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污染的“内殖民”与“农村化”趋势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乡镇工业的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重化工业进入中后期阶段，中国环境污染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2006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指出，我国目前正面临“三个高峰”：一是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时期，未来15年将持续存在；二是突发性环境事件的高发期；三是群体性环境事件的迅速上升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我国目前有1/4的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受到污染的空气，70%死亡的癌症患者与污染相关。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将引发社会强烈不满。据统计，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目前，我国已提前进入了环境事故高发期，自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以来，全国平均每两日就发生一起水污染事故。”

伴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污染问题日益呈现两大发展趋势，一是污染的“内殖民”。随着沿海地区环保产业政策的收紧，环境污染正在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据媒体报道，浙江长兴县2004年开始大规模整治铅酸蓄电池企业，总共关停125家污染严重的铅酸蓄电池企业，并规定不再新批同类型企业。长兴县的整治被中西部一些省份的地方政府看作招商引资的良机，于是，江西、湖北、安徽等省的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纷纷前来长兴洽谈。与长兴接壤的安徽广德县一度成为长兴落后电池企业的接受地。落后的工艺很快引发了环境危机，一直到2008年广德县领导要求全面关停，污染接力才告一段落。21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污染事故的发生地点也可以反映出这种“污染接力”的状况。2010年8月，《南方周末》借报道松花江再陷化工梦魇、福建上杭县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以及南京栖霞区化工管道爆炸事件之机，列出了近十年来中国发生的20多起重大污染事件，其中包括：

2002年南盘江水污染事件（云南）；

2004年沱江“3·20”特大水污染事故（四川）；

2004年龙川江楚雄段水污染事件（云南）；

2004年农江水污染事件（湖南）；

2005年重庆綦河水污染（重庆）；

2005年沱江磷污染（四川）；

2006年白洋淀死鱼事件（河北）；

2006年忙牛河水污染事件（吉林）；

2006年湖南岳阳砷污染事件（湖南）；

2006年甘肃徽县血铅超标事件（甘肃）；

2006年湖南岳阳砷超标事件（湖南）；

2006年贵州遵义钛厂氯气泄漏事故（贵州）；

2007年太湖水污染事件（江苏）；

2007年巢湖、滇池蓝藻暴发（安徽、云南）；

2007年江苏沭阳水污染（江苏）；

2008年贵州独山县重大水污染事件（贵州）；

2009年中石油渭河污染（陕西）；

2009年江苏盐城特大水污染事件（江苏）；

2009年吉林化纤集团千人中毒（吉林）；

2009年武冈千人铅超标（湖南）；

2009年湖南浏阳镉污染（湖南）；

2010年广东普宁化工发生液体泄漏（广东）；

2010年湖北荆州化工有毒物质泄漏（湖北）；

2010年兰州石化液化气爆炸（甘肃）；

2010年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故（辽宁）。

在这20多起重大污染事件中，大部分发生在中西部。同东部相比，中西部生态环境更加脆弱，稍加扰动即可能产生剧烈影响，加上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较弱，治理技术又不占优势，因此具有更高的环境风险。

第二个趋势是污染的农村化。由于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城市污染所波及的人群范围较广，因此容易招致社会舆论的指责。城市政府基于各种需要（包括发展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与“卫生城市”、申办各种形式的国际会议等）而对城市污染加大治理力度，一些城市的污染状况逐步好转。与此相对，居住分散、环境阻力较小的乡村越来越成为很多污染企业的理想栖身之处。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这块巨大“磁铁”的强大磁力——洁净的空气、清澈的水源和优美的环境在很多地区消失殆尽。根据统计，中国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水，其中60%的超标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山西省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显示，截至2005年11月，该省共有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1092.13万人，占总人口的37.2%。其中饮用氟含量超标的有346.76万人，饮用砷含量超标的有7.01万人，饮用苦咸水的有95.83万人，三者总计达到近450万。

二 “生存权的危机”：环境污染给农民带来的伤害

张玉林曾对2003年之前的中国农业和农村环境污染状况做过总体描述，对农村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做过估算，对被污染环境下农民的生存状况做过许多案例。笔者通过如下几个事实对张玉林的描述做一些补充。

第一，全国各地不断涌现的“癌症村”。

2004年，新华社记者偶正涛等人在“暗访淮河”过程中，先后走过河南沈丘、安徽阜阳、安徽宿州等地的10多个“癌症村”，留下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现状描述，现摘录一些如下：

 

在河南沈丘县北郊乡东孙楼村，村民王子清一边抹着泪水，一边告诉记者，自己的哥哥、弟弟、婶婶和叔叔都死于食道癌。“我们这个100多人的大家族，有30人左右是死于消化系统癌症。得食道癌的最多，不用医生检查就知道，因为大家看这病看惯了，一看症状就晓得怎么回事。”在北郊乡马塘村，记者在村民刘永军家的院子里看到一口棺材，它是为57岁的刘永军准备的。记者采访时，刘永军已经穿好白色的寿衣，瘦得只剩骨头。他唯一能做的便是等待死亡。

在沈丘县周营乡孟寨村，村支书孟村田介绍说，近10年来，村民患食道癌、胃癌、肠癌、肝癌、肺癌死亡98人，有的人家因消化道癌症死绝；村民患心脑血管疾病的300多人，村民常年拉肚子的占80%以上。在周营乡黄孟营村，村支书王林生告诉记者，他们这个有2400多人的村子，14年来已有114名村民因患癌症去世，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岁。由于死人太多，以至于“乡里的寿衣店都产业化了”。

在安徽阜阳市岳湖村，村长范泓然告诉记者：“这些年来，队里得癌症的人特别多，年龄也越来越小，20～50岁的居多。”

10多个癌症村的共同特点是：破败而萧条。这里的家庭一旦有人患了癌症，要么四处举债，让患者多活几天；要么拒绝治疗，等待死亡；要么选择自杀早点结束生命。有很多个案见其容、闻其声者不由得潸然泪下。孟寨村的孟宪鑫患胃炎至直肠癌近20年，家里一贫如洗，他告诉记者：“我对不住两个孩子，家里还是过年的时候吃了顿肉。孩子晚上做梦老是嚷着要吃肉，可我哪有钱买肉给他们吃？”黄孟营村的孔贺芹因患直肠癌欠了一大堆债务：“今年收到粮食还没来得及晒干就卖掉了，一点口粮都没留。”“我早就想死了，死了干净，免得拖累家人。但又舍不得两个孩子，但不死的话哪还有钱看病！就是现在欠下的债一辈子也还不上啊。”……

 

除了淮河流域之外，全国其他地区同样存在严重程度不等的癌症村，其中，经媒体报道的有：新疆呼图壁县乱山子村、陕西华县龙岭村、湖北襄樊市翟湾村、河南浚县北老观嘴村、天津市北辰区西堤头镇刘快庄村和西堤头村、山东肥城肖家店村、江苏盐城阜宁洋桥村、江苏无锡广益镇广丰村、浙江钱塘江南岸萧山钨里村、广东翁源上坝村等。2005年，广东上坝的横石水入选央视《经济半小时》的《寻访中国污染最严重的5条河流》节目。

第二，2009年5月，中央电视台《经济与法》栏目记者在福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环境采访。这些采访证明，即使在东部较发达省份，环境问题依然非常严重。我们可以选择几篇报道了解一下这些地区的污染现状及其危害。

江苏省江阴镇：早年富饶美丽的江阴镇兴化湾因为附近工业集中区企业的排污，现在已经变成死海，跳跳鱼、章鱼等鱼类几乎全部死光，万亩海滩肮脏不堪。江阴镇村民天天忍受发黑的污水在明沟里肆意流淌，一股股恶臭随风四处飘散。江阴镇工业集中区始建于2001年，2002年之后，福抗药业等一批化工、制药等企业先后落户于此，致使周边环境迅速恶化，江阴镇的南曹村、西林村、张厝村等村庄的村民陷入污染的痛苦深渊，并由此导致村民与工业园区的多次冲突。

江苏镇江市：记者来到长江边的幸竹村、祝赵村时发现，村子被大大小小的化工厂包围。从2001年开始，随着各种化工企业的陆续引进，这里逐渐变成镇江新区国际化学工业园区，村民的生活由此彻底改变：水稻枯瘪、蔬菜泛黄、玉米只开花不结果、水果“夭折”、得癌症死去的村民逐渐增多。镇江市下辖的丹阳市，区域内原本河道纵横、水网密布，一派江南水乡景色。由于各个河道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市民饮用水源受到威胁，丹阳市不得不将饮用水取水口由市内的九曲河改为25公里之外的长江。1996年，长江取水工程开始建设，整个工程历时近两年，总耗资7800万元。1997年，80万丹阳市民终于喝上了让人放心的长江水，但这种安宁仅仅维持了几年。2001年开始逐渐出现的国际化学工业园的污染再一次威胁到取水口的安全。2007年，丹阳市被迫投资近两亿元将取水口向江心延伸1700米，但如果上游城市有污染物排入长江，这里同样不太安全。

江苏扬州市：在丹阳取水口上游30公里的江北地区隶属扬州市下辖的仪征市。2003～2004年，原先在扬州市区的优士、瑞祥两家化工企业进入仪征经济开发区。2004年底，扬州市政府下发名为《关于加强扬州化学工业园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将扬州化工园区移址仪征经济开发区。由于当时仪征经济开发区没有配套排污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因此，政府的这一选址和规划显得有点不伦不类，同时颠倒了工业项目必须先做环评而后才能报批建设的正常程序。随着化工园区日渐形成规模，周边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市民纷纷反映“平常熏得人难受”“靠化工厂周边很多人得病”“房子卖不掉”等等。出于对子孙后代生存环境的担忧，在开发区任纪工委书记和党工委副书记的侯宜中从2004年起不断举报两家污染企业；2004年底任仪征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后又多次对两家企业进行查处，并数次向扬州政府和省政府反映情况，请求解决。由于企业有政府撑腰，侯宜中的努力换回的结果是“四年告不倒两家化工企业”。

江苏江阴市：2009年5月中旬，位于长江边的江阴市璜土镇一家化工厂发生毒气泄漏，导致附近学校至少100多名学生中毒，而只有3万多人口的璜土镇里竟有大大小小化工企业二三十家，并且大多建在镇中心。村民反映，这些化工企业一般都是在晚上放毒气，让人闻着难受、头昏。由于化工企业建厂没有规划，因此他们一直遭受化工企业的困扰。

第三，近年来频繁爆发的血铅事件。

浙江长兴县开了此类事件之先河。2004年，有“蓄电池之乡”之称的长兴县发生了“500儿童血铅中毒”事件。由于坐落在该县林城镇的天力蓄电池公司违规排污，导致周围大云寺村、上狮村、太傅村、东港村等村庄数百名儿童血铅含量超标。

继浙江之后，经媒体曝光并产生重大社会反响的首推2006年甘肃徽县水阳乡的铅中毒事件，涉及污染企业周边新寺、牟坝两个村7个组共2000人左右，有368位村民血铅含量超标，其中14岁以下儿童149名。主要污染源是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烧结锅工艺生产铅产品的徽县有色金属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2008～2011年，全国各地血铅事件层出不穷、此起彼伏。如前所述，2008年下半年，苏北P市发生严重的铅中毒事件，涉及周边3个村民小组共约800人。根据环保部的统计，2009年，环保部接报12起重金属污染事件，致使4035人血铅超标，182人镉超标，引发了32起群体性事件。经媒体报道的主要铅中毒事件包括：

陕西凤翔事件：2009年7月，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马道口村的许多儿童在一次微量元素检查中均发现血铅含量严重超标。造成污染的是距离村庄仅300米之遥的宝鸡东岭集团凤翔锌冶炼公司。8月7日和10日，陕西省卫生厅指派西安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先后两次对两村14岁以下的731名儿童进行血样采集，11日，血铅普查工作延伸到距离企业稍远的高咀头村，共采集血样285份。根据凤翔县政府13日晚公布的数字，在距离企业较近的两个村庄中，有615名儿童血铅超标，其中高铅血症305人，轻、中、重度铅中毒分别为144人、163人和3人；高咀头村的血铅检测结果是：228人高铅血症，8人中度铅中毒。长青镇3个村1016名儿童中，血铅超标者共计851名。

湖南武冈事件：继凤翔爆出数百名儿童血铅超标之后，武冈市也查出一起因企业污染造成儿童血铅超标的事件。当地近2000名14岁以下的儿童当中有1354人血铅疑似超标，其中17人中度铅中毒。造成污染的企业位于文坪镇，是一家没有办理过任何环评手续的精炼锰矿厂。

河南济源事件：济源是我国重要的铅生产冶炼基地。吸取凤翔前车之鉴，济源市政府于2009年10月中旬对可能存在铅超标问题的3个重点镇的10个重点村进行排查，结果发现，3000多名14岁以下儿童中有1008名血铅超标，需要立即进行驱铅治疗。与此同时，政府责令32家小型涉铅企业停业整顿。

福建上杭事件：2009年8月，上杭县蛟洋乡卫生院的护士邱海燕带着健康异常的幼子来到福州市儿童医院检查，发现孩子血铅含量超标。消息传播之后，邱海燕所在的蛟洋村以及相邻的崇头村村民纷纷带着孩子外出检查，多名儿童被查出血铅超标，一时群情哗然。9月中旬，政府组织专家赶赴蛟洋乡抽检249名14岁以下儿童，公布的数字显示，有108人血铅含量超标，1人轻度铅中毒。造成污染的华强电池厂是2005年在上杭县实施“项目带动发展”规划中被引进蛟洋工业区的，主要生产铅酸蓄电池及铅钙极板，2006年10月竣工投产，年产值3亿元，年上交县财政4500万元。在这样的经济诱惑下，重量级的污染企业经历了最低级的环评程序。

2010年1月初，有“麋鹿之乡”之称的江苏盐城大丰市竟也发生大规模儿童铅中毒事件。大丰市经济开发区河口村共有16岁以下常住儿童132人，其中110人接受了血液检查。根据市政府对外公布的数字，有51名儿童被查出血铅含量超标，污染源是附近的盛翔电源有限公司。此后，各地相继曝光的血铅事件主要发生在以下地区。

江西上饶市弋阳县栗桥村：位于弋阳县城南的志敏工业园区自2003年正式筹建之后，近在咫尺的栗桥村村民的健康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2007年开始，栗桥村就卷入了一场“儿童铅超标”风波。村委会提供的资料显示，栗桥村多个自然村共200多名儿童存在铅超标现象，其中中度铅中毒者有60多名，重度中毒者有7名。2009年下半年，弋阳县政府组织人员对工业园区周围土壤、水源进行调查，并做出搬迁工业园区的决定，但政府坚持声称暂不能确定铅污染与工业园区企业有关；搬迁是城市规划的一部分，与铅污染没有任何关系。

四川内江市隆昌县周家寺村等：根据隆昌县政府3月中旬公布的数字，在可能受铅锭生产企业影响的4个村12个社1756人中，1599人接受了体检，已出报告854份，其中血铅含量异常94人，有7名儿童在成都接受住院治疗，81名儿童在家实行营养干预，6名成人在家观察。

湖南郴州市嘉禾县金鸡岭村等：根据嘉禾县政府提供的数字，2010年2月，广发乡金鸡岭村和附近的尧凤村、白觉村参加体检的397名14岁以下儿童中，有250人血铅超标，属于轻度铅中毒的有4人。引发中毒事件的炼铅企业腾达公司建厂于2007年，最初名叫鸿发有色金属回收公司，在被市县两级环保局几度叫停中更名并维持生产状态。

江苏新沂市高流镇高二村：《现代快报》2010年7月4日报道，自6月份以来，高二村王庄组陆续有儿童出现啼哭、厌食、呕吐、吵闹、拉肚子等症状。一家前来推销药品的企业提供的免费检测使村民们首次意识到，孩子异常的健康状况可能是血铅含量超标所致。接下来，许多村民纷纷托关系到外地大医院检查，结果显示，部分孩子血铅含量超标。村民们怀疑，距离他们的住宅区仅150米的新沂市耐尔蓄电池有限公司是事件的罪魁祸首。

云南鹤庆县北衙村：2010年7月，北衙村多名儿童血铅严重超标。政府派专人进村做血铅检查，有36个孩子因铅中毒而住院治疗。这些孩子中，血铅含量最少的每升200多微克，最多的每升751微克。记者在实地调查发现，北衙村周围被各种铅厂和铁厂包围。村民认为，污染就是这些工厂造成的。

山东泰安市宁阳县罡城镇吴家林村：2010年下半年以来，吴家林村村民陆续被查出血铅含量超标。8月13日，村委会邀请山东省职业病防治医院对村中145位留守老人、儿童进行查体，结果血铅超标者有121人。超威电源是该村周边唯一一家铅作业单位。据村民反映，自超威电源建厂后，村里人发现每天下午到夜里，企业的烟囱就会冒出大量浓烟，味道刺鼻。受超威电源铅污染影响的还有江苏滨海县阜中村。

2010年底，安徽怀宁县高河镇新山社区爆出“血铅超标事件”。根据记者调查，12月24日，新山社区有3名儿童在安徽省儿童医院被检测出血铅超标。事故主要责任者是位于社区附近的一家没有通过环保验收却能违规“试生产”的电池生产企业——博瑞电源有限公司。此后，怀宁县委、县政府先后组织企业附近的206名儿童赴省立儿童医院进行血铅检查。截至2011年1月5日，有28名儿童被检查出血铅水平超过每升250微克，属于中度铅中毒，他们中的24名陆续住进省立儿童医院观察治疗，还有更多的孩子属于血铅含量超标或轻度铅中毒。2010年的铅中毒阴影尚未消失，2011年，湖北崇阳、浙江德清县新市镇孟溪村、广东河源市紫金县临江镇井水村等地再度爆出血铅中毒事件。

严重的污染破坏了农民原本恬静的生存家园，极大地摧残着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经济基础。有毒废物污染曾被美国学者比喻为“当代瘟疫”（modern equivalent of plague）。上述事实表明，污染瘟疫正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即使是东部相对发达的地区，很多村庄的居民依然面临污染的威胁。美国学者布朗和麦可森（P. Brown and E. J. Mikkelsen）在研究马萨诸塞州伍本（Woburn）镇的污染事件时曾向当地民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搬到其他地方去呢？”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哪里安全呢？”偌大的美国，怎么会“无安全之地”？原先我有这样的困惑，后来想想，中国不也一样吗？我们现在能确定每天所吃的大米、蔬菜在生长过程中没有被含有工业废水的水源灌溉过吗？我们能确定自己每时每刻所呼吸的空气中不含有工业粉尘，所饮用的水源不含重金属或化学成分吗？布朗和麦可森说得很对，“无安全之地”的概念不仅指污染受害家庭搬迁的机会受到限制，而且暗指有害物质在人体内的存留，以及使人类和野生动植物均深受其害的整个环境危机。

三 “庄稼人的呐喊”：环境污染诱发了农民的环境抗争

农民环境抗争的事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出现。比如，1973年，河北省沙河县褡裢乡赵泗水村发生了村民抗议该县磷肥厂废气废水污染村庄农作物并危害村民身体的事件。村民曾多次到厂、乡和县反映污染受害情况，但均被驳回。于是，村民聚集到村管委会门口，强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该厂继续污染环境。村干部于是派人去电站关闭了磷肥厂的电闸，以示抗议。县委接到磷肥厂报告后，责成该村向磷肥厂供电并把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破坏事件”。村委两人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游街示众，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和7年。村民为此连续6年不断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诉，直到1979年才在当时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干预下为两人平反，分别补助了100元、300元生活费。这个事件反映出了农民环境抗争的勇气和恒心。由于这个时期的环境问题被意识形态遮蔽，决策者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社会问题的社会，包括环境污染在内的社会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畸形发展的结果，受到意识形态部门严格控制的媒体不可能让此类问题见诸报端，由此成为遮蔽相关议题的制度性力量；此外，也由于大规模工业化实施的时间还不是很长，环境污染并没有在全国各地普遍开花，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环境抗争并没有引起普遍重视，环境冲突也并非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全力推进工业化，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央政府对于民生和农村地区的重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及其所引发的农村环境冲突不再被遮蔽，也不能被遮蔽。于是，一桩桩激烈程度不等的环境冲突事件不断被媒体披露：200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县白沙镇因为政府招商引资将一家砒霜厂建到村民水源地，引发了当地数百群众与警方的大规模冲突，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2005年三四月间，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发生了因为环境污染导致的政府执法人员与村民之间的大规模冲突，造成30多人受伤；2005年六七月间，浙江省新昌县发生逾万名农民抗议当地一家制药厂污染环境的事件；2005年6～8月，浙江省长兴县农民与污染企业和警方发生大规模冲突事件；广东省汕尾市东洲镇因为发电厂建设征地补偿问题发生严重警民冲突，造成多人伤亡；2006年2月，贵州省铜仁市铜仁振兴铁合金厂因浓烟污染导致与附近村民的冲突，100多名村民聚集在工厂门口要求工厂停工，并决堤放开工厂的生产用水；2006年5月，国家级贫困县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发生污染企业灵丘县银龙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与附近东驼水村村民的冲突；2008年8月，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兴泉镇兴泉村发生村民因环境问题与污染企业300多人的冲突，造成6名村民受伤和13辆汽车受损；2009年，媒体报道了全国多个不同地区因企业环境污染而导致的严重铅中毒事件，铅污染的受害者与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发生多次冲突；2011年5月，因村民反对垃圾焚烧发电厂投入运营，江苏省无锡市黄土塘村爆发了警民冲突……这些环境事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环境污染与冲突已经与“三农”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后者的重要内涵。

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中国民众环境信访和环境上访的激增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环境纠纷与环境冲突的严重性。根据张玉林对全国及江苏、浙江、广东三省环境信访状况所做的统计，1996年，全国环保系统收到的有关环境问题的信件只有6万多封，到1997年增加到10万封，1999年、2002年和2005年，分别骤然增加到20多万、40多万和60多万封，增长速度之快令人咂舌。同样，江苏、浙江、广东三省的环保部门在1999年接收有关环境问题的信件分别为2.2万封、2.6万封和3.5万封，到2005年，这一数字分别激增到5.4万封、6.3万封和7.8万封。环境信访是环境抗争的一种方式或策略，因此可以作为环境抗争事件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缺乏更详细的资料，这些涉及环境纠纷的事件在城乡之间的分布状况无从考察，但张玉林基于两方面的资料推测，由“环境信访”和“群体性环境事件”所代表的环境冲突多数发生在农村。一是对江苏省环保厅1995～2001年受理的5102件信访案件进行的分析和梳理发现，来自农村的信访始终维持在总信访量的65%以上；二是国家环保总局阎世辉的报告披露，2005年上半年，在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农民占所有参与人员的70%以上。

除了通过写信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之外，各地民众还通过走访的方式进行环境维权和涉及环境问题的利益诉求。1995年以来我国环境上访的情况详见表1-1和图1-1。

在具体数字上，不同学者之间可能存在些许差异，如按照童志锋的统计，2000年，环境上访的批次虽然从1999年的38246批次增加到62059批次，激增了将近一倍，但并没有超过其后的年份，更不具备景军图表中所显示的鹤立鸡群特征。不过，从总体趋势来看，二人的统计结果是一致的。从2001年开始，基本每年保持在80000批次上下。