文化，重新塑造日本人的思想观念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接着讨论了这些成就取得的原因，重点介绍被占领一方对民主主义政治理念、价值观的理解和对“文化革命”的期待；最后综合分析了美国对日文化改革与战后日本公民文化培育之间的关系，评估其在战后日本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与局限性。

四 文献说明

本书主要依据的史料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史料是《对日占领的非军事活动史（1945～1951）》（History of the Non-Military Activities of the Occupation of Japan,1945-1951），其英文版和日文版在日本国会图书馆都有收藏。该史料由盟军总部（GHQ/SCAP）统计资料局（Statistics and Reports Section）与远东军总司令部（GHQ/FEC）G -2参谋部历史局（Historical Section）负责编纂，到1951年年中才大体完成。1978年日本国会图书馆从美国国家档案馆购得该史料的缩微胶卷，并在1990年由日本图书中心印刷成册，在1996～2000年日本学者将其翻译成日文出版。该史料共55卷，与本课题相关的是第1卷《概论》、第2卷《占领管理体制》、第17卷《新闻自由》、第18卷《无线电广播》、第19卷《电影与戏剧》、第20卷《教育》、第21卷《宗教》。

第二部分史料是日本国会图书馆从美国国家档案馆购得的盟军总部民间信息教育局的档案文件（GHQ/SCAP Records, 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该部分资料内容庞杂，本书也只是利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另外，在追述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制定过程时，本书主要利用的是五百旗头真教授编辑整理的美国国务院的档案文件，这部分资料的缩微胶卷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和东京大学图书馆都有收藏。

第三部分史料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图书馆的“戈登·普兰格资料集”（Gordon W. Prange Collection）。戈登·普兰格是马里兰大学的一名历史学教授，1942～1951年在美国海军服役。占领时期作为麦克阿瑟的首席历史顾问，普兰格收集了大量日文资料和采访记录，占领结束后全部带回美国捐献给了马里兰大学。“戈登·普兰格资料集”收有大量经盟军总部审查的日文报刊校样和最终版，是研究盟军总部审查制度的最好资料。本书主要利用的是该资料集收藏的日文杂志，这部分资料均已被制成了缩微胶卷。为了进一步方便研究者，日本早稻田大学二十世纪媒体研究所还对这些杂志的目录进行了整理汇编，于2006年春编辑成了“占领期杂志目录数据库”。另外，日文资料方面，本书还充分利用了日本新闻社、报社、广播协会和电影公司的“社史”，以及这一时期的日文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